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科恩有本书叫《追寻千禧年》（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这是一部讲关于11至16世纪席卷北欧的各种搞末世运动的教派的书，书里讲这些教派普遍受到《启示录》的启发，通常由一位具有神赐能力、来自工匠阶级或被剥夺了财产的先知领导，被末日将近、随后要建立地球上的天国的想法所控制。为此，人们相信有必要屠杀犹太人、牧师和地主。成千上万身强体壮、受到压迫，又经常忍饥挨饿、无家可归的狂热暴民，从一个城市游荡到另一个城市，满心都是疯狂的盼望和杀人的打算。当局、教会和信徒会以压倒性的暴力镇压这些团伙。几年或是一代人之后，随着新首领和略有不同的侧重点的思潮出现，一个新的团伙又会崛起。

而从中世纪到当代，末日启示录的思想一脉相承。

《启示录》催生出了一种文学传统，让源自犹太教传统的“神选”幻想在中世纪欧洲长盛不衰。基督教徒现在也可以是天选之人、获救者或是蒙选之人，即使官方再怎么镇压，也无法抑制这种观念对穷人和疯子的吸引力。

天启思想天然倾向于极权主义——就是说这些观点是完整无缺、无所不包的，建立在渴望与超自然的信仰之上，不受证据或缺少证据的影响，并且受到了良好的保护，不会被科学所影响。因此，带着普遍的伤感和些许黑色幽默的时刻不断重演，或许也揭示了我们本性中的一些东西，因为未来必须不断被改写，要找到新的反基督者、新兽、新巴比伦、新的淫妇，关于毁灭和救赎的旧约定总是不断更迭。 反基督者作为一个纯粹的男人形象隐约出现，表面上道貌岸然，声名显赫，但实际上却诱人而邪恶。在科恩书里写的五个世纪里，这个角色往往由教皇扮演。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据了全球大部分科研活动的美国基于其强盛军力在国际关系里所扮演的角色，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不自觉地把美苏甚至联合国这样的国家和组织放在“反基督者”这个位置上，由此遐想世界末日由于这些邪恶力量而到来，这对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基础的美国人来说尤是。

最后，天启信仰核心文本《启示录》一书，本身具有无边的适应性、永恒的吸引力和魅力。当哥伦布抵达美洲、在巴哈曼群岛登陆的时候，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而且注定就该找到《启示录》中所承诺的人间天堂。他相信自己与上帝在地球上的千年之国计划密切相关。哥伦布对自己首次旅程的记载写道：“上帝让我成为他在《圣约翰启示录》中所说的新天新地的信使……还为我指明了找到它的地点。”

这就是在历史上，美国所处的美洲的物质环境上的天然为其“世界末日”说法的滋生提供的最早的文化土壤。

五个世纪之后，美国依然是一片丰饶之地，人们还是相信末世《圣经》预言，相信有这么一个世界：它会被大灾难净化，并在我们有生之年里随着耶稣的回归得到救赎，全民信奉基督，天下得以太平。从缺乏教育、经济上遭受剥削的边缘群体延伸到数百万受过高校教育的人，再到执政精英，直至权力巅峰，都或多或少带有这种思想。1984年4月里根总统表示对《圣经》中关于末日善恶大决战将近的预言非常感兴趣的时候，天启观被人形容为“就像热狗一样的美国”。500年来人们对末日降临时间的一次次预测，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没有人对重新找个日子感到气馁。而人们在对预言之日的计算中也感受到了对系统化思想的渴望，而其中缺失的实验科学基础也为这种人类喜好赋予丰富的表达。占星术也会给人以类似印象：运作在毫无意义的虚空中的对数字的痴迷。

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人宣扬世界末日要来到的例子，是关于纽约港的威廉米勒的。这名19世纪的农夫成为了先知，并根据《但以理书》第14节中的一行“到两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进行了一套复杂的运算。米勒列出了各种理由，认为这句话应该从公元前457年开始计算，并且将预言中的一天理解为相当于一年，得出了世界末日应该出现在1843年的结论。米勒的一些追随者将计算进一步细化到了10月22日（到了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他们把年份修改为1844）。

