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威尔士教士吉拉尔杜斯·坎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如此赞颂今爱尔兰国宝《凯尔经》（The Book of Kells）。千年前《凯尔经》在苏格兰西部的爱奥娜（Iona）岛上一座修道院里应运而生，历经千年的《凯尔经》不减其色，依旧充满着神圣与怪诞，独特又迷人。牛皮卷上那些奇妙的、极富装饰性的岛屿大写体与穿梭其间的精怪形象像是神秘的图腾，诉说着比文字本身更为原始的宗教与信仰，使《凯尔经》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朵奇葩。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上罗马帝国皇位，在其执政期间结束了罗马帝国屋大维制定的“元首制”，逐渐使帝国过渡至君主专制制，同时在宗教上对基督教进行了残酷迫害。戴克里先颁布的敕令限制基督教徒的政治权利与宗教仪式举办自由，并捣毁大量基督教教堂，没收基督教会财产，使基督教的发展遭遇停滞。后经几任皇帝的扶持与打压政策，夹缝生存的基督教终于在迪奥西多一世在位期间被任命为国教，也因此东西罗马实现了又一次统一。基督教重新兴起后，为了广布教义，扩张信徒基础，同时迎合王公贵族的奢华艺术品收藏需求，修道院里安排了新的职业分支——僧侣们开始进行手抄本的制作与绘画。

手抄本（manuscript），意即为“用手书写的”（‘written by hand’），在印刷术出现以前承载了中世纪各种各样书籍的出现形式。在各式手抄本中，照明手稿（illuminated manuscript也称泥金手抄本）因其金色与银色交织的瑰丽色彩给人以页面被照亮的效果而得名，也因其华丽的装饰纹路而最具有艺术观赏价值，成为基督教会宣明教义的载体。

手抄本被以时间和风格分为七个类型：近古手抄本、海岛手抄本、卡洛林王朝手抄本、奥拓王朝手抄本、罗马式手抄本、哥特式手抄本、文艺复兴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创作于修道院图书馆，以福音书为主要内容，通常被用于礼拜仪式的宣读。其中海岛手抄本是指后罗马时代爱尔兰、英国土地上产生的抄本。“海岛”得名于与亚欧板块分离的不列颠与爱尔兰地区的岛屿地理特征，这样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原始与自然的气质成为海岛风格的艺术特色。

爱尔兰的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出现在公元5世纪到6世纪早期，在圣·帕特里克（St.Patrick）进入爱尔兰传教后，爱尔兰正式实现了皈依，但由于地理上远离罗马教权，基督教在爱尔兰分化出本土化的发展。传教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传教，出生于公元540年的圣·科伦巴斯（St.Columbanus）是深受基督教义影响的当地人之一。怀着对隐士生活的向往，科伦巴斯在圣康高（St.Comgall）创建的Bangor隐院度过了25年，并于563年在苏格兰西海岸内赫布里底群岛一个名为爱奥娜的小岛上建立了爱奥娜教堂（Iona Abbey）。公元8世纪到公元9世纪初在这座教堂里，僧侣们以圣经前四部福音书为主要内容，用拉丁文创作了《凯尔经》。尽管后来受到维京人等异域蛮族的不断侵扰这部作品却依然留存至今。

在中世纪的传教工作中，诞生了许多宗教手抄本，它们无一不遵循一种表达方式与描摹对象，即“基督式的”，然而以《凯尔经》为代表的海岛手抄本却并不完全处在这种秩序中。宗教的移植在这片海岛上引发了排斥反应，隐性的文化抵抗体现在《凯尔经》成本的微小细节里。

（一）异教的含义

“异教”一词最早在公元4世纪出现，是基督教徒对罗马帝国里多神论（polytheism）和原始信仰（ethnic religions）等非犹太教宗教信仰的称呼，在文艺复兴中“异教”一词的含义逐渐扩大，后发展为“非基督教的”的通称。在本文中，异教的含义被进一步扩大，民俗文化也包含其中。

