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贴。值此世界杯开幕之际，虽然扩充为48支球队，有点不想看了，这个时差更适合看NBA，1999年美国女足世界杯，我就是看了中国队决赛射丢点球才去小学领那学期的成绩单的。反而想起小时候新闻里说中国要申办2026男足世界杯。后来觉得以这种方式晋级小组赛最后被淘汰也不是展现国力和自信的方式，双奥会已经证明过了。反而是《足球小将》（日本80年代的动画片红火在中国90年代末）的日本队真要在世界杯热门了。

我爸是以前重庆医科大学的校队守门员，若林源三，据说为了看那场后来被称作“世纪之战”的墨西哥1986年阿根廷对英格兰的比赛，熬完夜冲个澡就去参加医学期末考试。小时候他常带我踢球，现在是踢不动了，刚刚退休，不用熬夜的啤酒小龙虾，正好让他过渡适应一下退休生活。

2018年在巴黎几个酒吧，和朋友们一步步见证法国队在莫斯科夺冠，再不用托尔斯泰写那场别列津纳的失败了。去香榭丽舍大街迎接世界杯巡游车的记忆也美好，虽然安保比1998年升级了。人群中有人还爬到树上，我不会爬树，我不是男爵。

我倒是想起有一年重庆川外要组织图森研讨会，我不仅报名还拉我导师来中国玩，不过那会他慢慢转向非虚构研究，对图森和虚构文学渐行渐远，所以也没来，后来几次邀请，也是档期问题，反正现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何必请一个法国教授来一趟讲法国文学呢，花钱，线上就好了。

我是见过图森的，大高个光头，还是脸书好友，真的可以像齐达内顶马特拉齐个肺，他那几页纸就能出版的《齐达内的忧郁》写得是真好。当时是2016年法国主办欧洲杯，他出这个书，在巴黎的诗歌之家拿着个足球就上场了，可惜他支持的是自己的国家队比利时队，等待一届世界杯，就像谈了一场四年的恋爱，或是别的时间节点和记忆，总归很有趣的，十年前的书评写得很随意，掺杂了一些个人记忆，看官姑妄看之。

回忆是可以缩小的，但不可能消亡，区间递缩套出的那个点在整个人生是微不足道的，但一定是刻骨铭心的，曾经多少的回忆和精彩在经历几次求导的考验后会变得面目全非，但若有梦想就如指数函数，永远我心依旧，永远执着追求。 对于普鲁斯特而言，这个点即是玛德莲娜蛋糕，对于本雅明而言，这个点是旧玩具收藏，而对于让•菲利普•图森和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点也许就是足球。 图森9月24日于午夜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作《足球》，在卷首他写道：“这是本不会取悦任何人的书，知识分子对足球不感兴趣，而对于伪球迷来说它又太知识分子气了。但我还是写了，我不愿意切断继续联系我和世界的细线。”这样的一本书正是我期待已久，希望有作家写出的。 法国知识分子当中喜欢看足球比赛的除了图森，能想到的大概只有索莱尔斯。德里达曾经抱怨自己在看电视上耗费了太多时间但他看的也许是论好客的《非常勿扰》。加缪是爱踢球的。至于我这个介于知识分子和伪球迷之间的普通读者，总是用它看起来像一场古希腊悲剧搪塞别人的追问。 从1985年28岁发表《浴室》走红，并被贴上最低限度写作或“新新小说”的标签（相对于罗兰巴特用写作的零度评价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早期的几个文本）以来，图森的写作实验早已突破了评论界对他的框定，变得开阔多样。三十年来，图森每一部新作的发表（从《先生》《相机》《迟疑》到《电视》《自画像》《玛丽的真相》）都是法国文坛一个事件，甚至有不少读者愿意称他为当今法国最优秀的作家。事实上，图森15岁才从比利时移居到法国而他的主队一直是比利时队。 这已不是图森第一次就足球发表作品，零六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对马特拉齐的惊天一撞，如芝诺悖论穿过齐达内思想的瞬间的冲动被全世界电视观众看到了。