除了米勒派，天启预言也在美国大觉醒运动、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和基督复临会运动中被不断宣扬，这其中还包含着一些人类的共性，那就是人们渴求关于末日的预言。这种渴求或许关于我们根深蒂固的时间观念，以及在面对令人生畏的浩瀚永恒或古老宇宙时——两者从人类尺度来说相差无几——我们自身的渺小。我们需要一种情节、一种叙述，来支撑我们在事物流动中的无关紧要。这些天性也让我们非常习惯思考个体必死的命运——它是我们生存叙事的形成力量。它其实在童年就经常以令人困惑的事实浮现，到了青春期，则可能会以我们周围的人似乎都在否认的悲剧现实再度浮现，随后也许会消退于忙碌的中年生活，再以好比说一阵突发失眠前兆的形式回来。

无论是暗地的私语还是熟悉的宗教慰藉，我们都要面对我们必死的命运——“那一大匹锦缎，被虫蛀过，发出悦耳的声音，”诗人拉金如是说，“造它出来，是为了假装我们永远也不会死。” 而且我们把必死的命运当作一种创造性张力、一种对我们文艺有利的悖论来体会：被描绘、喜爱或赞美的东西都不长久，作品必须努力比自己的创造者活得更久。拉金现在死了。除非我们是意志坚定、行事周密的自杀者，否则是无法知道自己的死期的，但我们知道这一天一定会落在某个特定的生物学可能性范畴内，随着我们变老，这个范畴必然会渐渐缩小，直至闭合。

《结尾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里说过，《启示录》经久不衰的特质与活力“与我们对小说更加天真的要求不谋而合”。我们出生，也将死去，都会在事物的中间，在“当中”。为了理解我们的跨度，我们需要他所说的“与起源和终点的虚构一致性。在我们的想象中，广义上的‘末日’将会反映出我们不可降低的中间期望”。在面对无尽的时光时，有什么能比把我们个人的死亡与净化万物的毁灭等同起来更有意义的呢？书里引用了一句话：“想象力的一个奇特之处就在于，它总是出现在一个时代的尽头。”

学术界公认《启示录》写于公元95或96年。人们对其作者知之甚少，只知道他肯定不是使徒约翰这一个事实。写作的起因，似乎是罗马皇帝图密善对基督徒的迫害。仅仅一代人之后，罗马人便洗劫了耶路撒冷第二圣殿，因此被认为和几个世纪之前摧毁了第一圣殿的巴比伦人如出一辙。写作的大概目的，很可能是为了给信徒希望和安慰，让他们确信自己的苦难将会结束，天国将会得胜。从富有影响力的12世纪历史学家菲奥雷的约阿希姆以来，在集合了复杂与分歧的各种传统中，《启示录》一直被看作是人类历史的综述，我们正处于其中最后的阶段；或者完全被看作是对那些最后日子的描述，战后的美国尤其如此。

从这个角度看去，美国人或者说所有人类都有对世界末日“情有独钟”的天性在。这点去谷歌上搜索“你是否期待世界末日”，就可以从无数的感叹之中窥见一斑。一方面是我们需要从毁灭之中构筑自己关于存在的叙事；另外一方面，就像《启示录》被写下是为了“给信徒希望和安慰，让他们确信自己的苦难将会结束，天国将会得胜”一样，人们在面对必死的命运时，渴望安慰。

随着我们对自己所属的这个人类大集体消亡的性质和时机的估计甚至越来越不确定，它也许会在接下来的百年间发生，或是两千年之内都不会发生，又或是难以觉察地缓慢发生，像一声呜咽，而不是巨响。化石记录向我们证明，大部分物种都不可阻挡地灭绝了。但在面对那种未知性时，人们常会对“末日将近”抱有强烈的确定性。在有记载的历史中，人们始终痴迷于各种故事，这些故事预测了我们全体毁灭的日期和方式，通常带有天谴和最终救赎的思想，被描绘得意味深长；还预测了地球生命的终结、末日或最后的日子、末日降临的时间、天启。

