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曾做出一个决定，一年要看三百六十五部电影。

然后，这个习惯我保持了十几年都没有改变。

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年看了三百六十八部电影，这就是极限了。这是我一边画漫画一边达成的纪录，所以大概就是这个程度了。

个人放映室一族如果一天看一部电影，一年下来就能观看三百六十五部，不过因为个人放映室周日及节假日休息， 所以即便是评论家，应该也很少能一年看到三百六十五部吧。

不过我居然真的能坚持每年观看三百六十五部电影啊。

我的漫画家朋友们如果有空，一般会聚在一起喝喝酒、 打打麻将，但这些时候，我却一直在看电影。到了圣诞节、新年这些日子，一般都是一家团聚或者跑场喝酒，而在这样的日子里，青春时代的我也只顾着往电影院跑。 当然，这是从前的事了，当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旅行， 高尔夫还属于精英们玩的游戏。

那个时代，从大阪去东京都是个大工程。在二十五岁的学生时代，我独自去了东京。我找好了租住的房子，一边来往于东京和大阪，一边上学、跑出版社。即便身边有出版社的人和同伴，也没有一个友人能和我讨论电影。

“下周休息的时候去看电影吗？”

“电影？电影倒也不错，不过还是去喝酒吧，喝酒吧。”

就这样，就算我邀请画漫画的朋友，结果还是会被他们抓去喝酒。

当时比我小十岁的年轻人全都是电影粉丝，现在的我看来，真是羡慕得不得了。

居然光顾着喝酒却不看电影，这叫什么青春啊。随便你们了——我怀着这样的心情，继续孤单地往返于电影院。

我变得内向了不少。

即便我向朋友们诉说电影带来的感动，如果对方不感兴趣，那也是白搭。

过了三十岁，日日忙碌的我还没有恋人。我本来就工作繁忙，还要像快递货车一样往返于东京和大阪，自然和恋爱的机会无缘吧。

大家都知道，一月元旦那天闹市区的店铺基本都关了， 只剩下电影院还在放映电影。元旦的大清早就一个人去看电影，有这样的三十岁男人吗？那就是我。我觉得，自己确实是个怪人。

在空荡荡的闹市区，我吹着北风钻进电影院的入口，这种心情实在让人难受，胸中满是孤独感。比这更寂寞的是平安夜。酒友们还是老样子，喝得酩酊大醉。不，酒吧的宰客力度比平时还要厉害。在那样的夜晚，你进入电影院，会发现八成左右都是年轻的情侣。与观众们欢腾的气氛相反， 三十岁的单身男人，凄凉又悲惨。

啊啊，必须娶个老婆才行啊 —这个念头令我着急了。

不过，我对自己的理想对象，有一个绝对条件。

首先她要喜欢电影。

我一年看三百六十五部电影，对方要同意跟着我一起看。这条件有些过分。首先，对于我每年看三百六十五部电影的行为，大部分女性应该会目瞪口呆，或者觉得怪恶心的吧。

还有补充呢。即便对方是个爱电影爱到废寝忘食的影迷，但如果是小林旭、赤木圭一郎等人的狂热粉丝，或者看过锦之助和云雀合作的所有电影，又或者能记住所有歌谣电影 ，那这类影迷我也“敬谢不敏”。因为和我的喜好不一样。

这样一来，我找老婆就会极其困难。拜此所赐，我一直单身。

和我单身时期的记忆联系紧密的，有加里·库珀（Gary Cooper）主演的《正午》（High Noon，1952）和卡罗尔·里德 （Carol Reed）的《第三人》（The Third Man，1949）。我记得这两部电影几乎是同时上映的，我还是连着看的。不管怎么说， 这两部电影的音乐都难分高下。当时，街上处处都流淌着这两片主题曲的旋律。它们占据了音乐排行榜前列约半年之久。

昭和二十七年（1952 年），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 的《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1945）在日本上映了。看了这部电影，我学习到了何为电影的浪漫。直到现在，我心中排名第一的电影都是这部《天堂的孩子》，并且从未改变。这部电影，我是在骏河台街角一家小小的影院里看的。影院虽小，但观影结束出来时，我的心却如气球一般饱满充实。

这一年，我开始在《少年》杂志上画《铁臂阿童木》，在 《少年画报》杂志上画《仙人掌小子》，在《少年俱乐部》杂志上画《洛克冒险记》。我常常从工作室溜出来，跑去看电影。编辑们会大发雷霆地追过来。

如果被找到，我就会像《第三人》中的奥逊·威尔斯 （Orson Welles）一样，从藏身之处稍露出脸来，一脸嘲讽却又有点害羞地歪嘴一笑。这一笑流行了起来，我的朋友如果在酒馆被编辑逮到，大家都会化身奥逊·威尔斯，歪嘴一笑。

终于，我下定决心，要找老婆了。

在经历过好几次相亲后，我相到了一位律师的女儿。她长相普通，讨厌医生。

见过之后，我发现她虽然长相普通（大家都说她长得很像我笔下的女性角色，不过我不这么认为），但她书架上摆满了我的漫画书。我非常高兴，决心要和她在一起。（写东西的人一般都对读者很没抵抗力。）

