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 - 谢林 - 黑格尔

沃尔夫哈特·亨克曼（Wolfhart Henckmann）

狄尔泰（Dilthey）主持编纂的康德著作科学院版全集【1】，是半个世纪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历史考订版全集的核心范本。完整收录作者的全部精神遗产，将全集划分为著作、书信、手稿遗稿、讲授课四大系列，按时间顺序编排材料以呈现作者的思想发展脉络，保留历史语言原貌，记录单篇文本的成书过程，整理全部异文、引文出处与内容注释——这些都是从康德全集继承而来的核心编纂标准。

但狄尔泰版康德全集的范本作用，并未阻碍三套后续的大型全集各自形成独特的风格。这种独特性更多源于每套全集自身的编纂史，而非与范本的差异总和。康德全集只是众多编纂影响因素之一——尽管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其他因素也参与塑造了全集的面貌：一部分来自出版业与印刷技术的变革，另一部分则源于待编材料本身的特殊性，正是材料的特性最终让每套全集呈现出独有的特质。如果每套全集在编纂过程中都形成了不可复制的自身形态，那么“编纂史研究”就会成为历史考订版全集的新增任务——因为全集本身也需要接受历史考订/批判的反思与正当性证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考订版全集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2】。

下文将说明：慕尼黑拜仁州科学院主持的费希特全集与谢林全集，二者的相似性远高于它们与杜塞尔多夫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科学院主持的黑格尔全集的相似度。因此，本文按“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顺序讨论各套全集，并非遵循黑格尔“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发展模型——这套模型恰恰在历史考订版全集的筹备研究中被彻底修正——而是按同类主题归置，以最先启动编纂的全集为开篇。

一、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年5月19日-1814年1月29日）

费希特本人从未计划过编纂自己的全集或文集，因此他的全集编纂史始于《全部著作集》（Sämtliche Werke，简称SW版）。这套全集由其子伊曼努尔·赫尔曼·费希特（Immanuel Hermann Fichte，1796-1879）主持，在黑格尔首套全集竣工的同期（1845-1846年，柏林）出版。SW版首次“完整、有序地”收录了费希特的著作【3】。编者希望借此呈现费希特核心思想的逐步形成过程：“完全独立、出于内在必然性，不迎合任何外部时代潮流，不吸纳任何异质要素，直至晚年始终一贯地发展”【4】。这套全集的编排虽以时间为导向，但同时也希望通过“内容相关文本的归置”【5】，清晰呈现费希特哲学的体系结构。因此I. H. 费希特将父亲的著作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哲学著作（第1-2卷），第二部分为法权、伦理学说与宗教哲学著作（第3-5卷），第三部分为政治、道德、历史哲学方面的通俗哲学著作，以及杂著（第6-8卷）。各部分内部的文本按时间顺序排列。为满足“完整性”要求，I. H. 费希特还将十年前（1834-1835年，波恩）出版的三卷本《费希特遗稿》纳入全集，因此SW版分为“作者生前公开发表著作”与“遗稿”两部分【6】。但二者的界限并不严格：比如出自手稿遗稿的1801年《对知识学的阐述》，就被归入了第一部分。同时，“内容相关归置”的标准并不统一，甚至扭曲了“通俗哲学著作”部分的内容属性，因此SW版的编纂质量并不理想。文本处理也存在问题：I. H. 费希特对书写格式、标点进行了规范化处理，润色了文风，添加了章节划分，但这些改动的幅度从未被说明；后世发现，这套遗稿的改动程度甚至超过了友人版黑格尔全集中的遗稿处理。I. H. 费希特1831年将书信作为父亲传记的一部分出版，三十年后（1862年费希特百年诞辰）又推出了大幅扩充修订的书信版【7】，但书信并未像黑格尔全集那样被纳入著作全集。

直到世纪之交，费希特著作的编纂都停留在这种不尽人意的状态。随后德国观念论的复兴思潮也惠及了费希特研究，遗稿版本陆续问世：1902年卡比茨（Kabitz）整理出版了费希特早期著作与书信草稿【8】；1914年E. 比克塞尔（E. Büchsel）出版了费希特《关于神与不朽的思想》讲授课笔记【9】；1918年M. 伦策（M. Runze）整理了费希特的布道词【10】，1919年又出版了他的日记【11】；1920年H. 舒尔茨（H. Schulz）依据未刊手稿整理了《法权学说》【12】——这也是学界首次揭示I. H. 费希特对遗稿的改动幅度之大；1924年S. 贝格尔（S. Berger）出版了费希特《哲学中的精神与文字》讲授课【13】。这些版本的出现，大幅削弱了1924年影印再版的SW版的“完整性”宣称【14】；而F. 梅迪库斯（F. Medicus）1908-1912年出版的六卷本费希特著作选集【15】，更是动摇了SW版文本的可靠性。梅迪库斯处理文本时，原则上（尽管并非全部）回归费希特生前出版的版本，1804年《知识学》甚至标注了哈勒大学图书馆藏听课笔记中的异文【16】。这套选集也是首次完全按时间顺序编排文本。O. 布劳恩（O. Braun）推荐将其作为未来费希特研究的基础，称SW版的旧文本“已彻底过时，研究者应当引用梅迪库斯版”【17】。

作为选集，梅迪库斯版自然无法在完整性上与SW版抗衡，即便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后来开始增补单卷本也无济于事【18】。但随着新材料不断出土，学界反复呼吁系统整理未刊遗稿，两套版本都已无法满足当时的编纂需求。1926年，马克斯·冯特（Max Wundt）最终呼吁推出“一套建立在可靠基础上的全新全集”【19】：“为了适配费希特遗稿的独特性质，这套全集必须将已刊与未刊内容、著作、讲授课、笔记全部按严格的时间顺序排列。唯有如此，才能为我们呈现这位伟大思想家创作的真实面貌。”【20】

冯特的呼吁并未包含书信；在他看来，书信仍像19世纪的主流认知那样，“不属于核心著作范畴”【21】。但恰恰是费希特著作的这一部分，通过汉斯·舒尔茨（Hans Schulz）1925年的典范版本（尤其是1930年的扩充第二版）【22】，得到了相对完善的整理。不过费希特的后人要求部分书信不得完整刊印，且此后数十年又有大量书信被发现，因此这套版本如今已无法满足完整性要求。

20世纪30年代，在狄尔泰的学生G. 米施（G. Misch）的倡议下，汉斯·雅各布（Hans Jacob，1898-1969）开始系统整理费希特散佚的遗稿，筹备考订版全集。1937年，《遗稿》第二卷出版【23】，收录了两份讲授课笔记的完整考订版：哲学家K. Chr. F. 克劳塞（K. Chr. F. Krause）记录的1797年夏季学期《逻辑与形而上学》讲授课笔记，以及冯特强烈呼吁整理、梅迪库斯也曾提及的、由佚名者记录的《知识学新阐述》笔记。原本计划收录编纂原则的第一卷已经全部排版完毕，却在战争中毁于轰炸。

这套包含书信在内的完整费希特全集计划，直到战后多年才得以重启。20世纪50年代中期，汉斯·雅各布与莱因哈德·劳特（Reinhard Lauth）合并了各自独立开展的筹备工作。1957年——也就是学界再次汇报黑格尔全集编纂进展的同年——劳特首次公开报告了费希特全集的编纂计划：“我们计划推出一套分为两大系列的全集：‘著作系列’收录费希特生前发表的全部内容；‘遗稿系列’收录除此之外的所有内容，费希特的译作（如《玛利亚颂歌》等）除外。全集预计约十五卷。著作系列严格按时间顺序出版，两大系列的各卷同步推出，以便研究者参照同一时期的不同文本。著作与遗稿都将配备哲学注释，阐明文本的内在含义。”【24】

凭借这份异常具体的计划，编纂方很快争取到拜仁州科学院的主持支持。1959年，“费希特著作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25】。费希特的后人与保管大部分遗稿的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授予了出版许可，德国科学基金会提供了资助——正如1937年资助《遗稿》第二卷那样——保障了全集的出版。1962年，费希特全集科学院版（Ak.-Ausg.）遗稿系列第一卷出版；1964年，著作系列第一卷面世，这套“多系列同步出版”的宏大计划正式落地。此后平均每年出版一卷，预计整套全集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编纂。

费希特全集科学院版遵循三大基本原则：文本完整性、文本还原的学术严谨性、最大限度提升使用便捷性。与最初的计划不同，最终全集参照狄尔泰的康德全集分为四大系列（顺序略有调整）：第一系列为著作，第二系列为遗稿手稿，第三系列为书信往来，第四系列为讲授课的学生听课笔记（最初因狄尔泰提出的相关考量暂缓编纂）【26】。各系列内部的文本严格按时间顺序排列。

