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是论证社会因素对“具身存在（embodied being）”的构成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论断。一些人仍将人类的身体视为一种纯粹的生物学实体。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寿命、发病率、体型和外貌都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它们都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的产物，而社会因素对此产生的影响则微乎其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涌现出大量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与作品。它们在之后逐渐汇聚成为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即“身体研究（body studies）”。该学科关注由人类无法回避的身体性（inescapably bodily character of human existence）所引发的各种社会文化议题，涵盖范围极为广泛：既聚焦传统社会中对肉体施行的纹身（tattooing）与疤痕纹刻（scarifying），探讨其在宗教仪式中接纳社会新成员时所发挥的集体认同功能；又回溯历史，考察关于男女身体构成（constitution）与局限（limitation）的观念变迁。此外，该领域还关注饮食与劳动对人们健康的影响，探讨身体作为“自然符号（natural symbol）”所具有的广泛意义——人们借助它来思考、分类，乃至基于与族群、“种族”、年龄、性别和残疾相关的身体标记进行歧视。

这些议题虽各不相同，但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人们在特定社会中的生活方式以及与特定环境的互动模式，都会在其外表（physical appearances）、机能（capacities）以及经验（experiences）中留下烙印。此外，这些议题也凸显出了“身体”之于诸多学科的重要意义——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与生物科学大相径庭。

身体议题受到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接纳，演变为了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要想了解这一转变，就必须对其背景进行探讨。女性主义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医学与技术的进步、消费文化的盛行……一系列社会与历史的发展，将“身体”带入到了学术领域的视野当中。同样重要的还有某些社会科学家与生物科学家所表现出的意愿：他们开始对过往被自己忽视的议题进行更为审慎的分析，以此反思、拓展并深化自身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学界对身体议题抱有的跨学科兴趣与日俱增。这一转变得益于一系列社会与历史因素，它们从不同维度彰显了身体在社会中的重要意义，促使学术界不断拓展对身体议题的定义范围。其中，有六项因素对这一转变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

第一个因素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 “second wave” feminism）[1]。这一运动探讨了医疗服务、堕胎、强奸、色情作品和卖淫等一系列事务中的不平等，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且有损女性权益的身体问题纳入到了政治议题之中。20世纪70年代发起的“夺回夜晚（reclaim the night）”[2]游行抗议的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女性仅仅因为在社会认为她们应当留在室内，扮演妻子、母亲或女儿等“既定角色（authorized roles）的时段出现在公共场所，便要面临遭受身体与性暴力的风险。在这一运动中，身体将个体所承受的束缚和风险与特定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联系在了一起。本书中，许多涉及性别、“种族”以及其他不平等的问题都体现了此种关联。

第二个因素是在同一时期于北美和欧洲兴起的政治激进主义、“另类生活方式（alternative lifestyles）”和对生态议题的关切。这些运动以独特方式凸显了人类身体与外界环境的核心维度之间（key dimensions of the wider environment）存在的重要关联。左翼批评者和反越战人士对消费文化、军事冲突和军备竞赛进行了谴责。在他们看来，这些趋势将人类生活降格为对财富与支配权的“单向度（one dimensional）”[3]追求。他们也对军事-工业社会（Military-Industrial Society）进行了谴责：在这种社会中，具身个体（embodied individuals）与自然环境都被视为可以随意抛弃的工具，服务于狭隘、功利且具有破坏性的目的。

1972年，全球性智库“罗马俱乐部”[4]发布了题为《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的报告[5]，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担忧。该报告对人口增长、粮食生产、环境污染以及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在工业上的消耗等趋势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地球生命未来将面临的风险。自此，诸如气候变化、土壤侵蚀、森林砍伐、核废料处理、化石能源枯竭、粮食短缺等问题成为了环保运动关注的焦点。环保运动警告称，地球一直被视为纯粹的生产性工具，长此以往，它维系人类或其他动物具身生命（embodied life）的能力将遭受损害。

促使学界关注身体问题的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北方以及南方部分地区发生的“老龄化”现象。医学的进步和基础设施的普及与改善显著提升了人们的预期寿命。据联合国预测，2000年至2050年间，全球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增长一倍，从10%升至21%。然而，寿命的延长往往意味着与慢性疾病共存时间的增多。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人口老龄化日益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在欧洲等地区，政府既要应对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又要面临老龄人口增多、照顾“负担”加重的问题，这加剧了因社会资源分配而发生代际冲突的风险。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长，人们愈发关注文化与具身性（embodiment）的关联。在世界上最具经济影响力的地区，衰老与自主能力的丧失已经沦为了一种污名。英美电影、媒体与广告都推崇苗条、性感、年轻和独立的身体，而那些不符合这种理想形象的人则被赋予了“拯救自己”与“重生”的使命——他们需要审视自身的局限，进行必要的美容、健身与外科手术，以此来对抗岁月的痕迹，赢得“青春永驻（eternal youth）”和独立自主（personal autonomy）的美名。那些拒绝或者无法迎合这类社会要求的人则面临着被视为社会负担的风险——这也是安乐死的反对者们提出的担忧之一。在衰老这一议题上，身体再一次充当了建构社会关系的中介。

