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确实读着非常有意思，它就是讲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书不是很厚，但是讲的条理特别清晰，我一直对这段历史很好奇，为什么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会在一次战役中就全军覆没，这本著作可以说把这件事儿给讲透了，前因后果看完之后就全明白了。 不是那种站在高层领导人角度书写的高谈阔论。大的战略啊，战术啊，没有。他主要是挖掘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还有真相。 就比如说日本间谍对清朝政府无孔不入的渗透，让人感觉就跟现在的伊朗一样，就连李鸿章身边的人都已经被花钱收买了。 比如李鸿章直到甲午战争开打的时候，还寄希望于欧美列强能从中干预，却不知欧美列强对中国也是虎视眈眈，本就是墙头草，怎么可能让清朝顺意。 比如日本的投机主义，伊藤博文等人面对英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内部压力，选择对清朝开战以转移国民视线、获得政坛上的支持率，甲午海战胜利之后，日本全民举国欢庆，议会热烈鼓掌一致通过超高军费预算。割得胶东半岛、台湾列岛，并要求赔偿超过日本三年全国总收入的白银赔款，最终不过换来一个更强大的敌人——俄国。 甲午战争的导火索其中一项是因为朝鲜局势。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朝政府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有义务派兵镇压起义，而日本也想趁乱扩张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当时清朝政府国力衰弱，只能维持脸面上的强大，就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美国。打仗是需要烧钱的，而资金方面确实捉襟见肘。日本极速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拿朝鲜半岛当做跳板进攻大陆。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外交、情报、军备方面进行了各种准备，遇到机会就不断对邻国进行挑衅，这种挑衅并无十足胜算，而带有赌国运的性质。日本敏锐地察觉到俄国对于外蒙的觊觎，实际也是意图占领中国，如果日本步伐慢了，早晚中国大陆也会被俄国所吞并。所以日本急需一战来扭转乾坤。清政府和日本在之前的《中日天津条约》里约定“朝鲜有事，两国出兵须互相知照，事毕撤军”，这一条后来成了日本合法出兵的借口。起初日本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随后日本也借机出兵，起义很快被平息之后，日本又赖着不走，还主动袭击清朝的船只。这成为之后中日甲午海战的导火索。 因为日本这边早就有预谋，所以早就展开了前期的铺垫。19世纪末正是世界工业化狂飙突进的时候，日本的军事武备也日新月异。1894年日本海军舰船总吨位超过6万吨，与包含北洋海军在内的中国海军总吨位不相上下，然而日本军舰舰龄更小、装备更新。这就让日本海军享受到所谓的后发优势。在清朝官员的潜意识里，日本确实正在飞速发展，但永远都是一个小国，这让他们变得麻痹大意。 按清政府的规制，每三年要举行一次海上大阅兵。1894年5月的大阅兵是北洋海军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李鸿章亲自登上“海晏”舰阅兵。日本负责军事情报作战的川上操六为进一步加强在华谍报网络的渗透，令驻华武官专门监视李鸿章一举一动，甚至还向李鸿章身边的人行贿。日本的赤城舰舰长也不请自来，前往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拜访了提督丁汝昌，并获赠《校阅纵览》，也就是阅兵的日程安排，随后的阅兵过程他也做了详细记录与观察。李鸿章也许并不清楚风光阅兵背后的实情，但他对北洋海军真实战力有清醒的认知。作者非常犀利地指出“为了维持大清的颜面也好，震慑东洋也罢，这场粉饰后的阅兵对他对大清似乎都是必不可少的。”李鸿章毫不避讳让日本观察阅兵。这场武装表演实际上也是想暂时打消日本跃跃欲试的扩张野心。 更多的情报渗透还在持续进行。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15年，日本政府、军方甚至民间的各类机构就已经开始有组织地在中国境内开展各类情报搜集侦察活动，甚至建立了一个遍布中国各地的庞大情报网。书中写到了一位叫做宗方小太郎的人，他是间谍中的佼佼者，在中国广袤大地四处游走侦查。他本是日本下级武士家庭出身，很早就来到中国长期定居，游历于华北一带，为日本海军日后作战提供了极大帮助。甲午海战之前，他不满足于已有情报的准确性，亲自前往威海卫，乔装打扮潜伏在军港之外，细致观察中方军舰排兵布阵以及后勤准备情况。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宗方小太郎就得知了战事进展，并将战况记在自己的日记中，而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可见日本情报网络效率之高、覆盖之广。连李鸿章也十分无奈地感慨“中国在东京没有眼线”。 之后日本又利用琉球问题逐步拆解中国传统的宗藩体系。