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武赵

5月下旬，三星电子差一点迎来一场足以惊动韩国政府的罢工。

按照工会原计划，约4.8万名三星电子韩国本土员工将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参与者接近公司韩国员工的四成，主力来自半导体部门。

罢工最后在期限前被按下暂停键：三星管理层与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内容包括平均加薪、部分取消奖金上限，并将部分特别奖金与经营利润挂钩。韩国劳动部长介入斡旋，资本市场松了一口气，三星股价和韩国股指随之上涨。

这件事之所以敏感，是因为三星是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也是韩国出口、股市和产业安全的核心支柱。韩国媒体和外媒都把这次危机放在AI芯片周期下理解：当HBM、高端存储和数据中心需求重新推高半导体价值，三星员工开始要求分享这轮增长。

工会原本要求取消年薪50%的奖金上限，并把年度营业利润的一部分制度化纳入员工奖金池；最终协议虽然低于部分员工预期，但已经让三星更接近SK海力士式的利润分享机制。

放在三星历史里看，这一幕尤其反常。

现代汽车、起亚、现代重工的工会，长期是韩国劳工政治中最强硬的力量。罢工、谈判、封锁工厂、街头抗议，在韩国制造业并不罕见。

但三星长期是例外。

这家韩国最重要的企业集团，曾把“无工会经营”视为组织原则。员工可以拿高薪，可以获得稳定职业身份，可以分享大企业的社会光环，但很长时间里，不能真正以集体身份和公司谈判。

所以，三星近年的罢工与谈判，更像是韩国财阀社会的一部侧史：从国家发展主义，到家族企业控制；从高增长时代的组织服从，到年轻员工要求透明分配；从“公司代表国家”，到“员工要求公司解释利润如何分配”。

三星的罢工来得很晚，但每一次都指向韩国社会更深的结构问题。最新这一轮冲突尤其清楚地说明：三星员工争取是AI半导体周期中的分配权。

三星长期的无工会经营传统

创始人李秉喆有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在我眼里进土之前，绝不承认工会。”

三星起家于1938年的大邱商会进入制造业，是1953年创办第一制糖，也就是后来的CJ第一制糖。CJ官方资料也把第一制糖的成立，放在战后韩国重建和“为国民经济作贡献”的背景下叙述。

对李秉喆这一代企业家来说，企业是国家重建机器的一部分。老板承担投资、扩张、出口和就业，员工则被要求服从组织、提高效率、跟着企业一起往前跑。

在韩国这种发展主义语境下，工会很容易被企业家理解成一种内部对抗力量。当时的情况下，它会打断生产节奏、削弱经营权、破坏企业像军队一样推进的纪律。三星后来对外谈到工会时，也常把工会描述为会制造“不必要冲突”的存在。

FT在2018年报道三星劳资变化时就提到，三星虽然未必把反工会写成正式政策，但长期公开表达对工会的排斥，理由正是工会会制造不必要冲突。

无工会这套逻辑曾经非常有效。

它让三星长期避免了现代汽车、现代重工那种强势工会带来的高频罢工。它也让三星在韩国财阀中显得格外“安静”：工厂很少停摆，管理层保持强势，员工不满被内部消化，外部很难看到公开冲突。

但安静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

早在1970年代，三星体系内就已经出现过工会组织尝试。1977年，第一制糖女工试图建立工会，随后遭遇压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秉喆那句“眼里进土之前不承认工会”的说法被不断流传。

所以，三星后来进入罢工时代，是一个被压了几十年的问题，终于从公司内部管理表层之下浮出来。

2020年，李在镕公开道歉，承诺不再坚持过去那套“无工会经营”。

这成为三星劳资史的分水岭。

此前，三星劳资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员工能不能组织起来。
此后，问题变成：工会已经存在，员工能从公司利润中分到多少。

Everland工会罢工事件

三星Everland原来叫中央开发，后来改名三星Everland，这个公司的核心资产是位于京畿道龙仁的主题乐园Everland。

这个地方在韩国很有象征性：它既是三星旗下的消费服务业窗口，也是三星家族控制结构里很重要的一环。李健熙时代，三星Everland曾长期处在集团治理结构的关键位置，后来又并入三星物产体系。