放弃体系化的“同类归置”——这对编者而言绝非易事【27】——是让全集摆脱编者主观阐释的重要一步。纯粹的时间顺序还能让读者直观感受到费希特著作惊人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第一系列力求“绝对完整”（I/1，第IX页），收录“J. G. 费希特生前亲自出版或促成出版的全部作品”（I/1，第VII页；II/1，第V页）。与狄尔泰的康德全集相比，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全集不再区分“学术性”著作——康德全集正是因此将公开声明归入了书信部分。费希特全集第一系列收录了费希特所有类型的出版作品，而SW版因内容重要、且手稿已达可刊印状态而归入著作的1801年《知识学》，在这套全集中被严格归入遗稿部分。第一卷就附上了精心整理的费希特著作与出版作品目录（I/1，第461-476页）【28】，为读者提供了整个第一系列内容的完整概览。与SW版不同，文本处理始终以初版为底本，严格保留费希特的拼写与标点。费希特生前出版的后续版本中的异文，以小写字母标注于页脚。为避免异文部分过于庞杂，后续版本的拼写改动仅在可能影响文本含义时才予以标注（I/1，第XVII页：比如大小写变化、文本着重标记等情况）。在容易引发误解的“哲学注释”标题下，同样以阿拉伯数字标注于页脚的注释，“仅以生平、历史、文献提示的形式，对对应段落进行内容解读”，同时精确标注费希特引用文献的出处（I/1，第XIX页；II/1，第XIV页）。单篇文本的编者前言在排版上与费希特原文明确区分（效仿康德全集），说明文本的撰写、印刷过程与准确出版时间，以及费希特本人主持的后续版本及其改动。前言还会提及费希特书信或同时代人著作中对该文本的评价，梳理文本的影响史，帮助读者定位其在费希特整体思想中的位置。页面侧边栏标注了初版以及SW版（若SW版文本基于初版）的页码。与康德全集不同，每卷至少配备四种索引：费希特引用文献目录（标注在全集中的引用页码，书目信息精准）、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以及精心编纂的主题索引。每卷还配有图版，收录独立出版著作的扉页、费希特不同人生阶段的肖像、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物肖像，以及他活动过的地点的影像。

第二系列收录的遗稿，包括费希特撰写的所有未在生前出版、不属于书信、且并非无价值的抄本或译作（即，能体现费希特作者身份的内容）（II/1，第VI页）——包括演讲、草稿、布道词、纪念册题词、述职报告等。该系列同样遵循完整性原则：此前的版本仅出版了费希特手稿遗稿的不到三分之一。第一系列的其他原则也同样适用：文本严格按时间顺序排列，还原原始拼写与标点，语文学与内容注释标注于对应页面，配备多种索引与图版。编者说明会尽可能精确地描述手稿，必要时甚至鉴定水印，同时说明手稿的来源、流传过程与当前收藏方。语文学注释配合印刷文本，为读者呈现手稿的原始状态，解释语言特色（II/1，第XIV页）。第二系列的一大特色是增设补编系列，目前仅出版了一部作品：E. 普拉特纳（E. Platner）的《哲学箴言集》（1793）——费希特曾以此为底本，在二十年间开设了至少十一次讲授课。雅各布1937年曾将费希特批注过的《哲学箴言集》段落附在内容注释中；如今的补编方案，是对科学院版第三原则“最大限度提升使用便捷性”的灵活应用。尽管补编卷在外观上与科学院版完全统一，但编纂体例与其他卷次明显不同：它不包含任何历史考订处理，仅配备人名索引与引用文献目录。

第三系列自1968年起与其他系列同步出版，收录费希特与所有致信者的全部书信及草稿，还包括玛丽·约翰娜·费希特（Marie Johanne Fichte）自结婚之日（1793年10月22日）起至费希特去世（1814年1月29日）的所有书信与草稿，以及这一时期所有致玛丽·约翰娜的书信。该系列还收录纪念册题词、感谢信等，但不收录日记——因为日记并非面向特定对象。严格执行这些标准后，当时流行的公开通信形式“公开书简”也被归入书信系列：比如雅可比（Jacobi）1799年致费希特的公开书简、莱茵霍尔德（Reinhold）1799年致费希特的公开书简，都按时间顺序编入了费希特书信集。书信的哲学-文学注释比其他系列更为详尽，同样不做阐释，仅致力于“呈现书信内容所处的丰富历史关联”（III/1，第IX页）。除常规的四种索引外，该系列每卷还配备按收信人、写信人字母顺序排列的书信目录，来源目录，以及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书信目录。

第四系列（1977年起出版）在科学院版首卷问世十五年后启动，收录的笔记与同期出版的其他系列卷次内容时间对应。该系列仅精选现存的讲授课笔记，合理放弃了完整性要求：据K. 希勒（K. Hiller）1980年的报告，当时已知的费希特讲授课笔记共74份【29】。仅在三种情况下才会出版某份笔记：对应讲授课无费希特亲笔手稿、手稿仅部分留存、笔记包含费希特著作的重要异文。若同一讲授课有多份笔记，仅编纂质量最优的一份，绝对不会像黑格尔著作编纂史中那样，将多份笔记拼接融合。文本处理简化了语文学校勘部分，“不考虑笔误与修改痕迹，因为这些仅体现记录者的思路，并非费希特本人的改动”（IV/1，导言A）。编者前言会尽可能全面地整理对应讲授课的相关信息。各卷配备常规的四种索引，必要时还会附上听课笔记与第一系列出版文本的对照表。

自拜仁州科学院主持费希特全集编纂以来，费希特档案馆也同步筹建。档案馆收集、整理全集编纂所需的文献，通过提供信息、答复咨询支持费希特生平与著作的学术研究，核心工作仍是推进全集的编纂。档案馆成员主要通过两个方向面向公众产出成果：一是基于历史考订版整理出版费希特单篇文本的研究版——这是新一代的研究版本【30】；二是推出内容全面、注释详尽的《费希特谈话录》文献集【31】。自始至终严谨开展的费希特著作及其接受史的书目整理工作，也将在鲍姆加特纳（Baumgartner）与雅各布斯（Jacobs）计划推出的大型费希特书目第二版中继续推进。

凭借统一的编纂理念、清晰的体例、通过注释与索引实现的周全内容解读，以及高效的编纂进度，费希特全集科学院版已成为历史考订编纂工作的国际公认范本【32】。

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1775年1月27日-1854年8月20日）

谢林本人1809年主持出版的《哲学著作集》仅推出了第一卷（也是唯一一卷）【33】，当时并未提及要编纂全集；他在序言中仅说明，这部文集将“收录作者已在不同刊物发表的单篇哲学论文，以及其他未刊作品”（第V页）。而最早的谢林全集，是1816至1820年间由瑞典乌普萨拉的蔡佩尔（Zeipel）与帕尔姆布拉德（Palmblad）出版社推出的《谢林全集》，先后出版了第1、5、7、9、11卷【34】。这套全集1820年后便中断编纂，且所有卷次均未载明整体编纂计划，因此关于其编纂理念，我们仅能得知：原计划共十一卷，文本按时间顺序排列，文本整理严格以各篇的最终刊本为底本，同时附有零星的哲学-书目说明。谢林知晓这套全集的存在【35】，但他在编纂理念与出版过程中的参与度已不可考。

而谢林之子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谢林（Karl Friedrich August Schelling，1815-1863）与兄弟合作，在J. G. 科塔（J. G. Cotta）出版社推出的《谢林全集》（简称SW版）【36】，则是遵照谢林的遗愿编纂的【37】。这套至今仍具权威性的谢林全集，与I. H. 费希特编纂的费希特全集类似，分为两大系列：第一系列共十卷，按时间顺序收录谢林生前出版的著作；第二系列共四卷，收录手稿遗稿，但仅包含颇具传奇色彩的《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讲演录》（1842年起）及相关单篇演讲。K. F. A. 谢林比I. H. 费希特更坚决地试图避免“文本处理带有主观性”的指责（I，第VIII页），因此文本整理通常以各篇的最终刊本为底本，可靠性相对较高。但和费希特全集一样，两大系列的界限并未严格遵守：比如出自遗稿的《艺术哲学讲演录》（1802-1805）、《全部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的体系》（约1804年）、《斯图加特私人讲授课》（1810年）、《慕尼黑哲学史讲演录》（1827年）等大量内容，都被归入了著作系列【38】。同时，“全集”的标准也未得到严格执行——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谢林的儿子们收录并保存了很多谢林原本仅打算节选发表、甚至想要销毁的内容（参见注36）。因此不难理解，他们会略过或仅部分发表那些看似不重要的作品（书评、公开声明等）——他们不希望细枝末节的内容打乱谢林哲学的整体面貌。

至于SW版未收录的作品，如今可以通过L. 帕雷森（L. Pareyson）耗费心血整理、1977年典范性出版的编年体《谢林稀见文献集》了解全貌（仅缺一篇）【39】；但此后又有更多作品被发现，因此这套SW版的补编如今也需要进一步补充。

SW版出版时，学界对德国观念论、尤其是谢林哲学的兴趣已大幅衰退。直到1900年前后观念论复兴的时代思潮显现，O. 布劳恩才注意到学界对谢林著作重印本的需求日益增长【40】。O. 魏斯（O. Weiß）1907年在弗里茨-埃克哈特出版社推出的谢林核心著作选集【41】，配有总索引与详尽的谢林生平及思想导论；这套选集不再以SW版为底本，而是回归谢林生前出版的版本，因此可称为考订版。但它与几乎同期出版的F. 梅迪库斯费希特选集相比，无论在收录规模还是文本处理上都无法相提并论。1911年起收入“哲学丛书”系列的谢林单篇著作，均取自这套魏斯版选集。

