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王安石变法就是典型的案例。据《宋史·王安石传》及邓广铭先生《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研究，青苗法的设计初衷是以官方低息贷款取代民间高利贷，保护农民。但到了地方执行层面，州县官吏为了完成指标强行摊派，把自愿借贷变成了强制征收，农民的负担反而加重了。方案在设计层面越合理，被官僚歪曲之后的危害反而越大，因为它给了基层官吏一个合法的名目去搜刮。

从博弈的角度来看，这个难题近乎无解。改革者在上面发号施令，具体执行全靠下面那套官僚系统，而这套系统的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利益算计。阳奉阴违、转嫁成本，有着一千种办法去消化掉改革意图，最后让改革者来背恶名。

那么，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人想办法解决呢？

的确有，我大致总结了三种最主要的尝试：

其一，内廷替代外廷。比如汉武帝用尚书等近臣组成“中朝”来架空丞相主导的“外朝”，清朝设军机处来绕开内阁和六部的常规决策流程。其二，引入异类力量来监控官僚系统。比如明朝的东厂、锦衣卫，以及司礼监的批红权，这些本质上都是皇帝用宦官体系来制衡文官集团。其三，发动底层力量。这个属于绕开官僚系统的做法，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他本人极度厌恶官僚集团互相包庇，在他编纂的《御制大诰》里，就赋予了底层民众捆绑贪官进京、越级告状等特权，我记得还有家中藏有《大诰》的话，犯罪甚至可以减罪一等。但这种手段显然是无法长久的嘛，朱元璋一驾崩，后面的建文帝就不再提这套东西，地方官也乐得装聋作哑，《大诰》很快就被束之高阁了。

当然，历史上的尝试不止这三种，比如钦差制度也是一种临时性的垂直穿透手段，绕开常规层级直接代表皇权去办事。

但所有这些尝试，没有一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体制的本质性困境。有的在短期内确实有效，比如军机处运作了将近两百年，相当程度上是提高了决策效率，但它依然没有改变官僚系统自身不断腐化的趋势。

所以，金观涛后面说“除此，它不能拥有别的调节力量”（金观涛说的“调节力量”指的是能够维持社会日常运转、具备制度化与常态化特征的机制），这道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局限性。因为缺乏独立于皇权和官僚系统之外的制度性制衡力量，传统中国虽然也有御史台、谏官这些监察机构，但它们本身就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监察者和被监察者就好似是喝同一口井里的水。至于民间，既没有独立的宗教组织，也没有自治性的商人团体或城市共同体，以及能够在官场之外形成对权力的约束。皇帝想要治理天下，手边能依靠的只有官僚，而官僚集团就是最大的问题，这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无论最高统治者怎么折腾，是搞内廷这样的官僚系统创新，还是引入宦官等异类力量来干预，最终都会在执行过程中，效力逐渐衰减，并且衍生出新的麻烦。显然，这个死结，在传统政治的框架内早已被证明是无解了。

我想起来，曾国藩在家书里曾教自家子弟读书做事，就反复强调一个“稳”字，少年人要沉得住气，不要浮躁。这说的就是“老成之识见”。但曾国藩自己呢？他在四十多岁重建湘军、与太平天国死磕的时候，做了很多在当时看来极为冒险的决定，屡败屡战，几次差点自杀，靠的全是一股不服输的狠劲。这就是“少年之襟怀”。如果他到了中年只剩下老成，湘军根本撑不下来的。

不过，如果是要求一个人同时具备两种气质，这其实是反人性的。人的认知和性格会随着阅历自然固化，年轻时敢闯是因为没吃过亏，年老时保守是因为亏吃够了。要一个吃过亏的人还保持没吃亏时的锐气，要一个没吃过亏的人就拥有吃过亏之后的审慎，这谈何容易。能做到的人，古往今来大概也是没几个吧。

但他讲这个故事，跟原版《列子·汤问》里的意思有些不同。原版的落脚点是在"感动上帝"，带有寓言和神话的色彩，愚公的坚持最终靠天帝派神仙来解决问题。毛泽东把这个结尾留下了，但他做了一个置换，"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这一句话就把神话拉回了现实，上帝并不在天上，就在地上，就是老百姓。

所以，你能看出来毛泽东是从来不相信救世主的，也不相信少数精英能包办一切。从1919年写《民众的大联合》到1945年讲愚公移山，中间隔了二十六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转折，但"民众"这个词始终是他思想的支点。愚公父子几个人挖山，挖一万年也挖不完，但如果"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个体的力量有限，但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几乎没有上限，这是他从井冈山到延安反复验证过的经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智叟"的态度。智叟看起来很理性，算账算得很清楚，你们几个人怎么可能挖掉两座山呢？这种"理性"在任何时代都不缺，甚至往往占据主流。但毛泽东显然认为这种理性是短视的，它只看到了眼前的力量对比，看不到时间的累积效应和人心的变化。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论军事实力、论经济资源、论国际支持，哪一项都比不上国民党。站在智叟的角度看，这仗根本没法打。但四年之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从 1938 年的"抗大"，到 1964 年的绿化工作指示，愚公移山这个故事也被毛泽东反复使用，但也产生了一些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效果。比如"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变成一种绝对化的政治信条之后，它有时候也会压制掉必要的务实判断，加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大跃进时期那种不顾客观条件蛮干的风气，某种程度上也跟这种"愚公精神"的泛化有着很大的关联（详见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植物学家侯学煜（针对 1970 年"人造平原"现象的研究），学者萧延中、王海光教授等等调查研究）。

所以，要清醒认识到，愚公的力量在于他清醒地知道山很大、自己很小，所以才做好了子子孙孙持续干下去的准备。一旦忘了这个前提，觉得凭一股热情就能把山在三五年内搬走，愚公就真变成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