2011年7月13日上午11点，四名三星Everland员工向韩国雇佣劳动部首尔南部支厅提交申请，要求成立工会。韩国《中央日报》当时报道，工会发起者希望这个工会不仅覆盖三星Everland员工，也可以吸收三星其他关联公司员工。三星一般工会负责人金成焕对媒体说，申请已经在当天上午递交。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注册呢？

当年7月1日韩国《工会及劳动关系调整法》修法正式生效。这次修法允许一个企业内部存在多个工会，结束了韩国企业内长期“一家公司一个工会”的制度限制。

在这个制度下，谁先注册，谁就占住位置。如果这个位置被亲公司员工、管理层友好人士或者不活跃的“纸面工会”占住，想组织起来的员工就很难再取得合法谈判资格。韩国劳工界后来把这类工会称为“幽灵工会”或“公司侧工会”。

韩国《中央日报》在当年6月28日报道说，这项法律经过13年争议后终于生效；此前韩国自1963年朴正熙时期起，韩国实行的是“单一工会窗口”逻辑，一个公司内部往往只能有一个工会拥有谈判代表地位。

所以，Everland员工是在抢一个制度入口。

对三星来说，这个入口很敏感。Everland是服务业公司，员工构成不像半导体工厂那样高度工程化，现场工作多，排班复杂，基层员工对工资、休息、纪律处分、晋升和外包安排更容易产生不满。一旦这里出现一个能合法谈判的独立工会，其他子公司可能会纷纷效仿。

于是，三星在2011年7月18日，也就是申请成立工会几天后，解雇了工会副委员长赵长熙，理由是其泄露公司信息。赵长熙是四名工会发起人之一。

但工会并没有因此消失。

2011年7月13日递交申请后，Everland员工发起的独立工会正式成立。它后来以金属工会三星分会的形式继续活动，并每年向公司提出集体谈判要求。

麻烦在于，Everland内部并不只有这一个工会。

就在独立工会成立前，Everland内部已经有另一个工会。公司后续选择与这个工会谈判，并以此为理由拒绝金属工会三星分会的谈判要求。独立工会一方则认为，那个工会是公司为了占住谈判窗口、阻挡独立工会而设立的“公司侧工会”。

所以，2011年以后，Everland的争议开始聚焦于：哪个工会有资格代表员工谈判。

独立工会成立了，但很长时间里没有拿到谈判桌的位置。它每年要求集体谈判，公司则以已经和既有的Everland工会谈判为由拒绝。这个拉扯后来持续了近十年，直到后续反工会案和相关诉讼中，Everland旧案才被重新翻出来。这个我会在后面再说。

外包体系的反击：三星电子服务工人罢工

三星电子服务是三星电子旗下负责售后维修的公司。它承担手机、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产品的维修与客户服务。三星电子服务本身是三星电子的子公司，但具体维修工作长期由各地服务中心和外包协力公司承担。

这些维修技师穿三星制服，使用三星系统，服务三星客户，按照三星电子服务的流程接单、维修、回访。但在劳动合同上，很多人是各地协力公司的员工。

2013年，三星电子服务维修技师开始组织工会。参与者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维修中心。他们后来加入韩国金属工会，成立三星电子服务工人分会。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相关研究提到，2013年这些维修工程师成立了韩国金属工会三星电子服务分会，随后通过静坐、罢工等行动把三星电子服务劳资争议推向公众视野。

当时工人的主要诉求包括：承认工会、签订第一份集体协议、改善工资制度、报销维修工作中的交通、停车、设备、手机、租车等成本，并规范工作时间和休假。工会方面认为，很多维修技师收入和接单数量绑定，淡季收入不稳定，工作成本又由个人承担。GoodElectronics在2014年的记录中提到，三星电子服务工人分会当时要求结束计件工资制度、尊重工会权利，并为约1600名工会成员签订第一份集体协议。

2013年以后，工人与三星电子服务及协力公司之间的谈判持续拉扯。工会称，三星电子服务和协力公司长期回避谈判，并通过业务分配、人事调整等方式压制工会成员。GoodElectronics记录称，在数月回避谈判后，公司开始将工作重新分配给非工会员工。

2014年5月17日，三星电子服务工会干部廉浩锡被发现死在江原道江陵市正东津附近一辆车内。韩国《韩民族日报》报道，他当时34岁，是三星电子服务工会梁山服务中心分会负责人，隶属于韩国金属工会。 Equal Times报道说，他在遗书中写道，自己无法再忍受同事和工会成员所承受的牺牲与痛苦。

