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看似公允的生活中,社会早已给我们下了判决,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和面对种种区隔与烙印,以及可能会感受到的“羞耻”?
今年4月,明室出版了迪迪埃·埃里蓬的《社会作为判决》。继《回归故里》之后,作者以一种更大的坦诚与更深入的内省,对出身、阶层、文化等问题进行探讨,揭露了无处不在的社会判决对我们施加的影响,并尝试提出对此“上诉”的可能性。
上个周末,我们邀请到本书译者陆一琛老师和资深媒体人林子人老师,对这本书的内容以及相关主题进行对谈。与读者一同交流思考,如何直面我们对自身的感受,如何借助社会学的力量,拆解并质询我们所面临的诸种判断。


活动现场
赵磊(主持人):
这本书作为《回归故里》的续作,我刚才也说埃里蓬自己也认为它是他自己作品中的一个异数,因为他认为他主要可能还是一个学者或者文化记者,他平时做的可能是一些理论研究。那这本书作为续作,你们觉得它跟《回归故里》有什么继承和差异吗?
陆一琛:
我们可以简单地看一下这两本书的封皮。虽然都是法文的封皮,这一本是《回归故里》法国的口袋版的书的封皮,这本是《社会作为判决》,是Fayard出的版本的封皮,我们从这两个封皮里面可以获取一定的信息。在法国口袋版的《回归故里》的封皮上,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印了埃里蓬的一张照片。如果你们仔细读《社会作为判决》的话,他前言里面一大段文字都在描述这张照片。

《回归故里》
首先,我们借助布尔迪厄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这本书里面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男孩是靠在一辆汽车上的。因为作为底层阶级,他们会把可以彰显自己财富,或者彰显自己财力的一些象征符号放在他们的照片里,比如说汽车。
那个年代拥有一辆汽车,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彰显家庭财富和家庭实力的一个象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男孩是倚靠在家庭的汽车上,而且他旁边其实站着他的父亲。但是为了选作照片,他把他的父亲从这张照片上剪裁掉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抹掉了父亲在照片上的存在,不愿意认可父亲的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他不愿意把父亲作为自己塑造自我的一个标杆,他不把家庭作为自己跟世界、或者说跟自己人格塑造各方面的一个原则性的存在。这个是我们可以在这张照片上看到的。
此外,这个照片其实是可以被大众所欣赏的。也就是说,这本书它的受众是面向我们所说的普罗大众,或者说精英加阶层加上普罗大众,它是一种破圈的尝试。他想要在社会学圈子之外,接触更大的受众,所以他选择了照片这种所有人都能一眼能够看明白的东西,作为他封面的标志。

《社会作为判决》
陆一琛:
在这边《社会作为判决》的封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他选择了一幅抽象画。这幅抽象画来自于画家尼古拉·德·斯塔埃,这幅画的名字叫《路》。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抽象画并不是工人阶级喜欢或者可以理解的。
从布尔迪厄的角度来讲,抽象画是属于上层阶级比较欣赏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比较高雅的艺术实践。所以他通过选择不同的封面上的装饰物,其实在暗示:我的这两本书的受众其实完全不同。
《社会作为判决》这本书是给精英阶层,或者说能够有抽象化欣赏习惯的这种群体来阅读的,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幅画在我的封面上;而《回归故里》的封面放了一张简单的照片,那么我希望触及的是大众,能够看懂文字的所有人。所以我感觉他在封面的选择上已经在暗示这两本书之间的差异。
当然,如果从译者的角度来讲,他写《回归故里》的时候,他的语言非常的清晰,而且他没有试图在语言层面制造任何的阅读壁垒,或者说阅读障碍。因为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学,包括哲学领域,他们的那些大家,比如说福柯,比如说布尔迪厄,都非常擅长于在语言层面制造阅读的障碍。

