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质非常怪异的一部小说。蜜三郎和鹰四很像一对被劈开的两半，前者善于反思和内省，强调理性和怀疑，富于考证精神和历史意识，但可能因为陷入盲目的思索而丧失行动力和决断能力。后者为人冲动直率，长于煽动群众，富有领导和组织能力；他不惮发起雷厉风行的运动，但这种行动力又建立在对历史的误读甚至自我催眠之上。二人的关系似乎可以看作后安保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的两极：一端不愿再相信宏大叙事，另一端仍渴望重寻集体运动的激情。

鹰四将自己的理想投射到“祖父的弟弟”这个历史形象上，他需要这个祖先来证明自己的行动不是青春期叛逆的骚动，而是某种历史使命的延续，但蜜三郎的考证拆穿了这点。“祖父的弟弟”的起义故事，可能只是地方记忆和家族叙事共同织造的神话，于是随之坍塌的不仅仅是鹰四的革命信念和他赖以维系自身的象征结构，同时也是“历史可以为现实的政治运动提供合法性”这一观点本身。但大江并没有简单站在蜜三郎这边——他能拆穿神话，却不能找到新的、现实的行动伦理去组建革命的共同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许多人物的身体都处在某种反常的状态中：酗酒、残疾、暴食、极度肥胖、自杀、性暴力……这些身体是怪诞、病态、不稳定的，大江似乎有意利用身体的畸形承载精神、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异常，让它们受到历史创伤、家庭罪感、政治失败、资本压迫和个人欲望的扭曲。蜜三郎朋友那种极度怪异的自杀方式提供了一个最极端的象征，彻底取消了死亡的崇高性。

“超市天皇”这位朝鲜资本家也特别值得玩味，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扁平的反派形象。一方面，作为朝鲜人的后代，超市天皇的同胞在历史上曾经饱受当地人的排挤和日本殖民主义的压迫；但另一方面，他又以资本的方式反过来支配了山谷。他的力量不像日本殖民者一样来自暴力，而是依靠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本身：他挤垮了当地的小店主，几乎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唯一供应商，通过制造消费依赖和经济、人情的债务等方式控制了村民。山谷的居民表面上极其仇视他，将自身衰败的怨恨投射到他身上，实际上却离不开他，他们的日常生活早已被他的商业体系吸纳。超市天皇既是经济领域的支配者，又是民族领域的复仇者，这就让小说的压迫关系显得非常复杂：民族压迫、阶级压迫、资本压迫、地方共同体的排外压迫，种种关系纠缠在一起，没有哪一方是纯粹无辜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鹰四的革命行动最终难以为继。他无视了现实矛盾的多元性、复杂性，用仇敌想象和男性英雄主义去发动群众，但他所面对的早已不是万延元年的前现代世界，而是缠绕着资本、消费和逐渐瓦解的共同体等等问题的现代资本主义结构。鹰四以为自己借由历史获取了革命的正当性，其实只是用历史的幻觉掩盖自己安保运动失败后造成的精神危机，试图安置他无可遏止的革命激情。

这可能就是小说怪异气质的来源，它不断让各种解释彼此牵连，却始终拒绝提供一个足以解决一切冲突的“万能钥匙”：它既揭露历史神话的虚妄，又承认人确实需要某种神话来提供行动信念；它知晓资本支配是残酷的，但并不认为被支配者因此天然纯洁；它没有简单地歌颂革命，但承认反抗必要性，可又指出反抗也可能被暴力、性冲动、民族怨恨和自我圣化的英雄主义所劫持。这可能正是当代人的难题，不只是无法成功反抗，而是连“为什么反抗、反抗什么东西、以谁的名义反抗、反抗之后通向哪里”这些问题都已经变得缥缈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