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16日，黄昏时分，在里昂地区的一片田野里，纳粹处决了他们的囚犯。三十名不同身份、信仰和政见的男子——一位木匠、一位工会成员、一位铁路工人；波兰人、抵抗运动成员、共产党人……其中有一位以历史为业的教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从索邦大学到这片他倒下的田野，马克·布洛赫是这样度过一生的：置身于人群之中，以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分享他们的理想为指引。

他的死是英勇的，因为他是坚忍的。这是一场他早有准备的死亡，为了法国，作为二十九年前就已在战场上负过伤的士兵。他的朋友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将他的死称为“神圣之死”。他被处死，是因为马克·布洛赫抵抗了纳粹野蛮行径及其同谋——维希政府。当敌人于1940年6月占领法国，当由贝当和拉瓦尔掌控的法国政府走上合作之路时，马克·布洛赫的命运，如同所有犹太人一样，发生了剧变。作为一个心灵与理智都真正信奉共和、坚定而不知疲倦地捍卫世俗主义的人，马克·布洛赫承受了由贝当元帅政府发起的国家反犹主义带来的后果。

在维希政府那些人眼中，马克·布洛赫的生命和作品算得了什么？对他们来说，除了他的犹太身份，其他一切都不重要。然而，他曾是“14年那一代”的战士；获得过十字勋章；以军人身份荣获荣誉军团骑士称号；是1940年法国战役的老兵；年过五十再次入伍保卫祖国；他是历史学家，斯特拉斯堡大学和索邦大学的教授，与吕西安·费弗尔共同创办了年鉴学派，著有《国王神迹》和《封建社会》。这伟大而辛劳的一生，在他们眼中毫无意义。为法国政府效劳的那些人，在马克·布洛赫身上只看到了“犹太人”——那个作恶的、不祥的、有害的犹太人。因生而为犹太人便有罪。就该被排斥、迫害、抹去，因为他是犹太人。

早在1940年底，马克·布洛赫就像我们许多同胞一样，承受着这种以法国之名推行的政策带来的后果。他的家人也与他一同承受。一场地狱般的连锁反应：经过一段不公正的官僚程序后，他被大学除名；他的薪水和养老金被取消；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他在巴黎的公寓被征用。他被迫与家人一起离开被纳粹占领的北部地区。由于无法前往美国，他们全家逃往南部“自由区”——一个徒有其名的“自由”区。在那里，马克·布洛赫自称“不躲藏的犹太人”，在两个犹太身份法和1941年7月法令通过后，他尽其所能地与这个将反犹主义定为国策的政权抗争。马克·布洛赫由此展开了反对维希政府和纳粹的第一场战斗。

他变得居无定所，辗转于富热尔、蒙彼利埃和里昂的住所之间，同时还要抢救他的图书馆。是的，维希政府和占领者一样，想从他那里没收那五千册书籍——那些马克·布洛赫用一生耐心收集的书。那是他作为学生、教授、共和派的书。这五千册书道出了一个男人的真实：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对知识的渴求，他对传承的渴望。于是，马克·布洛赫反抗这种愚蠢的迫害。他不想放弃他的书，他的生命，他存在的意义。所以他抗争。他请求吕西安·费弗尔动用一切可能的关系网。他恳求维希政府在占领区的代表费尔南·德·布里农。他写信给他父亲以前的学生、如今为贝当效力的热罗姆·卡尔科皮诺。他们夺走了一切，但至少该给他留下他的书。除此之外，他别无所求。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孩子们。

但是，不行。一切都无济于事。一些人的懦弱和另一些人的恶毒合流了。国家反犹主义偷走了他的职业、他的公寓、他的钱财，还要偷走他的书。这些书最终被运往德国，流散四方，大多已遗失。在那个急于在德雷福斯事件上复仇的、通敌的法国，马克·布洛赫的遭遇表明：一旦要找某个犹太人的麻烦，总会有省长来征用他的财产，有警察来搜查，有法官来判刑，有学者来辩护，有记者来赞同，有邻居来告发，还有无数人选择视而不见。