所以我感觉在他们的圈子里面,尤其是在社会学圈子里面的这种合法性,很大层面上来自于在语言层面的给读者制造的困难。所以我当时翻译《社会作为判决》的时候,我都不相信这两本书出自同一人之手。
因为他在第二本书里面,有了非常多的文学类的、哲学类的、包括社科类的这种引用,还有伯明翰学派等等。旁征博引,像炫技一般地体现自己的文化水准。在第一本书里面,他很多都是讲他自己切身的体验,比如说游走在两个阶级之间、他无法认同他父母在饭桌上的说话方式;但是呢,他又不认同统治阶级对于下层民众的这种厌恶或者说蔑视。 所以我觉得他在第一本书里面更多地倾向于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在第二本书里面,他更多地倾向于把第一本书里面的内容理论化,征得知识圈的认可。就是《回归故里》在大众那边已经受到认可了,我感觉他破圈的这个尝试已经成功了,所以我觉得他更想在知识圈子里、在精英圈子里面得到认可,所以他写了第二本书。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赵磊: 也就是说在你的印象里,他自己书里写的就是:他写出了羞耻,他没有克服羞耻。他还是得去征得认可,他仍然有屈从者的那种压力。子人呢?
林子人: 我觉得陆老师已经讲得很好了,我确实就是这种感受。读第一本《回归故里》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一本个人回忆录。他讲了非常多的个人故事,语言也非常平实,是一本大众读者非常友好的书。
读《社会作为判决》的时候,我就明显发现我一段话要读好几遍。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区别。刚才陆老师也说了,他在这本书里面旁征博引,援引了大量的社会学,文学,哲学的作品。如果你没有读过那些作品,有些时候你会有点难理解他在说什么,可以说里面有很多“学术黑话”。我会觉得他这本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这种写作,但是是那种学院派写作气质非常强烈的学术散文吧。
所以我会觉得,确实第二本书会更难读,但是老实说它对我的冲击更大。因为我会觉得埃里蓬在这第二本书里面对于他自身的自我批判的深度和强度,其实更是往下走了。所以很多时候读下来,我自己也会感到坐立难安,因为我觉得他真的点中了很多所谓知识分子的死穴。
赵磊: 你们刚才主要在批判他,我来为他做个辩解。因为这个书我前后大概读了三遍,然后也综合了一些其他材料。我觉得还好,主要可能是一开始的确是,任何读过《回归故里》的人,当你说到《社会作为判决》是一部续作的时候,你肯定会产生一个期待:它可能跟前一本一样是一个通俗好读易懂、引起内心共鸣的书。这本书前一两节还仍然是这种风格,但是后面它很快就转向了一种所谓的学术语言。 但是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我自己给两本书的归类,前一本我阅读它是一种情感的回溯的某种体验。也就是说,作为和他差不多出身的人,我觉得很多中国比如说农村阶级像我们一样出身的人(比他可能更低),肯定基本上都会经历过跟他一样的自我探索、自我羞耻,到慢慢理解这个羞耻的过程,但是每个人对应方法不一样。
可能对于我的话,我希望忘掉这些东西,所以读前一本书,它一下子把我整个的成长历程都勾连起来,但是可能那里面没有对这种所谓的羞耻感,包括他的整个的处境做一个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在这本书阅读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了他更深入地去探索这一点。
赵磊: 我们再回归到这次活动的主题,我们的活动主题叫做:我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我觉得羞耻感是他两本书可能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可以聊一聊,聊到这种羞耻感,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种切身之痛。我们可能还是要从自身开始:你们有过像他这种所谓的阶级羞耻感吗?为什么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呢?这个可能要做一种自我剖析。
林子人: 在活动开始之前,我们三个私底下聊天,我跟赵磊说,这次他给我们发对谈提纲的时候,我一直在拖延准备。我要非常坦率的说,我就是为了拖延准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自我反思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特别是谈论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这种非常敏感的问题。首先我要说,这是埃里蓬的伟大之处。他非常坦率地向所有人,向他的读者承认了他对他的出身感到羞耻这一点,我觉得这种承认是非常艰难的。
我想讲一个很具体的,我感到羞耻的一个例子。我的妈妈是一个性格非常彪悍的人。她会为了保护家人去跟别人吵架,去维护家人的利益,这个当然是她非常厉害的一点,但是在我成长过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对此感到羞耻。就我觉得我妈妈说话嗓门太大,是那种在餐厅里面,整个餐厅的人都能听到她讲话的那种大声。我小时候问过她很多次,你为什么要说话那么大声啊?然后我妈妈就会说,没有办法,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在十二三岁来到省城读中学之前,她是在乡下跟她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长大。大家知道在农村里生活,农村的小孩讲话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要讲话非常大声,别人才能听见你在说什么。
对于青春期的我来讲,我会觉得我妈妈就不是一个在文学作品、或是在影视剧里面那种很温柔、很优雅的妈妈。所以现在要我回想的话,我会觉得我小时候就是以不要成为我妈妈那样子的人来进行自我规训长大的。