这一幕图森也看到了，他写下了《齐达内的忧郁》，一个非常短的文本，有点像是对既有文学体裁的拷问，它既是一篇随笔，一首诗歌，又有点像心理分析，有点像文学批评，一切都囊括其中。而这本《足球》虽然有更长的篇幅，但从体裁上我们依然可以如上述评价。 文本首先被切分为1998，惊叹，足球场，球衣，童年，路易斯街，足球季，胜利奖杯，沙文主义，残忍的复位术，艺术家，足球时间，容易坏的食品，写作，驱邪等片段。接着以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为标题书写了从1998年到2014年（平行于我的世界杯成长史）的看球体验，尤以2002年韩日世界杯用墨最多。世界杯是一种共同体生活，它是巴赫金对法国中世纪愚人节狂欢的节庆分析的现代化。 比如在“童年”这个片段里，图森提到自己在布鲁塞尔上小学时，学生们课外踢足球的悠闲时光，学生们的队名也很特别，既不是低年级对高年级也不是金发队对褐发队，而是道德队对宗教队，在这所世俗化的小学里，宗教的情结在家长和孩子们心中依然萦绕，作者不经意间就勾勒了欧洲在五十年代的社会氛围。在“路易斯街”这个片段里，图森提到1970年彩色电视第一次转播墨西哥世界杯的盛况。 图森对足球的记忆多与童年相关，直言自己不能解除足球与梦与童年的关系。尽管观看的足球比赛多是成年男子之间的搏杀，但他希望在比赛中看到的是人类的童真游戏，而不是成人世界的竞争法则。因此除了世界杯，他很少去足球场现场观战，不然他也许就置身于1985年比利时的海瑟尔惨案或1992年的科西嘉的弗里阿尼惨案中了（图森常年居住于这两地）。 在“容易坏的食品”这个片段里，图森说：总的来说，足球是一种容易坏的食品，它的保质期非常短暂，你必须像消费牡蛎，娥螺，龙虾一样立马吃掉它。应该享受它的新鲜，它瞬间的扣人心弦，直播的热烈程度。足球会变质，它像一枚珠宝只在活生生的此刻闪耀。人们几乎不回去看电视里对知晓比分的老旧比赛的重播。即使那些成为传奇的决赛，它们的香气也会在时间的尘埃里被蒸发。它们停留在我们身后，变成我们过去的熟悉成分。 再比如在“沙文主义”这个片段里，图森说：足球允许我们不做一个民族主义或者说国家主义者。足球曾经有（或现在在一些地方还有）那令人厌恶的政治内涵，不是爱国主义而是沙文主义，一种低级原始的自吹自擂，一种幸福满溢的虚张声势。民族主义者挥舞的是球帽或小饰物这些意识形态的冲高客体而不懂得其背后的概念与价值。比赛中，观众与其由一种衰退的智识陪伴，他们更愿意享受初级的愉悦。人们释放在平时的个性中不常见的暴力冲动和攻击性情感，变得愤怒，激烈，侮辱裁判，呵斥，抨击，当众羞辱对手，有时对这种愚蠢和乏味的适当释放，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感净化。 一九九八年法国世界杯决赛时我不到九岁（前些日子，我坐错地铁歪打正着来到了法兰西大球场，那里一片寂寥，只有2016年欧洲杯开幕倒计时的告示牌预示着明年夏天的喧闹）那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记忆，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不睡着，脑海中倒带着下午放学跑回家看的《足球小将》里的画面，大空翼曲线式射门为什么使用三次就会骨折？有着漂亮女友的三杉淳的玻璃心如果治好了会不会超越松仁？小学同学新买的若林源三手套？每周二下午电视台停播一集的静止画面？我还是睡着了，母亲并没有按答应从隔壁房间来叫醒我。等到我醒来的时候上半场已经结束了，法国队为什么穿着红色的长筒袜？进球的齐达内是谁？那场比赛之后我没有喜欢上法国队，但我再也不欣赏巴西队了。而图森呢，除了明星球员维尔莫茨，他不再记得那一届比利时队的球员。