对编纂史而言，比这套选集更重要的是各类遗稿版本，尤其是书信集：从G. L. 普利特（G. L. Plitt）1869-1870年出版的三卷本书信集（同时收录了部分短篇著作）【42】，到谢林与卡洛琳（1871）【43】、黑格尔（1887）【44】、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890）【45】、歌德（1898）【46】、尼特哈默（1913）【47】的通信集，再到O. 布劳恩整理的各类小型版本【48】；此外还有1913年出版的谢林诗集【49】，以及最重要的——F. 罗森茨威格（F. Rosenzweig）1917年考证为谢林所作的《最古老的体系纲领》【50】。观念论复兴带来的谢林研究热度，虽未立刻催生考订版全集，但促成了曼弗雷德·施勒特（Manfred Schröter，1880-1973）在C. H. 贝克与R. 奥尔登堡出版社推出的纪念版（简称JA版）【51】。这套全集1927年为纪念慕尼黑大学建校启动编纂，直到三十年后的1959年才全部完成。整体而言，它是SW版的重排本。它的首要也是最大的价值，是让SW版全集重新流通；其次是在补编卷中，出版了慕尼黑大学谢林遗稿中1811、1813年未刊著作《世界时代》的初稿——这批珍贵遗稿在1944年的轰炸中被毁【52】。但它最大的缺陷是编排方式：同期H. 格洛克纳出版的黑格尔纪念版已采用编年体，而JA版的编排反而落后于时代。这套全集分为六卷主卷与六卷补编：主卷1927-1928年已全部出齐，收录“所有核心代表作”；补编则收录“次要著作”（I，第VIII页）。划分主次的标准，是施勒特眼中谢林思想在当时哲学语境下的“当代相关性”：他希望这套全集不止满足古籍收藏的需求，更能服务于当下的思想探索——那些“源于我们时代的困境与内在任务，在形而上学、宗教、自然哲学、神话学领域重新焕发活力的问题”（I，第VII页）。补编卷除了1943年出版的第五卷（收录《神话哲学》第二卷），其余都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面世【53】；且“主次著作”的划分往往割裂了同一部作品，比如《自然哲学的理念》（1797）、《艺术哲学》（1802-1805）、《萨摩色雷斯的诸神》（1815）、《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都被拆分。文本虽号称“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I，第VIII页），但施勒特在主卷中就已打破这一原则，补编卷更是如此。校勘层面，JA版仍停留在1856-1861年的SW版水平，出版之初就已过时。此外它没有任何内容解读，也未标注引文的出处与书目信息——这对谢林这样的作者而言尤为重要。尽管如此，JA版在谢林编纂史上仍有重要意义：它虽跨越三十年、存在诸多残缺，却是当时收录最完整的谢林全集，为后世谢林研究提供了文本基础，也让学界对符合现代标准的考订版全集的诉求愈发迫切。JA版竣工后不久，科学图书协会推出的选集【54】延续了施勒特重印SW版的思路，但采用了统一的编年体编排，且完整收录了所选文本。和格洛克纳一样，施勒特也从未打算推出或替代考订版全集；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支持“未来仍需打造一套统一的考订版全集”（I，第VIII页），并亲自为此奔走。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筹备（最终未出版的）《谢林辞典》的过程中——出版商G. 霍尔茨布格（G. Holzboog）与O. F. 博尔诺（O. F. Bollnow）希望效仿格洛克纳的《黑格尔辞典》，在弗罗曼出版社推出这部辞典——学界就已开始酝酿谢林考订版全集的编纂：H. 策纳（H. Zehner）、H. 富尔曼斯（H. Fuhrmans）、O. 马夸德（O. Marquard）、K. 格林德（K. Gründer）都参与了前期讨论。在施勒特、富尔曼斯与A. 登普夫（A. Dempf）的支持下，策纳的倡议最终促成：1966年，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成立了由德国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工作站点，A. 舒尔（A. Schurr）在此开展谢林青年著作历史考订版的筹备工作；两年后，“谢林著作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55】。委员会的核心职责，是为负责全集编纂连续性与协调工作的主编团队（鲍姆加特纳、雅各布斯、克林斯、策尔特纳）提供编纂咨询与组织支持。具体编纂工作由编纂团队执行，目前团队有四名全职人员；慕尼黑大学哲学系额外配备一名助理参与编纂。各卷的主编均从编纂团队中选拔。自1971年起，委员会、主编与编纂团队还设立了“国际顾问团”提供咨询。和费希特全集一样，谢林全集编纂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建设并完善工作站点：在这里搭建研究图书馆，收集、编目各类原始材料（书信、听课笔记、影像、复印件等），并在有限范围内答复相关咨询。谢林的大部分手稿藏于“民主德国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全集编纂团队与该馆保持着密切合作。

谢林著作科学院版（简称AA版）目前计划共八十卷，是德国观念论哲学家全集中规模最大的一套。它的编纂理念甚至细节都以费希特全集为范本，二者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同属巴伐利亚科学院主持，共享部分委员会成员，两位主编（H. M. 鲍姆加特纳、W. G. 雅各布斯）此前就与费希特全集的编纂者有深度合作。通过费希特全集的中介，康德全集的范本作用也最终体现在这套全集中。

和康德全集一样，谢林全集分为四大系列：第一系列为著作，第二系列为遗稿，第三系列为谢林往来书信，第四系列为谢林讲授课学生听课笔记。各系列内部文本按时间顺序排列，每个系列都针对材料特性制定了专属编纂原则。编纂方还计划推出配套系列，内容包括“谢林著作书评精选、同时代人关于谢林的记述、专题文献卷”等【56】。

谢林全集的编纂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著作系列。遗稿系列虽自1980年起已启动，但由于前期基础薄弱、手稿破译难度大、材料规模异常庞大，预计最早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能出版。书信系列的工作目前仅限于书信的收集、登记、核验，以及系统搜寻未刊或散佚的书信与著作——因为已有版本（尤其是富尔曼斯整理的规模庞大但仅收录到1809年的书信集）【57】，使得该系列的编纂尚不紧迫。听课笔记系列除了书目与文献梳理外，尚未启动实质性编纂。因此目前的编纂进度，无法像费希特全集那样实现多系列同步出版。

首批编纂工作启动十年后，著作系列第一卷正式出版。该卷作为后续卷次的范本，同时公布了编纂原则，为第一系列所有卷次确立了统一标准。著作系列遵循两大原则：（1）打造“真实可靠的文本”；（2）对文本进行内容解读。文本整理与校勘注服务于第一个目标，注释服务于第二个目标。每篇文本前的编者说明同时围绕这两个目标展开：说明文本的流传与编纂形态、成书过程与早期接受史。和费希特全集一样，每卷配备作者引用文献目录（标注引用页码）、地名索引、人名索引与主题索引。文本注释和费希特全集的哲学注释一样，不做任何哲学阐释，仅解释生僻表达、标注引文出处。但文本处理方式与费希特全集有所不同：谢林全集原则上会借助现代设备，对同一刊本的多份藏本逐页比对，因此“真实文本”的概念，比以往更清晰地体现为历史考订文本整理方法的产物。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的精度远超任何重印本，几乎无可超越。

基于内部考量与部分公开意见【58】，主编团队从第二卷起调整了编纂原则，整体提升了全集的用户友好度——这一举措彻底贯彻了“全集服务于研究”的初衷，避免了“为编纂而编纂”的误区。此前（不止谢林全集）编纂中存在的诸多待完善之处，如今在编者前言中得到了系统解决：遵循英美学界通行的“描述性书目学”标准，精确描述初版特征；通过同一刊本多藏本的页面对比，还原刊本的印刷史（在这一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尽可能实现）；尝试将注释拓展至精神史、学术史与生平说明；在遗稿可及的前提下，将其纳入文本成书过程的梳理。但费希特、黑格尔、康德全集中通过排版区分作者原文与编者内容的做法，谢林全集的主编认为并无必要，因此未予采用。

三、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

没有任何史料表明黑格尔曾为自己的著作编纂全集制定过计划。1831年11月他猝然离世后，往生者之友协会随即成立，成员包括Ph. 马海内克（Ph. Marheineke）、J. 舒尔策（J. Schulze）、E. 甘斯（E. Gans）、L. v. 亨宁（L. v. Henning）、H. 霍托（H. Hotho）、K. 米舍莱（K. Michelet）、F. 福斯特（F. Förster）。该协会于1832至1845年间出版了黑格尔《著作全集》（Vollständige Ausgabe，简称W版）【59】。与费希特、谢林的全集由家人主持编纂不同，黑格尔全集的主编是他的学生们【60】。他们的核心诉求并非像前两者那样，以原始材料记录思想的发展脉络，而是完整呈现黑格尔哲学体系——将其树立为整个思维发展史不可逾越的顶峰。他们要在日益增多的批评面前，为黑格尔学说筑牢防线。F. 福斯特在黑格尔墓前的发言道出了所有往生者之友的心声：“守护、宣扬、巩固他的学说，将是我们此后毕生的使命。”【61】这份誓言更多是通过这套友人版全集，而非学生们各自的教学活动或著述得以践行。这套全集共十八卷（部分卷次还需拆分为两到三个分卷），既是黑格尔哲学的丰碑、后世多次黑格尔思想复兴的源头，也成为各类黑格尔批判思潮的矛头所向。