在某一风格或某一时期的艺术作品中，我们常常会注意一些规律性出现的、具有典型性的创作特征，这往往是由历史文化政治地理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是时代精神的艺术体现。《凯尔经》也不例外，其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便是蕴藏其中的基督精神，然而其所展现的宗教的艺术表达却并非纯粹的基督模式。由此有一个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那就是《凯尔经》中非基督语境下诞生的艺术表征是什么，以及它们究竟从何而来。这将成为下文的讨论重点。

（二）异教的表征：图案、形象、表达

《凯尔经》内页装饰中的凯尔特艺术“其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既从自然世界中，也从灵性想象里梦幻般的超现实主义中汲取灵感，并且体现为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

1.基本图案：古老的审美倾向

螺旋（spiral）与结绳（knot work）是凯尔特装饰的永恒母题。结绳起源于德鲁伊古老的结绳占卜。对比来看（如左表）凯尔特人结绳的一大显著特征是一条不断的，类似于一根丝线编织而成的中国结，拥有复杂盘曲的弯曲过程，维京人也有结绳图腾，但更倾向于动物形状的描绘，而非几何图形，同时线条也缺乏稳定性，更加躁动与野蛮。

在《凯尔经》中，结绳被大量广泛的应用，不论是圣像页边框、抄本字母间隙的填充，

还是人物动物形象肢体的延伸和错结，甚至是岛屿大写体的楔状衬线都有结绳的运用在其中。结绳是图形，螺旋则是作为图形的组合变形方式而存在。

凯尔特人的螺旋的原初形态称为涡卷（scroll）。在图2中可以看到，早期的凯尔特涡卷近似于对现实世界扭曲枝叶藤蔓的描摹，样式较为单调重复，一般出现在盾牌或胸针的装饰上（如图3）。涡卷在后期凯尔特人中产生进一步变形（如图4）：像流体一样连续的涡卷（running scroll）、经典的三曲枝（triskele）、阴阳（yin-yang）、球形的三角（‘spherical triangle’）、动态的“N”（swash-N）。

这些变体也许和凯尔特人游牧民族的特性有关，部落战争与寻找合适的放牧地点促使他们必须不断的迁移，而这一游荡的生活状态也体现在他们的线条上——不稳定的、动荡的、富于动态的。在凯尔特的涡卷中，三曲枝图得到了最广泛的发展。这样的由中心辐射，将空间平均分为三个区域的图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也由此构成了螺旋的视觉效果。在凯尔特的视域下，“三”这个数字是神圣的，凯尔特传说中“三”具有特殊的魔力，譬如神话里战争女神莫瑞甘三位一组——这与基督教义中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Trinity）又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三”被认为可能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领域，通过图形体现了永恒时间的思想。这一特点在《凯尔经》中的螺旋里也有所体现，它们的组合通常以三为单位。直至今日，英格兰与爱尔兰间一座海上岛屿马恩岛（Isle of Man）的勋章上还可以见得三条螺旋呈喇叭状相组合的腿构成的图案。

基本图案也在字体上得到了延伸。

《凯尔经》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华丽的含有凯乐符号（XP）的地毯页（Carpet Page）。从布满整页的装饰图形中，不难辨认占据三分之二篇幅位于左上角的字母X和藏于其下的字母P，而在字母本身填充中可以看到繁复密集的结绳元素，僧侣们在创作时对这种基础图形进行了叠加和重复，使不间断的线在绕合中达到和谐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字母P的尾处出现了人头，这一特点可能与前基督教意象有关。

在四福音书的抄写文本中，为了增加美感以达到传教的目的，抄写员也对文段的首字母进行了装饰处理（见表2），这些字母的书写“使用本土化了的安色尔书写体和半安色尔体......最初由来自古高卢地区的圣·帕特里克（St.Patrick）和他的传教士传入爱尔兰”，在鲜丽明亮的色彩的点缀下，这些字母像是镶嵌在抄本中的宝石，夺目而惊艳。