他不再记得教练的名字，他不再喜欢比利时队球衣的颜色（如果试想荷兰队不是橙色，巴西队不是蓝绿色，阿根廷不是蓝白色，西班牙不是红色，意大利不是蓝色），记忆总是这样，它会提醒你有些东西你忘记了，但不会再让你想起它是什么。 图森的《浴室》是日本女性最喜欢的读物之一，他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至少要高于中国，因此有不少教授研究他，其中一位已经写了两本关于足球的书但同时也是瓦雷里专家（图森一直以为他是研究普鲁斯特的）。他也经常跑日本参加研讨会。对于日本这个罗兰巴特笔下的《符号帝国》，他早已没有初来乍到的异国情调。图森对日本并不陌生甚至有些亲切（2003年的小说《做爱》就以日本为故事背景）。 二零零二年韩日世界杯，他来到日本现场看球（比利时和东道主日本分在了一个小组），场外，他像一个“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融入到日本人的生活中，俯察京都桥下象征光阴的流水，抬头给一个脸上画着微型国旗，手上拿着小国旗有些害羞的日本四岁半小女孩拍照。图森发现在欧洲，球迷大多是男性，暴力，种族主义，喝得烂醉如泥，而在日本，公众是温和精致的，富于感性的，充满教养的，赛后捡干净垃圾的。或者换句话说，在欧洲，足球是男人的事情，而在日本正如在一场海难中，走在前面的妇女和小孩。这并不是一种东方学意义上把西方比作成人男子，把东方比作小孩妇女的陈旧发现，而是更多以一个外来的眼光去欣赏把足球和“儒家伦理”结合起来的可能，足球比赛可以是亲子交流、朋辈友爱的场合。尤其他看到很多日本女孩，穿着日本队的大号蓝色球衣（从她们的肩膀漂移到大腿）参加一场和平主义的游园会（这一点让我想起很多中国女球迷的表现），只不过摇滚明星名叫贝克汉姆罢了。比利时本届杯赛表现不俗，可惜最终败给了巴西队，在图森和大多数人眼里巴西队踢的是艺术足球（也有小动作吧），他们是足球场上的作家。 二零零六年，尽管比利时连预选赛都没能出线，图森还是网上预订了柏林奥林匹亚体育场六场比赛的球票，但到了现场却一张票也没有，全卖光了。所幸在补充的抽奖环节中了瑞典和巴拉圭比赛的球票。他在瑞典球迷黄蓝色的海洋中默默支持着最后一刻输球的巴拉圭队。 从二零一零年开始，图森对足球开始有些厌倦，对于南非世界杯，他无话可说。在这期间他遇到了艺术家杰夫•库恩斯，但世界杯就像一个时令，它会让你记得这些日子你做了那些事情，和足球有关或者无关，或许也是这个世界的一种分类方法吧。 我总会想起父亲带我去飞机坝（据说是美国飞虎队留下的）或学校操场坝踢球的那些清晨或下午，尽管和其它球类一样，现在的我每一样都涉猎而未精通，但因为足球，我还记得父亲健步如飞的样子，父亲曾经也是他们医科大学的著名守门员呢！他总是告诉我八十年代在重庆他看到了哪些足坛名宿，他背完医书熬夜看阿根廷八六年夺冠的比赛冲冷水澡起来参加期末考，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中国队在香港的铩羽而归，黑色三分钟，足协腐败案件，我总是很疑惑有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我们为什么在集体球类比赛中总是败给个人主义的球队，但每个故事都听得我心醉神迷浮想联翩。因为足球，我还记得湘西那边过来的生意人在集体农贸市场开的足球用品店，他的湖南口音，我在他那里买的第一个足球，第一件仿制的四川全兴队球衣，帕尔马队球衣，第一把气枪，第一台桌上足球。他收钱时挂腰间的小荷包。泛黄的足球杂志，胶布在墙上脱落的球星海报，趁父母不在家起床收看的每一期《足球之夜》或《天下足球》。因为足球，为中国队失败嚎啕大哭的夜晚，现在还会吗。为世界杯抽签后和小伙伴推算所有对抗可能的排列组合，谁来打赌啊。为了在教室里看比赛和校长顶撞的壮志凌云，荡然无存吧。下完晚自习冲进食堂聆听黄健翔的托蒂立功了的激情解说，或是大学三年级诗人解说员那句蝴蝶飞不过沧海，或是梅西与大力神杯四目交接如千败剑客的心碎眼神。