我是一个拖稿的天才，所以第一次约会，我也迟到了很久。于是，她等得不耐烦，回家了。这可非常糟糕。

我好不容易把她叫了出来，两个人四处闲逛，也不知为什么，我把她带到狮子啤酒馆去了。明明可以去咖啡馆的， 为什么我要邀请她去狮子啤酒馆呢？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她明明也不太能喝酒。也就是说，我脑子里大概只能想到酒和电影吧。

所以，后来发展到了邀她去看电影的阶段。

“看什么呢？”我问道。

“我想看有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参演的《野玫瑰》。”她说。

哎呀，感觉是部很没劲儿的电影，果然女人就喜欢这类的啊，我觉得我又会睡着。

但是，当我来到影院门前，居然发现《野玫瑰》有一部附赠动画。那就是我一直想看的哈拉斯与巴彻拉的《古早奇谈》。真是赚到了！我几乎要脱口而出。我立刻有了精神， 兴高采烈地去买了票。可是，当这个动画结束后，我的热情瞬间就没了。我还冷漠地跟她说什么自己要赶不上火车了， 就急忙一个人走掉了。

这明明是场约会，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这不是和甩了那女孩一样吗？据说她一个人孤单地继续看完了《野玫瑰》。

接下来的一次约会更过分。我们两人来到一家河豚料理店，可我却醉得满脸通红 —鳍酒上头了。我晃悠悠地和她出了店，为了醒醒酒， 我们来到咖啡馆坐下，结果我就这样呼呼大睡起来。听说人家姑娘很无奈地一直盯着我的睡脸，等着我睡醒。

因此，我以为她肯定不想和我这样的怪人组建家庭。可出人意料的是，我们一年后结婚了。正所谓命运比漫画更有趣。

结婚以后，我还是老样子，频繁引发一些不像话的事件……（举个例子，结婚典礼那天，我因为画稿子而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那可是我自己的婚宴啊！还有……）算了， 不说了。这和电影没关系。

十几年过去，在孩子快长大时，为了对他们进行电影教育，我们会全家一起出门看迪士尼、卓别林的电影……那时候我还完全不知道，我妻子居然是个电影通。

且听我道来。在我最爱的电影中，有一部叫作《霍夫曼的故事》（The Tales of Hoffmann，1951，另译《曲终梦回》），是鲍威尔（Michael Powell）和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的作品。

大部分普通人的记忆里，是没有这部电影的。这是在《红菱艳》（The Red Shoes，1948）之后完成的芭蕾电影，喜欢的人非常推崇，但普遍的评价却不怎么高。不过，对我来说， 这却是一部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电影，并且对我的工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电影。据我所知，电视上仅仅播放过一次。

一次，我偶然得知，这部电影将在国立电影中心进行为期一天的复映。

“我要去看一部叫作《霍夫曼的故事》的电影哦。”我随口和妻子提了一下。

谁知妻子居然兴奋地说道：“我想看！”

“你看过这部电影？”我半信半疑地问道。她为什么会知道这个被彻底遗忘的电影名字？

“我早就想再看一次了！”

“你应该更喜欢《红菱艳》吧？”

“我不是很喜欢《红菱艳》。《霍夫曼》比较好看！”

“嘿，我们观点一致。我也觉得《红菱艳》一般般……那咱俩一起去看吧。”

就这样，我们出门了。放映会上全是些年轻人，里面只有我们俩是大叔大婶。

总之，她这句“我喜欢《霍夫曼的故事》”让我感到幸福。这就是所谓的影迷。

我把电影旬报发行的《外国电影作品辞典》翻了出来， 让妻子确认一下从战后到现在看过有印象的电影。真的有好多！她真的看过好多电影啊。她年轻时看过的电影，数量甚至超过了我。没想到她居然超过了每年看三百六十五部电影的我！并且，她对作品的偏好大致上也和我一样！

当然一些细节上还是不一样。比如说，妻子喜欢歌舞片，非常偏爱罗萨诺·布拉齐 （Rossano Brazzi），对 B 级片和血浆片则完全不感兴趣。不过，每当妻子口中说出《巨人传》（Giant，1956）、《奥菲斯》（Orphée，1950）、《参孙和达莉拉》（Samson and Delilah， 1949）、《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1954）、《深闺疑云》 （Suspicion，1941）、《蝴蝶梦》（Rebecca，1940）、《七对佳偶》 （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1954）等片名时，我就会对以前的约会感到懊悔。

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向对方说起这样的话题呢？结婚后几十年，我们明明有更多机会可以两人一起看电影的，却在今时今日才注意到这一点。

看了这篇文章的年轻影迷们啊，但愿你们的结婚对象能是一个电影通。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应该问清楚对方喜欢什么电影。留心这些小细节，即便遇上了倦怠期夫妻吵架， 事后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