文/寇大庸

5月17日，位于北京北部的阿那亚·金山岭正在举行刘索拉的新书发布会与音乐会。

活动进行到一半，意外下起了大雨。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观众，不得不披着雨衣、撑着伞，在草地上汲汲望着台上的嘉宾。所有人都被雨水打湿，看起来有些狼狈，但也因为这场雨水，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了。

当天发布的新书，是刘索拉最新的文集《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音乐会则由“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挑大梁，邀请了安雨、任宇清、夏佳、许戈辉等音乐人助阵。

不仅窦文涛、洪晃、李敬泽、叶小纲等刘索拉多年的老友到场支持，后来我们才知道，连王朔也为这场活动忙前忙后了许久。

在图书市场不断收缩、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被图像和视频占据的今天，如此隆重的新书发布会已十分罕见。

这些大咖们聚集在一起的理由，正是“刘索拉”这个名字。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太听说刘索拉了。这本书出版之后，身边不少年轻人的反应都是：“刘索拉是谁？”只有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才明白这个名字曾在中国文化界搅动了怎样的风云。

大概是因为，刘索拉总是在转身，在出走，不断离开已经得到的位置和身份。刚被看见，就离开；刚被定义，就拒绝。尽管她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鼻祖，也是国际上广受赞誉的中国音乐家，但她留给人们更多的，是一道不断移动的身影。

许多人称刘索拉是“先锋”，这是在说，她比同时代人走得更远。但换句话说，她与今天的人靠得更近。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着“旷野”“流动”“女性主义”和“反标签”等话题，渴望挣脱规则和身份的束缚，而刘索拉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样的生活态度了。

于是乎，我们今天读她的文字，不仅不觉陈旧和过时，反而会感到亲切和熟悉。那些关于自我、流动、创造与女性经验等命题，她都已经思索过，并且走得深远。

这也是为什么，刘索拉值得被推荐给新生代的读者。而她的质地与深度，也耐得住我们不断地重读与回访。

01 80年代“文化热”走出来的人

1955年，刘索拉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红色家庭。父亲刘景范是红军高级将领刘志丹的胞弟，曾任民政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母亲李建彤则是一位会在革命年代，穿着高跟鞋搭配中山装的特立独行的作家。

她的名字“索拉”，是热爱音乐的母亲取的，姐姐和哥哥分别叫“米拉”和“都都”，都是音阶的谐音。

在度过了一个短暂的与古典音乐、歌剧和京戏打交道的幸福童年后，文革开始了。刘索拉的母亲李建彤因创作小说《刘志丹》被卷入政治斗争，全家遭受巨大冲击。

父母被关进监狱，刘索拉也成了“黑五类”子女，度过了如野草般的少女时代。其间既有不知父母音讯而哭泣的夜晚，也有与伙伴们在公园游荡、唱歌、撒野的时刻。

直到文革结束，父母官复原职，刘索拉才有机会回到校园，重新接受教育。

1977年，刘索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杜鸣心先生。在那里，她与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等日后名噪海外的音乐家成了同窗。

彼时的中国，逐渐走出文革的压抑，人们热烈地谈论诗歌与哲学，渴望自由与爱，饥渴地吸收一切新思想、新知识和新观念，想要弥补失去的十年。

在这样躁动的氛围中，刘索拉和同时代人一起，步入了一个连接着革命浪漫主义和世俗现实主义，求知、启蒙、探索和激辩交织的80年代。

我们今天说，刘索拉是80年代“文化热”的代表性人物，是因为她在日后漫长的艺术探索中，带着深刻的80年代烙印，有意无意地回应着这一时期的核心命题。

生于革命年代，长于改革开放，刘索拉这代人一方面继承了宏大叙事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又在开放中接触到多元的文化与世界。这种共有的人生经历，催生了80年代“文化热”核心的问题意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什么？中国该往何处去？现代化是什么？

伴随着自由和解放，人们也感到了一股巨大的陌生和迷茫。宏大的集体叙事松了绑，“自己”开始凸显了。但困惑随之而来：“自己”是什么？该怎样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人们对此不熟悉也不了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横空出世了。

小说写的是一群音乐学院的年轻人的故事。当时的小说大多还停留在雕琢文墨，舞弄辞藻的阶段，刘索拉用跳跃、碎片化，带着音乐律动的语言节奏，极速地推进整个故事。

李敬泽说：“她的小说只用动词主导，高度行动，向前飞奔而去。”

更震动时人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形象。革命年代的文学，主题大抵与集体、政治和革命叙事有关。涉及到个人的部分，大多不问“我是谁”，而是在讨论“我属于谁”。

而《你别无选择》里的那些年轻人，不为宏大的目的而存在，而只是单纯地生活着、感受着、存在着。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小说还能如此表达个体的生命经验和精神状态。《你别无选择》为文坛贡献了一种全新的主体经验，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派小说”。

《你别无选择》的成功，让刘索拉迅速成为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同年发表的其他几部小说，如《蓝天绿海》也纷纷获奖。