在单纯的色彩装饰外，字母还被赋予了组合意义，抄本中某些起始的字母被两两甚至多个拼合，增强了字母的设计感，将字母本身也转化成了装饰图案的一部分。此外，动物植物和人一类的具象装饰也加入其中，以“h”为例，字母“h”被具象成一个弯曲正在吃自己头发的人，他的头发同时也是以结绳的形式描绘的，动物的肢体也时常被拉长作为字母的延伸。在字母的首尾处最常见到类似于花朵、宝石的装饰，而人头也常常会用于起始和首尾，体现一定的神秘色彩与象征意义。

2.装饰形象：非基督信仰的物质世界

艺术并非凭空而现，而是有所依托，即便其创造出的新形象与现实相去甚远，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到现世的影子。《凯尔经》中的物质世界不乏基督的意象，但并没有被特定一种宗教的思维模式固化，《凯尔经》的世界与民族特色及其原始信仰紧密结合，体现了高度的自由化与对基督侵入的无意识的柔和的抵抗。

在罗马尚未入侵不列颠前，发源于今法国高卢地区的凯尔特人占领了不列颠与爱尔兰成为当地的原住民。温带海洋气候印证这里的温暖湿润，孕育了森林与草原，海浪的侵蚀削切又塑造了海岸的峭壁与形状怪异的岩石，这一切赋予了这片岛屿独特的气质——原始信仰德鲁伊（Druid）。Windele在Kilkenny郡的记录中认为：

拥有自然的魔力，德鲁伊更多地被认为是指一种特定的人群，类似于原始部落里的祭司，他们的主要职务是占卜并与神明和自然沟通。这种对德鲁伊的信仰让《凯尔经》中独具特色的凯尔特装饰充满了象征自然的藤蔓，同时，得益于占卜而产生的结绳技法也被抽象化作了图腾。特别地，“Druids were so named from Dair,Doire,or Duir——the oak.”德鲁伊是橡树的住民（Dairaoi）。在基督教进入凯尔特世界后，许多教堂的选址都被证实与德鲁伊信仰的橡树（oak）圣所有所重合，例如Durrow和Deer，这两个地方的教堂也是海岛风格手抄本The Book of Durrow和The Book of Deer的产出地，前者成本于《凯尔经》之前，后者则成本于《凯尔经》之后，有趣的是，后者比它的“前辈们”在画风上更具有复古气质，更加大胆露骨地贴合异教凯尔特艺术。

虽然在《凯尔经》成本的公元8世纪时原始德鲁伊信仰已经基本消失，但其历经文化内化所凝聚成的对自然与超自然的非凡理解，却体现在《凯尔经》的装饰理念之中。

《凯尔经》的物质世界由一切自然的组成，动物与植物是其具象表现。在这里我们先对《凯尔经》中的动物展开讨论，可以说，是那些似精怪和圣灵的动物形象贡献了该手抄本大部分的神秘色彩。在手抄本的动物往往有着与现实不符的形体特征，例如长着鱼鳍状耳朵的狮子，躯干纤细瘦长背具鬃毛的狗，脚趾交错的鸡，尾巴上也有爪的犬......动物的肢体形象体现了结绳的基本概念，譬如多只动物相互咬合，单只动物自我咬合或者身体某一部分相交错，以构成基础的结绳形式（如图6）。动物们通常拥有复杂的花纹或者繁复的纠缠形态，是被附魔之物，据说是受到民间传说中“结绳、迷宫、纠缠在一起的图腾纹案，会使魔鬼迷途”这一说法的影响，这种当地人理念观点的注入使得抄本中的动物又具有了驱赶魔物的神圣作用。

凯尔特艺术中原本便存有大量的动物装饰（zoomorphic ornament），后来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动物风格的影响，凯尔特的动物装饰变得交织繁复。在《凯尔经》中动物并非是无意义的纯装饰性的，其出现的首要任务是辅助圣经故事讲述的具象表达。