作为编纂成果，友人版虽有优点，但也存在缺陷。它将封闭体系的终极性诉求置于首位，相较于费希特、谢林的全集，更大程度上预设了后世对黑格尔思想的讨论方向。因此，“全集”这一名称首先应理解为“呈现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而非“收录黑格尔撰写的全部文稿”。值得肯定的是，这套全集的收录范围并不像费希特、谢林全集那样仅分为公开发表著作与手稿遗稿两部分，还涵盖了听课笔记与书信往来，甚至包括官方公文。此外，K. 罗森克兰茨（K. Rosenkranz）撰写的、包含更多遗稿材料的黑格尔传记也作为补编附入【62】，因此它原则上已经覆盖了如今历史考订版全集收录的所有文本与文献类型。

但仍有不少文本被排除在外：不仅书信有遗漏，黑格尔本人公开发表的著作（比如1812年版《逻辑科学》、《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的前两版）【63】与手稿遗稿（尤其是青年时期著作与耶拿体系草稿）也多有缺失。

有人批评这套全集既没有按时间顺序、也没有按体系逻辑编排文本【64】，且抹杀了黑格尔思想的发展维度【65】——但这些指责只说对了一部分。罗森克兰茨就明确将纽伦堡预备训练讲稿（第十八卷）作为黑格尔思想发展的文献出版【66】；米舍莱更是以思想发展模型为基础编排了前几卷的顺序，在他看来，这种编排可以自然过渡到按内容分类的原则【67】。因此，前几卷的时间顺序为：耶拿哲学论文（第一卷）、《精神现象学》（第二卷）、大逻辑（第三至五卷）、1830年终版《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第六至七卷）。随后时间顺序被扬弃，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第八卷）作为“以逻辑方法处理哲学学科的范例”被接在其后。黑格尔在1830年版《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中确立了最终立场，他的体系由此得以有机展开为完整的整体——至此，时间编排原则让位于体系编排原则。正如米舍莱所说【68】，后续卷次按照“符合内容的顺序”编排了各套大型讲授课：《历史哲学》（第九卷）、《美学》（第十卷，三分册）、《宗教哲学》（第十一至十二卷）、《哲学史讲演录》（第十三至十五卷）。讲授课部分的编排，也完成了从公开发表著作到遗稿、听课笔记的过渡。但和费希特全集类似，友人版也采用了权宜之计，设置了“杂著”卷（第十六至十七卷）【69】，收录了学位论文、《批判杂志》上的文章、中学演讲、书评、官方公文、序言、各类短篇论文与书信。这些内容多由外部契机促成，而非体系自由展开的产物。之后预备训练讲稿（第十八卷）又未经内容分类仓促补入，四十多年后（1887年），卡尔·黑格尔才整理补充了完整的书信集【70】。可见这套全集并非没有时间与内容的编排原则，只是未能严格、彻底地贯彻。后世的所有版本也都延续了“融合时间顺序与内容逻辑”的编排思路，只是执行得更为严格。

友人版最受诟病的是文本处理方式。这些学生既无语文学训练，也无编纂经验，他们把手稿遗稿甚至听课笔记中的内容增补进黑格尔的公开发表文本中——比如第六至七卷的“大纲要”就是这样拼凑出来的，黑格尔本人从未撰写过这样的版本。讲授课部分则是黑格尔早晚期讲授课手稿、不同学生不同学期的听课笔记的大杂烩。此外编者还擅自润色黑格尔的文风，自行添加章节划分——尤其是为了处处凸显“逻辑三段式”，哪怕黑格尔原文中根本没有这种结构。他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们所理解的“完整性”要求——在那个黑格尔体系亟需辩护的年代，他们认为必须这样诠释“全集”的含义。

1887年，友人版的最后补编面世，这套全集最后一次以完整形式推出，此时哲学讨论与研究的思想氛围已经彻底改变。狄尔泰1888年在书信集的书评中写下了一句话，成为后世黑格尔著作编纂史的纲领：“与黑格尔战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地认识黑格尔的时代已经到来。”【71】狄尔泰强烈呼吁，继续推进R. 海姆（R. Haym）开创的黑格尔体系内在发展史研究。这项任务只能通过全面整理遗稿手稿才能完成；他本人的巨著《青年黑格尔》（1905/06年出版）就示范了研究的范式。他在序言中的预言最终应验：“这些手稿还将长期占据学界的研究视野，直到人们从中挖掘出黑格尔思想的全部价值。”【72】

狄尔泰的学生赫尔曼·诺尔（Herman Nohl）1907年整理出版了黑格尔青年时期的神学著作【73】，这是首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黑格尔遗稿大型版本，对黑格尔研究影响深远。格奥尔格·拉松（Georg Lasson，1862-1932）是柏林的牧师，也是老年黑格尔派学者阿道夫·拉松之子。他从1905年开始对黑格尔的公开发表著作进行考订校订：首先是1830年版《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附1827年版异文，但采用了现代化的书写格式与标点，还添加了便于理解的章节划分【74】；随后1907年校订了《精神现象学》，两部著作都收入“哲学丛书”系列出版。两年后，曾主持三卷本谢林全集编纂的O. 魏斯，也在莱比锡的弗里茨·埃克哈特出版社推出了自己校订的《精神现象学》（1909年），作为计划中十二卷本黑格尔全集的第一卷。该出版社1911年破产后，莱比锡的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接手了这套全集。但O. 魏斯与G. 拉松原本计划的合作未能实现，拉松最终成为《考订校订全集》（Kritisch revidierte Gesamtausgabe，简称KG版）的唯一主编。KG版的整体框架大体沿用友人版【75】，同时随着遗稿的不断整理得到扩充与调整，拉松在世时这套全集的编纂计划已经扩展到二十九卷【76】，但最终仅完成了一部分。拉松处理文本时始终回归初版，比对不同刊本的差异，但他仍自行添加了章节划分与着重标记，且依然采用了现代化的书写格式与标点，因此仍未呈现真正的原始文本。尽管如此，他仍开创了黑格尔语文学研究的时代，居功至伟。拉松的另一大贡献是着手整理耶拿时期手稿，年轻的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当时就参与了这项工作。在大型讲授课的考订校订上，拉松沿用了友人版的做法：将所有现存材料汇编为单一完整文本，但会通过排版区分黑格尔本人撰写的内容与来自听课笔记的部分。

仿佛狄尔泰、以及KG版为代表的对友人版的语文学考订从未存在过，仿佛友人版之后莫拉特（Mollat）、诺尔、埃伦贝格（Ehrenberg）、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等人的遗稿版也从未问世【77】——就在费希特著作集重印、施勒特（Schröter）的谢林纪念版开始推出的同一时期，赫尔曼·格洛克纳（Hermann Glockner）为筹备1931年黑格尔百年诞辰，在弗罗曼出版社的支持下，编纂了黑格尔著作纪念版（Jubiläumsausgabe，简称JA版，1927-1930年出版）。JA版几乎收录了友人版的全部内容【78】，改为按时间顺序编排，剔除了友人版中非黑格尔本人撰写的文本【79】，还额外收录了1817年首版《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格洛克纳刻意、却毫无道理地放弃了所有语文学规范，意图打造友人版的“当代更新版”【80】。他还为这套全集附上了自己撰写的黑格尔研究专著与四卷本黑格尔辞典，试图将JA版打造为“一套完整的整体成果”【81】。JA版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是当时收录最完整的黑格尔著作版本，同时它以不合时宜的方式复刻友人版，反而让学界对真正的考订版全集的需求变得愈发迫切。

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黑格尔《理论著作集》（Theorie-Werkausgabe，简称Th W）也同样以W版为底本。该版本由E. 莫尔登豪尔（E. Moldenhauer）与K. M. 米歇尔（K. M. Michel）主编，1970至1971年间分二十卷面世【82】。编者略带轻蔑地强调，该版本无意为黑格尔语文学研究作出贡献【83】；但另一方面，它也不愿像格洛克纳（Glockner）版那样机械复刻W版——因此它满足于“在可行范围内，依据各自标注的底稿与来源，提供可靠的文本”【84】。除此之外，该版本还以巴森（Bassenge）编的黑格尔《美学》为范本，通过现代化正字法与标点符号，打造便于阅读的文本。该版本删去了W版中的部分文本（一如JA版删去了非黑格尔本人所作的文稿，同时也剔除了大学授课资格考核论文），但也增补了JA版缺失的其他内容：大部分青年时期著作，其中包括《最古老的体系纲领》，此外还有预备训练相关的补充文本、耶拿时期的多篇书评、法哲学的手稿增补内容等；耶拿时期的体系草稿后续或将以补卷形式另行出版。因此相较于JA版，Th W版在文本收录上有显著扩充。

