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導演Arturo Ripstein曾經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過一句話，大意就是「I’m always making the same movie」。而放到Christopher Nolan的電影裡，他似乎永遠都在自己的電影裡探討一個母題——「返鄉」（Nostos），亦或者說是「中年鰥夫要回家」。不管是《Inception》裡的Dom Cobb，還是《Interstellar》裡的Joseph Cooper，他們都在講述「一個已經被生活、時間或自己的選擇從家庭中剝離的男人，試圖重新獲得『家』的資格。」甚至是Nolan的超級英雄電影系列「The Dark Knight trilogy」都是如此，哪怕是Bruce Wayne都在試圖回到他的家鄉「Gotham City」。
Christopher Nolan可能畢生都在拍攝同一類型的電影：一個孤獨的男人，通常已經步入中年，並且與他曾經稱之為家的生活疏遠，穿越一個不可能的世界，尋找回家的路。而到了《The Odyssey》這部電影，Nolan找到了最適合他發揮的故事原型。甚至我可以在這篇影評的開始就提出這樣一個結論：《The Odyssey》不是Nolan第一次講這個故事，可能是他第一次承認自己一直在講這個故事。
《The Odyssey》的故事原型脫胎自Homer的同名原作，而這部原作堪稱古希臘文學的巔峰之作。記得大學時代上世界文學史這門課的時候，我們的教授說過：整個西方的文學、文化和文明都源自「兩『希』」，也就是古希臘和希伯來。因此Nolan選擇翻拍這部古希臘史詩也就不覺得奇怪了，這本質上相當於中國的《西遊記》在這個時代還是會被無數人翻拍一眼。但Nolan的翻拍並是單純對原作的某種繼承，而更多是一種解構。這就類似《悟空傳》對《西遊記》的解構再創作，所以《悟空傳》在很長的時間裡都被認為是「離經叛道」，同時《悟空傳》對所有非生長在中國且母語不是中文的人來說存在著極高的閱讀門檻。同樣的，Nolan的這部《The Odyssey》對於非西方觀眾來說也是有著深深的文化天塹。
在Nolan的《The Odyssey》裡，我覺得最有趣的改編莫過於Helen。要知道按照原作及西方的正統認知裡，Helen可是膚白貌美的超級美女，可在Nolan的鏡頭下，Helen的相貌不僅和美貌無關，甚至可以說是有點醜陋。當初這個形象被公佈的時候，Nolan就被指責是過度諂媚「DEI」而故意醜化了Helen。但實際觀看過這部電影之後，我才理解了這個改編的精妙之處。因為只有Helen不再是美女，Nolan對《The Odyssey》的全部解構才會成立。
因為Helen不是美女，所以不管她是被「誘拐」還是「私奔」去Troy都不再重要，她只是Agamemnon為了發動戰爭的藉口罷了。而正因為Agamemnon的「戰爭藉口」從一開始就是虛假的，所以這場被認為是「正義遠征」的戰爭就是一個虛偽的謊言。不但Agamemnon以此欺騙了Odysseus，而Odysseus也在隨後欺騙了Sinon，Sinon則在最後欺騙了Troy的守軍。Sinon讓Troy的守軍相信木馬是「和平的禮物」，更是獻給Athena的「祭品」。Sinon的謊言導致木馬被完整地送進了Troy，而木馬裡的伏兵則趁機打開Troy的城門，而這一切則導致了Troy的覆滅。
或許這看上去只是一場戰爭中的「詭計」（Metis），但這在本質上卻破壞了「人與人之間賴以維持文明的信任規則」。因為Trojans相信了這是「禮物」，是「獻給神的祭品」，所以他們為此付出了城毀族滅的慘重代價。或許有人誰辯解這是為了結束戰爭的選擇，那既然有人打開了這個「潘多拉的魔盒」，再想關上就難了。從某個角度來說，「Trojan Horse」就是古希臘「禮崩樂壞」的開始。如果要從中國歷史裡找一個類似的案例，我會說宋襄公。宋襄公在「春秋爭霸」時期一直強調「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但他的這些倡議卻被認為是一種「迂腐」。特別是他在泓水之戰中對楚軍「半渡不擊」而導致己方的失敗，這個案例在中國歷史上被嘲笑了千餘年。可以說，宋襄公的失敗其實就相當於Trojans的失敗，這也是中國禮崩樂壞的開始。
而更為有趣的一點是，電影《The Odyssey》裡，「Agamemnon–Clytemnestra–Iphigenia」與「Odysseus–Penelope–Telemachus」這兩個希臘王族家庭形成了一個巧妙的鏡像關係。這兩個家庭都是男人（Agamemnon和Odysseus）遠征，妻子（Clytemnestra和Penelope）留守，而他們的孩子（Iphigenia和Telemachus）則要承受戰爭的苦難。可這兩個家庭在最後的結局卻是大相徑庭，Iphigenia在遠征開始前被作為祭品被殺死，而Agamemnon則在遠征得勝歸來後被心懷怨恨的妻子Clytemnestra給殺死。雖然電影沒有直接說出Clytemnestra的下場，但一個弒君的王后想來也不會有什麼好結局。但Odysseus卻是歷經千辛萬苦之後終於與自己的妻子Penelope和兒子Telemachus團聚；不過由於Odysseus在回家之後殺死了那些向自己妻子求婚的「旅客」，因此違反了「Xenia」而主動選擇了流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Odysseus的「流放」是和自己的妻子Penelope搭乘最好最快的船然後在最精銳士兵的護衛下出海，所以這到底是「流放」還是「蜜月之旅」就見仁見智吧。
