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一个让布哈林极为恼火的“贡税”理论（即向农民征收“贡税”）。

斯大林的想法很直接，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通常靠掠夺殖民地、掠夺战败国或者借带有奴役性质的外债。比如英国用了几百年从各殖民地搜刮资本，德国靠普法战争后从法国取得的五十亿法郎赔款来发展工业。苏联走不了这些路，只能靠内部积累。

斯大林说，我们规划筹建的长达1400公里的土尔克斯坦铁路需要好几亿卢布，正在建设的第聂伯水电站也需要好几亿卢布，这些都是靠内部积累来进行的，也没有借过什么奴役性的外债。而国家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除了工人阶级创造的价值，就是农民。

斯大林接着说，农民不仅要缴纳一般的直接税和间接税，还要在购买工业品时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钱，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钱。这种价格上的不等价交换，就是为了发展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

听到这个言论，布哈林当场就站起来反驳，说“贡税”不是一个好字眼。斯大林回答说，那也可以叫“流入”，不管名字叫什么，意义都是一样的。台下又有人喊，你这是离开了列宁主义。斯大林立即引用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的一段话来辩护，说列宁本人就提到过从劳动者身上收取“贡税”来建设秩序和组织。底下马上有人不服喊道，列宁那是对工人说的，不是对农民说的。斯大林反驳说，既然列宁可以对工人说收取贡税，为什么不能对农民说呢？

从表面上，吵的是一个词，但背后争的，其实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两个人的来路

布哈林，1888年生于莫斯科一个教师家庭，他年轻时，就已经在党内是出了名的理论高手。列宁曾评价他是“党的最宝贵的、最重大的理论力量”。他比斯大林小九岁，两人最早在1913年维也纳相识。那时斯大林正在撰写《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布哈林帮他收集和翻译了大量西方资料。此后十五年，两个人一直走的很近，斯大林叫他“尼古拉”，布哈林叫斯大林“柯巴”。此外，两人的私交甚至到了家庭层面，据说布哈林与妻子拉林娜走到一起，斯大林就在其中帮助了很多。

列宁去世后，布哈林与斯大林联手，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对手。整个二十年代的前半期，两人是坚定的政治同盟，布哈林主管意识形态和理论工作，担任《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布哈林依然是党内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也是斯大林集团中分量极重的盟友。不过，此时两人的权力基础已经很不对等了。布哈林的控制领域是在理论宣传和共产国际，也就是路线的解释问题，而不是路线怎么执行。而斯大林的优势就是后者执行，他主管的是书记处和党内组织，决定着干部任免和政治站队。所以，从这个时间里，就已经可以预料到，如果两人决裂，布哈林就很难跟斯大林进行抗衡了。

所以，当1928年斯大林突然提出“贡税”理论的时候，布哈林是诧异的，也是愤怒的。因为这套思路跟他们之前共同打败的托洛茨基一派主张惊人地相似。布哈林愤怒之下，由此指责斯大林正在逐渐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靠拢，并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二、两条路线的交锋

那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谁呢？他是著名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是苏联很有分量的经济学家。1924年他发表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文，核心观点是，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不发达，承担不了资金积累的任务。因此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必然会存在一个类似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靠牺牲和剥夺农民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国家越落后，就越需要从农民那里拿到更多，他主张提高工业品价格和铁路运价，压低农产品价格，搞不等价交换，甚至主张大量发行纸币搞通货膨胀来为工业筹资。

而斯大林的“贡税”理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有着相同通之处，比如都承认工业化必须从农业部门转移资源。但两者还是有一些不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更多是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过渡经济中讨论资源转移，而斯大林后来的路线则更依赖行政强制、政治动员和对农村社会的直接改造。

但普哈里反对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

关于工业化的钱从哪里来，布哈林认为不应该剥夺农民，而应靠扩大市场容量来积累。他说苏联农民非常贫困，购买力很低，能容纳工业品的市场极小。但美国的农民比较阔绰，很多人成了农场主，有足够的钱来购买工业品，所以美国工业品的市场容量就很庞大。农民的市场越大，工业发展的空间也就越大。

那怎么扩大市场？布哈林的回答是降低工业品价格。他举了具体数据，1923到1924年度，钉子的价格下降了47%，鞋价下降了48%，薄呢绒下降了61%，毛纺工业品下降了46.5%。在价格如此下降的情况下，工业毁灭了吗？根本没有。工业品价格整体下降30%的同时，工业产值从119亿卢布增长到154亿卢布，增长了30%。不仅轻工业增长了，重工业也开始增长，铁矿石增长了109.5%，生铁增长了121%。降低单位产品的价格可以提高总价值，因为价格降低了才会引来旺盛的需求。

