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无人称自传式”的《悠悠岁月》（Les années）,让我们看到了不断挖掘自己回忆的安妮·埃尔诺，一本接着一本，她总是能在写作中直面她生活中最私密的一面，并避免自我感动，也不会自鸣得意。她详细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离开家中杂货店和父母提供的环境的跨社会阶层者（transclasse）的矛盾情感（《回到伊沃托》，RetouràYvetot），父亲企图杀死母亲的那一天（《羞耻》，La Honte），自己的堕胎经历（《事件》，L'Evénement），一场爱的执迷（《简单的激情》，Passion simple），那个在她出生前便夭折而她迟暮之年才知其存在的姐姐留下的阴影（《另一个女孩》，L'Autre Fille），还有她与一个男人度过的充满不安的第一夜（《一个女孩的记忆》，Mémoire de fille）……她的每一段个人经历，都能帮助我们重新去审视这个时代。这位私生活写作的大师，也是一位坚持了半个世纪的日记家。从私人性质的日记到公开发表的作品，这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我是从1957年1月26日星期六开始写日记的。那天晚上，在伊沃托有一个很棒的舞会，但是出于母法（我妈妈说“你太年轻了”）和社会法（没有当时流行的那种适合舞会的裙子），我被禁止去参加舞会。这听起来好像是什么童话故事，或者是《北方的桥》（Sur le pont du Nord）的歌词。但由于没有仙女也没有哥哥送我去参加区域农业学校的舞会，我就从妈妈家的店里拿了一本克莱枫丹牌的笔记本，在本子第一页的顶端写下日期。写作为猛然陷入社交和恋爱危机的我提供了一剂良药。一般来说，打开一个新的笔记本记下年份和日期的举动，似乎暗示着要开启一项计划，但记忆中，当时的我并没有打算要长期写日记。但它就这样发生了。我养成了记录一切的习惯，我会记录我的心情、我的阅读、我的愿望和我的烦恼，很多很多烦恼。
从我20岁起，我的日记就一直是我用来存放欲望和进行写作尝试的地方。到现在也是如此。但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作家不同的是，日记对我来说并不是实验室，不是我为未来工作而进行练习的地方。就像今天一样，我已经区分了有开头和结尾还有有选择的形式的自主文本，和日记之间的区别。我首先必须要说的是，我从16岁到22岁，即从1957年1月26日到1962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的日记已经丢失了。当我最终离开伊维特的房子，去波尔多结婚时，我把它连同我的所有信件都留在了阁楼上。1968年夏天，当我来度假时，怀着好奇心再次阅读了这些日记，并在当时的日记中对它进行了评论，但因为我当时太忙了，所以写得很少。十八个月后，我的母亲来和我，同我的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当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她带过来一些自己的家具，并给我带了一些放在阁楼里的书和学校时期的笔记本——但里面却没有我的那四五本日记和一些信件。我在那箱书中来回翻找无果，很是失望。我并没有问我的母亲，她对我的日记做了什么。我们两人之间不必多说，我很清楚她已经读过那些日记和信件，然后把它们销毁了。她担心我这些“糟糕生活”的证据会落到别人手里，尤其担心会被我丈夫看到。当时我正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种新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次损失而过于难过，但现在，这种损失对我来说是无法衡量的。一本日记，无论其载体是什么，都会面临各种威胁——当然会有可能被他人看到，但最糟糕的还是它被销毁。
久而久之，我积累的笔记本也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我也愈发害怕这种破坏。而只是将每本笔记储存在U盘上，也并不能保证它们的安全。因此，我在22岁之前写的日记，已经变成了一片空白。但我知道，我也还记得，这些日记是我倾诉期望、烦恼、爱、幸福、绝望、一切获得和失去的地方。我一向只记录我的感受，而不是报道事实——因为我并不是为了别人在写。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这样去记录，完全如此。在我同丈夫生活的最初几年的微薄日记中，提到了一些事情，一些指责和争吵，其中并没有说明原因，我再也无法知道是因为什么了。这些年，我忙于照顾孩子、竞赛和教学，日记是在我出离愤怒、感到孤立无援时的最后手段。在我33岁时，我写完并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之后，我开始更加频繁地写日记，继续记录我内心的痛苦与冲撞，不过这一次大多是与写作相关——创作新的作品并不容易，而且我也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作。写日记是我用来自我激励的一种方式，它能够帮助我平静下来，并让我坚信自己是一个“写作者”。它的这种作用也一直延续至今。从我40岁开始，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离婚、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病、想要独立的孩子——日记的数量和写作的频率由此变得愈发重要，它就像是我生命的一种延伸，我带着它去旅行，也用它来记录我的阅读。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外部世界和政治上的事物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篇幅。还有对于时代（时间）的感受。现如今，我写日记只是为了记录生活。但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日记一直都是保存秘密的地方。
至少在最初十五年里，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帕斯卡尔·基尼亚尔（Pascal Quignard）在得知我一直在写日记之后，他曾警告我不要让这些日记被偷走或者弄丢，还很夸张地责备我有多粗心大意——一定是因为我告诉他我就把它们放在我的书房里——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些日记很有可能会被出版。当然了，是在我死后，供人们开棺验尸。无论我喜欢与否，我认为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对于日记的看法：它开始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是在它们的旁边或下面，更像是一份文件。在此名义之下，给予日记更多的重视就变得合情合理。