就在全国掀起了“刘索拉旋风”之际，她却说：“成功者的光环对我来说永远太刺眼。”为了“躲开家里的北京和一个社会的北京”，她远渡英伦学习音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这是刘索拉的第一次出走，她离开的不止是地理空间上的北京，还包括一种正在形成的对刘索拉的“命名”。

日后的漫长时间里，她几乎一直在重复这样的动作：离开、寻找，再离开、再寻找，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流动性。

02 音乐，就是“破烂衣服”

从北京离开时，刘索拉带了几大箱的漂亮衣服，都是上等的材料、精致的剪裁。等到了英国之后，她才发现，这些衣服是如此的“不合时宜”，当地的年轻人都只穿着破破烂烂的夹克和牛仔裤，过着一种贴地的生活。

这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此前生活方式的陈旧。于是，她把这些衣服尽数送人，也学着当地人穿起了破烂衣服，开始了自己“破破烂烂”的生活。

在英国的日子，刘索拉感到国内文化和审美的闭塞与落后。“我们八十年代的文化环境其实是太窄了，什么都不知道。虽然当时在国内还被称为在音乐上敢尝试的，但其实连状态都没找到呢。一到西方，一头扎到大海里头，整个就傻了。你发现有那么多好东西，就捞吧。”

来到“大海”的刘索拉，很快便如鱼得水。她喜欢摇滚乐，热烈、奔放，是年轻人玩的音乐。她与pink floyd的代理人合作，为贝塔斯曼音乐集团创作音乐，很快成为英国小有成就的“中国音乐人”了。

然而，她逐渐不能忍受当地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一次访谈中，刘索拉回忆说，自己很爱笑，笑起来“声音还特大”，英国人对她说，“不可以这样，中国女性不是这么笑的”。她不明白，英国人干嘛戴这么多“眼镜”来框住一个中国人“得是什么样儿”。

刘索拉的个性，注定了她不会扮演一个满足西方人期待的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娃娃”。在英国待了一年，她便再度出走，前往更加自由多元的美国。

美国是一个更反叛、更自由的世界，到处都在发生着融合和跨界，爵士乐和电子乐、非洲音乐和摇滚乐、印度音乐和实验音乐......无拘无束的氛围让刘索拉可以肆无忌惮地挥舞、呼吸。那段时间，她时常感到“灵魂被轰炸出了窍“。

她和奥奈特考门、何比·汉考克、庇佑拉斯维尔和约翰纵等音乐人混在一块儿，“每个人都是高手，互相补充养分，发起疯来，一样的水平。”

她迷上了蓝调音乐，那种生命的即兴状态令她着迷。为了找到蓝调的灵魂，她来到“蓝调故乡”孟菲斯，与当地的黑人音乐家同吃同睡了一个月。

这段经历，让她体验到一种与此前人生截然不同的，带着粗粝、危险、甚至令人不适的生活状态。“那里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跟性有关，出门一撞人，说的就是性。”

白天，她和音乐家们一起聊天、排练。到了晚上，一些黑人歌手到她房前敲门，要与她上床，把她吓得半死。她害怕到在枕头底下藏了把小刀，想着一旦有人敢侵犯她，就与对方拼命。

“跟他们的疯相比，咱们的疯就是假的，他们都是骨子里、血里的东西，一举一动，都是在血里留的一种东西，你只有在血液里含有这种东西，你才能唱出来。

一个月下来，她觉得自己“好像换血似的”，也明白了所谓蓝调，就是一种“把衣服和你的整个身体都扒开了让人看”的敞开，有这个，“音乐就出来了”。

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真正的艺术只能诞生于对生命经验最诚实的回应之中，就是“你真的敢把你的生命和灵魂放在音乐里头。”

这场采风的意外收获，是她反而开始懂得中国本土戏曲、音乐的妙处，懂得那些老一辈音乐人把灵魂放在了哪里。

上世纪80、90年代，正是“世界音乐“运动的最高潮。身在国外的刘索拉见证了整个运动的发展。中东、非洲、印度……各式各样的原始音乐被重新挖掘，然而，这么多的声音里，唯独缺少了中国的声音。

这让刘索拉把目光重新对向了她的来时路——中国。但她想做的，不是把“中国元素”拼贴进西方框架，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东方娃娃”，而是要“扒开自己的灵魂”，从经验、语言、身体和文化记忆里，生长出一种新的声音。

1994年，刘索拉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蓝调在东方》，将说书大鼓、京剧念白和梆子唱腔等中国音乐形式，与西方蓝调深沉的情绪表达、爵士乐即兴自由的音乐观念乃至说唱的语言节奏融汇一体，创造出一种难以归类、又极具个人辨识度的声音。

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进入《英美新世界音乐》榜单top10榜单，西方评论界惊呼她是“异常疯狂的入侵者”。

此后的一切，便顺理成章起来。《中国拼贴》《缠》《春雪图》《隐现》等专辑相继推出，她组建的“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也在美国惠特尼美术馆、纽约先锋艺术与实验音乐地标之一“Knitting Factory”等地举办专场演出。这时，她已经是西方世界炙手可热的音乐人了。

