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是什么？去掉任何具体语境、泛泛地谈，这显然是个深邃且拷打式的追问，一句教科书上“关于xx的科学或者学科”显然是难以招架。对于初读社会学理论的我来说，或许只好将其经由个人主观体验中介一下，将这个问题转化为“在社会学理论里我读到了什么？”倘若再粗暴些便是“搞出这样一个学科拿来干嘛？”

这个问题在几位社会学奠基人那里能得到初步回应，他们都有个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理解和解决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转向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各种危机，即现代性问题。

hi，这是个新的系列写作计划【一起来读社会学理论】，基于我对于初步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和相关文章、内容的泛读，把我觉得重要、有趣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内容进行个人化的梳理呈现,不定期更新。

回到现代社会这个议题上，自1765年珍妮纺织机发明拉开工业革命序幕（产业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启蒙运动（思想革命） ，至1848年欧洲多国爆发多起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在基本在欧洲主要国家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突飞猛进、变革不断、躁动不安，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口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并没有兑现，反而是种种危机爆发，工商业频繁破产、工人与雇主对立愈发残酷，自杀率飙升，一面是“生产过剩”大宗粮食、产品销毁，一面是饥饿的工人与失业大军，这样荒诞的“双城记”不断上演。

针对三位社会学的奠基性学者，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给出自己的社会分析与出路。为了便于快速理解，容我武断地将其划分为保守主义、精英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三种路线：

可这些概括性的结论，并没有回应文章的标题“如何评价现代社会？”况且时过境迁，这些结论不经过考察处理就来评价当下社会多少也有些生搬硬套。标题的重点不在于评价现代社会，而在于“如何”，这些思想家是如何通过概念工具，认识方法去把握社会的，或许更为有意义，接下来我们就分别展开看看三种迥异的思考路径。

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应该是最贴近主流普罗大众理解的“科学”的视角，即实证主义的。

通常实证主义视角有个预设，一切实在是独立于个人的、外在的，可以通过理性科学去认知理解把握规律，这种规律通行与生命和自然一切领域。那么既然某种规律如此通行，那么社会学怎么才能站住脚，它为何才能不被生物学、心理学相混淆甚至被取代还原呢？这就归功于涂尔干对社会现象这一概念的定义与对其的研究方法上。

涂尔干将社会现象定义为是种“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同时通过一种强制力，施加以每个人”的现象，不同于有机体的现象通过具体动作形态呈现，也不同于心理现象有个人意识表现出来。它的普遍存在来源于它的集体属性，如：货币制度、信贷手段、法律制度、时尚潮流。这种强制表现在人的思想、行为和感觉等非物质性上被叫做“动作状态”。而表现在物质性的外貌形态上，如“人口的分布、道路交通状况”上被叫做“存在状态”。

既然社会现象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的东西，那么对于它的研究方法就引从外部特征来进行客观观察，摒除个人的主观意识。更重要的是，在解释社会现象需要摆脱一些惯常的思维定式，我们在解释一些问题时，往往陷入到“其有什么功用”上，就例如我文章一开篇在面对“社会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手足无措只好将问题转化为“社会学拿来干嘛？”并回应加以。

而在解释社会现象，往往也滑向去说明这种现象的存在对应了什么社会需要上。但涂尔干认为这就用功能解释代替了因果解释，使得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导向一种——自觉的目的导向是社会现象的充分成因，这样原先定义为“外在”的社会事实就容易和主观目的相串联，导致社会学向心理学的还原。

而真正的因果分析，需要这从某一社会现象所处的由社会事实构成的环境中找到发生影响的主要因素，这就确立分析社会现象的原则：社会现象只能由其他社会现象加以解释。这点在涂尔干对于劳动分工现象的分析中得到了经典的体现。对于劳动分工的解释常常有“分工加快了生产效率”、“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等，而涂尔干给出解释是：因为有限的生存资源和空间导致人们彼此间的同质性竞争变得愈发残酷，人们为了适应这种环境不断开辟新的分工领域，得以幸存和自保。

韦伯的理论视角，是在对之前提到的“实证主义”的那种前提预设的争论出发的。当时的诸多德国哲学家如狄尔泰，坚持认为用自然科学中的理性方法是不能用来指导人、社会的，人类行动并不是如物一般完全受自然界规律支配的，这种方法在历史领域不可能得出合理的概括。