廉浩锡去世后，工会原计划按照其遗愿举行葬礼。韩国金属工会和劳工团体称，廉浩锡曾要求把葬礼交给工会处理，并希望遗体停灵至斗争取得结果。韩国金属工会英文通报记录了这一说法。

随后发生遗体争夺事件。《韩民族日报》在2014年5月30日的现场报道中称，警方介入并转移廉浩锡遗体，现场发生冲突。GoodElectronics记录称，警方进入首尔医疗中心江南分院灵堂，带走遗体，并有工会成员被逮捕。

5月19日以后，三星电子服务工人扩大罢工。World Socialist Web Site当时报道，廉浩锡去世后，超过1000名三星合同工人从5月19日开始罢工。 工会还在三星总部前进行静坐和抗议，要求公司承认工会、恢复谈判，并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

2014年6月，双方达成一份基础协议。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相关研究提到，2014年6月，工会达成一份基本协议；协议形式上的签署方是协力公司代表，但没有三星电子服务认可，这份协议不可能成立。

协议内容涉及工资、工作时间、休假、费用报销和工会活动等问题。后来的工会访谈资料提到，集体协议要求公司遵守劳动法，包括超过40小时工作应支付加班费、提供带薪假期，并报销汽油、停车、设备、手机和租车等费用；协议还包括每月120万韩元的基本工资安排。

这场劳资冲突并没有在2014年完全结束。三星电子服务的用工结构问题继续延续。2018年4月，三星电子服务宣布，将直接雇用来自约90家协力公司的约8000名维修服务工人。韩国《先驱报》报道，这一方案是在三星电子服务与韩国金属工会达成协议后公布的。

这个罢工意义深远，也留下了一个后果：三星的“无工会经营”开始从企业内部问题，变成韩国社会无法回避的公共问题。

2019年之后：反工会案判决后，三星进入工会时代

三星电子服务工人罢工之后，围绕三星反工会活动的调查持续了几年。

2018年，韩国检方在调查三星另一案件时，发现了大量与劳务管理有关的内部文件。此后，检方开始扩大调查三星电子服务工会案。

调查重点包括：三星电子及三星电子服务是否系统性干预工会活动，是否通过协力公司压缩工会成员工作量，是否跟踪工会干部，是否收集工会成员及家属信息，是否策划瓦解工会。

2019年12月17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三星电子服务反工会案作出一审判决。

三星电子董事会主席李相勋被判处18个月有期徒刑，并当庭收押。李相勋此前曾担任三星电子CFO，后来出任三星电子董事会主席，是三星电子内部级别很高的管理者。法院认定，他参与破坏三星电子服务工会活动。路透社报道称，李相勋因破坏合法工会活动被判处一年半监禁。

同案被告还有多名三星相关人员。韩国时报报道，法院当天对多名三星高管和相关人员判处有期徒刑，案件涉及三星电子客户服务单位的工会活动遭到破坏。 TRT World报道说，李相勋和约25名被告被控破坏三星电子维修部门合同工人的工会活动。

判决书涉及的行为包括：制定和执行针对工会的应对方案；压缩参与工会活动工人的业务量；迫使协力公司关闭或重组；监视工会成员；收集工会干部及其家属个人信息；对参与工会活动的维修技师施加压力。

案件中的工会，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星电子服务工人组织。它最早由维修技师在2013年前后成立，成员来自三星电子服务体系下的各地服务中心。因为很多维修技师并不是三星电子服务正式员工，其实都是外包工人，所以案件同时涉及三星电子、三星电子服务、协力公司和工会之间的关系。

同一时期，Everland工会案也进入判决阶段。

2019年12月，三星电子副社长姜景勋因涉嫌破坏Everland工会活动，被判处16个月有期徒刑。韩国媒体报道，法院认定他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参与阻碍Everland工会活动。相关行为包括监控工会成员、收集工会成员及家属信息、组织公司内部人员应对工会。韩国时报报道，姜景勋被指根据集团层面的劳务管理方案，从2011年6月至2018年3月阻碍Everland工会活动。