第四个提高社会对身体议题关注程度的因素与20世纪下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的结构性转变有关。与几十年前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提倡的“重储蓄、重投资（save and invest）”理念不同，这一时期崛起的消费文化鼓励个人通过购买物质商品来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这一转变使身体逐渐成为了媒体和广告中的“展示对象（object for display）”——此类商业形象（commercial representations）最初聚焦于女性，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都市型男（metrosexual）”等文化概念的兴起也蔓延到了男性群体。如今，身体已经成为了销售产品和获得社会认同的普遍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身体的价值被进一步放大——它既是生产者提高利润的工具，也是消费者获得社会地位的潜在象征。

在某些方面，这些变化与19世纪的趋势相呼应：在当时，外表逐渐被视为一种人格的可塑（malleable）体现，而不再是社会地位的固定标志。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在公共场合的形象。此前，公众形象通常只是贵族阶级考虑的事情——那一时期的反奢侈法（Sumptuary Laws）[6]对普通人的穿着做出了规定。不过，这也使得身体的失态（slips）、失能（failures）与困窘（embarrassments）变成了人格上的污点[7]。到了20世纪，这种将身体视为人格体现的全新观念变得愈发重要，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8]的著作便是明证。戈夫曼将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比作“前台（onstage）”演出[9]，剖析了人们在社交中“展现自我（presentation of self）”时，对外貌、举止及言谈进行审慎规划与管理的行为逻辑。这种“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不仅是个体有效扮演社会角色的关键，也是他们构建道德层面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违反交往或外貌方面的潜规则往往会招致污名——这正是残障人士因他人偏见而难以避免的命运。作为社会价值的标志，不同身体遭受的待遇并不平等。

第五个因素体现在对“外来者（alien）”身体日益严密的审查上。这一趋势始于9/11双子塔袭击事件以及布什政府随即宣布发动的“反恐战争”，它加剧了人们对非法移民、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既有担忧。美国及其他国家加强了护照管制与身份证件核查，增加了虹膜、指纹和声纹识别设备的使用，并扩大了对其他生物特征数据的收集。为了阻止未经授权者的进入，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开始从身体中提取图像及数据，以此对个体进行审查。与此同时，民族国家政府对合法居留者的监控也日趋普遍。在那些自诩民主的社会中，一种隐蔽的监控已成为了核心特征，它覆盖了人们的行踪轨迹、电话交谈，以及在新兴社交媒体、网络活动和信用卡消费记录中留下的身体生活的痕迹。

科技的进步使人类改造与重塑身体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正是促使学术界对身体问题产生普遍兴趣的第六个主要因素。从19世纪营养学的问世，到20世纪初兴盛的生产力“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10]，再到如今的整形手术与移植手术——人类对身体的干预能力已经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这些进步赋予了我们进一步掌控身体的潜力，但也模糊了身体与技术的边界，动摇了我们对身体“自然”属性的认知。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以及个体对这种不确定性做出回应，进一步推动了身体研究的发展。

以自我掌控与自我转变为目的的身体改造由来已久。早期的基督徒奉行严格的肉体戒律，旨在摒弃旧习，从而在洗礼时获得身体与灵魂的“重生”。整形手术的历史则更为悠久——在古印度的梵文典籍中就可以找到为活人进行面部重塑的记载。如今的身体改造变得更为广泛、更加多样化。关于身体“吸引力（physical desirability）”与“正常性（normality）”的标准正在飞速变化，这使得人们开始对“有机自我（organic selves）”的各个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审视与管理。在富裕的西方社会，这些变化尤为显著：身体逐渐被视作一项工程、一块有待打磨的“原材料”，以及一种不可或缺的自我认同的表达形式（见图1）。