然后在看完这本书写我的豆瓣短评的时候,我有写:我觉得其实中国读者可能比法国读者更能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我觉得中国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的各种动荡,它其实把很多原有的社会分层给整个打散重组了。我相信很多人就跟我一样,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此的。比如说我的父母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是各自的家族里面第一个到省城工作定居的人,他们也在省城养育了我。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人,第一个文科生。我的爸妈都是工科生,甚至我跟我同辈的,我的哥哥、姐姐、妹妹也全都是读理工科的。我是第一个进入文化行业工作的人,第一个在一线城市定居生活的人。
我印象很深,埃里蓬在书里面有援引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谈到出身更高社会等级的人,代际之间的差异其实是很小,几乎没有。他援引小说里面的一句原话:
“我在一张达盖尔银版照片上看到圣卢的外祖父拉罗什富科公爵时所感受到的震惊,他的衣着、神态、举止和我的叔公一模一样。”

马赛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埃里蓬就写到说,这种印象是具有欺骗性的:
“只有将贵族和资产阶级或富裕阶层的成员进行比较时才有效……只有在同一个阶层内部,普鲁斯特描写的现象才会发生。正是因为一个阶层致力于维持自身,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印象:阶级惯习(habitus)在代际之间传承,遵循着生物学或者生理学的法则。”
他最后就写到:
“对一位阶级变节者(transfuge de classe)而言,当如此多的差异性逐步形成并且试图占据主导地位时,这些相似性又留下了什么?”
我会觉得在中国社会里面,可能很多人会和埃里蓬有相似的感受。自己的生命经验和父辈的和祖辈的生命经验截然不同,这种代际传承带来的更多其实不是相似性,而是差异性,甚至非常大的代际冲突。 我们知道代际冲突其实也是现在社交媒体上被热议的一个话题。很多年轻人都批判原生家庭,我也觉得,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讲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是,所谓的阶级变节,它不一定是意味着在经济层面上和你的父辈拉开差距。
实际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父辈,就是60、70 后,他们享受了巨大的时代发展红利,他们积累的经济资本其实是要远远大于子辈的,但子辈可能积累了很多文化资本。我们受了更好的教育,进入大学,然后有一份白领工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现在不是有个词吗?叫做高等教育新穷人。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外表看上去很光鲜,但其实收入和你的消费预期是非常脱节的,就会因此陷入某种相对的贫困和精神焦虑里面。所以我会觉得我们的羞耻,其实也源自于这种教育投入和回报失衡、精神的认同和经济现实又有点脱轨的情况。
陆一琛: 羞耻的话,我就不再讲我的例子了。我想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羞耻这种情感。首先,羞耻源自于阶级差异的认知,或者说对阶级的意识。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读过埃尔诺的作品,她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书,它的名字就叫《羞耻》。在这本书里面,她讲过一个案例,我就用埃尔诺的案例来讲一下。她讲的是她母亲。她母亲穿的睡裙是非常破旧的睡裙,由于她家庭的原因,她不愿意丢掉这个破旧的睡裙,而且她经常在上完厕所之后,就会用这个睡裙去擦一下等等。所以一开始,埃尔诺始终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她从来没有为她母亲的睡裙感到羞耻。