就像档案材料之于历史学家，调查资料之于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这些日记为我提供了一些写作的文本素材，准确地说是为《简单的激情》、《事件》、《占据》（L'Occupation）这三本书。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我日记中禁忌的话题变得越来越少，日记中所涉及的主题也越来越多。为了写《一个女孩的记忆》，我本希望能找到1958年至1960年的日记，但这期间的日记已经被销毁了。不然，我很确定我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在《悠悠岁月》（Les années）一书的写作中，我借助了自己在1980年至2007年写的日记，这期间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像是选举、罢工、九一一袭击事件和伊拉克战争，还有2005年的郊区叛乱，但我并不是为了了解这些事件，而是为了了解当时对于这些事件的感受。我是依照感觉去写作的，因此我的日记就是最重要的素材。查阅它们，是为了防止自己在回顾时受到错误记忆的影响：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判断和感受吗？
在之前的回答中我已经提到了一些日记创作高产的阶段，比如在《事件》这本书中所讲述的那个时期。一般情况下，面对动荡与危机，我总是本能地掏出我的私人笔记本开始写作。在我不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比如在旅途中、在医院或是在疗养休息时，日记就成了我唯一有可能去进行的写作活动。花时间去写日记，并不意味着就耽误了写作的时间（那种像是必须根据委托的任务来构思，必须完成的写作工作……）。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我日记中的禁忌越来越少；日记中的主题也越来越丰富。年轻的时候，我不会去谈论我的性，我的父母，或是我的社会环境。我觉得这些都是被默认不能写的。我不知道如今我的儿子和他们的伙伴是不是也这样想，因为我们很少会聊到这些……
我从来不是从阅读日记来开始写作的，而是先去寻找一种形式，一个框架，再依照这个框架的引导来使用我的日记。当我构思《简单的激情》时，它的框架就设定为一种对意乱神迷的回应：当时我痴迷于一个男人长达数月，我活着甚至只是为了能够找到他。因此，我会冷静地描述我这个女人的行为，没有罪恶感，也不会将其浪漫化或是夹带讽刺。然后，我会借鉴我的日记，但将《简单的激情》和《迷失》相对比就会发现，即使是在事实层面上，我也加入了很多我之后的回忆，而不是仅仅依照我的日记去写。
是的，依旧如此。日记受制于当下的情况，其中的真相会被篡改。我认同勒内·夏尔（René Char）的一句话，大概是说：（我们使用的）这些词语所反映出来的，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还要多。这一点就日记而言，再真实不过了——如果你在多年之后，重读自己的日记，就会发现许多当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想法。日记中的这个“女人”总是令我感到惊讶，我想别人很难在我的作品中看到一个那样的我。用学术上的话来讲，日记有一个特定的叙事身份。
是的，会在我去世之后出版。
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写日记。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去记录，是能够准确捕捉自己内心与外在世界的唯一机会，不要等到过了一年或十年之后再去“重塑历史”。但这并不是为了出版，因为那样的话，就是为了他人在写作，而不是为了记录我自己眼中的现实。如今，外界的状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的日记当中，可能是与我现在更加平静的个人生活有关。
这很难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去感受一个人所传递的情感和想法，他也许会对自己撒谎，但不会试图对未来的读者撒谎（因为我对在作者生前就出版的日记没有多大兴趣）。我真正想要看到的，是作者的生活，是他与写作的关系，或者更宽泛地说，他同艺术之间的关系。
我欣赏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卡特琳·波齐、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帕维斯、莱里斯……但我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哪位作家的日记的影响，因为我直到35岁之后才开始阅读一些日记作品。在此之前，我只看过卡夫卡的日记，那时的我更爱看小说，对阅读日记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而如今，情况恰恰相反。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读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完整日记（希望不需要太久时间！），现在我们仍然只能看到《青春手记》（Cahiers de jeunesse）和《战时日记》（Journal de guerre）这两部作品。
由于私人日记近乎反映出了其作者的社会、情感、性和思想生活等等，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在日记中体现出当今社会中仍旧存在的男女差异，包括：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和关心自己亲密的人、父母和孩子们的方式。在我看来——尽管还有待验证——男性的日记作者往往想要给定或者构建出一个自己的形象，但很少有女性会这样做，这就是性别差异的一种体现。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出版的女性作者的日记比男性们的少得多！从出版的情况来看，这像是一个男性体裁。
“今天是1919年5月19日，早上6点。我在我的房间里，想起了我的母亲；我很想哭。但我的思想是美好的，充满了欢乐。我想到了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花园，想到了我们，还有孩子们……我真正需要的就是书写这一切的时间——写我的书的时间。不再写作，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我活着只是为了写作。这可爱的世界（我的上帝，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美丽！）就在那里：我沐浴其中，十分清爽。但我有一种感觉，我要去履行一些责任；有人给我布置了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让我去完成它；让我从容地完成它——给它我力所能及的一切美好。”——出自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日记。
*内容出自《纸上孤岛：他们的人生与日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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