Nolan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曾經說過《The Odyssey》與《Oppenheimer》之間存在著「有趣的相似點和奇妙的關聯處」（interesting parallels and interesting connections）；甚至他還很直接地表示《Oppenheimer》影響了他看待《The Odyssey》原作的視角。而這兩部電影也的確存在著解構上的同構，那就是：一個極具才華、甚至改變世界的人，利用自己的智慧突破了既有秩序的邊界；突破在當時被認為是必要的、正確的，甚至是偉大的，但結果卻產生了創造者本人無法控制的災難。於是問題從「我們能不能做到？」轉變成「既然已經做到，我們該如何繼續活下去？」因此「規則被破壞」就成了兩部電影之間最緊密的聯係點。
在原子彈之前，人類面對的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世界秩序——戰爭會殺人，但戰爭仍然受到武器規模和人類的身體能力的限制。但是原子彈改變了這個規則：突然之間，一個城市可以在瞬間消失。更可怕的是人類第一次獲得了能夠毀滅自身文明的技術能力。這就是為什麼《奧本海默》真正震撼的地方不是「三位一體核子試爆」爆炸本身，而是爆炸後。既然我們已經打開潘朵拉的盒子，怎麼辦？《The Odyssey》其實也是同一個問題，Odysseus贏了，但這也是最殘酷的地方。他成功了，而特洛伊陷落；於是戰爭結束，因此他的策略證明是正確的。可是如果一個勝利本身破壞了你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倫理規則，那麼勝利還算不算真正的勝利？這和《Oppenheimer》極為相似。 Robert Oppenheimer完成了曼哈頓計劃，他成功了。甚至從軍事角度看，他讓美國和盟軍都贏了。但成功之後，他發現自己無法回到原來的世界。因此Nolan才說「能做不代表該做」（Just because you can doesn’t mean you should）是這兩部電影之間的連接點。
這裡可以再深入一步，《Oppenheimer》在現實歷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我有罪嗎」；但他真正面對的其實是「我有責任嗎」。Cillian Murphy在談《Oppenheimer》時特別提到，他曾經用「罪責」（guilt）和「責任」（responsibility）區分自己的心理狀態。他說「我沒有負罪感但我有責任感」（I don’t feel guilt, but I feel responsibility）。而這非常重要，因為「罪責」 是「我做錯了」；而「責任」是「事情因我而發生，所以我必須承擔它」。這兩個概念完全不一樣，而《The Odyssey》裡的Odysseus恰好也面對這個問題。
諾蘭版本的Odysseus並不是簡單的「我殺了很多人，所以我是壞人」，他的痛苦更接近「我只是想贏得戰爭，但我所創造的勝利方式改變了整個世界」。因此他會產生一個極度現代的心理問題──如果我的動機是正當的，那麼災難發生以後，我還需要為結果負責嗎？這是Robert Oppenheimer的問題，也是Odysseus的問題；而Nolan的答案似乎是——需要。
因為「不是故意的」並不能自動消除責任，我甚至認為Nolan真正感興趣的不是「贖罪」，而是「一個人能不能在無法撤銷自己的行為之後，重新允許自己活下去」。這比簡單的「道歉」複雜得多，因為原子彈已經爆炸、特洛伊已經毀滅，現實已經沒有任何辦法「撤銷」（undo）。
人類社會不可能按下「Ctrl+Z」就回到過去，所以主角只能面對一個事實──過去不能被修復，只能被承受。而這也是Nolan特別擅長的敘事結構。 Robert Oppenheimer最終並沒有得到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救贖，他沒有完成「我做錯了 → 我道歉 → 世界原諒我」的閉環，相反，他獲得的是一種非常曖昧的東西，那就是有人開始理解他。這和「被原諒」不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說他最終需要的不是別人宣布「你無罪」，而是自己承認「這是我做過的事，而我必須繼續活下去」。
Nolan在談論這個角色時自己也說，他看到的Robert Oppenheimer是一個戰後幾十年都在以行動尋求某種「贖罪」（atonement）的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The Odyssey》會成為《Oppenheimer》之後的下一部電影。
表面上看，從《Oppenheimer》到《The Odyssey》的跨度大得不可思議；一個是20世紀核子物理學，而一個是青銅時代希臘神話。但從Nolan的創作邏輯來看，它們幾乎是直接接上的。因為《Oppenheimer》問「當一個人創造出自己無法控制的東西之後，他該怎麼辦？」而《The Odyssey》則問「當一個人透過自己的智慧贏得戰爭，卻因此破壞了世界原有的秩序之後，他該怎麼辦？」而Nolan給出的答案都是「回去」。
但是回去以後呢？這又回到了前面提出的「返鄉」母題。
我們可以試著對Nolan的「中年鰥夫回家」的命題進行升級，他拍攝的不是「男人回家」而是「男人在破壞世界後回家」。這就完全不一樣了，因此《The Odyssey》甚至可以被看成《Oppenheimer》的「神話版」。我會把兩者的關係概括成：《Oppenheimer》 講的是一個改變了世界規則的人的故事；《The Odyssey》講的是一個打破了世界規則的人的故事——而且他必須承受隨之而來的一切。
而最後我還想探討一個問題，那就是既有規則被破壞後該何去何從？同時那個參與破壞既有規則的人──即便不是有意的──又該如何尋求內心的寬恕？
Nolan在電影裡真正關心的不是規則本身，而是一個人發現自己擁有了足以改變規則的力量之後，如何面對自己的責任。而這兩部電影的區別恰恰在於：Robert Oppenheimer改變的是「人類能夠做什麼」的邊界；Odysseus 改變的是「人類應該如何對待彼此」的邊界。他們一個打開了科技的潘朵拉魔盒，而另一個打開了倫理的潘朵拉魔盒；而兩個人最後面對的卻是同一個問題「既然這個世界已經因為我而改變，我還能不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