2019年12月这些判决公布后，三星方面发表道歉。韩国《先驱报》报道，在李相勋被判刑后，三星表示将建立“前瞻和健康的劳资关系”。

2020年5月6日，李在镕在首尔公开道歉。他在记者会上谈到继承、治理和劳资问题。其中关于工会，他表示三星将不再出现因“无工会经营”问题受到批评的情况。他还说，三星会确保员工基本劳动权得到尊重。

这次道歉发生在韩国法院要求李在镕就三星合规经营作出说明的背景下。李在镕当时仍处在三星继承、朴槿惠案相关司法压力之中。三星随后成立合规监控委员会，把劳资问题、继承问题、治理问题都放入合规议题。

2021年，三星Display工会罢工事件

三星Display是三星集团的显示面板公司，主要生产OLED和LCD面板。它的客户包括智能手机、电视、笔记本电脑和车载显示厂商。三星Display原来是三星电子显示业务的一部分，2012年从三星电子拆分出来，后来整合三星移动显示等业务，成为三星集团旗下独立显示面板公司。

2020年以后，三星Display内部工会活动开始公开化。

2021年，三星Display工会与公司进行工资谈判。工会方面提出，基本工资应上涨6.8%；公司方面提出的方案是上涨4.5%。双方经过多轮谈判后没有达成一致。

2021年6月，三星Display工会宣布罢工。韩国媒体当时称，这是三星集团旗下公司第一次发生正式罢工。参与罢工的是部分工会成员。罢工地点主要集中在三星Display位于忠清南道牙山的生产基地。

罢工开始前，工会已经取得合法罢工程序。韩国劳动关系制度要求，工会在调解不成后，经过会员投票等程序，才能合法罢工。三星Display工会在完成相关程序后，选择以部分成员先行罢工的方式启动行动。

罢工期间，工会成员在厂区外举行集会，要求公司接受6.8%的基本工资上涨方案，并改善绩效奖金、福利和劳动条件。公司方面继续维持4.5%的工资上涨方案。

这次罢工没有演变成长期停工。三星Display的生产也没有出现大规模中断。双方随后继续谈判。

2021年7月，三星Display工会接受公司提出的4.5%工资上涨方案，罢工结束。

这一年，三星Display的工资争议和三星电子内部集体协议谈判几乎处在同一个阶段。2021年8月，三星电子与公司内部多个工会达成公司历史上第一份集体协议，协议内容涉及工会活动保障、工会干部待遇、劳动安全、人事制度等事项。

三星Display罢工结束后，三星体系内的工会活动继续推进。此后，三星电子内部工会开始围绕工资、休假、绩效奖金和工会活动保障与公司展开谈判。2024年，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又围绕工资和奖金问题发起三星电子历史上的首次罢工行动。

三星电子的首次大罢工：半导体员工走上谈判桌

2024年5月29日，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宣布罢工计划。

这个工会的英文名是 National Samsung Electronics Union，简称 NSEU。它是三星电子在韩国最大的工会。路透社当时报道，NSEU约有2.8万名成员，占三星电子韩国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工会宣布罢工前，已经与公司进行了多轮工资谈判，但没有达成一致。

工会当时提出的诉求包括提高工资、改善奖金制度、增加休假，以及让公司更透明地解释绩效和奖金分配。三星电子此前提出平均加薪5.1%，工会认为方案不足。双方围绕工资增幅、奖金计算方式和休假安排继续僵持。

2024年6月7日，NSEU发起首次停工行动。

这一天，工会号召成员集体使用年假，进行一天罢工。路透社报道称，这是三星电子工会第一次发动罢工行动。公司方面表示，当天没有出现生产中断。

6月的行动之后，工会继续与公司谈判。谈判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到7月，工会决定把行动升级。

2024年7月8日，NSEU在三星电子华城园区前发起为期三天的总罢工，计划持续到7月10日。华城园区是三星电子重要半导体生产基地之一。路透社图片资料显示，7月8日，工会成员在三星电子Nano City华城园区前集会，头戴写有工会标语的头带，宣布进行三天罢工。

这次三天罢工的目标，是对芯片生产线形成压力。工会方面称，希望通过罢工影响生产，推动公司回到谈判桌。三星电子则回应称，公司会确保生产线不受影响，并会继续与工会进行诚信谈判。

7月10日，三天罢工原定结束当天，NSEU宣布继续无限期罢工。

工会说，管理层没有表现出继续谈判的意愿，因此决定把原本三天的总罢工延长为无限期罢工。路透社报道，约6500名工人参与了这次罢工。NSEU当时约有3万名成员，接近三星电子韩国员工的四分之一。