在二者争论的张力中，韦伯的回应如何？或许可以从教科书上冠以韦伯新康德主义者，这个名头入手理解。哲学史中康德对“我们能知道什么 ？(was kann ich wissen)”讨论是革命性的，他打破了 “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式的理性崇拜，为其划定了界限，开始老老实实的对待生活。卢卡奇诠释道：给理性划定界限，不是为了与宗教信仰抢地盘，而是承认生活中它就是由一些内容，理性没有能力全部把握。

这体现为主要为几点：

这些反映在康德的“物自体”“二律背反”等概念中，而在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也找得到共鸣。韦伯最基础的概念工具“理想类型（ideal type）”，它是一种理性的抽象构造，不同于经验事实，它只是现实的某种变异形式，与现实总是保持着距离。如同就一把标尺，由他出发进行比较丈量。显然韦伯这里就体现出了比较谨慎地划定知识范围，不是宣称寻找一种永恒普世的外在真理而围绕其打转，而是提出模型，发问，使知识自身不断回应、发展。

在韦伯对于社会学的定义中：“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出因果解释。”特别是“理解”这一概念上，其既可以是理智逻辑上的，也可以是移情、感觉上再体验的，中文的情理之中一词在字面上特别能贴合这个概念。

而理解的对象“社会行动”需要两个条件：

由此其就有了从个体主观意义的理解出发，以达到对整体社会的因果说明，这也在调和实证主义中“整体-个人”、“外在-内部”、“客观-主观”的二元对立。

同时，韦伯也接续着理性与现代社会这个议题，经由“理想类型”，韦伯提出“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将其放在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中，前者是指以可计算性和后果预测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而后者是主观信念的有无条件、排他性不计条件都要完成的行动。将二者放在对欧洲现代社会生活的考察中，就会发觉二者相互交融、转化发展的关系。

似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是一切以工具合理性为取向的，例如工厂选择工人的要义并不是关注工人的具体内容：是男工，女工，还是童工，它的焦点放在的是工人可计算的形式上即工人可以提供的劳动时间，似乎价值是被排除在外的。但韦伯提出，从发生学上来看这种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是与一种社会精神气质有关系的。那种追求形式上的资本不断增值的，把可计算形式的财富的增长本身作为理性目标的精神动力，与新教伦理要求人在尘世不断勤勉积累财富以荣耀上帝，从而获得救赎信心的“入世禁欲主义”的价值信念，是同构关联的。这也是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主要论述内容。

通过透视种理性中的非理性成分，韦伯提出过一个著名论点：“现代西方社会最明显的现实就是“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合理性。”

马克思是看待现代社会的方法，或许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变化历程中入手理解。

当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时，接受的是黑格尔法哲学的社会理论。其认为现代世界以传统世界不同的是就是所谓的商业交往社会作为独立的领域充分发展，也就是市民社会。但市民社会本身是无法自我维系，当个人脱离家庭进入市民社会，单个的人是被打散的状态，在市民社会中支配着人们行动的原则的是相互矛盾的两方面:

那么带来的两大趋势便是：

面对市民社会无法自我维系，黑格尔法哲学给出的一套“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伦理理性不断完善的体系，只有没有特殊利益的国家来统摄市民社会，调和市民社会中个人与等级的特殊利益，以实现普遍利益，国家也是实现理性的最高体现。

而当马克思离开校园，怀揣着热情来到《莱茵报》工作时，却遭遇了一系对其固有观念发生冲击的社会现象。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林木盗窃事件，当时德国工业化迅猛，土地私有化、公地被圈占，地主颇为受益，而底层劳动者却还承受饥肠辘辘之苦。为了维持生计，贫民进入地主的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即使当时有《普鲁士刑法典》对于擅自砍伐、盗窃树木行为进行严厉处罚规定，这类事件但始终有增无减，当时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的人有15万人之多，直接占全部刑事案件的百分之七十七。可作为黑格尔法哲学论证中普遍利益体现的国家，普鲁士统治者并没有从社会制度方面考量，反而是出台了个更加严厉的法案。于是马克思写下《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得到的回应便是他所工作的《莱茵报》被查封。