KG版的编纂工作基本未受格洛克纳纪念版的影响，持续推进。拉松（Lasson）1932年去世后，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Johannes Hoffmeister，1907-1955）接任主编。在R. 克洛纳（R. Kroner）的倡议下，他很早就开始整理黑格尔的遗稿，并在拉松的指导下编纂了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霍夫迈斯特出身日耳曼学专业，视野并未局限于黑格尔语文学研究；对他而言，编纂黑格尔著作集只是大范围的观念论研究的一环【85】。但这种开阔的视野并未妨碍他恪守文本编纂的严谨要求。在耗时七年筹备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考订新版（1940年出版）【86】的过程中，他确立了一套讲授课手稿的编纂原则，这套原则在很长时间内都具有约束力：严格保留黑格尔文本的原始形态，不添加后期划分的章节，但（仍然）采用现代化书写格式；从原则上区分黑格尔本人的讲授课手稿与学生的听课笔记；按年份编排讲授课内容，为研究黑格尔学说的演变提供额外基础。编纂说明彻底剥离了教学性、阐释性的附加目的，这套1952年起更名为“新考订全集”（Neu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简称NKG）、原计划编纂三十五卷的版本，将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霍夫迈斯特1955年早逝，NKG的编纂就此中断。E. 尼科林（E. Nicolin）1957年的报告虽仍表示将继续推进NKG，但同时也提出：此前在“哲学丛书”系列中出版的所有KG与NKG卷次，都需要依据原始材料重新整理，通过统一的现代化处理流程，让文本格式完全可追溯核查【87】。但就在1957年同年，德国科学基金会成立了黑格尔著作编纂委员会【88】，负责打造一套可与科学院版康德著作集比肩的黑格尔《全集》（Gesammelte Werke，简称GW）。1958年，与费希特全集的编纂同步，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文化部设立黑格尔档案馆作为工作机构，为这套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创造了制度前提。该馆在首任馆长F. 尼科林（F. Nicolin）主持下驻留波恩十年，1968年起由O. 珀格勒（O. Pöggeler）接任馆长，成为波鸿鲁尔大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系的下属机构。即便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科学院于1974年接手了黑格尔全集的编纂工作，这一隶属关系也始终保留。

GW版的编纂理念将在第一卷中详细阐述。不过海姆索特（Heimsoeth）为第一卷所作序言的预印本中，已经列明了GW版的核心编纂准则【89】。

凭借“完整性”原则，GW版仅在收录规模上就超越了此前所有黑格尔著作版本；这套原计划约四十卷的全集，预计在千禧年之后数年内完成编纂【90】。届时它将“收录黑格尔本人公开发表的全部作品，以及所有留存下来的手稿——包括现存的不同版本与刊本。作为全集的核心组成部分，所有讲授课也将悉数收录；这些内容将基于大量现存的听课笔记整理编纂”【91】。

将全集划分为不同系列是一种既便捷又清晰的编纂方式，能够充分体现不同文本类型在可信度与编纂目的上的差异，但GW版放弃了这种做法；在这一点上，它延续了自W版以来的编纂传统。不过和W版一样，黑格尔思想发展历程的特殊性，也让GW版在连续的卷次编号之下形成了隐含的分部结构：前二十二卷收录黑格尔本人撰写的全部文稿，包括讲授课的手稿。第二分部收录学生听课笔记，卷数规模尚未确定；紧随其后的第三分部收录书信往来，最后的第四分部则收录官方公文与生平文献。第一分部内部的卷次排布以时间顺序为主，同时兼顾内容属性：黑格尔人生各重要阶段的短篇文稿会各自合为一卷——包括青年时期著作，以及耶拿、纽伦堡、海德堡、柏林时期的短篇作品。由于现存的学生听课笔记除个别例外均属于柏林时期，第二分部能够与著作卷无缝衔接，整套编纂构想也与此前的版本史一脉相承。

因此，这套黑格尔全集与费希特、谢林著作集的核心差异，并非取消了系列划分，而在于取消了“著作系列”与“手稿遗稿”的界限。这种做法的原则性优势在于：第一，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历程能够在单一连续的卷次序列中完整呈现；第二，对于黑格尔公开发表的作品，可以配套附上对应的留存手稿、草稿、大纲初稿。但另一方面，黑格尔思想发展的时间线也会多次被合集卷打断，导致整套全集的整体清晰度反而有所下降。

GW版的文本格式打破了此前所有黑格尔版本的惯例，和费希特、谢林著作集一样，严格遵循作者本人的书写方式与标点，或是黑格尔在世时出版刊本的格式——只有非黑格尔本人撰写的听课笔记照例除外。与费希特、谢林著作集不同，说明文本成书过程、流传情况、过往版本与整理方式的编纂说明全部归入附录，让读者可以直接阅读黑格尔的文本。GW版在排版上严格恪守“仅呈现黑格尔原始文本”的原则，尽可能不使用历史考订编纂的标识（上标拉丁字母与阿拉伯数字）：文本校勘注与内容注释均仅通过行号与词目标识，这一做法近来也被谢林著作集采用。文本校勘注附在对应页面的页脚，而内容注释——和另外两套全集一样，包括引文出处、黑格尔引用著作的书目信息，以及对如今不常见或辩证式语言特色的解释【92】——则全部归入附录；谢林著作集如今也会根据注释篇幅酌情采用这种处理方式。引文出处原则上依据黑格尔使用的版本标注，无对应版本时则标注该著作的首版，同时还补充了目前市面通行的全集版本信息。引文同样保留原文语言、不附翻译，因此读者若要使用这些注释，需要具备足够的希腊语、拉丁语、法语与英语知识。各单卷仅配备人名索引；主题总索引将在整套全集编纂完成后统一制作。费希特与谢林著作集各卷都附上了作者引用文献目录，这套黑格尔全集则未设置该内容，也没有前两套全集标配的地名索引。

书信集的编纂工作目前并不紧迫。霍夫迈斯特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KG与NKG版的编纂过程中收集的黑格尔往来书信，已于1952至1954年分三卷出版；霍夫迈斯特去世后，其合作者R. 弗莱克西希（R. Flechsig）又于1960年增补了第四卷补编【93】。目前该补编已扩充为两个分卷，由E. 尼科林（E. Nicolin）全面重新整理出版【94】。作为书信往来的补充，G. 尼科林（G. Nicolin）编的《同时代人记述中的黑格尔》也已于1970年出版【95】。

自W版起，听课笔记就始终是黑格尔著作编纂中最棘手的问题。拉松、尤其是霍夫迈斯特都曾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始终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方案。因此编纂方从一开始就强调，只有“对黑格尔全部讲授课的处理原则达成根本共识后”，才会着手编纂讲授课部分【96】。在第一分部的编纂过程中，这一问题暂时被搁置。如今第一分部工作已接近尾声，编纂方正以必要的审慎着手解决这一核心原则问题。目前正在检验：是否应当放弃霍夫迈斯特提出的、将同一年份的听课笔记汇编为单一完整文本的原则，转而编纂一份质量最优的“主文本”，再将其他听课笔记（甚至可能来自不同年份）中有出入的段落作为异文附在其后【97】。此外，编纂方还将推出一系列测试版，以此推动统一整体方案的讨论。这些测试版并非先行出版的预编本，而是GW对应卷次的前期准备工作，专业学者对测试版的意见也将被纳入考量【98】。

在黑格尔档案馆的测试版项目之外，档案馆外的黑格尔研究者也已整理出版了部分听课笔记，这些成果同样可以纳入档案馆编纂整体方案的讨论中。不过在伊尔廷（Ilting）【99】与亨利希（Henrich）【100】整理的版本中，“主文本”与仅以注释形式呈现的其他笔记的问题并不存在——因为目前对应年份的讲授课各自仅存一份听课笔记。这些版本的核心目的是服务于内容讨论，而非打造符合现代标准的历史考订版文本【101】。伊尔廷将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全部材料——即《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不同版本中关于客观精神学说的论述，结合黑格尔自用本中的批注与听课笔记，按时间顺序完整出版，以此记录黑格尔从自由主义转向迎合复辟体制的政治立场变化。亨利希整理的那份伊尔廷未曾得见的匿名笔记，以及1982年才被发现、由黑格尔档案馆作为测试版出版的P. 万内曼（P. Wannenmann）笔记【102】，都可能对伊尔廷的论点构成修正。因此不能排除的是，随着相关学术讨论的推进，最终需要出版的听课笔记数量将远超最初的预期。

与费希特、谢林著作集不同，“为黑格尔研究提供协调”是黑格尔档案馆的官方职责之一【103】。创刊于1961年的《黑格尔研究》（Hegel-Studien）正是服务于这一目标。该刊设有“文本与文献”“论文”“文献报告与评论”“书目”四个栏目，早已不只是国际黑格尔研究的成果集散地——它最重要的意义，恰恰是为黑格尔全集的持续编纂不断激活、培育广泛的黑格尔研究兴趣；而如果没有这种广泛兴趣，这套预计需要耗费超过一代人时间才能完成的全集根本不可能落地。费希特著作集预计将在十年左右完成编纂，而谢林著作集的前景则令人忧心：它最缺乏广泛的历史与体系性研究支撑，至今也未能通过一份堪比《黑格尔研究》的年刊，激活自身赖以存续的学术资源。