身体性自我认同（bodily self-identity）的个体化趋势或许可以通过纹身地位的变化得到体现。在传统社会，纹身被视为集体成员身份的标记；如今，它则日益成为人们彰显自我的方式。人们与纹身师合作，创作出独特而富有个性的图案，以此纪念生命中的寄托或要事：有些人将逝去挚爱的名字铭刻于皮肤，而有些人则将所爱之人的骨灰掺入纹身墨水之中。在这个时尚潮流瞬息万变的世界里，纹身已然转变为一种表达与确立自我（selfhood）的重要载体（见图2）。

其他常见的身体改造形式还包括健身（对许多人而言，追求表面上的健康已经等同于追求真正的健康）、节食与整形。以2013年的美国为例，仅一年间，手术与非手术类医疗美容项目的总支出便超过120亿美元。其中，抽脂手术和隆胸手术最为普遍（二者的手术量分别为363,912例和313,327例），而丰臀手术和阴唇整形手术（labiaplasty）[11]的增长速度最为迅速。后者的出现表明：在当代社会，人们几乎愿意对身体的任何部位实施改造。

宗教性的着装、饮食与身体管理方式正在多地重新复苏，这一趋势似乎与当今强调个体化的身体实践相悖。然而，大量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博客文章指出：尽管社交媒体、卫星电视等全球传播渠道使人们得以广泛接触各类替代性的生活方式，许多人仍然选择延续或皈依宗教式的生活。那些曾因习俗或传统而被遵循的做法，如今正日益成为人们在反思并权衡多种可能后，为了实现对具身自我（embodied self）的管理与控制而做出的主动选择。

上述六种社会、文化与技术的发展趋势凸显出了身体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它们的多样性也塑造了身体研究的多元化格局。这些因素分别聚焦于身体的不同维度，其所强调的具身存在（embodied existence）的价值也各不相同。不过，仅凭这些发展趋势本身，仍无法完全解释众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学者投身于那些在传统上被视为生物科学专属议题的原因。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对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中所发生的转变进行探究——正是这些转变促成了一种有限的研究兴趣的交汇，也即：将身体同时作为文化与有机现象（organic phenomenon）加以审视。

[1] 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second-wave feminism）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持续约二十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爆发的“女性主义性战争（feminist sex wars）”后落幕，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取代。这场运动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旨在巩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女性主义取得的成果，为女性进一步争取平等权益。

第二波女性主义以第一波女性主义为基础，将女性主义的议题扩大到了更为广泛的领域：性、家庭、家务、工作场所、生育权、事实上的不平等（de facto inequalities）以及法律上的不平等（official legal inequalities）。第一波女性主义倡导形式上的平等，而第二波女性主义则倡导实质性的平等。这场运动致力于批判整个社会中由父权或男性主导的制度及其文化实践。它还关注家庭暴力和婚内强奸问题，推动了强奸危机中心、妇女庇护所的建立，并促使监护权法和离婚法进行变革。女性主义者创办的书店、信用合作社和餐馆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重要聚集地和经济支柱。

自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开始，白人女性主义者便掌控了话语权。因此，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典型叙述专注于白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女性所遭遇的性别歧视，而忽视了黑人、其他有色人种女性以及工人阶级女性的经历——尽管有色人种女性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积极撰文，并成立了女性主义政治活动团体。此外，部分叙述的视角局限于美国，忽略了其他国家的境况。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等作家指出：这种同质化的“姐妹情谊”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因为它忽视了种族、性取向、年龄和阶级等身份因素。1989年，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尾声，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一概念。许多学者认为，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兴起，正是为了解决第二波运动自身存在的问题，而非仅仅是一场全新的运动。

作为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后现代主义理论为那个时代的批判思潮奠定了基调。在《战后小说与作者之死》（The Post-war Novel an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2020）一书中，阿亚·雅利安（Arya Aryan）认为，尽管后现代理论家视其作品为对传统的激进突破，但他们的理论——无论是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还是后现象学——仍然带有父权制的色彩。这些理论虽对权威和作者身份进行了有力批判，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性别问题。“增补性（supplementarity）”与“去中心化（decentring）”等概念虽为探索性别权力关系（gendered power dynamics）提供了可能，却未能明确处理女性作者身份问题，也未能将女性写作视为对父权制作者观的批判。正如雅利安所言：

雅利安认为，罗兰·巴特提出的必须被“杀死”的作者概念与男性特质有着内在的联系。他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女性（除少数例外）从未拥有过一个可以失去其源头的声音，又或者，如果她们在作品中根本从未被视为过源头呢？” 雅利安指出，这个问题成为了许多第二波女性主义者（second-wave feminists）关注的焦点，促使她们直接向其发起挑战。他认为，在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之前，许多女性作家就已经开始主张并建立自己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了。他指出，她们的写作“ 关注那些主导了社会与文学文化的父权话语，其方法便是将困扰着父权制下所有女性——尤其是那些试图对抗或挑战男性主导话语的女作家——的执念与问题推到台前。” 译自维基百科与《战后小说与作者之死》：