最后我还得感谢本泽马，让我在法国驻京办事处的面签顺利过关，我预言他会在法国与瑞士的比赛中梅开二度，结果他第二天真的上演帽子戏法，可惜一个好球被裁判吹掉了。 总是不能忘记高二睡在我上铺的阿森纳球迷（一个熟读雨果言必称冉阿让的作文高手，据说中国有一百万阿森纳球迷，好看不赢球，教练温格是法国人，所以踢得无处不可以应用的德勒兹），在那次高中足球联赛中他是我们班的进球前锋，我们穿着订做的法国队球衣，驰骋在学校足球场上为了拉拉队的尖叫声玩命奔跑令呼吸失之匀称，就当我们准备迎接比赛结束去后门火锅店吃一顿时，我们因自己防守的漏洞和乌龙连失两球，左右了小组出线结果，以至于引发了假球的嫌疑和班级的不和。我惯用左脚，我是踢左前卫的。 巴西世界杯对于图森来说无疑是一段难捱时光，他的父亲在一三年底去世了，经营了超过十年的“玛丽系列小说”终于心力交瘁地写完了最后一本，他不得不怀疑生命的意义和文学的价值。就在我以为图森会以普鲁斯特或罗兰巴特的方式在小说末尾开始一次对小说的准备作为对逝去母亲的悼词时，他又一次体现了新时代作家接通当代电源的能力，他回到科西嘉努力让自己与外界隔绝，想再次跳进写作的“冷水池”中，以后设自反小说的现代派技巧写一本叫《足球》的小说。结果还是瞥见了电脑里直播的荷兰队和阿根廷队的半决赛（欧洲人终于受了时差之苦），比赛持续到点球大战，你得为人生的每一次冲波逆折紧张到捏汗或尖叫，绿茵场好似千高原，每时每刻都在差异化，可是突然的断电让小说的结尾有了新的一层反讽意味。窗外，一个意大利人在深夜高叫，罗德里格斯罚进了制胜的点球。足球是再次点燃他生命热情的夜空萤火虫。图森回到卧室，听见妻子玛德莲娜在身后微弱困惫的声音，轻柔地问我：“比赛结束了吗？”。“是的，比赛结束了”。此刻只有天空。 关于足球的电影或球评其实我也看过不少，如励志搞笑的《少林足球》（为了在音像屋租到碟片，教体育课的叔叔骑着摩托带着我绕着环城马路奔驰），谢晋的《女足九号》；凝聚德意志精神的《伯尔尼奇迹》，讲述两德统一历史的《再见，列宁》（虽然有着冷战胜利一方的姿态，但影片总体完成度很高）。巴萨球迷、乐评人张晓舟的《生于午夜》，乌拉圭左翼作家加莱雅诺的《足球往事》也一度是我的床头书。作为大量时间都在观看外国队比赛的中国球迷，按理说我们早有了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观众那种介入的旁观者的高贵气质，关心的是那些比分形成的过程，当天比赛的天气，场上球员的数据，替补球员的怨仇，无奈到了现场观战或是国字号比赛，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暴露无遗，被煽动、被利用。后来我到欧洲留学，看过巴萨的现场西甲比赛，梅西进了三个球，苏亚雷斯一个，内马尔一个，对手实在太弱了，我给体育老师的二姨叔买了文创球帽，他爱得不得了，后来弄丢了痛得不得了，像做了胆结石手术。 知识分子总有介入社会的意愿，足球不是他们日常关心的，伪球迷则是冷眼旁观的看客，足球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知识分子和伪球迷之间有没有纪德式的“第三种人”，我想图森就有着这样介入旁观者的高贵气质，尽管不一定是雷蒙•阿隆意义上的法国自由主义立场，但每一个作家首先都得是自由的，忠于自己的眼与心，忠于自己的死亡与梦想。正如小说结尾提到的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黑暗时代”这个表达像是缓解其忧郁的抚慰。其实图森不喜欢多愁善感并避免对时代有任何偏狭的判断（即使在他牙疼的时候），也不想抱怨唠叨时代，但他承认今天的欧洲正处于“黑暗时代”。理想在哪里？公共领域已经失去了它启蒙的权力。整本小说，图森都坚持自己简洁克制的文风，对自己的球迷生涯试图做一次现象学还原，但他还是会忍不住发表自己作为介入旁观者的政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