工会随后调整并明确了诉求。根据路透社报道，NSEU要求公司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并修改奖金制度。工会还提出3.5%的基本工资增幅要求，并要求在奖金制度中体现更高公平性。

罢工期间，双方对生产影响的说法不一致。

工会方面称，罢工已经对生产造成影响，并表示会继续扩大参与人数。三星电子方面则称，罢工最初几天没有造成生产中断，公司将确保未来生产线也不会受到影响。

2024年7月下旬，工会继续在三星半导体园区周边举行集会。公开照片显示，7月22日，三星电子员工在京畿道龙仁半导体工厂外抗议。那段时间，工会与公司仍在讨论后续工资谈判的框架和日程。

2024年11月14日，三星电子与NSEU达成初步工资协议。

路透社报道，协议包括5.1%的工资上涨、增加假期、发放可用于购买三星电子产品的积分，以及其他福利安排。NSEU也在其YouTube频道上宣布了这份初步协议。协议随后提交工会成员投票。

这次罢工从5月宣布罢工计划开始，经过6月7日首次一日停工、7月8日至10日三天总罢工、7月10日宣布无限期罢工，再到11月达成初步协议，持续贯穿了2024年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的大部分时间。

它也是三星电子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公司最大工会组织、围绕工资和奖金制度发起的大规模罢工。

2026年：罢工成为国家级风险

2025年2月，三星电子与全国三星电子工会达成工资协议。

路透社当时报道，协议内容包括5.1%的工资上涨、发放30股三星电子股票，以及产品购买券等福利。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当时约有3.6万名成员，占三星电子韩国员工约30%。

但2026年，双方围绕奖金和利润分享再次陷入僵局。

这一次，争议重点是奖金制度。工会要求取消奖金上限。三星电子原有奖金机制中，部分绩效奖金上限为年薪的50%。工会要求取消这一上限，并要求公司把年度营业利润的15%拿出来，作为员工奖金池。工会还要求提高奖金计算方式的透明度。

2026年5月中旬，谈判破裂。

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如果公司不提出新方案，将从5月21日起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参与者预计接近4.8万人。路透社报道称，这次罢工计划涉及约4.8万名韩国本土工会成员，原定持续18天。

韩国政府开始介入。

5月20日，也就是罢工原定开始前一天，三星电子与工会恢复谈判。谈判地点在韩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参与下进行。路透社报道称，韩国政府此前表示会动用一切选项避免三星罢工，因为罢工可能影响韩国经济和全球芯片供应。

当天，双方达成临时工资协议。

工会随后宣布，暂停原定从5月21日开始的18天罢工计划，并把协议提交成员投票。路透社报道称，这一协议是在最后时刻达成的，避免了一场可能冲击韩国经济和全球半导体供应的罢工。

协议内容主要集中在芯片部门奖金。

根据路透社5月21日报道，协议包括：三星芯片部门员工将获得相当于年薪50%的现金常规奖金；此外，三星还将把芯片部门经营利润的10.5%用于特别奖金，特别奖金以股票形式发放。特别奖金中，40%分配给整个芯片业务员工，其余部分用于奖励存储芯片部门员工。

路透社报道称，部分存储芯片部门员工可能获得约41.6万美元的奖金，但这一方案仍低于竞争对手SK海力士部分员工的奖金水平。SK海力士在AI存储芯片周期中受益明显，其奖金安排也成为三星工会谈判时的重要参照。

协议达成后，三星电子股价上涨。

5月21日，三星电子股价大涨。路透社报道称，三星电子股价在协议公布后上涨，因为市场担心的罢工风险暂时解除。与此同时，部分投资者和股东对高额奖金安排提出担忧，认为这可能增加三星劳动力成本。

协议还需要工会成员投票。

5月22日，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启动电子投票。路透社报道称，投票从当地时间5月22日下午2点12分开始，将持续到5月27日上午10点。此次投票涉及两个三星工会、约8.9万名成员。协议要获得通过，需要过半成员参与投票，并且参与投票者中过半赞成。若未通过，谈判需要重新开始。