[2] “夺回夜晚”（Reclaim the Night）是1977年发源于英国利兹的社会运动。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诉求是争取女性在在夜间自由出入公共空间的权利。围绕这一诉求展开的游行活动席卷了整个英格兰，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来，该运动重获新生，致力于组织全国性的年度游行，以抗议强奸以及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3] 单向度（One-dimensional）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发达工业社会中批判性思维衰退、革命潜力被遏制的状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马尔库塞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以为现代工业社会构建批判框架。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将“理性”界定为一种本质上的“否定性思维”。他认为，这种思维的功能在于对那些尚未实现、但应然存在的潜能、规范与理想（本质）进行概念化，以此揭示并批判现实（存在）的局限与不合理。当社会现实阻碍了人们自由潜能的实现时，理性便会展现其革命性，呼唤对现存秩序的否定。马尔库塞在此处所言的“存在”特指当代社会中被异化劳动所支配的生活现状，而“本质”则指向一种自由、非异化、非压抑的、有待实现的人类生存方式。对于马尔库塞而言，“本质”的概念并非先验性的，而是历史性的——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具有使所有人过上自由而充实生活的现实可能，而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可能实现。

然而，20世纪的历史现实似乎击碎了马尔库塞提出的这种可能性。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未在西欧发生，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遭受到了挫败。这些事实与当时流行的、一种科学还原论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悖——后者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的崩溃视为由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不可避免的进程。这种机械的史观否定了“发展无产阶级自觉革命意识”这一主观努力的极端重要性，也无法解释革命意识缺席的原因。

在之后的作品中，马尔库塞吸收了精神分析理论。他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提出了“额外压抑（Surplus repression）”的概念。马尔库塞区分了两种压抑：一种是任何文明为了存续都必需的“基本压抑”；一种是为了维护特定的社会统治秩序（即服务于“绩效原则”）而施加的“额外压抑”。正是这种“额外压抑”成为了发达工业社会塑造顺从个体的关键心理机制。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遵从绩效主义与增长逻辑，它通过持续的技术进步和财富增长成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这种“发展”通过部分满足人们需求（而非从根本达成解放）的方式来获得其合法性，从而在原本对立的阶级之间生产了一个压倒性的共同利益，即共同维持当下可以不断提供物质财富的社会系统。由此，社会中本应存在的“否定”力量（如无产阶级）被整合进了现行体系，遭受到了削弱。

这种整合具有二重性的特点：在物质上，它部分满足人们的需要；在心理上，它通过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以及所谓“虚假需求”的制造——即那些由社会系统强加于个人，用以换取肤浅满足感，却最终服务于维持现存秩序并阻碍个体真正解放的需求——施加了服务于统治的“额外压抑”。这种社会的意识形态被马尔库塞称为“技术理性”，它将一切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都转化为技术操作和效率问题，从而排除了对社会根本价值的批判性反思，最终塑造了一个“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社会。

[4]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是一个由全球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组成的、非营利性非正式国际组织，旨在对紧迫的全球性议题展开批判性探讨。1968年，该组织于意大利罗马的林琴国家科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成立，目前拥有100名正式成员。其成员来自全球各地，包括现任和前任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联合国行政官员、高级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外交官、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等。1972年，其发布的首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引发了广泛关注，成为全球环保议题的重要里程碑。该组织总部于2008年7月1日设于瑞士温特图尔（Winterthur），并一直延续至今。

[5] 《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是一份发布于1972年的研究报告，探讨了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经济与人口呈指数级增长的可能性，并通过计算机模拟进行了研究。该项研究使用名为World3的计算机模型，模拟了地球与人类系统相互作用可能带来的后果。这项研究受罗马俱乐部委托进行，其研究成果于1971年夏在莫斯科和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国际会议上首次发表。报告指出，若不大幅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并遏制环境破坏，人口数量和工业产能极有可能出现急剧且难以控制的下降。尽管该报告问世之初曾遭遇严厉的批评与质疑，但却有力推动了未来数十年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运动。

[6] 反奢侈法（Sumptuary Laws，源自拉丁语 sūmptuāriae lēgēs）是对消费行为进行规范的法律。《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旨在抑制奢侈或浪费，特别是针对服装、食品、家具或鞋履等过度开支的法律”。从历史上看，这类法律旨在通过限制服饰、饮食和奢侈品消费来规范并强化社会等级与道德观念，其约束标准通常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地位。

