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是喜欢曹子桓身上那股子残忍劲儿的，尤其是那种“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的坦诚和决绝。因为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彼岸的审判，只有此刻的选择。 人会为了逃避自己的懦弱而否定勇气的必要性，但曹子桓会暗戳戳的歇斯底里，他在《与吴质书》里说“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冷不丁的把残忍的结局摊开给人看：看吧，人活着就像芥草，死后就像粪土，脆弱无机，没有温情，没有仁慈。死了就是死了，死后一无所有。 他在《典论·论文》里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表面上是在说文章不朽，内里则是一种绝望的反扑。因为他深知其实文章也未必能真正对抗时间，所以他需要用一种“主动的创造”来证明自己仍在“活着”。 正因为那道deadline横亘在前，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头顶，人便难以昏睡，无法自欺欺人，只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一切。无论是选择继续打磨自己，还是继续push自己，都是一种主动性的激化，而这种主动拥抱什么恰恰是活着最真实的姿态。在这种赤裸的境地里，人反而获得了一种奇异的自由。 这种自由是危险的，也是极其孤独的。 这让曹子桓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被归类的人：既是建安文学的评论家，又是篡汉上位的权谋家；既是顾影自怜的诗人，又是阴晴不定的兄长。 建安风骨在他身上体现为一种极度的理性与感性的抵死缠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