不，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是的，这一切确实发生过：一套意识形态的仇恨机制，伴随着一场懦弱的瘟疫，就此建立起来。而与此同时……仍有少数人重新点燃了我们作为法国人的内在火焰，在加速胜利到来之前，拯救了法国的荣誉和灵魂。是的，这少数人，是我们所仰赖的。省长让·穆兰以戴高乐之名组织秘密军队；警察阿基尔·佩雷蒂创立了“阿贾克斯”网络；法官保罗·迪迪耶拒绝向贝当宣誓效忠；法学教授皮埃尔·亨利·泰特让加入了后来发展为“战斗”组织的抵抗网络；记者皮埃尔·达克在伦敦广播电台的电波中嘲讽合作者；精神病学家阿德莱德·奥瓦尔因在街头保护受骚扰的犹太人而被驱逐到奥斯维辛，并成为“国际义人”；还有那一千零三十八名“无牵无挂的男孩”，选择了加入自由法国，并赢得了共和体制下最高贵的头衔——解放勋章获得者。

马克·布洛赫也置身于这条救赎的人类链条之中：这位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两场战争的老兵，自己也选择了投身“影子部队”。在里昂，他加入了“自由射手”网络，以五十七岁之龄，被二十岁的莫里斯·佩西斯招募。“我是莫里斯的小马驹，”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对同伴们这样说道，保持着他一贯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他化名为“莫里斯·布朗夏尔”、“罗兰先生”，或者他的抵抗运动代号“舍夫勒斯”或“纳博讷”。他进入了让·穆兰创立的“专家委员会”，与亨利·弗雷奈、弗朗索瓦·德·芒通、亚历山大·帕罗迪、米歇尔·德勃雷等人共事。他们一起构思着解放后法国的命运。

他成为联合抵抗运动地区负责人。他清楚自己这样暴露身份所承担的风险，也清楚他的家人——妻子西蒙娜和孩子们——所面临的风险。1944年3月8日，他在里昂的布克尔桥上被捕，逮捕他的是盖世太保的法国成员，其头目是克劳斯·巴比。他被关进蒙吕克监狱，正如之前的让·穆兰一样。落入弗朗西斯·安德烈（绰号“歪嘴”）及其合作者、小偷和酷刑者团伙之手。他遭受酷刑，七次被施以“浴缸刑”，但只供出了那些已知已安全抵达伦敦的人的名字，从而保护了其他人的生命。他依然是，也永远是希望的教授。在蒙吕克监狱中，遭到殴打、酷刑、折磨的马克·布洛赫，却始终保持着平静、微笑和愉快……是的，愉快。“他鼓励我们，”他的一位狱友回忆道，“他给我们以振奋，对我们谈论法国，谈论它的过去，从未绝望。”

他被移交给纳粹，于1944年6月16日晚与同伴们一同被杀害。维希政府的宣传将他描述为因是犹太人而成为的恐怖分子。他的死甚至被民兵首领约瑟夫·达南德所“认领”，这一可怕的承认，标志着维希政权的最后拥趸们意图将国家拖入内战的决心，尽管纳粹主义的失败和维希政府的垮台已不可避免。在此让我们明确：一旦有人踏上这条黑暗之路，反犹主义必将导致如此的结局。面对这场噩梦，马克·布洛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未对法国和法国人民失去希望。

马克·布洛赫的抵抗也体现在思想和写作上。因为他是历史学家，而历史就是一场战斗；因为维希偷走了他的书，他便开始写新的书。两本战斗之书，两本抵抗之书：《为历史辩护》和《奇怪的战败》。马克·布洛赫在给吕西安·费弗尔的《为历史辩护》题词中写道：“我们是一场不公正战败的暂时败者。”马克·布洛赫的全部精神都浓缩在这几个字里：历史学家的使命不是凝视过去，为已逝之物悲叹。相反，他的职责是以过去之名投身行动。“我之所以相信未来，是因为我正在亲手书写它，”他后来如是说。《奇怪的战败》便由此诞生。

这是一部为所有即将到来的明天而写的当代史论。他在其中审视了战败祖国的创伤，以及1940年屈辱的多重政治、军事和道德原因。布洛赫留下的教诲至今仍约束着我们，并指出了导致法国从1936年夏天幸福的人民阵线走向1940年春天灾难的原因——民族精神力量的丧失。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因厌恶法国人民的奋发精神而屈服于失败主义的精英阶层。马克·布洛赫对布鲁姆政府那些未能预见最坏情况的领导人十分严厉，但他对那些实际上宁愿崇拜希特勒也不愿接受人民阵线的、有影响力和权势的法国人更为严厉。他们对法国充满怀疑，早已视其为衰败，内心深处已不再相信它。