社会施行反奢侈法的目的多种多样：用以限制昂贵的进口商品进入市场，从而调节贸易平衡；用于标识消费者社会地位与特权，通过歧视来稳定社会等级制度。此外，它们也被用于阻止或减少政治贿赂和腐败。

这些法律常被用来阻止平民模仿贵族的外表，有时甚至被用来对某些不受欢迎的群体进行污名化。在中世纪晚期的城市中，反奢侈法的制定成为了贵族限制富裕市民阶层炫耀性消费的工具。与贵族一样富有或比贵族更加富有的资产阶级臣民可能会破坏贵族作为“强大的合法统治者”的形象，引起民众对其控制和保卫封地能力的质疑，从而激发叛乱与反抗。直到17世纪，此类法律仍被广泛用于上述目的。

历史学家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指出，反奢侈法“为研究规则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规则失效的极端案例”——这类法律不仅屡遭失败，且反而有助长奢侈之风的可能。由于统治者需要不断应对新出现的叛逆行为或奢侈风尚，反奢侈法往往表现为不断修订的规例（revisable regulations），而非稳定的成文法规（stable laws）。

[7] 阿瑟·柯南·道尔在《蓝宝石案》中的描写便印证了这种社会认知。在小说中，福尔摩斯对一顶破旧的旧毡帽展开推理。根据帽子上的各种痕迹，他对帽子主人的生活轨迹进行了推演：此人曾拥有优渥的经济条件（帽子做工细致，而且经过主人的防风改装），却在近三年陷入经济困顿（如今帽子已经破旧褪色，但它的主人没有选择新买一顶，而是用墨水掩盖）。福尔摩斯认为，这顶帽子的现状暗示了其主人家道中落。他猜测，这可能是由于帽子主人染上了某种恶习导致的：

[8]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年6月11日－1982年11月19日）加拿大裔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作家。部分人称其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

[9] 前台（onstage）是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书中论述了人们在面对面互动中的戏剧性表演（theatrical performance）。他指出，当一个人与他人接触时，会通过改变所处场景、外表和举止，来控制或引导对方形成对自己的印象；同时，对方也会试图形成对前者的印象并获取相关信息。戈夫曼还指出，社会互动的参与者会采取特定策略，以避免自身或他人陷入尴尬。社会并非是同质化（homogeneous）的，人们必须根据不同环境调整自身的行为模式。这一认知促使戈夫曼发展出了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 analysis）——他发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各种“行为（acts）”与戏剧表演（theatrical performance）存在关联。社会互动与戏剧表演类似，存在“前台（onstage）”区域——行动者（即社会个体）在此向观众展示积极的自我形象和期望传递的印象；同时，社会互动中也同样存在着“后台（backstage）”空间——这是隐秘的私人领域，个体可以在此卸下社会角色的面具，展现真实的自我。

[10] 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是一种分析并综合工作流程的管理理论。其核心目标是提升经济效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这是最早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管理流程工程（the engineering of processes in management）的理论之一。有时，科学管理亦称泰勒主义（Taylorism），以其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名字而闻名。

在19世纪80至90年代，泰勒首先在美国制造业（尤其是钢铁行业）中施行了这套理论。其影响力在1910年代达到顶峰。尽管泰勒于1915年逝世，但科学管理理论直到1920年仍颇具影响力。与此同时，它开始与对立或互补的思想体系展开竞争并相互融合。

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流派，科学管理在1930年开始已经过时，但其核心理念仍是当代工业工程与管理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念包括：分析、综合、逻辑、理性、经验主义、职业伦理、通过消除浪费活动来提升效率（如精益生产中的浪费、过度负荷不均衡）、最佳实践标准化、摒弃那些仅仅为了维持传统或保护特定技能工人的社会地位而存在的做法、将手工艺生产转化为大规模生产，以及实现员工间知识传递，并将员工的经验转化为工具、流程和文档。

[11] 阴唇整形手术（Labiaplasty，亦称 labioplasty、小阴唇缩小术或阴唇缩小术）是一种整形外科手术，旨在对小阴唇（内阴唇）和（或）大阴唇（外阴唇）——即包裹人类外阴的皮肤褶皱——进行塑造或改变。该手术属于外阴成形术（vulvoplasty）范畴。寻求这种生殖器整形手术的女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患有如双性人（intersex）等先天状况的女性；另一类是本身没有潜在疾病，但因生理不适，或因认为自己的外阴形态不正常而希望改变其外观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