时间一晃而过，2009年，刘索拉觉得“差不多了”，在国外该试的都试完了，于是选择再次“出走”。只不过，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故乡中国。此时的刘索拉，已经通过音乐的媒介完成了一场深刻的蜕变。

她通过音乐与周遭世界建立联系，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重新审视国家、身份与文化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印记。又借由音乐不断向内开掘，一层层剥离外在赋予的标签，逐渐逼近那个更真实的自己。

直到她的音乐，也和当初自己刚到英国那样，扔掉了美丽的华服，换上了破破烂烂的夹克。

03 刘索拉：不能命名

回国之后，有人问她，“回归”是种怎样的感觉？她没有给出一个符合期望的民族叙事的回答，而是告诉对方，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回归，“哪怕你觉得老得都要变成婴儿了，你也不会真正再变成婴儿吧。一个球打到墙上就向相反方向跳得更远，哪边是归呢？”

她的人生不是一个绕了一圈回到原点的故事，回归，只是到了探索的新阶段。她说自己只是太爱音乐，“总想把所有关于音乐的事情都闹明白”，到了这个时候，她步入了“更重视中国传统音乐”的阶段。

她把2002年就组建了的“刘索拉与朋友们”中国乐队彻底迁回来，在宋庄置办了一个工作室（她称为盖了座音乐“庙”），排练、创作，开始回过头来认真研究中国传统音乐。

这期间，刘索拉的写作仍然持续着，先后出版了小说《女贞汤》、散文集《你活着，因为你有同类》等作品。业余时间，还搞搞室内设计，去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里客串一把。

也就是这一段时间里，刘索拉的名字再次步入公众视野。人们记起了那个80年代搅弄风云的作家，也重新认识了这个在西方闯荡多年的音乐人。

“先锋”，这个曾经用在她身上的称呼，再次贴在了她的身上。

但她直言不喜欢这个词，它不超前，反而很“陈旧”，“别以为挂一根绳就会让他们觉得特别有哲学意味，这种绳已经挂得太多了。”

更重要的是，“先锋”是一种命名，一切可以被命名、被归类、被迅速理解的东西，都有可能正在远离真实。但真实，才是刘索拉紧盯着不放的东西。

例如，在音乐上，她不喜浪漫主义，因为浪漫主义总讲求点音乐之外的东西，想要“象征”和“代表”些什么。她的音乐品味是结构主义的，注重声响本身的逻辑和发展，而非音符背后的“意义”。

她谈女性，和今天被大词包裹的“女性主义”不同，而往往带着一点调侃，甚至不那么“正确”：

“在床上寂寞使年轻女人忘记自己的魅力，在床上繁忙使年轻女人忽略自己的愚蠢。”

“强调女性的平等，必须面对女性的弱点和有能力自嘲。作为一个女人，我看一块石头都能看出女人味儿来。比如母狮子撒尿，尿在什么地方都是母狮子尿，它还用强调女性意识吗？”

这些直白、带点粗粝的表达，不是为占据某种立场，只是忠实地书写关于身体、欲望的感受，但这恰好是最真实的女性经验。

2019年，刘索拉突然患了重病，在床上一躺就是4年。那是一段沮丧且绝望的日子，“最绝望的时候，我做不了音乐，也做不了文学，我什么都做不了，每天苟延残喘。”

医生给她做检查，说她还是二十几岁年轻人的大脑，极有可能恢复，因为“大脑是指挥身体的”，这才让她稍微积极了一些。

等到身体稍微好些，北京国际音乐节和上海交响乐团向她发出邀约，请她为纪念中国动画百年创作一部作品。她为此犹豫了许久，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胜任作曲的工作。

或许是因为长期躺在床上，她想创作一部让人听了想跳舞的作品。因为虚弱，她每天只有力气工作一小时，今天一点、明天一点，前后花了8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大闹天宫》，大量打击乐与丰富的中国节奏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近乎少年般的生命力。

她自己也很惊讶，在身体那么虚弱的情况下，哪里来的能量，写出如此具有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她说这是“一部庆祝生命的作品。”

《大闹天宫》证明了她还能创作，还能探索。她说，待身体好转，她“要到处走走，看更多风景，吃各地的小吃”，而且，一定要“接着创作”下去。

回看刘索拉的人生轨迹，她总在不断拆除那些已经形成的关于自己的“命名”，也对那些试图给事物“命名”的行为和观念感到警惕。也正因如此，刘索拉的人生轨迹表现为不断地“出走”，无论是地理上的，身份上的，还是艺术形式上的。

不过，她的“出走”不是为了展现一种先锋或不羁的姿态，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最真实的生命体验。

如今我们热衷于谈论“做自己”，谈论“旷野“，希望过一种不被定义和命名的人生。但如果生活方式的选择并非出于经验，而是对某种想象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只是从一种定义滑向另一种定义。

而刘索拉的经历则向我们显示，真正的不被“命名”，不仅是保持流动、拒绝定义，而是在这种姿态背后，自己的生活是否抵达了生命的真实本质。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重读刘索拉？理由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