琉球是比较特殊的地区古国，在古代，琉球被迫向日本萨摩藩称臣，成为萨摩藩的附庸，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朝贡关系。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国推行废藩置县，琉球被日本侵占改为冲绳。清政府官员虽做过简单交涉争取，最终也不了了之，默认放弃了琉球宗主权。 “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整个东亚地区战略格局被中日、俄日、英俄三组相互关联的竞争对峙关系所主导，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利益冲突网络。”只有清政府和李鸿章还一厢情愿幻想所谓“以夷制夷”的局面。 战事阴云密布，双方即将开战，清廷一番兵力抽调后才发现处处空虚，北洋可用战舰不过8艘，具备战力的陆军不过2万人，这已是全部家底。丁汝昌致电李鸿章，希望率领八艘战舰巡游朝鲜海域实施武装威慑，结果被李鸿章否决，还反问丁汝昌：人们都说我们海军弱，你自己不清楚吗？更讽刺的是，日方早已破译了李鸿章与朝中各大臣之间的加密电报往来。李鸿章计划向朝鲜半岛运送数千人规模不大的增援部队，他这种既想威慑日本、又不敢贸然开战的真实心态，早已被日本完全洞悉。 清朝内部围绕即将爆发的战争，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指挥体系，更没有通盘的战争战略规划。内部决策环节彼此割裂闭塞，李鸿章能调遣的军事力量仅限于淮军与北洋海军。外交事务上也与总理衙门意见相左、甚至相互对立。直到正式宣战那一刻，清政府与李鸿章甚至还没做好迎接一场国际战争的准备，彼时仍急令驻欧各国公使，想方设法四处求购现成军舰与枪炮，填补清军海军装备的短板。 为向朝鲜运兵，清廷租借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浪速号击沉，1100余名清军将士，仅有200余人幸存。此事在英国也引起轩然大波，舆论界批评日本攻击英国商船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德国、法国、美国等列强都密切关注此事是否会引发英日关系生变、英国是否会对日本宣战。日本高层不惜重金向英国各大媒体打点游说，用舆论为日本行径辩护，就连英国剑桥大学国际法教授约翰·韦斯特莱克也公然为日军击沉英国商船的行为站台辩解。经过十年漫长交涉，直到1903年，最终竟是清政府承担英国所有损失赔偿。读到这里，真的让人看清残酷真相：国际上从来没有所谓的情义朋友。你弱小的时候，有理也是错；你强大的时候，无理也有人附和。从来没有人会真心站在弱者一方。 甲午海战的一败涂地，彻底摧毁了北洋海军全部的战斗意志，战火也随之蔓延至中国境内。 紧随其后的就是日军在旅顺港的登陆。书中对于旅顺大屠杀有详尽的记录和描写，均来自当时亲历者的真实记载： “我历览市街战后的惨状。旅顺市街向南有三条新街，街头挂着“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的牌匾，市街房屋约2000户，居民早已逃亡、空无一人。墙倒房塌满目荒凉，路上尸骨堆积如山，血流成河，两侧民宅外散落着破烂、瓦片、纸屑、中式旧鞋等，一片狼藉，屋内也随处可见伏尸，鲜血淋漓，无处下足。细看这些尸体，有的身首异处、脑浆迸裂，有的从腰腹被砍成两半，肠胃外露，惨不忍睹，似能听见怨鬼呜咽悲泣之声，实在令人痛心至极。” 而就在日军攻占旅顺、大肆屠戮平民之时，北京朝廷正忙着为慈禧太后筹办寿辰庆典，隆重的祝寿活动持续整整一个月，朝野歌舞升平、大摆宴席。慈禧太后“万寿庆典”本身耗费白银约800万两上下，还不算宫殿修缮、道路铺设等附加费用，总计花销可能超过3600万两。而整场甲午战争期间，朝廷前后两次调拨给前线的军费却仅有250万两而已。 读到这些，想必每一位中国读者都会痛心疾首。你可以骂慈禧老娘们败家误国，你可以骂李鸿章一味妥协只知割地赔款，寄望西方列强调停求和，你也可以骂晚清官场腐败不堪。但这一切或许并非单一因素造成，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伊藤博文时隔十年再度与李鸿章会面。两人的对话十分耐人寻味。 “ 其实，两人在这十年间仍有通信往来。在这些通信中，李鸿章曾坦率地表达了在中国推行全面改革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并将之与日本“上下一心”的团结状态做对比。而在马关交涉之初，伊藤曾对李讲了一句“闲话”：“别来十年，中国毫未改变成法，以至于此，同为抱歉。”李鸿章的回答则颇为无奈：“国上有圣明之君，下有辅弼之贤相，故国运昌隆。而我尾大不掉，徇私舞弊，积重难返，兴利除弊至难也。”对清廷而言，甲午战争当然远不只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整个统治体系崩溃的显现，亦是人心丧失的结果。” 作者的文笔确实非常出众，这本书篇幅虽小，但内容饱满厚重，能把这么多角度、庞杂繁复的历史脉络梳理清晰，并立体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连着读了三天，逐字逐句细细读，读完后对那段屈辱悲壮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透彻的认识，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