布哈林还看到了另一个问题。当时苏联的现实是国营商业占三分之一，私人商业占三分之二，这不是主观愿望问题而是现实力量问题。在农村，主要靠私人商业满足农民的需求，相当多的农村既没有国营商业也没有合作社，这一块空白只能由背着背包走街串巷的私商来填补。如果强制取缔私商，农民就失去了从城市获得商品的渠道，生活只会更加恶化。布哈林认为消灭资产阶级不能通过行政命令，而要通过市场竞争。无产阶级国家的有力武器是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生产出的廉价优质商品，在这种竞争下私人资本无法获得暴利，最终会被经济力量而淘汰掉。

而在工业化发展上，布哈林主张高速发展，但他说的高速是长线的，不是说一两年内，就冲刺完成的。他一直主张的是，轻工业和重工业得的发展，要平衡着来。五年计划建设需要大量的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来支撑，建筑工地上的工人需要吃饭穿衣，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如果把所有资源都砸进重工业，轻工业品供应就很快走向恶化，农民再想买些布料鞋帽这些日用品，会更加困难，那他们自然就更不愿意出售粮食，因为卖了粮也买不来什么东西。所以，他始终坚持认为轻工业来钱快、周转快，要先拿轻工业赚到的钱去填重工业，这条路要走得更稳，不会出现大问题。

至于富农，布哈林并不否认富农问题，也赞同限制富农、反对富农剥削。但他觉得应该靠经济手段慢慢解决，不能靠暴力手段和行政命令，把整个农村的社会结构搞乱。他说，无产阶级不能做农民的剥削者。布哈林甚至在会上，非常认真的站起来，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请取消您的贡税，哪怕作为失言也罢。”

三、斯大林为什么赢了

到了1929年4月全会上，斯大林开始了强力反击，一条一条地驳布哈林。

斯大林上来，就摆了一组数据。他说，从外部来看，苏联周围都是拥有比苏联发达得多的工业技术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那里的技术不仅在前进，简直是在突飞猛进。苏联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只及德国的二分之一、美国的九分之一，谷物平均产量每俄亩45普特（俄亩约合1.09公顷，普特约合16.38公斤），而丹麦为195普特，德国为152普特。从内部来看，想要改造农业就需要大力发展工业，所以五年计划制定的工业发展速度必须要快，绝对没有谈判的余地。

对于粮食问题，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必须要解决粮食问题，但绝不能依靠富农。富农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知道余粮不仅是他们发财的手段也是盘剥贫农的手段。在国家调节收购价格的政策下，富农绝不会自愿交出粮食。在会上，斯大林直接怒斥布哈林，说你那句“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那不就是要给富农自由么，那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给他们政权嘛。

而布哈林建议的应该跟着市场调整粮价，斯大林也进行了反驳，他说不管国家怎样提高粮价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总有投机商人会用高出两倍的价钱来收购粮食。当时新经济政策还没结束，私人资本到处都是，国家管不了那么细，投机很难压住。国家和投机分子在价格上越是竞赛，粮食持有者就越要囤积等待涨价，结果恰恰是国家得不到足够的粮食。

这个分析不是没道理。市场监管跟不上的时候，价格越涨，囤货的人越多，国家反而越被动。

对于布哈林还建议，从西方进口粮食来缓解危机，斯大林直接把这个问题往大了说了，他说外国资产阶级做出姿态要卖粮食给苏联，并不是想做生意，而是一种试探。他们想摸苏联的底，看看苏联的财政力量和坚定性。如果苏联在这种小恩小惠面前低头，政治上将是极大的失算。我们要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不进口粮食社会主义国家也照样存在下去。

这个判断对不对另说，但这场会议，已经摆明了一个事情，两人吵的已经不只是经济政策了，更是发展路线问题。布哈林想的是怎么少折腾一点把经济转起来，而斯大林想的是国家安全、工业化速度，当然，最重要是，党内到底谁说了算。各有各的立足点，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然后者的支持率更容易压过前者。