结语

纵观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的著作编纂史，三者之间惊人的亲缘性与并行性十分引人注目。在思辨哲学日益陷入守势的年代，第一批全集相继问世——顺带一提，不止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康德、莱辛、赫尔巴特等人的首批全集也诞生于这一时期。在之后的数十年里，德国观念论这三位核心哲学家的研究热度仅在周年纪念时短暂复苏，几乎没有产生持续影响。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历史精神科学研究的有利形势与观念论复兴思潮的共同作用下，遗稿版的数量陡然增加；与此同时，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的重要考订选集版也在十年内相继推出，不过这些版本都被狄尔泰主持的康德著作科学院版的光芒所掩盖。档案式历史研究、零散的遗稿版，以及哲学与哲学史讨论的需求，早在二战前就催生了考订全集的具体编纂计划；同一时期，谢林与黑格尔的纪念版等再版本，也让观念论衰落时期那些已显不足的旧全集重新整理上市。第三帝国的统治中断了所有版本的编纂计划，但战后这些计划又被重启并持续推进。

1960年前后的十年间，三套全集相继入驻科学院，转型为有固定编纂团队、长期规划的大型学术项目。此后各套全集虽出版节奏各异，但编纂体例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各自为德国观念论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104】；许多流传已久的问题借此被证实为伪问题，关于这三位哲学家的讨论也得以建立在可靠的文本基础之上。

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三位伟大观念论哲学家著作编纂史的亲缘性与并行性，仅仅归结为一种偶然的巧合——毕竟三套全集本身各有不可否认的“独特性”，彼此不可通约，只能通过各自的成书史得到解释；同样也不能将其归因于三位哲学家的思想复兴史，因为三套全集从一开始就以高度相似、相对同步的方式走过了共同的发展阶段。这种一致性的成因，似乎也不在于那些过于喧嚣却转瞬即逝的学派论争，或是各个时期哲学讨论的现实诉求——因为哲学体系建构工作与编纂-语文学工作之间的关联，始终是间接而深层的。20世纪的编纂工作有充分的理由，不断彻底摆脱“以编纂手段开展个人哲思”的残余影响；来自不同学科的编纂者也逐渐意识到，只要编纂工作形成了清晰的理念，实践中就会遵循一套边界相对明确的编纂原则与规范体系。因此，这种一致性并非源于三位哲学家的思想特色、观念论哲学的特质，甚至也不是哲学学科本身的特性所致，更多是源于社会回望、接纳先辈精神遗产时的诉求与标准。毫无疑问，这类诉求与标准会随历史变迁，未来人们终将把20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这种历史考订版编纂模式，视为一种特定的版本类型。一套跨学科的通用比较编纂史，最终将成为社会自我认同努力的组成部分，而这正是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领域。

1. Vgl. die Besprechung dieser Ausgabe in diesem Bande durch W. G. Jacobs und P. Müller, 192 ff.

2. E. Behler: Einleitung. In: 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Bd 1. Paderborn (u. a.) 1979. Bes. XIV-LXXIV. Vgl. meine Besprechung der Ausgabe im Philosophischen Jahrbuch 90 (1983), 401-412.

3. Johann Gottlieb Fichtes sämmtliche Werke. Hrsg. von I. H. Fichte. Bd 1. Berlin 1845, V. (Unveränderter Nachdruck Berlin 1963/66.)

4. Ibid. XXV.

5. Ibid. VII. Vgl. die Vorankündigung in der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spekulative Theologie 13 (1844), 156.

6. Aus verlagsrechtlichen Gründen bildeten die Nachgelassenen Schriften, die bei Marcus in Bonn erschienen waren, keinen Bestandteil von SW. »Aus äußeren Gründen«, schrieb I. H. Fichte, »haben wir sie nicht in den Umfang dieser Ausgabe aufgenommen, statt dessen aber die letztern durch die äußere Form dem ›Nachlasse‹ so angeschlossen, daß beide ein Ganzes ausmachen und erst in ihrer Vereinigung den Titel sämmtlicher Werke rechtfertige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 spekulative Theol. 13 (1844), 157.

7. J. G. Fichtes Leben und literarischer Briefwechsel, hrsg. von seinem Sohn I. H. Fichte. 2 Teile. Sulzbach 1830-31. 2., sehr vermehrte und verbesserte Auflage Leipzig 1862.

8. W. Kabitz, Studien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Fichteschen Wissenschaftslehre aus der Kantischen Philosophie. Mit bisher ungedruckten Stücken aus Fichtes Nachlaß, Berlin 1902.

9. J. G. Fichte, Ideen über Gott und Unsterblichkeit. Zwei religionsphilosophische Vorlesungen aus der Zeit vor dem Atheismusstreit. Mit einer Einleitung herausgegeben von F. Büchsel, Leipzig 1914.

10. Predigten von J. G. Fichte. Herausgegeben und mit einer Einleitung: Fichte der Prediger versehen von M. Runze, Leipzig 1918.

11. Neue Fichte-Funde aus der Heimat und Schweiz.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M. Runze, Gotha 1919.

12. J. G. Fichte, Das System der Rechtslehre. Vorgetragen von Ostern bis Michaelis 1812. Nach der Handschrift herausgegeben von H. Schulz, Leipzig 1920.

13. J. G. Fichte, Über den Unterschied des Geistes und des Buchstabens in der Philosophie. Drei akademische Vorlesungen nach der Handschrift erstmalig herausgegeben von S. Berger, Leipzig 1924.

14. Im Verlag Mayer und Müller in Leipzig. Die Ausgabe umfaßte auch die Nachgelassenen Schriften. Ebenso der Reprint, der 1963/66 bei Walter de Gruyter u. Co in Berlin herauskam.

15. J. G. Fichte, Ausgewählte Werke in sechs Bänden. Herausgegeben von F. Medicus. Leipzig 1908-1912. Diese Ausgabe erschien auch in Einzelbänden in der »Philosophischen Bibliothek«, Bde 127-132. Ein Reprint der sechsbändigen Ausgabe erschien 1962 i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6. Das Manuskript, das Medicus für eine Vorlesungs-Nachschrift gehalten hat, wird heute als eine Abschrift von Fichtes Originalmanuskript angesehen. Vgl. J. G. Fichte, Erste Wissenschaftslehre von 1804. Aus dem Nachlaß herausgegeben von H. Gliwitzky, Stuttgart 1969, XVII f. (Den Hinweis verdanke ich Dr. W. G. Jacobs von der Schelling-Arbeitsstelle.)

17. O. Braun, Die neue Fichte-Ausgabe von Fritz Medicus. In: Kant-Studien 18 (1913), 265.

18. Ergänzungs-Band 1: J. G. Fichte, Staats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H. Schulz u. R. Strecker, Leipzig 1925. Dieser Band faßt zuvor erschienene Einzelausgaben der »Philosophischen Bibliothek« zusammen.

19. M. Wundt, Fichte. In: Literarische Berichte aus dem Gebiete der Philosophie, Heft 8, Erfurt 1926, 11.

20. Ibid. 12.

21. Ibid. 13.

22. J. G. Fichte, Briefwechsel.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Gesammelt und herausgegeben von H. Schulz. 2 Bde. Leipzig 1925. 2., um einen Nachtrag vermehrte Auflage Leipzig 1930. (Reprint Hildesheim 1967.) »Die Sammlung wird neben den Werken fortan die wichtigste Grundlage aller Fichte-Forschung bleiben.« (Wundt a. a. O. 13.) In vielem ist die Ausgabe auch noch für die Fichte-Gesamtausgabe vorbildlich geblieben; sie verzeichnet auch die Numerierung der Briefe von Schulz, woran zugleich erkennbar wird, wie viele Briefe inzwischen neu gefunden worden sind.

23. J. G. Fichte, Schriften aus den Jahren 1790-1800. Herausgegeben von H. Jacob, Berlin 1937.

24. R. Lauth,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r Arbeiten an den Werken J. G. Fichtes.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1 (1957/8), 133.

25. Der Kommission gehören an: A. Dempf (†), K. Engisch, R. Lauth, L. Pareyson, H. Raupach, R. Spaemann, W. Stegmüller.

26. Im ersten Band der Akademie-Ausgabe ist explizit nur von drei Reihen die Rede; ebenso bei H. M. Baumgartner, W. G. Jacobs, J. G. Fichte-Bibliographi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68, 44 f. Bei Kollegnachschriften sei es eine offene Frage, »ob und inwieweit sie zu den nachgelassenen Werken eines Autors zu rechnen sind« (II/1, 1962, VI). Da die Nichtberücksichtigung von Kollegnachschriften eine erhebliche Einschränkung gegenüber der bisherigen Editionsgeschichte bedeutet hätte, an der sich H. Jacob selbst schon mit der Edition von Vorlesungsnachschriften beteiligt hatte, ist implizit schon von vornherein an eine Aufnahme von Vorlesungsnachschriften in die Gesamtausgabe gedacht worden: »Kolleg-Nachschriften werden nur dann berücksichtigt, wenn sie Lücken, die der handschriftliche Nachlaß J. G. Fichtes für sein Gesamtschaffen aufweist, auszufüllen oder fragmentarisch überkommene Schriftstücke zu ergänzen vermögen. Solche Nachschriften werden jeweils unter besonderem Titel erscheinen und in keinem Falle in den originalen Fichte-Text eingearbeitet werden« (II/1, VI).

27. Die beiden Herausgeber sind der Überzeugung, daß die wissenschaftlichen Schriften Fichtes tatsächlich »Ausführungen eines idealen Gesamtplanes« darstellen, »der es erlaubt, ihnen eine ganz bestimmte systematische Stelle zuzuweisen« (II/1, X).