安妮·埃尔诺《羞耻》
当她没有意识到阶级之间差异的时候,她对这个羞耻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她进入了私立学校,有一天她跟私立学校的同学郊游归来的时候,因为归来比较晚,大概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 9 点了。她跟私立学校的同学同时下车,她母亲来开门的时候,她私立学校的同学都见证了她母亲一直穿的那条睡裙。埃尔诺就为这个事情感到无比羞耻。 所以对于埃尔诺来讲,真正羞耻的诞生是来自于:第一,对于有一个更上层阶级存在的这种意识。她意识到有些人比她更得体,有些人比她更卫生,有些人比她条件更好。所以她内化了上层阶级对于下层阶级的判断。因为上层阶级可能会觉得下层阶级的人不讲卫生,过于节俭等等。当你内化了上层阶级对于下层阶级判断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感受到这种羞耻。这个是羞耻的第一个成因。
我觉得第二个成因还来自于埃尔诺自己因为背叛家庭所感受到这种羞耻,她的羞耻不仅来自于自己的出身卑微,更来自于她因为自己出身卑微而感受到羞耻。也就是说,她因为这种羞耻而羞耻,因为她觉得她背叛了原生的家庭,她背叛了她所热所爱的父母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羞耻是一种异常复杂的情感,而且是多向度的。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她说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也就是说这种愤怒是朝着自己的,她因为自己感到羞耻而更羞耻。
陆一琛: 就埃里蓬来说,我觉得他把这种羞耻的情感分析得非常的清晰,而且他举了很多的案例,尤其是在《回归故里》里面,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埃里蓬自己也说过,他的自我分析的驱动力就来自于这种羞耻感。因为阶级差异的存在,不断地感到羞耻,他在这种羞耻感当中,又想把这种羞耻化成一种变革性的力量。 那怎么做呢?就是通过自我分析,然后通过写书,让这种情感被大众所分享,让那些阶级变节者、体会过这种情感的人,在这种阅读的过程当中疗愈自我。因为当你发现这种情感是所有人都共享的时候,你就不会为你自己这种情感而感到羞耻了。第一个是疗愈功能,我觉得第二个最大的功能也就是这种变革性的力量。因为他觉得当你意识到这种羞耻的时候,当我们所有人都在谈论这种羞耻的时候,羞耻就没有那么羞耻了,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全新的变革性的力量。
我也看那个豆瓣上的评价,很多读者都纠结于《社会作为判决》这本书为什么没有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觉得既然你在讲社会决定论,在讲社会像法庭一样审判了我们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是否就因为此而失去自由了,变成了牵线木偶了,我们还有没有可能性能够获得一丝的自由?很多人读这本书的时候都想,埃里蓬是不是能给我们找到一个终极的、一个相较于《回归故里》来说更新的一个解决方案?读完这本书之后,尤其是这本书最后一页上,我觉得他可能尝试着要给出一些解决方案。