协议公布后，内部反应并不一致。

在三星平泽半导体园区，一些地方商户和员工欢迎罢工取消。路透社报道，平泽园区是三星重要半导体生产基地，AI相关芯片需求提升后，这里的业务表现受到关注。但部分非存储业务员工，尤其是晶圆代工和逻辑芯片部门员工，对奖金差异表达不满。

截至5月22日，这场原计划18天的罢工没有发生。

劳资双方已经达成临时协议，工会正在组织成员投票。协议是否正式生效，要等5月27日投票结束后确定。

三星罢工史的三次变化

如果把三星劳资冲突放在一条线上看，会发现它经历了三次变化。

第一次变化，是从“没有工会”到“争取组织权”。

Everland工会事件和三星电子服务工人抗争，核心是员工有没有资格组织起来，能不能被承认为谈判主体。

第二次变化，是从外包劳动者到正式员工。

早期冲突多发生在服务、售后、外包体系。后来，三星Display、三星电子本部员工开始行动，意味着劳资矛盾进入三星内部核心层。

第三次变化，是从工资谈判到利润分享。

2026年工会要求把公司营业利润的一部分纳入奖金池，要改变公司内部财富分配规则。

这条线索是：

三星罢工从争取被承认，走向争取分配权；从边缘劳动者，走向核心半导体员工；从企业内部冲突，走向国家产业风险。

理解三星，不能只看企业。

韩国财阀本来就是国家发展主义的产物。战后韩国资源有限，政府选择把金融、政策、市场机会集中给少数大企业集团，让它们承担出口、就业和产业升级任务。

这些企业不是国企，但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企业。它们更像国家发展战略的承包商。

三星、现代、SK、LG，就是在这套结构中成长起来的。

政府给贷款、给政策、给保护，企业负责出口、投资、技术升级和就业。企业越大，国家越依赖；国家越依赖，企业越有议价能力。

这套模式曾经非常成功。

韩国靠它完成了从贫穷农业国到工业强国的跃迁。造船、汽车、钢铁、电子、半导体、电池，一个小国同时在多个重资产产业中站上全球前列，这离不开财阀的集中动员能力。

但代价也越来越明显。

财阀控制了太多资源。它们影响就业、供应链、媒体、政治、司法和社会流动。韩国年轻人拼命进三星、现代、SK，不只是为了工资，也是为了身份、婚恋、住房和阶层安全。

财阀内部员工，成为韩国社会最稳定、最体面的雇员之一。

财阀外部的中小企业和协力公司，则长期承担成本压力。

这就是韩国社会的矛盾：财阀创造了国家竞争力，也固化了社会结构；财阀推动了产业升级，也加剧了不平等；财阀让韩国变强，也让韩国离不开它们。

三星是这套结构的顶点。

为什么三星罢工集中在最近几年爆发

原因不是单一的。

第一，司法环境变了。

2019年反工会案之后，三星过去那套压制工会的传统失去了合法性。公司可以继续管理劳资关系，但不能再公开维持“无工会经营”。

第二，员工观念变了。

年轻员工不再天然接受“公司像家庭”的叙事。他们更关心绩效怎么算、奖金为什么这么发、部门之间是否公平、公司利润是否应该被员工分享。

在他们看来，公司既然要求员工承担竞争压力，员工也有权要求公司解释分配规则。

第三，产业周期变了。

AI浪潮推高了半导体的重要性。三星虽然在部分领域承压，但半导体重新成为资本市场和国家战略的中心。越是在这种时候，员工越容易提出利益分享要求。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劳动是支撑韩国战略产业的核心劳动。

这也是2026年工会敢于提出利润分享机制的底气。

三星罢工最重要的意义说明韩国财阀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过去，财阀用国家发展叙事压过劳动分配问题。

公司会说：我们代表韩国竞争力，我们要打败日本、美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企业，我们要投资未来，员工要忍耐，要忠诚，要相信组织。

这套叙事在高增长时代很有效。

但现在，三星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国家荣誉、企业效率和家族控制混在一起，要求员工无条件服从。

三星罢工史，其实是韩国财阀社会的一道裂缝。

这道裂缝会改变一件事：三星不再只是一个要求员工服从的企业帝国，它越来越像一个必须公开谈判、接受社会监督、承担公共责任的超级机构。

这正是韩国财阀社会最深的变化。

过去，财阀定义韩国的增长。
现在，韩国社会开始要求财阀解释增长之后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