既然普鲁士专制政府下的国家，依然并没有解决市民社会中发生的问题，那么黑格尔法哲学中的社会理论就有问题，马克思开始着手了批判工作。

首先便是重新理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由此开出有了两条线索，一条是以最纯粹的所谓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美国而讨论的《论犹太人问题》，另一条是以看似纯粹的现代国家还未出现，却也被深深的拖入现代世界的后发国家——德国而讨论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最终得到大抵的结论是，是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自命为更高目的的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实际是以市民社会个体权利为目的的，其只是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这样市民社会中的“自由、平等、安全”等人权观念的条文里，自由只是私有财产、自私自利的自由，平等只是每个人被同质化单子的平等，安全也只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本质依旧是利己的，并没有彻底的实现这些理念的真正含义，没有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重新统一，即真正的人类解放。

既然问题的焦点放在市民社会中，早先马克思秉持这一种人道主义的理论范式切入，认为人有种一种抽象本质，但不同于普通人道主义者所说的理性或者情欲，而是一种物质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而在这样的市民社会的外部制约下，人的劳动发生了异化：

当然马克思不会止步于费尔巴哈那样的思想家给出的“人性存在—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归复”这种公式化的深切关怀思考与呼唤上。他要需要真正的理解这个市民社会运作的规律并给出出路，具体来说也就是针对商品交换为主要的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现实境况，与当时经济学理论差距给与回应。

预设中这种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首先是有理性规律的，其次是通过对每个个体自由承认带来普遍交往前提下人类共同体实现的。但现实中出现的确是，经济生活似乎有理性规律，但它同时也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必然导致危机。同时，所谓以个体自由为前提的普遍商业交往似乎确实带来了人与人自由的充分实践，但实际结果却是以现代工厂制度为代表的的更加野蛮的奴役。由此马克思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诸多马克思社会理论中重要概念也由此诞生。

其中比较关键一点在于，马克思使用的是大量的政治经济术语分析社会，但本质差异在于是他采取了“辩证法”，这也是他同当时的政治经学拉开差距的地方。由于我自己也还没有真的理解这个概念，我也只能通过一些讲座笔记片段来描绘辩证法。

“辩证法在归根结底上，讲述的是概念的自我发展。”

通过对概念与概念间矛盾的解析，把握现实环节中的历史整体。

具体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马克思就是要把这种被视作自然的、永恒的、理所当然的，外部经济交往规律撕掉。通过辩证法把握现代社会的历史性，使问题呈现出来，即当时的社会已经与名义上的“现代社会”之间发生了批判的关系，需要把握它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别，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并在洞见矛盾的过程中给出可能性。

而马克思在理论中所用的对“历史客观规律”揭示的“科学，自然也就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知性科学或者经验科学。而是黑格尔意义上能在概念中把握整全的科学，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抽象知识，而在于把握有内容的概念，通过把握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到达关于人类历史整全的把握。这种整全性也不是着实证主义预设的某种永恒的外在规律。这种整全性始终立足于当下，是对当下给出的交待，对过去而言它也只是种质的把握，需要着不断填充，对未来而言它也仅仅是一个在当下正在敞开的可能性。

经过三位比较公认的社会学奠基学者理论视角的理路，我觉得已经描摹了三种不一样的社会学面貌。但社会学也是同现代社会一同成长，回应一次次当下境况的学科。后续我会寻找努力有意思的议题作引入继续梳理我读到社会学理论。

这篇文章有诸多不足，首先篇幅结构其实有些不协调了，尤其是马克思部分占据了大量篇幅，或许表露出我的“症候”或者说是兴趣，也算是这两年主动学习了解马克思后的一次小梳理。

其次是图片有点少，整体版面干瘪一些（小学时我自己试着读书就有种我看了多少文字，就该有张图作为奖励的激励诉求）本来预设会自己多做些MEME图，但大段大段翻阅、复制教科书、文章和讲座笔记，让我确实整不出活了。我也会把我只要涉及内容在文末列出，尽量设置超连接方便进一步阅读。

参考

讲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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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

杨善华 谢立中 主编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

贾春增 主编《外国社会学史》

郑杭生 主编 《社会学概论新修》

文章：

周晓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总论,2011,(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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