此时，党内已经有不少人支持布哈林的主张。为了打击布哈林及其支持者，斯大林想到了列宁也曾经批评过布哈林的一些经济观点。

因为在当年的对外贸易问题辩论上，列宁就曾对布哈林的一些经济理念不认同。列宁认为，西方国家是先进的富有的，苏联是落后的贫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实行什么关税政策都挡不住西方国家向苏联倾销工业品。列宁说布哈林几次提到关税保护，却没有看到在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任何关税保护都可能被摧毁。

而列宁的这段批评，就被斯大林敏锐的发觉到，是可以在政治上用来攻击、铲除布哈林及其支持者的。于是渐渐的将布哈林孤立为“出卖无产阶级国家利益”的右倾典型。

1928年7月全会之后，布哈林越发感到自己的孤立无援，并做了我认为非常愚蠢的事情。他竟然秘密跑去会见已经被党中央批倒的加米涅夫，甚至情绪激动地说了斯大林的路线“总的来说是对革命的灾难”，说斯大林是“书记处的成吉思汗”，甚至提到了撤换斯大林的问题。

但这个加米涅夫，本身就是个反复横跳的小人。他对于布哈林的求助，并没有感到同情。反而将其作为重返政治舞台或自保的砝码，并于1929年1月，将会议纪要印成传单，在莫斯科散发。

1929年4月全会上，布哈林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他讲了整整六个小时。但他的演讲并不顺利。会场气氛已经完全倒向斯大林一边，不断有人插话、喊叫、打断他。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志们听我说，不要激动”、“请你们冷静下来”、“请允许我回答所有的问题”，到最后他情绪激动到几乎喊了起来，“我赞同工业化，我赞同所采取的速度，我赞同提出的计划。这要说多少次才行呢？”

布哈林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作为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发言。他承认秘密会见加米涅夫是一个错误，但同时反驳加米涅夫拿出的会议纪要有很多不实之词。他说“我不能承认这些并不存在的错误，理由很简单，它们不存在”，但无论态度如何诚恳，他都已经难逃厄运了。

四、布哈林的弱点

虽然布哈林的理论在经济学上，有着一定的道理，但他的理论仍然存在几个显著的问题。

比如他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在农业和农民身上，但没有正视一个基本事实，俄国的农业底子太差。苏联国土面积虽然辽阔，但适合耕作的土地比例很低，气候条件远比西欧严酷。据估计，二十年代苏联的农业用地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5%，真正具有较高质量的耕地面积仅占10%。你别看苏联国土面积虽然辽阔，但适宜高产农业的地区是有限的，气候、土壤、交通和技术条件都远比西欧复杂。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想靠农业自然增长来支撑高速工业化，速度确实太慢，而且当时的技术基础下发展农业必然会浪费更多的资源。而且二十年代的苏联农民仍然主要靠人力和畜力耕作，据斯大林所说，当时农民使用的木犁至少还有五百万部。所以想靠国内农业的自然增长来积累工业化资金，效率肯定是很低的。

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小农成为粮食生产的主体。但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内部重新出现分化，富农和中农上层仍然掌握相当的余粮、雇工和市场影响力，这也成为后来粮食危机和路线争论的焦点。而布哈林希望通过建立模范合作社让农民自愿加入，但从1921年到1929年的实践来看，合作社发展并不理想，真正能盈利的主要是供销经营合作社，生产性合作社的规模和商品率始终上不去，每年都需要国家财政补贴。

布哈林对农村阶级分化的判断也偏乐观。托洛茨基曾批评他没有看到富农在利用经济自由来积累政治力量，富农付给雇工低工资，压榨贫苦农民，收购他们的土地，逃避税收并把负担转嫁到贫农身上。据苏联档案记录，1924年到1928年间要求成立独立农民协会的呼声逐年增加，从1924年的139起增长到1927年的2312起。这些要求主要来自富农和中农上层，他们希望通过组织化的力量来影响政策。而布哈林设想的各阶级和谐共生，在现实中并没有出现。

不过，从当时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来看，也不允许它慢慢求变了。本身就身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搞建设，这种本身落后就要挨打的压力，已然是非常现实的困境了。

1928年时，苏联工业的机器设备，还有63%是战前从国外进口的，而重工业生产资料的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36.6%，还无法生产拖拉机、汽车和飞机。在这样的基础上，布哈林的渐进方案，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很合理，但它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而这正是彼时苏联所不具备的。