著名的凯乐符号页中隐藏了许多这样的细节，例如在画面的左下角X与P的间隔中作画者填充了两只猫和四只老鼠，其中两只猫中间的老鼠正在抢夺一块圆饼，这副画面在之后的抄本正文装饰图画中也有出现，不过只采用了老鼠吃饼的形象。

在这里，圆饼可以理解为圣经中的圣饼，在《新约-马可福音》8.19中有耶稣的一段对话“When I brake the five loaves among five thousand,how many baskets full of fragments took ye up?They say unto him,Twelve.”耶稣将饼分给他怜悯的众人，剩下的碎渣装满了十二个框子。在《凯尔经》中贫苦低贱的人民被老鼠象征，它能够叼着圣饼则证明其也被耶稣垂爱，神圣的耶稣爱着苦难的众人。

《凯尔经》讲述基督故事，但并不描摹人，而以动物代之。另一常见的形象是猎犬，它以纤长的四肢和躯干、或曲或直的尾巴、巨大的脚掌与异彩的吻部线条出现（如图7）。在The Book of Deer中猎犬也是经常被描摹的对象，不过更加简化和抽象（如图8）。凯尔特的民间传说里，狗与来世、治愈、疗伤有关，而神话中治愈与疗伤女神尼哈亚常以携带着有神性的猎犬的形象示人，同时犬也被凯尔特人视作地狱引路人、亡灵的灵魂卫士，这些传说与信仰给予猎犬以特殊的地位。在与罗马不列颠时期利德尼诺登斯神庙制作的青铜猎犬对比下(如图9），不难发现，凯尔特传统中犬的形象的艺术文化影响力是深远广泛的。

总的来说，《凯尔经》中的动物不止步于重现，而是在现实的基础上灌注了人的精神与神的意志，它们是通灵的，其形体的变化正指向先知和萨满，作为人与自然建构的桥梁，展示原始信仰的力量。

植物的装饰是特定的，而非随机的，在海岛风格的手抄本中时常会出现“quaint flourishes and fern leaf clusters”这种富有自然气息的植物图腾，同样也会出现装饰有结绳的盾牌、喇叭等古朴的物件，这些是凯尔特人作为游牧民族在现实中经常使用的。

《凯尔经》中的植物最常见的有不列颠的橡树（oak）、爱尔兰的三叶草（shamrock）、威尔士的韭葱（Leek）。三叶草（如图10）同时也是爱尔兰的国花。古代的诗人称三叶草是达努女神之民（Tuath-de-Danaans）的信仰物，再加上这种拥有三瓣圆润的叶子的植物恰好具有“三”的元素，而“三”在凯尔特世界中具有独特地位，因此三叶草是一种神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三叶草据说也被用作止痛药，这在原始时期对于人们抵抗伤痛、获得治愈有积极作用，因而也被认为是具有魔法的和神圣的，能够用于宗教仪式。

橡树（oak）是植物纹饰的又一主题。橡树的神圣性可以归结了两个因素：一是橡树的橡果的可食性。在原始人类时期，采集浆果为生，这些具有生存效益的植物备受瞩目；二是橡树的神话化。“That tree is a symbol of the Gaulish deity Hesus,as it was of the German Thor...it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tau or cross.”橡树被抽象化作一种神的表征，很多它类的植物也被与神相对应，例如橡树、棕树、白蜡树对应朱庇特，而玫瑰、香桃木、罂粟对应维纳斯等笔者在此就不进行赘述。

3.圣像表达：基督教义外的精神描摹

神话对于艺术的影响是显著的，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被后人不断引用从而产生新的创作，正如《荷马史诗》中的场景被不断再现，同样地，凯尔特神话中的特质也成为《凯尔经》创作者想象力的来源，参与了再创作。《劫掠库林之牛》中战争女神莫瑞甘对英雄库丘林说：“我会以灰色母狼的形态出现......我会变成一头没有角的红色小母牛出现在你面前。”莫瑞甘在人形与兽形间的随意变化是神的特权之一，这解释了石碑上“野生动物之主”塞尔农诺斯人身鹿角的形象，也为《凯尔经》中动物与人形的相互转化提供了依据。