当然这个我可能扯的有一点远了,就社会决定论的解决方案来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就说:
“对判决提出质询,这已然是一种使其丧失必然性的方式。对判决提出上诉,但由于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受理该上诉,我们应该在自身内部和社会世界中组织抵抗的力量,抵抗当下源自于过去的经久不衰的重负,并致力于创造新的可能性。这将是一项崇高的政治计划:创造革命性的意义,这些意义应不仅仅是反抗性和被动的,更应是积极的并具有创造性。”
那么我想提出对判决上诉,包括提出质疑、驱动这种实践的力量,就来自于这种羞耻。所以他才在书的第一部分,专门用一章来剖析这种情感,我觉得这是他这本书里面比较可贵的地方。
赵磊: 我可以顺着这个说,我想说的就是,他这个羞耻,比如说像刚才子人说的,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有完全跟你一样的情感,你会认为自己的父母某些行为粗鲁。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谈到说,父母可能来到城市之后,他会随地吐痰,这个让他感到很丢人。但是他后面紧接着又反思自己,我是站在一个什么立场去评判我的父母?我们之所以能够反思这些,是因为你有了武器,你有了文化。 我觉得他这里做的非常好的就是,他把家庭关系,或者说母子、父子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度个人的,而是形成塑造父母的是一个场域的力量。你现在脱离了这个场域,你当然可以去做,但是如果把你放在同样的情境下,你未必更好。所以他这里跟父母达成一个理解,甚至和解,但是这个理解和和解不是代表认同。
所以我觉得他这里有个特别好的,他分析羞耻,是因为他把羞耻的一个社会成因给揭示出来,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是某一种统治机制。然后,当我们开始反思羞耻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做出改变了,你已经在反思这个统治机制的合法性了。
赵磊: 那我们再聊一下这两本书。这可能是埃里蓬他的一个标志性的写作,我觉得他受他说的埃尔诺影响,就是我们以前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比如说书写自我,可能不是一个传统的,不是个非常高级的文学或者是社会学形式(尤其是在社会学领域)。我们很难想象说有一个人,他的我们认知印象里的学术著作是只写“我”的。但是他这本书里,他给它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认为他在做的是一种自反性剖析,或者说一种社会学自省。
两位觉得这个给他的作品跟一般的学术著作和社会学理论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特点吗?有没有让它有所争议?
陆一琛: 这个“社会学自省”其实是这个埃里蓬写作的一种模板,因为他马上会要出一本书叫《Sociobiographie》,叫《社会学传记》,也就是说他试图把他这种写法推广,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模板式的一种东西。
但是事实上我不知道在座的读者有没有读过像布尔迪厄,或者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些社会学家的东西,他们的实证部分是非常扎实的。当你想要做一个社会学研究的时候,你需要第一,定性和定量研究,你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数据;第二,你要有一些田野调查,你需要采访很多的人,你要用他们的话来论证这个理论的有效性。但是埃里蓬确实没有这么做,他从他的第一本书开始,到他最新的那本书,他始终还在走社会学自省的路线。

迪迪埃·埃里蓬《Sociobiographie》
其实你们想一下,社会学自省,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社会学,你研究的是社会和社会关系,那它必然是离心的,或者说是群体的,显然不是个人的,他是反个人的;自省的话又是挖掘式的,是向心的,而且是往深里面挖掘的。这两个自相矛盾的表述,对我来说是他写作的最大的特征。
我在想刚才赵磊老师也说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所要求的客观性,这个其实是一个在矛盾当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埃里蓬他如何实现这种客观性?我觉得第一个在于他把他的自我上升到一个群体的代表,这个群体就是社会变节者。他不再是一个个人维度的自我,不再是一个有着姓名,有着个人社会轨迹的一个自我,而是一个代表着所有的阶级变节者群体的自我。这是把自我客观化的一种操作,这是我能想到的为他辩解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他指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术生产层面的一个现象,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
“工人家庭的孩子,或者更普遍地说,出身平民阶级的孩子,在生产‘学术’话语方面的缺席必然会带来多重影响和多重偏见。”
也就是说,在学术领域,出身底层的研究者是非常少的,很多的研究底层的一些科研工作,是由出身上层的这些社会学家来做的。 那么对于埃里蓬来说,这些出身平民家庭的孩子,在学术话语生产场域里面的缺席,他认为会带来很多的错误和偏见。所以他说:
“这些影响与偏见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因伪方法论话语的掩盖而无法被觉察,但并未因此而收缩规模或变得温和。想要挑战一切带有科学性权威标记及其制度保障的东西,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是错误的。但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必须曾经属于那些自称熟悉情况的人描绘过的社会圈层。”
也就是说,那些上层的人,自以为自己很熟悉底层的生活情况,所以他们会根据他们的想象来做一些社会学的研究。但是真正出身底层的人,会对整个社会圈层更为熟悉,会知道整个的上层所做的研究有哪些错误。所以我觉得在学术生产、话语生产领域,这种出身底层的社会学家的存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感觉埃里蓬的存在还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在当下看来。

