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剧《伦敦生活》里有段台词，这些年一直被反复提起——

这段话之所以戳中了无数的人，并不是因为它说出了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因为它终于把一件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习以为常却又并不寻常的事情，大声说了出来——

终其一生，女性都在承受各种各样的疼痛。

舒悦在她的新书《不过是妇女病，不只是妇女病》里，记录了自己第一次被这种疼痛击中的时刻。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二，在医疗科技公司工作的她突然感受到了一阵轻微的腹痛。起初她没有太在意，但到了下午疼痛开始加剧。她冲进洗手间坐了将近半个小时，二月的上海还是很冷，她的额头却被疼痛折磨得冒出一层又一层的汗珠。

长期关注医疗健康领域的她起初以为自己只是消化不良，但疼痛愈演愈烈。这大概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身体在发出警报，而她甚至不知道警报的内容是什么。

随后医院的检查结果让她更困惑了，超声报告显示，两侧卵巢有囊肿，医生“建议尽快手术。”

好不容易向公司请好假，定下了手术日期，却在术前检查时发现：CA125蛋白数值异常升高；发现甲状腺IVA类、III类结节，需要穿刺。

小tips：

CA125：

血液中的一种蛋白，卵巢癌等癌症，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

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其他疾病都会升高 CA125 的水平。

甲状腺结节：

III 类意味着：可能良性结节， 恶性风险< 5%；

IVA 类意味着：可疑恶性结节，边界欠清，微钙化可疑，恶性风险5%~10%，建议细针穿刺。

卵巢囊肿术后次日，又收到了甲状腺结节的病理报告：乳头状甲状腺癌。

她像拆盲盒一样一个一个拆开自己的身体发出的警报，每一个结果都带着鲜红的、向上的小箭头，这意味着又是一轮新的检查、新的不确定性。

最让她崩溃的不在于这些结果本身，而是在确诊、治疗的整个过程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人能够给到她一个确定的答案。

原来我们整个社会，对女性身体的了解都少得可怜。

当然，这也绝不是她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

从小到大，我们学史地生、学物理化，但从未有人教过我们应该如何了解自己的身体。学校的生理卫生课，讲的都是青春期注意事项和避孕知识，没人提醒过你，痛经可能也是因为某种病症引起的。

面对痛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存哲学，不外乎是红糖水和热水袋。妇科医生们每天遇到海量的疑难杂症，在门诊的三分钟时间里，没人能够有时间给你讲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妇科病，以及这种病为什么会出现、你又该怎么办。

在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女性，哦不，每个人的身体都变成了更为碎片化的一种存在，只不过女性尤其如此：子宫的病归妇科，情绪的病归精神科，甲状腺的病归内分泌科。

我们似乎被训练成了这副躯体的麻木的使用者，而身体的说明书，从来就没有人给我们清晰地出示过。

即便并没有妇科类疾病的经历，一些日常药物的临床试验，也都是长期以男性为实验对象的。究其原因，不过就是“女性的月经周期、激素模型都过于复杂，会干扰数据结果的可靠性”。

就比如，心脏病的诊断就是基于男性患者的典型症状来制定的，这也就造成了女性心脏病的误诊率比男性高出了50%。（注：数据初始来源：BHF Press Office。这个现状在《不过是妇女病，不只是妇女病》一书中也有提到。）

有一种潜在的逻辑认为，男性身体一直被当作人类身体的标准与典范，而女性则是那个需要被解释的、复杂的、不可触碰的“例外”。

在《不过是妇女病，不只是妇女病》里，舒悦在做完卵巢囊肿手术后，治疗也并没有结束。

她需要同时服用抗抑郁药、甲状腺素和避孕药。三种药、三个科室、三位医生，没有一位医生主动提醒她所服用的药物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漫长而孤独的排查过程使得她成了自己的“全科医生”。

这就是现代医疗体系中女性患者的尴尬之处。

而在妇科诊室里，女性听到最多的治疗建议之一，大概就是“生了孩子就好了”。

一个23岁的单身女孩独自做卵巢手术，医生叮嘱的不是该如何进行术后恢复，而是“尽快结婚生孩子，不然来不及了”。

一个刚做完化疗的癌症患者，医生催促的不是定期复查，而是“赶紧生孩子，生了就来切子宫”。

一个被子宫腺肌病折磨到贫血的女性，被告知的则是“等你完成生育任务，就可以切了”。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善意的建议，但善意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是“女性的生育能力比她的个人健康更重要”，是“只要没影响到生孩子就没关系”，是“完成了使命的器官才有被切除的权利”。

剑桥大学生殖社会学系博士玛丽克·比格在她的《制造误诊》一书中曾写道：“女性的身体被当成了一个‘容器’、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这种医学逻辑，曾经一度贯穿了所有女性就医的全过程。

在这些医学场景里，女性的身体并不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丈夫的附属品、属于血脉的延续、属于未来的孩子、属于某种天生就有的责任。在这种责任面前，她自己的痛苦、恐惧、生活质量，统统不重要。

但，这样真的对吗？

当然，现实也并非全都是糟心，毕竟医学边界与大众的认知都在无限进步之中。对未来，我们还是要有希望。

在目前的境况之下，作为女性个体，如何才能具备足够的权限，在医疗诊断和治疗决策中为自己做出更加科学、有效的抉择呢？

“有权限”意味着女性不再是仅仅被当作医疗体系中的“男性变体”，不再只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

“科学、有效的抉择”则意味着我们有权知道更多关于自身病症的真实情况，有权根据真实的情况去决定是否生育、是否用药、是否进行手术。

女性也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她们的病痛和苦恼也值得被纳入诊断标准，她们特殊的激素状态应该成为更多医学研究的起点，而不是被设定为某种“例外”。

她可以选择切除子宫，也可以选择保留；她可以选择激素治疗，也可以选择不用；她可以选择什么时候生、和谁生，也可以选择不生。

这些听起来很简单，但在一个将“体重70kg的白人男性身体”视为标准、将女性简化为生殖容器的医疗体系里，每一个看似简单的选择都需要全社会都付出巨大的努力。

就像舒悦在《不过是妇女病，不只是妇女病》书中描绘的那样，女性们正在团结起来，她们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分享自己的就诊经历、自己的痛点，在病友群里交流治疗方案。她们开始积极查询文献资料，或是勇敢询问医学界的专业人士。

这些声音，总有一天会让这个体系变得更好。

我们也要知道，女性的身体不是麻烦，不是另一种性别的变体，不是容器，更不是附属品。

如同这本书的最后说的：

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每一位读者的避风港和软猬甲，陪伴生过病的我们走得更远。也希望这篇文章对于每一位看到的读者而言，都是避风港和软猬甲的存在。

这是一个极其质朴且真实的愿望。

我们应该相信，这种愿望所携带的力量终究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自己与身边人的健康，让更多患者对自己的治疗与药物做出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