28. Eine Ergänzung hat R. Lauth in den Kant-Studien 59 (1968) 58-61, erscheinen lassen. Sie ist in die J. G. Fichte-Bibliographie von H. M. Baumgartner und W. G. Jacobs bereits eingearbeitet worden.

29. K. Hiller, Erfahrungen bei der Edition von Nachschriften. In: Allgemein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5,3 (1980), 64-66.

30. Hingewiesen sei auf J. G. Fichte, Erste Wissenschaftslehre von 1804, aus dem Nachlaß herausgegeben von H. Gliwitzky, mit einem Strukturvergleich zwischen der W.L. ¹1804 und der W.L. ²1804 von J. Widmann, Stuttgart 1969. - Darstellung der Wissenschaftslehre aus den Jahren 1801/02. Herausgegeben von R. Lauth unter Mitarbeit von P. K. Schneider, Hamburg 1977. Nicht weitergeführt wurde das erste Modell einer neuen Studienausgabe: J. G. Fichte, Über den Begriff der Wissenschaftslehre (1794) - 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1794/95). Studientextausgabe. Teilausgabe von Band I/2 der J. G. Fichte-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it ausführlichen Registern versehen von H. M. Baumgartner u. W. G. Jacobs.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69.

31. J. G. Fichte im Gespräch. Berichte der Zeitgenossen. Herausgegeben von E. Fuchs in Zusammenarbeit mit R. Lauth u. W. Schieche. Bisher 3 Bd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78-1981. Vgl. meine Besprechung in Arbitrium. Zeitschrift für Rezensionen zur germanisti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1986, 64-66.

32. Das zeigt sich z. B. darin, daß die Schelling-Ausgabe nach dem Muster der Ak.-Ausg. entwickelt worden ist (was Abweichungen im einzelnen nicht ausschließt) und daß sie die Grundlage für die Übersetzungen von Fichtes Werken ins Englische und Französische abgeben wird.

33. F. W. J. Schelling's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Bd 1, Landshut 1809.

34. Vgl. H. Buchners Beschreibung der Ausgabe in AA I/2, S. 10 ff. L. Pareyson bezeichnet sie als Raubdruck: Filosofia 30 (1979), 68 Anm. 4.

35. Einer mündlichen Mitteilung zufolge, die ich Dr. W. Schieche von der Schelling-Arbeitsstelle verdanke.

36.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 Schellings sämmtliche Werke, Stuttgart/Augsburg 1856-1861. 10 und 4 Bände.

37. Vgl. Schelling, Übersicht meines künftigen handschriftlichen Nachlasses. In: L. Pareyson, Schellinghiana rariora, Torino 1977, 668-676. Schellings Übersicht ist datiert vom Februar 1853.

38. Vgl. die Angaben in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 Schelling. Eine Bibliographie von G. Schneeberger, Bern 1954, 11-14.

39. Vgl. Anm. 37. Für die Publikation wurde vom Verlag nicht freigegeben das Nachlaß-Fragment, das B. Loer veröffentlicht hat: Das Absolute und die Wirklichkeit in Schellings Philosophie, Berlin (W. de Gruyter) 1974, 30-52.

40. Vgl. O. Braun, Die Schelling-Forschung der Gegenwart. In: Geisteswissenschaften H. 37 (1914), 1018; ähnlich A. Drews in seiner Einleitung zur dreibändigen Auswahlausgabe (s. Anm. 41).

41. F. W. J. v. Schelling, Werke. Auswahl in drei Bänden. Mit drei Porträts Schellings und einem Geleitwort von A. Drews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O. Weiß, Leipzig 1907.

42. Aus Schellings Leben. In Briefen. Herausgegeben von G. L. Plitt. 3 Bde, Leipzig 1869/70.

43. Caroline. Briefe ..., herausgegeben von G. Waitz. Bd 2. Leipzig 1871. Die Ausgabe wurde später erweitert: Caroline. Briefe aus der Frühromantik. Nach G. Waitz vermehrt herausgegeben von E. Schmidt. 2 Bde, Leipzig 1913.

44.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Herausgegeben von K. Hegel. Leipzig 1887.

45. König Maximilian II. von Bayern und Schelling. Briefwechsel herausgegeben von L. Trost, Stuttgart 1890.

46. Goethe und die Romantik. Briefe und Erläuterungen. Herausgegeben von C. Schüddekopf und O. Walzel, Weimar 1898.

47. Schellings Beziehungen zu Niethammer vor seiner Berufung nach Jena. Nebst 46 unedierten Briefen Schellings aus den Jahren 1795-1798. Von G. Dammköhler, Erlangen 1913.

48. Briefe Schellings an seine Söhne Fritz und Hermann. Von O. Braun. In: Hochland 9 (1911), 316-341. - Aus Schellings Nachlaß. In: Nord und Süd 35 (1911), Bd 139, 130-145; 325-357. - Neue Schellingiana. Mitgeteilt von O. Braun. In: Euphorion 24 (1922), 384-390; 868-879.

49. F. W. J. Schellings Gedichte und poetische Übersetzungen. Herausgegeben von E. Schmidt, Berlin 1913.

50. 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Ein handschriftlicher Fund mitgeteilt von F. Rosenzweig, Heidelberg 1917.

51. Schellings Werke. Nach der Originalausgabe in neuer Anordnung herausgegeben von M. Schröter, München 1927-1959. 2. unveränderte Auflage 1962-1971.

52. F. W. J. Schelling, Die Weltalter. Fragmente. In den Urfassungen von 1811 und 1813 herausgegeben von M. Schröter, München 1946, ²1966.

53. Der 6. Ergänzungsband erschien 1954, der erste und zweite 1956, der dritte und vierte 1959.

54. F. W. J. Schelling, Ausgewählte Werke. 10 Bde. Darmstadt 1966 u. ö.

55. Vorsitzender war bis zu seinem altersbedingten Rücktritt 1973 A. Dempf (†), seitdem H. Krings. Mitglieder sind K. Engisch, M. Schmaus, H. Fuhrmans, H. M. Baumgartner, W. Schulz, X. Tilliette, D. Henrich, W. G. Jacobs, A. Pieper.

56. W. G. Jacobs, Bericht der Schelling-Kommission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über den Stand der historisch-kritischen Schelling-Ausgabe (am 30. 5. 1975). In: D. Henrich (Hg.), Ist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möglich? Bonn 1977, 723.

57. F. W. J. Schelling, Briefe und Dokumente. Herausgegeben von H. Fuhrmans. Bisher 3 Bde, Bonn 1962-1975.

58. Siehe u. a. H. Brockhard, Rezension von Abt. I, Bd 1,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2 (1978), 444-448; Rezension von Abt. I, Bd 2-3, in: ebenda 38 (1984), 334-338; W. Henckmann, Die historisch-kritische Schelling-Ausgabe, in: Hegel-Studien 13 (1978), 187-197, insbesondere 191.

59. G. W. F. Hegel,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18 Bde (in 21), Berlin 1832-1845. 2. zum Teil erheblich veränderte Auflage 1840-1847.

60. Einen nicht unerheblichen Einfluß von Hegels Witwe auf W nimmt an W. R. Beyer, Wie die Hegelsche Freundesvereinsausgabe entstand (aus neu aufgefundenen Briefen der Witwe Hegels). In: Beyer, Denken und Bedenken. Hegel-Aufsätze, herausgegeben von M. Buhr, Berlin 1977, 277-286.

61. G. Nicolin (Hg.), Hegel in Berichten seiner Zeitgenossen, Hamburg 1970, 477.

62. K. Rosenkranz, G. W. F. Hegels Leben, Berlin 1844, Reprint Darmstadt 1969.

63. K. Rosenkranz hatte schon 1837 den Wiederabdruck der ersten Auflage der Enzyklopädie anstelle der mit Zusätzen aus dem Nachlaß unmäßig erweiterten »vollständigen« Auflage der W gefordert: »Nach meiner Meinung wäre ein völlig unveränderter Abdruck der ersten Ausgabe der Encyklopädie für di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sehr zu wünschen. Die Intensität, mit welcher Hegel in ihr sein ganzes System zum erstenmal entfaltete, hat jenen Zauber der frischen Schöpfung, der den späteren Ausgaben fehlt, die voller besorglichen Rücksichten sind.« (K. Rosenkranz, Psychologie oder die Wissenschaft vom subjektiven Geist, Königsberg 1837, III f.)

64. So z. B. H. Glockner, Vorwort zur Jubiläumsausgabe, Bd 1, 3. Aufl. 1958, VII.

65. »Alle Dokumente, die auf Spannungen und Brüche im System hindeuten, sowie schließlich die Zeugnisse von Hegels denkerischer Entwicklung wurden nicht berücksichtigt.« (O. Pöggeler, 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Philologie. Das Hegel-Archiv der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In: Jahrbuch 1970 der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O. S.)

66. G. W. F. Hegels philosophische Propädeutik. Herausgegeben von K. Rosenkranz, Berlin 1840, V.

67. »Es ergibt sich hieraus, daß indem die Herausgeber in dieser ersten Abteilung die Hegelschen Werke in ihrer chronologischen Folge liefern, sie deshalb doch nicht von den in der Natur der Sache begründeten Ordnung abzuweichen nötig haben.« (K. Michelet, Vorrede zu W 1, XV; vgl. auch ibid. XIX.)

