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反抗以外，其实这部电影包含的东西非常多。

首先最重要的是哲学上的结构主义。在传统与现代中，相较于罗兰·约菲《教会》（The Mission，1986），它更偏向于传统，呈现了生活在现代的前现代人的思想、想法、动机。而不是把视角和内心放在白人、现代人身上，把前现代人视为无法理解的、黑盒般的、无足轻重的他物。

第二个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观察，它对社会历史和人类文明的理解，超越了梅尔·吉布森《启示》（Apocalypto，2006）这种简单的戏剧化作品。在梅尔的想象中，会有人“觉醒”，会有人迅速现代化，会有人突然“开化”，大家不约而同拥有同一个普世价值观；但事实上并不是的，出草、血祭、割头是有它的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因为祖先的生活方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维系，他们必须用那样的思维方式思考得出自己的反应。在这一点上，印度电影《巴霍巴利王》（Baahubali）系列比《启示》好很多，但跟《赛德克·巴莱》比还是更滑向戏剧。

第三个是传统思维用来解决现代问题——某种后现代特征，以及与之相伴的环保主义等。

第四个是现代社会中男性气质的消失。传统社会中，尤其是越接近动物形态的部落社会中，男性气质的获得主要通过成年仪式——绝大多数是要见血的——可以理解为一种人工催熟的方法，即通过把男孩放进一个“男人角色”中从而快速成为男人。现代社会是一个智力主导的社会，女性的智力高于男性，所以现代社会与现代城市天生是女性主义的。由于现代社会的抑制和要求，父—子的气质传递被切断，男性无法成为拥有男性气质的男人。这对于存量的男人来说，世界正在失去，无法用语言、仪式或其他手段传递这一后天气质；对于增量的男孩来说，则处在持续的困境里——他有一个永恒的课题：如何独自重新发明男性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