五、布哈林对在哪里

但布哈林很正确的一点是，他真的是在认真思考一件别人没系统思考过的事，比如，关于过渡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他们是没有进行深入论述的，之后，列宁开创了新经济政策，但他也没来得及系统阐释，就去世了。再后来，针对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其中很大的贡献就是布哈林做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搞理论研究出身的，对这方面有着系统的理论。他论证了商品货币关系在过渡时期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还强调在小生产领域市场能够很好地刺激积极性，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发挥作用。

后来苏联的发展，也证明他说对了。联共（布）后来强制取缔市场关系和私营商贩，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苏联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包括斯大林在晚年的时候，也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依然起作用。

布哈林还坚持工农联盟不能以牺牲农民为代价，他反对把无产阶级变成农民的剥削者。他从俄国落后的现状出发，指出“最能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应该拿能不能消灭贫穷、能不能发展生产力来衡量社会主义到底搞得怎么样。后来，斯大林强推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基本上就应了布哈林当时这里的担忧。

另外，布哈林还主张经济各部门之间要保持平衡，轻重工业不可偏废，工业化应该是长期可持续的。这些道理在经济学上都说得通，但当时的苏联并没有心思考虑这个了。直到后来的苏联经济改革，当年布哈林的问题，就又要面对了这个选择了，市场关系能否完全取消，价格和价值规律是否仍然起作用，农业激励机制能否被行政命令替代。这些都说明了，布哈林当年提出的系列问题都是很有前瞻性的，但党内已经没有人在意和推动了。

六、一个经济学家的悲剧

在我看来，布哈林的确是个出色的经济学家，但绝对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政治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悲剧。而他的理论在逻辑上自洽，方向上也大致是不错的，但他的确没有能力在现实政治中有一套手段来把自己的理论推行下去。比如一个出色、成熟的政治家是不可能做出，在报刊上公开党内分歧，又去密会已经被批倒的加米涅夫这样的愚蠢、唐突的行为的。这两件愚蠢的事情加速了他的政治死亡，也导致他的很多理念无法在政治上实现抱负。

不过，放在整个历史的大环境下，我想即使布哈林在政治上再老练个十倍，在 1928 年的苏联，他估计也很难赢得时代的选择。因为他的对手不仅是斯大林，而是整个时代都在逼着苏联，必须快速做出选择，必须要不顾一切的赢，而整个国家都处在，非常高压的生存焦虑中。

而在这种焦虑中，像布哈林这样的需要时间来发展的理论，是无法被当时党内乃至全国所接受的事情。

不过他曾经思考过的那些问题，并没有过时。比如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关系要怎么处理？工农之间的利益要怎么平衡？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又要怎么兼顾？

这些问题在苏联此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反复地被搬到桌面上来。直到苏联灭亡的那一刻，也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

1929年4月全会之后，布哈林被解除了《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职务。仅过了6个月，他又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与李可夫、托姆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据后来布哈林妻子拉琳娜回忆，布哈林在签署声明之后，曾经对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他们要我认错，但我没有办法说自己错了，只是我不想去争了。

1937年，苏联大搞肃反运动，在这场残酷的大清洗中，布哈林毫不意外地被开除出党。

根据他的妻子拉琳娜的回忆录《不该遗忘的事》，以及后来苏联克格勃公开的档案（APRF）来看，斯大林为了让布哈林认罪，曾用其妻子和孩子作为要挟，使得布哈林于1937年12月10日情绪崩溃的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他承认自己犯下的那些“罪行”，并恳求斯大林，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活下去。

1938年3月，布哈林以叛国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而他的罪名中，竟然还安插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暗杀列宁罪”（有兴趣的可以搜一下，1938 年 3 月的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涉及布哈林的审讯记录）。

而布哈林死后，也并没有给他的妻子和孩子带来安宁。仅 13 个月大的儿子，被送到孤儿院。而他的妻子拉琳娜则被流放到古拉格劳改营，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监视、流放生涯，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才被释放。此后，她一直致力于为自己的丈夫平反。

50年后，也就是1988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平反委员会调取了当年所有的审讯卷宗，并正式出具了重审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指出，1938年所谓“右派和托洛茨基派反苏联盟案”的起诉书纯属捏造。布哈林等人的口供是通过肉体折磨、精神摧残，以及用家属安全进行要挟而强加的罪名。以此为依据，苏联最高法院于1988年2月4日，正式为布哈林全面平反昭雪。

从政治上来看，布哈林输得非常彻底，但是他指出的那些问题，并没有随着斯大林的胜利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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