早期凯尔特人受到德鲁伊的影响，对神话较少留下文字记载，多以口口相传为主。在这种模式下，凯尔特人神话体系显得破碎而凌乱，后来中世纪手抄本才对这些神话的片段进行了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故事传颂者与收集者的主观性，这些神话已经脱离了最原初的模样，一些民间传说也在不准确的传述中成为了神话的一部分。在最初关键的口口相传的过程中，那些神话传述者也有更为人熟知的名号——“游吟诗人”（glee man）。后来游吟诗人几乎成为一种职业。诗人不曾停下游历的脚步，用诗歌记录凯尔特人居住地上发生的诡谲奇异的现象。对于这些四处流浪、到处传述英雄故事的行吟者们，英国桂冠诗人骚赛有诗云：

行吟诗人们诗化的传诵方式与捉摸不定的游行线路为“仙人”、“精怪”增添了神秘感，这种模糊与游离强化了神话中的人物的神圣性。那些异教神灵、先知、德鲁伊和半神的英雄带来的神圣感是隐性且根深蒂固的，因而即使受到基督教的洗礼，《凯尔经》对圣人物肢体动作的描摹依然不难窥见凯尔特神话中神的影子，祂们被高度一致地表达。

《凯尔经》的创作者能在对基督教义中的人物的描摹中巧妙的融入自己的民族元素。《凯尔经》中每部福音首页会有整面圣像的插图。在图11我们可以看到五个形象：永远居于中位的耶稣、象征圣马太的手持书本（可能是《马太福音》）的人、象征圣马可的一头有翼且长舌的狮子、象征圣约翰的鹰、象征圣路加细长的公牛。

在《启示录》4.7中“...and round about the throne,were four beasts full of eyes before and behind”以及4.8中“And the first beast was like a lion,and the second beast like a calf,and the third beast had a face as a man,and the fourth beast was like a flying eagle.”描述了与此相对应的四活物，而这种对应也称为基督艺术中的经典意象。在图12放大的四位使徒图像的四角都出现了三叶草与动物，尤其是在以人为形象的圣马太圆框的正下方还巧妙地添加了孔雀的尾羽。这些元素以及其特殊含义本不属于基督教世界却出现在手抄本中，可以说，这是以凯尔特人神圣的异教理解点缀了基督教的神圣性。

以图13为例，画面中耶稣位于拱形门槛的正前方，双臂紧贴身体，小臂自手肘向两边打开，身后是两个天使，面向耶稣，左边天使的双手分别从前后握在耶稣的右小臂上，似乎是为了牢牢固定住悬空的右臂而采取的更稳定的捉拿手法；右边的天使则一只手握住耶稣的左小臂，另一只手越过耶稣的手肘作出下压的趋势，像是为了帮助耶稣将落下的衣袖拢起，耶稣的脚部并未落地呈悬空状则更加证实了两位侧天使需要用力来保证耶稣身形的悬浮状态。

耶稣手臂张开的方式值得探究，在《凯尔经》后公元10到11世纪期间创作的另一手抄本The Book of Deer中这样的姿势更为常见（如图14），“The figure holds up both hands in the same manner as pagan Celtic gods have been depicted,particularly the figures on the Gundestrup Cauldron.”可见，这一姿势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刚得斯特尔普坩埚（Gundestrup Cauldron）上的雷神（如图15），祂高举着双手，表现力量与权威。坩埚是凯尔特神话中神奇之物，具有魔力可以使死人复活，提供无限食物，这一点也与耶稣复活以及圣饼的故事相契合。在进一步的考古中发现岩石装饰（rock caving）上的塞尔农诺斯（Cernunnos)，即“野生动物之主”也拥有同样的姿势，这些都直接表明了凯尔特神话中神圣性表达在《凯尔经》中的继承。