失败主义精神，正是由那些自诩比你们更法国的人不断滋养的。他们总是最先为了敌对势力的利益而牺牲法国的人。最先否认它的人。最先背叛它的人。最先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一个自由民族的人——而他们在内心深处并不爱这个民族。因此，这种失败主义精神，与维希精神密不可分，持续存在，它是我们公共生活中缓慢蔓延的毒药，必须不懈地与之斗争。这种精神声称要通过将法国与我们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相剥离来拯救它。这是头脑软弱者对赤裸暴力的迷恋，他们厌倦了世界的复杂性，软弱，不再相信法国人民。

作为一位不安分的思想家，马克·布洛赫对我们而言，是一部永久的遗言。它是一部关于生命的遗言，因为马克·布洛赫离不开西蒙娜，他的挚爱，他永恒的胜利，没有她，他无法完成他的著作。也离不开他亲人的英勇：投身儿童救助的爱丽丝，加入抵抗运动的艾蒂安、路易和达尼埃尔，而年幼的让-保罗和苏珊娜则在经受着时代的考验。共和的火种也在他的孙辈和曾孙辈中延续。马克·布洛赫，关乎家族，一个关乎责任、思想和行动的家族。这也是一部关于学识和科学的遗言。他的图书馆被纳粹散尽，但正是他欧洲天才的种子播撒开来，孕育了其他学者，像他一样深爱着我们自由文明的学者，直到近日逝去的卡洛·金兹伯格。这也是一部留给历史学家的遗言。“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这是他放在《为历史辩护》开篇的那句话。在马克·布洛赫看来，历史的作用在于追寻真理并找到自由。

受其身为古代史教授的父亲和身为医生的兄弟的启发，马克·布洛赫将科学方法置于其学科的核心：对事实的态度，真理的构建，同时也包括对人类社会、社会关系和宗教信仰以及集体想象的研究。“历史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他写道。它不是由个体发起的、即使有时异常杰出的、一系列原始事件的简单接续，而是一种长时段的结构。马克·布洛赫也试图从民众的心态中解读过去。对于这位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来说，封建法国农民的信仰，与法国国王的行为同等重要。既然有能通过奇迹治病的“行奇迹的国王”，而民众也愿意相信这个传说，那么理解这种国王与民众关系的深层动因就至关重要。

历史学家的职业是配置、语境化和解释那些必须成为经过科学验证的真理的东西。正是在每个人的“感受和思考方式”中，在对吕西安·费弗尔所说的“精神工具”的探索中，才能找到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真理建立在痕迹、事实和分析之上。真理在史学编纂中得以打磨。“他珍爱真理”——这句墓志铭，也是他的指南针。这一民主理想与历史学家的职业相契合。

因此，马克·布洛赫将法国与历史、共和国与科学、政府与理性联系在一起。这种方法及其联系，至今仍是抵御我们在各地又见其苗头的历史修正主义毒药的最佳解药。是的，对于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度过青少年时代的马克·布洛赫来说，共和国组织了对事实和思想的尊重性对抗，为科学和正义留出了位置。摆脱对轻信之言的依赖，摆脱对假新闻的轻信。而智识上的正直，离不开道德力量和身体勇气。这是为真理而战的同一场战争的两个战场：科学与抵抗。

这也是一位教授的遗言。作为教授之子，马克·布洛赫从未停止过教学。无论在何处——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还是在蒙吕克监狱——他仿佛登上讲台，给所有人上课，课程简单、无行话、通俗易懂、严肃、愉快、始终乐观。“我相信年轻人，”他说。做一名历史学教授，就是每一天都向我们的青年、向春天新生的力量投下信任票。这是他留给我们永不停歇的遗言。因此，马克·布洛赫进入先贤祠。他活着，就在我们面前。他的遗赠已成为我们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无论发生什么，法国将永远是我无法将心从中拔除的祖国。我生于此，饮其文化之源，将其过去视为己有，只有在其天空下我才能舒畅地呼吸，我也曾尽力去保卫它。”

马克·布洛赫永垂不朽！ 西蒙娜·布洛赫永垂不朽！ 共和国万岁！ 法兰西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