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没有实际意义，纯粹是因为我从坐着的这个视角看过去，有一个上班族刚好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而这句话是贴在她的电脑外壳上的。

我这天正好也在进行小说的二稿修改，要修改的东西远比想象的多，以至于之前完成的初稿又变成了“大纲”级别。包括前几天在聊的《现在几点？》其实也是小说里的一个命题——手表定律。小时候的那件事儿是真事儿，而长大后知道这个定律以后，这种被童年玩过的玩具枪击中的乐趣，就像是挖出了童年藏起来的时间胶囊一般。

一旦开始修改小说，要增加的内容越来越多，又不能直接讲道理，就必须要变成故事；可这些故事之间又不像格林童话那样，一个故事交代一个寓言，信息就在这种不断熵增的情形下越来越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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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咖啡厅里，还有一个年轻人正在做手帐，正在把胶带、各种贴纸用镊子粘贴在记事本上，又掏出尺子和彩笔，在记事本上刻画出表格、标题，就连 To-Do list 前面的勾选框，在尺子上都有一个专门的空格，用来画出标准的小正方形块。

我一直很不能理解手帐，一是我觉得麻烦，二是我在尽可能地将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个东西上，以避免自己会用“仪式感”来作为结构化逃避的借口。比如我之前的电脑桌上，有键盘托、手机支架、iPad 伸缩架等等一大堆“高效”东西。自从我上次在问 ChatGPT “手腕悬空，真的会影响输入速度吗？”之后，我就把桌面上所有杂乱的东西都撤走，只留下了键盘和触控板，甚至配套使用的键盘托都拆掉，以避免自己再继续问 ChatGPT：“键盘和触控板要怎么摆放才能提高使用效率”。

这里需要叠个甲——并不是指喜欢做手帐的人，都是因为结构化拖延，而是我一定会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结构化拖延的部分——如果我不做出一页漂亮的用来计划下个月的手帐，那很有可能我连一个可落地的计划都做不出来。

手帐，对我来说就是那个“过剩信息”，一个只需要记在桌面便签上的东西，却要预设一个仪式感的部分，但这件事对于事情到底能不能做出来，虽然有心理因素上的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这也有一些喜欢做手帐的朋友，他们认为仪式感是为了更好地进入状态；而我咬死的是这件事到底做没做，以及我知道我正在拖延，以及为什么拖延。

当然，我也很赞同他们所说的“仪式感”，是一种将过载信息进行脱水的工作，以避免自己长时间陷入信息熵增的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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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想说一个有些煽动性的结论：甚至有时候，是人们在主动制造过剩信息，以保证自己能够进入被“剥夺”的状态。

前几天，在《现在几点？》里，留下了这个话题的前半部分：

有时候，人增加信息，并不是为了更接近答案，而是为了让答案无法被确定。

被剥夺就意味着自己“没得选”，或者是暂时选不出来。否则事情就必须要推进下去，而不得不去面对和梳理杂乱信息的部分。

前两天在 TG，有人问我，自己很“懒”，创业过，现在很难再回到职场做牛马，但是现在迫在眉睫的是房租都快交不出来。他问我，如果是我，我会如何。我回答说，当下最紧急的既然是房租，那么我一定是围绕钱这件事思考；我思考的不再是我要做什么、我要保留怎样的尊严、我还是否能适应职场，而是为了房租能交上，我最多能付出怎样的代价，比如短时间送外卖，或去打零工。如果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代价，那我就必须砍掉这些信息，重新确认我能接受的部分。否则就会永远卡在“我想要赚钱，但我又不想失去自我”上，最终彻底“剥夺”我的选择。

妙就妙在，人会在危机面前突然转向那些持续剥夺自己的事情，比如突然开始“做手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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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有用，至少在梳理的过程中，会意识到哪些事情对自己更重要。

如果整理两个小时资料以后，我更清楚小说下一章怎么改，那么它属于工作。

如果整理两个小时以后，我只是拥有了一套更加漂亮的小说修改系统，而依然不知道下一章怎么改，它就已经开始承担回避功能。

如果整理两个小时以后，我开始调整背景和字体的颜色，如何让自己在写作时更“舒服”，那这跟为了做手帐，挑什么颜色的胶带没啥区别。

过剩信息，剥夺我。只不过，是我先制造了过剩信息，再等着它恰到好处地来剥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