而画面中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耶稣和天使的脚是露出的，即使在现实情况中人物腾空长袍衣物应该自然下垂遮住脚部，画家却依然选择让脚部出现在画面中，这一细节在《凯尔经》其他圣画像中也有体现，我们可以理解为足部是人与大地的连接，是一切原初力量的来源，这或许是一种对圣形象敬畏与尊重的原始表现。

我们所讨论的异教艺术是单向度的、不完善的，因而艺术异教的角度也是必要的，这是“艺术”与“异教”相互作用的体现。前者在于艺术性质，后者在于艺术表达。《凯尔经》中，艺术上的异教化特征在图像上即后者的作用是显著，但在宗教语言即前者的层面却是边缘化的。

（一）对抗：隐晦的抗争

公元前55年，凯撒大帝率军扩张，使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侵入不列颠地区，彼时不列颠的原住民——从今法国高卢地区发展起来的凯尔特人——正初步接触拉丁化和基督教影响。侵略性的殖民带来了宗教殖民，正如前者刺激了当地反抗性的起义，后者基督教的移植也同样引发了排斥反应——在基督教的宣传手抄本中存有大量的非基督装饰、意象与表达。基督教化并非完全的。

对于这种排斥反应，首先要明确的是：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群体精神他化的凝练。宗教具有惯性。纵观人类历史，教化群众的过程是困难而漫长的，尤其对于半开化的游牧民族而言，不稳定的生活状态所催生的原始自然崇拜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在爱尔兰和不列颠，即便是在罗马殖民后受着基督教影响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也不能完全摒弃这种潜意识的传承，在这种惯性的指引下，势必会引发意识的对抗。图像为潜在的意识发声，体现在前文所探讨的《凯尔经》中的异教艺术表达。

（二）吸收：基督艺术的完善

“不可为自己作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埃及记》20：1-6）基督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与之相矛盾的是：基督教中的神圣性往往要通过造物来表达。换言之，伟大与崇高这一精神概念需要物质世界的映射（即具象化）来辅助理解，这在原始氏族部落中得到了实践。所谓的异教徒们通过固定的仪式（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以牛为祭品的祭祀仪式）神化现实的某些存在，塑造神圣性，这与基督教的需求是相符合的，因而早期的基督教在不违背教义的前提下选择吸收异教的意象。在一系列海岛风格手抄本中我们可以观照到这种被吸收的自然崇拜：对鸟、犬、鱼的形象描绘，它们分别对应“天上”、“地下”、“地底下水中各物”。在这种吸收中，基督教进而完善了形象化的表达，基督艺术拥有了更多的意象，在表达的层面上体现了艺术异教，而这些意象本身所附加的神秘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理念也逐渐内化为基督精神的一部分，丰富了基督世界。

“我们并没有微弱烛光来指引脚步，也没有零星鬼火在前方沼泽上跳舞开道，所以，我们只能在住满奇形怪状的鬼魂的大片荒地上摸索前行。”

诗人如此吟唱。凯尔特民族在亚欧大陆上征战、奔波、游荡，最终栖息于西部的群岛。那里永远有着规律的潮汐、突兀的怪岩、漫无边际草原和森林，还有不尽的浓雾与潮湿的露珠。在旷野上，精怪和仙人们如微风出现在那些古老民族的梦里，神秘的仪式在自然之物的庇护下进行。这片岛屿孕育出的海岛艺术属于世俗的世界，但绝非俗世，它在保留与融合中找到了平衡。于是，凯尔特人将四处迁移中丰富起来的异教文化注入到《凯尔经》中，魔法般地创作出了这部不朽之作，将海岛的秘密藏在那些瑰丽变幻的涂饰里与超绝非凡的想象中。

《凯尔经》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基督教的范畴，与其本身的功利目的相反，它代表了地区文化与信仰同基督世界的抗衡。《凯尔经》中丰富活跃的异教思想在叛逆的同时皈依，反映在其独具特色的装饰艺术中。

翻开《凯尔经》，只消看一眼泥金的彩饰，那些图腾与表达便让周遭存在全部消失，一种绝无仅有的感觉扑面而来，被感受到的正是——千年前海岛上的微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