这些故事里的大部分都对未来有着极为明确的描述，让人笃信不疑。人类历史的不确定期，迅速、混乱的变化期和社会动荡期，似乎让这些古老的故事更有分量了。故事有始就得有终。哪里有创世神话，就一定有最后的篇章。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就有能力毁灭它。当人类的弱点或邪恶显露出来，人们就会产生超自然报应的负罪幻想。当人们深深失意时，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会梦想着出现完美社会，可以解决所有冲突，满足所有需求。

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身处科研活动最丰富的国家的美国人当然有更强的欲望在这些故事中加入最近世俗的末日天启信仰——确信世界必然会因为核交换、病毒蔓延、陨石、人口增长或环境退化而毁灭：

如果这些灾难仅仅是在开放式得未来里可能发生，或许还可以被智慧的人类行为所阻止，我们就不能认为它们会引发世界末日。它们是威胁，它们在召唤行动。但当它们被描述成在所难免的后果，由不可避免的历史力量或先天的人类缺陷所驱使，它们就和自己的宗教对应物有了许多相似之处——尽管它们缺少妖魔化、清洗、救赎的方面，也没有超自然实体的裁决（这种裁决可能会赋予大规模灭绝善意的意义和目的）。可以看出来，宿命论在宗教派和无神论派中都很常见，而且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对核毁灭高度关注。在尊崇圣经的人看来，核毁灭可以在回顾似曾晦涩的《圣经》段落时得到解释。

《撒迦利亚书》第14章12节有预言：

研究《圣经》预言的神学家们一直想知道什么样的灾祸会在人类两脚依然站立的时候将他们瞬间摧毁。这种事情非人力之所及，直到原子弹爆炸事件发生。但现在，《撒迦利亚书》预言的一切，都可以在一场热核交换中实现。

1962年的10月，装载着核弹头的苏联船只准备前往古巴进行部署，遭到了美国海军的封锁，全世界都等着看赫鲁晓夫会不会下令让他的船队返航。这几乎是冷战时期美国人的普遍恐惧的缩影。天启运动的研究者希钦斯在一篇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文章开头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和我们这代所有人一样，我可以清楚地记得，在肯尼迪总统差点要了我的命那天，我站在哪里，在做什么。”在那些危机的紧要关头，天堂并没有发出召唤。相反，“它为世界带来了迄今为止最像地狱之门的景象。”

对发明了核武器和经历过核武器的致命威胁的美国人（当然苏联人笔下也同样有很多后启示录作品）来说，世界末日作为那个年代文化元素早已经为美国人耳熟能详。

《追寻千禧年》最后几页中这样总结道。天启中世纪运动的种族灭绝倾向在公元1500年后有所减弱。然而，杀人的传统并没有彻底消失。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存活于各个教派与各种暴行间，它出现转变、复兴、世俗化，但依然在科恩描述的天启思想精髓中清晰可辨：人们紧张地期待着一场具有决定性的终极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世上的暴政将被“天选之人”推翻，世界将会获得新生，历史将会走向圆满。上帝的意志在20世纪转变成了历史的意志，但本质的需求依然存在，今天也是一样——通过消灭腐败分子来净化世界。这也赋予了当今“世界末日”这一文化元素新的含义，更多的游戏艺术和文学以这个主题进行的创作反过来又推动了“世界末日论”的传播。

我们可以说世俗和科学的文化尚未取代这些互不相容的超自然思想体系，甚至仅仅连发起挑战也无能为力。科学方法、怀疑论或一般意义上的理性还没有找到一种包罗万象的叙事，足够有力、简单且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能够和赋予人们生命意义的古老故事相抗衡。

从这个意义上，任何人都暂时逃不过对“世界末日”的情有独钟，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对末日思想的痴迷，他们所创造的大量后末日时代的作品，都将成为末日蓝调的一部分，不断地回荡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之中，我们将会复述它们，直到真正的世界末日那一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