68. W 1, XVI. Die in W befolgte Reihenfolge der Vorlesungseditionen weicht von der, die Michelet im Vorwort zu W 1 als die sachgemäße aufgestellt hatte, dadurch ab, daß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vom Ende der Reihe an ihren Anfang gestellt wurde.

69. Im Verlagsvertrag zur Gesamtausgabe von Hegels Werken ist von drei Abteilungen die Rede: den bereits gedruckten Werken, den Vorlesungen und den vermischten Schriften. Vgl.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Bd IV/1, herausgegeben von F. Nicolin, Hamburg 1977, 132b ff.

70.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Herausgegeben von K. Hegel, Leipzig 1887 (W 19, 1-2).

71.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5. Herausgegeben von U. Herrmann, Göttingen 1970, 316.

72. W. Dilthey,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4. 3. unveränderte Auflage Stuttgart/Göttingen 1963, 4.

73. Theologische Jugendschriften. Nach den Handschriften der Kgl. Bibliothek in Berlin, herausgegeben von H. Nohl, Tübingen 1907, Reprint Frankfurt 1966.

74. G. W. F. Hegel,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Neu herausgegeben von G. Lasson, Leipzig 1905.

75. Vgl. die Darstellung von F. Nicolin, Die neue Hegel-Gesamtausgabe: Voraussetzungen und Ziele. In: Hegel-Studien 1 (1961), 295-313, hier 303; und die Ausführungen zu den Hegelausgaben des Meiner-Verlags in Ceterum censeo ... Bemerkungen zu Aufgabe und Tätigkeit eines philosophischen Verlegers. Richard Meiner zum 8. April 1983. Privatdruck Hamburg 1983, 107-113.

76. Vgl. die Verlagsanzeige in G. W. F. Hegel, Jenenser Realphilosophie II. Aus dem Nachlaß, herausgegeben von J. Hoffmeister, Leipzig 1931.

77. G. W. F. Hegel, Kritik der Verfassung Deutschlands. Aus dem handschriftlichen Nachlaß herausgegeben von G. Mollat, Kassel 1893. - Entwürfe zur Enzyklopädie und Propädeutik nach d. Handschr. d. Harvard-Universität. Herausgegeben von J. Löwenberg, Leipzig 1912. - Erstes System. Nach der Handschrift der Kgl. Bibliothek in Berlin herausgegeben von H. Ehrenberg u. H. Link, Heidelberg 1915. - Die Ausgabe des in Hegels Handschrift überlieferten Ältesten Systemprogramms ist oben Anm. 50 nachgewiesen.

78. JA übernimmt merkwürdigerweise nicht den Briefwechsel; eine lückenlose Konkordanz zwischen JA und W fehlt m. W.

79. D. h. Schellings Aufsatz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r Naturphilosophie zur Philosophie überhaupt; über die Diskussion der Autorschaft im Verein der Freunde berichtet Michelet ausführlich in W 1, 2. Aufl. 1845, V-XX.

80. G. W. F. Hegel, Sämtliche Werke. Jubiläumsausgabe in 20 Bänden, einer Hegel-Monographie und einem Hegel-Lexikon. Stuttgart 1927-1940. Bd 1, VII; vgl. XII.

81. JA 1, XIV. - Vgl. zu JA die Kritik von O. Pöggeler, Das Hegel-Werk Hermann Glockners. 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8 (1960), 28-52.

82. G. W. F. Hegel, Werke in 20 Bänden. Auf der Grundlage der Werke von 1832-45 neu edierte Ausgabe. Redaktion E. Moldenhauer und K. M. Michel, Frankfurt 1970-71. Eine wichtige Ergänzung hat die Ausgabe erfahren durch H. Reinicke: Register. Frankfurt 1979. 804 S.

83. »Und was die oft handgreiflichen philosophischen Mängel der Werke betrifft, ... so mögen dies mißliche Züge sein, aber es gehört schon eine gehörige Portion Philologen-Idealismus zu dem Glauben, daß ohne solche Mängel das Hegel-Verständnis, sei es das affirmative oder das kritische, das konservative oder das progressive, auch nur um einen Deut anders ausgefallen wäre.« (ThW 20, 534.)

84. ThW 20, 538.

85. Vgl. J. Hoffmeister, Goethe und der deutsche Idealismus. Eine Einführung zu Hegels Realphilosophie, Leipzig 1932. Über Hoffmeisters editorische Tätigkeit vgl. Nicolin, in: Ceterum censeo, a. a. O. (Anm. 75), bes. 109 f.

86.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erausgegeben von J. Hoffmeister, Leipzig 1940.

87. F. Nicolin, Probleme und Stand der Hegel-Edition.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11 (1957), 116-129.

88. Gegenwärtiger Vorsitzender der Kommission ist W. Kluxen, Mitglieder waren und sind H. Heimsoeth (†), Th. Litt (†), J. Ritter (†), F. Schalk (†), W. Beierwaltes, H. G. Gadamer, T. Grimm, L. Landgrebe, E. Lausberg, H. Lübbe, O. Pöggeler.

89. H. Heimsoeth, Die Hegel-Ausgabe der 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In: Kant-Studien 51 (1959/60), 506-511.

90. Vgl. A. Gethmann-Siefert, Hegel-Archiv und Hegel-Ausgabe. In: Zeitschrift f.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30 (1976), 609-618, hier 610.

91. H. Heimsoeth, a. a. O., 510.

92. Vgl. K. Düsing, Bericht des Hegel-Archivs der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über den Stand der Edition von Hegels Gesammelten Werken (am 30. 5. 1975). In: D. Henrich (Hg.), Ist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möglich? Bonn 1977, 705-716. A. Gethmann-Siefert zufolge sollen »darüber hinaus 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n, wissenschaftsgeschichtlichen und politikgeschichtlichen Hintergründe und Zusammenhänge« entschlüsselt werden (a. a. O., 610).

93.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Herausgegeben von J. Hoffmeister und R. Flechsig, Hamburg 1952-1960.

94. Briefe von und an Hegel Band IV. Dritte, völlig neubearbeitete Auflage, herausgegeben von F. Nicolin, Teil 1: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Biographie, Hamburg 1977. Teil 2: Nachträge zum Briefwechsel, Register mit biographischem Kommentar, Zeittafel, Hamburg 1981.

95. Hegel in Berichten seiner Zeitgenossen, herausgegeben von G. Nicolin, Hamburg 1970.

96. F. Nicolin, a. a. O. (Anm. 87), 124.

97. W. Jaeschke, Probleme der Edition der Nachschriften von Hegels Vorlesungen. In: Allgemein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5,3 (1980), 51-63. Vgl. auch die Ausführungen von O. Pöggeler in Ceterum censeo, a. a. O. (Anm. 75), 114-118.

98.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Ausgewählte Nach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 Hamburg 1983 ff. Bisher sind erschienen: Bd 1: Vorlesungen üb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Heidelberg 1817/18 mit Nachträgen aus der Vorlesung 1818/19, nachgeschrieben von P. Wannenmann. Herausgegeben von C. Becker ...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O. Pöggeler, 1983. - Bde 3-5: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Herausgegeben von W. Jaeschke, 1983-1985. - Bd 9: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Teil 4. Herausgegeben von P. Garniron und W. Jaeschke. 1986.

99.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1818-1831. Edition und Kommentar in sechs Bänden von K.-H. Ilting.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73 ff. (bisher Bd 1-4). Im Rahmen der Vorlesungseditionen des »Istituto Italiano per gli Studi Filosofici« (Neapel), deren Planung K.-H. Ilting übernommen hat, ist erschienen: G. W. F. Hegel, Religionsphilosophie. Bd 1: Die Vorlesung von 1821. Herausgegeben von K.-H. Ilting, Napoli 1978.

100. G. F. W. (sic!) Hegel, Philosophie des Rechts. Die Vorlesung von 1819/20 in einer Nachschrift. Herausgegeben von D. Henrich, Frankfurt 1983.

101. Vgl. D. Henrich, Prinzipien der Edition, a. a. O., 40 ff. - In der Edition der Religionsphilosophie folgt Ilting dagegen durchwegs kritischen Prinzipien; vgl. dazu a. a. O., 752 ff.

102. Vgl. Anm. 98; zur gleichen Zeit hat auch K.-H. Ilting die Nachschrift publiziert: G. W. F. Hegel, Die Philosophie des Rechts. Die Mitschriften Wannenmann (Heidelberg 1817/18) und Homeyer (Berlin 1818/19). Herausgegeben, eingeleitet und erläutert von K.-H. Ilting, Stuttgart 1983.

103. Vgl. O. Pöggeler, a. a. O. (Anm. 65).

104. Die der Sache einzig angemessene Verpflichtung der drei philosophischen Großeditionen auf den allgemeineren Epochenkontext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kommt am deutlichsten zum Ausdruck bei O. Pöggeler, Perspektiven der Hegel-Forschung. In: H.-G. Gadamer (Hg.), Stuttgart Hegel-Tage 1970, Bonn 1974, 79-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