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读书界对出版物品位和质量有了更高的追求，相关管理部门对编校质量也提出更精细的要求，“学者型编辑”成为了业界的“热搜词条”。中华书局素以盛产“学者型编辑”闻名，周振甫、傅璇琮、张忱石先生著作等身，赵守俨、谢方、程毅中先生亦各有“文存”，徐俊《翠微却顾集》、俞国林《仰顾山房文稿》更是学者气浓厚的编辑家文字。2025年盛夏，中华书局学术中心青年编辑张玉亮《纸背藏身》一书面世，似乎宣告“学者型编辑”群体正在年轻化，而年轻有为的从业者们也对“学者型编辑”的概念及其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作为“手民”的“外家功夫”

张玉亮的视频号“手民老张”开篇词云：“纸背藏身，甘为手民，为无益事，做有心人。”呈现了以“手民”作为“编辑”的指代。古人所谓“手民之误”，固然不免有托辞的嫌疑，但是古代的写工、刻工，以至于铅字印刷时代的拣字工人，文化水平相对不高，容易出错，却也是客观事实。如今时移世易，编辑、校对、排版各环节对从业者的文化水平要求日益提高。编辑在今天往往充当“多面手”的角色，却仍受到传统的“手民”一词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工作待遇的局限，因此“甘为手民”四字的分量，细究起来并不如字面上说的那般轻松。

张玉亮这一代的成长年代，正是武侠小说和仙侠游戏风靡社会的岁月，大家喜谈“功夫”。而编辑当然也有“外功”和“内功”的说法，每一次面对稿子的工作，都像一次武者过招。

一般人可能认为编辑就是改错字的工作，这看法固然不够准确，但是不妨承接这一刻板印象，将“改错字”看作编辑的“外功”，但这门“外功”修炼起来并不轻巧容易。张玉亮《〈南社丛刻第二十三集第二十四集未刊稿〉简端记》一文便是极好的证明，这篇《简端记》札记正是典型的“改错字”文章，但该篇《简端记》所订之误，多涉古今典故、文体辞气、音韵训诂诸端，未尽为“低级错误”，且行文辞气平和，并未沾染时下订误文章之每喜攻其一端、不及其余，甚至强以不误为误的习气，全文颇有高手过招点到为止的风范。可见“改错字”三字说来容易，但实际操作门槛不低，甚至颇具学术含量。

而“外功”的重要之处，并不限于订正讹误和调整体例，内容的把控与提高亦是一大关键。本书《从忘山庐到日益斋：新版〈孙宝瑄日记〉代前言》一文，不仅指出旧版《忘山庐日记》存在的整理缺憾——主要是受限于时局和整理观念而对原稿文字多所删改——如今时移世易，应当予以恢复原状，方便读者研究利用；更详述一番迂曲周折的文献追索过程，揭出余绍宋曾为帮助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而查检摘录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内容以供《年谱长编》采录的掌故。虽然按照如今的条件，仍未能获睹余绍宋所见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原件，无法整理披露该种日记的全貌，但此次新版编校过程中，张玉亮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所载余绍宋摘抄本《日益斋日记》全数迻录，以补今存本《忘山庐日记》之缺，而使新版《孙宝瑄日记》所收更为全面，虽然未臻尽善尽美，但是较诸旧版所收，已然多有新获。

正是有了这样扎实的“外功”，张玉亮才能在《近代文献整理甘苦谈：〈袁昶庚子日记二种〉读后》一文中，对近代文献整理工作提出能近取譬又高屋建瓴的评价与反思，该文不仅为近代文献整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不怕选题“撞车”的坚实理据。

二、“做有心人”的“内家心法”

《庄子·养生主》有云：“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正如“技”是“道”的外化形式，编辑家的“外功”能发挥到何等水平，同样取决于其“内功”深厚到何等程度。

张玉亮曾长期供职于中华书局近现代史编辑室，负责该部门“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和“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两套大型丛书的维护与更新。其《关于近现代史板块的几点思考》一文提出应形成丛书规模效应、及时增订保持领先、拓展版图抢占空白等思路，同时指出除一味求精求全以外，有时不妨另辟蹊径，为适应读者需求进行“删繁就简”，亦是一种做书的思路，可以说是一份独具卓识的答卷。

前述思路一经提出，便即付诸实践，如2013年中华书局再版《郑观应集》，即不满足于仅仅出版一套搜罗全备而不拆卖的集子，而是考虑到不同专业读者的需求以及面向市场经济的需要，创意性地将此书拆分为《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和《救时揭要（外八种）》（即诗文杂著之什）三卷分别出版，其操作思路具见本书《谈〈郑观应集〉的旧书新做——答百道网采访》一文；又如张玉亮既出于为“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增添多样性，顺便也是满足自己为杨绛老人当责编的私心，而策划再版《杨荫杭集》，其事之因缘始末具见本书《给杨绛先生当责编》一文。以上几个选题的策划与出版，都是对《关于近现代史板块的几点思考》提出规划的良好实践。

而在《那些年的那些人和那些书——中华书局版温图日记出版琐忆》文中，张玉亮自述在组编温州市图书馆馆藏日记整理本时，出于整理周期的考虑而事先规划影印《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以及由业务和人事所及顺便组约《黄体芳集》、《黄绍箕集》等选题，为因故停顿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的出版又续上了节奏。鲜明的选题意识和灵活的变通处理，也是张玉亮“内功”深厚的体现。