林子人: 我觉得在社会学领域里面,出现像埃里蓬这样以个体出发来进行写作这样的作品可能会显得有些离经叛道。但是其实在文学领域,这些年书写“我”、书写个体故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潮流。就是所谓的自传体,Autofiction。
安妮·埃尔诺就是一个很早期的例子。她拿诺贝尔文学奖当年,其实当时有一些讨论,就是会觉得再早之前,像她这样的写作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她拿到了,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变化,说明现在人们是喜欢这样子的写作的。
这几年,其实大家看一下图书市场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书。比如说有一个北欧作家叫克瑙斯高,他有四卷本的长篇巨著叫《我的奋斗》,它就是讲一个北欧男人的故事,其实写的就是他自己,他基本上是出的每一本书都是都是第一人称写,都是写他自己的故事。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的奋斗》

读者: 从刚刚的分享,我可以了解到读社会学著作是有门槛的。诚然,社会学给了我们很多洞见,但是社会学给我们点出来的是,我们会对这种状况产生阶级羞耻。这是一种共性,但它可能并没有指出另外一种情感的可能性:我可能会对我的母亲,更多的有一种悲悯和关怀。 社会学突出了一种共性,让我们这些文化阶层读者也会有一种自我安慰或者是自我疗愈的作用,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它忽略了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老师们会不会给我们一个建议,在阅读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什么? 赵磊: 不好意思,我可以确认一下,你的问题指的是社会学著作更多是批判性的知识,而不一定会顾及到我们跟母亲之间那种理解或者是情感,是这意思吗? 读者: 对,它的这种批判性是需要通过点明一些现象来深入,然后抓捕捉到一些共性,并且不断地强化这种共性。比如说这种阶级羞耻可能被不断地去深化和强化,去不断地去讨论。但它忽略了另外一些可能性,在一些文学著作上就可能会被补充过来。
我其实是主要是想知道,因为社会学著作非常艰难。像一个普通读者,如果要走进去的话,可能会需要很大的勇气,并且我们在里面也可能很难得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者是发现那些不断言说的、对普通人来讲已经是 common sense 的东西。那我们再继续读这么艰深的社会学著作,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读的时候又应该警醒什么?

陆一琛: 我觉得文学更多地强调情感层面的共鸣,所以刚才你提到了很好的一点,就是社会学的著作和文学著作之间的一种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学著作它可以从一种很客观的视角来剖析这个情感,告诉你情感的源头在哪里。然后这个羞耻,我怎么以客观的理论化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但是文学告诉你,这是一种情感层面异常复杂的体验,我不仅有羞耻,还要有你刚才说的悲悯,甚至有同情等等。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埃尔诺、包括埃里蓬,他们都要破圈,一手搞文学,一手搞社会学。我觉得就像双折画一样,是可以合在一起进行阅读的。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社会学的理论既然这么艰深,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去读社会学?刚才我在 PPT 里面用布尔迪厄的话已经回答了,因为社会学是一种思想的工具,它并不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而是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一种思想化的工具。当你掌握这种工具的时候,你面对的不再是文学里面提到的个例,而是整个世界的运作模式。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不断地突破这种阅读的这种障碍,反复地咀嚼这些社会学书籍当中很难的这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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