近年来张玉亮在谭嗣同研究以及戊戌六君子文献董理诸方面，均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想来也有长期主持维护两套近代人物丛书的缘故。中华书局早已出版了《谭嗣同集》、《刘光第集》，2018年正值戊戌六君子就义120周年，若能于此时推出《谭嗣同集》、《刘光第集》的增订本，以及整理出版其余戊戌四子的文集，自当能成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选题，想必张玉亮早已对此有所预备。2018年以来，《新编戊戌六君子集》在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的《谭嗣同集》、《刘光第集》，相较旧整理本确实有了长足进步，更可贵的是两书卷末均附有整理者所撰研究文章若干，允为佳制，此后更是推出《仁学》汇校本一书，为近代文献的深度整理提供了范本；《戊戌四子集》则有筚路蓝缕之功，尽管其中林旭集的整理犹有缺憾（如未充分利用上海图书馆藏“《晚翠轩乙集》留质本”，未收录上海图书馆藏吴门黄摩西铅印本《晚翠轩集》之柳弃疾题跋，未附录林旭夫人沈鹊应《崦楼遗稿》，卷末所附《晚翠轩集》版本研究文章较为单薄等），但已非寻常径据《戊戌六君子遗集》标点的所谓“精校本”可以相比。

而自整理新版《谭嗣同集》以来，张玉亮即钟情“谭研”近乎“走火入魔”：自己以主持《中国出版史研究》杂志编务为主业，即研究戊戌六君子及其著述的出版与传播，撰成《碧血与汗青：戊戌六君子的书籍史考察》；近五年农学典籍成为学术热点，遂撰成《农学典籍的近代新变：以谭嗣同的农学论著为中心》，诸如此类。似可归为出版从业者的“营销”意识，这也是名编辑的“内家心法”。

三、“学者型编辑”的何谓与何为

作为中华书局负责《中国出版史研究》期刊编务的编辑，张玉亮深耕出版史研究领域多年，并且撰写多篇关于中华书局出版史料研究的论文，如《档案中的历史侧影：古籍小组与中华书局简记》、《技术变革时代出版史料发掘与研究刍议：以中华书局为例》等。但在《中华书局董事会档案史料价值刍议》一文中，他对“学者型编辑”的身份和权限作了自觉限缩和反思，并引用了当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的一句话：“不要争着发文章，等书出版后大家研究。”并由这句话展开讨论，指出：

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以文献史料为依托，学者身份的专家以自身勤苦，爬梳搜访史料而发表研究成果固无可厚非，而以出版社聘请专家之身份先期获睹史料，则须有所区别对待。至于出版社工作人员因工作关系而先睹为快，就更不可不戒。李老的此一要求，充分体现了他对出版工作的专业特点与职业操守的深刻把握和对学术研究的充分尊重、对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的高度重视。在“学者型编辑”辈出的中华书局提出此点，也展现了李老对中华书局出版工作者的高标准严要求。

彼时“学者型编辑”还只是一个略带怀旧气息的短语，尚非众人闻风而动的热词，张玉亮的这段话仍体现出以“编辑”自居的自觉，反对以“学者”的名义绕开本应有所回避的嫌疑。而当“学者型编辑”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后，张玉亮却在本书自序中从现实出发，对这一概念发出质疑和诘问：

找一个、一些乃至一堆“学术助力编辑工作”的例子再简单不过，号召、提倡培养“学者型编辑”的口号、“进路”更是耳熟能详、连篇累牍；但是，那些不直接创造价值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活动如何纳入考核，有什么具体举措可以让编辑像完成KPI一样重视自身学术水平的提升，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

这段话既是过来人的甘苦之言，也是带有几分负气的率真之见。张玉亮坦诚直白的性格，让他每每甘冒“与物多忤”的风险，说出一些并不中听但忠言逆耳的大实话，本书《得罪人的话我来说：出版史研究现状之我见》一文，就是一剂苦口良药。但具体到对于“学者型编辑”一说的见解，想必言人人殊，在此我也“夹带私货”，说一点“得罪人的话”。

从理论层面来说，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以及出版作为商业行为的考评制度日益严密，“学者型编辑”本就像是亟待淘汰的过时说法；加之人人不妨都是“业余学者”，编辑在本职工作之余致力于学术兴趣的行为，似也不能与“编辑学者化”或“学者型编辑”划等号，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学者型编辑”更像个伪命题。

但从实践层面而言，似乎又是另一回事。如今专业出版社的编辑，文凭学历与知识水平均呈现水涨船高的态势，官方对出版物质量的验收与监控也提出更高的标准。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版社的稿件质量（尤其是各种项目资助出版物）似乎并未得到相应的提升，学者一面默认保障书稿质量和出版周期是编辑的义务，一面认为编辑不具备与自己对等谈判的资格；同时为了保证项目的出版周期和稿件质量的合格通过，编辑往往不得不担负学者的工作，毕竟一旦出现稿件质量不合格甚或引发负面舆情的状况，学者未必会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但编辑一定会遭受实质性处罚。从这个角度来说，“学者型编辑”毋宁说更像是一种黑色幽默：仿佛因为学者的来稿质量不可预期且无法保障，编辑作为产业下游，必须承担全部重压、守住最后底线，所以不得不要求编辑把学者的工作连带着一起做了。

而从如今网络上批评图书质量的言论环境，亦可窥见一种倒错的尴尬：真诚的读者每每将批评的矛头直指作者，却每每招来作者方的攻讦乃至施压；反而是以深文周纳、上纲上线为手段，以“图书质量”和“意识形态”为枪棒向出版社发起舆情威胁的人，却往往博得路人的满堂喝彩。相信这样的土壤，不足以栽培“学者型编辑”的大树。

笔者在此并非意图论证“学者型编辑”概念的内在矛盾或不合时宜，只是希望“学者型编辑”口号的提出，可以刺激业内正视改善出版生态、尊重编辑权益的命题，庶使“学者型编辑”的倡导可以达成为编辑“松绑”的善果，而非给日益不堪重负的编辑再上一道“枷锁”。

（原载于《出版参考》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