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陈直的故事后，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写一个小说。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一个男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忽然踏上了通往广州的绿皮车（他应该是逃避或抗拒某件事）。这辆车由北向南，横跨黄河、长江，从一片沙暴天驶向郁郁葱葱的春雨。他就在这辆车上遇见了这位农民工。

这篇小说还真写出来了。备战考研时师姐留了一个小说作业，题目就叫《火车》。我卡时间在两个半小时内用笔手写了这篇四页半A4纸的小说，字越写越潦草，行也越来越歪，最后停笔时，句号都未能封口。男孩为什么要坐上火车、他们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结尾，不算是悲剧。男孩从下了火车后又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出站时巧遇一阵春雨，温热的湿气令他的脚底发热，以至于男孩未想起要撑伞，就欢跳着扑入水天。他嗅到了一股甘甜，他笃定那来自旺盛绿色下的泥土。他从不喜欢枯朽的冬天。

师姐在十一月时曾希望我在考场上保持自己的风格，她一定明白我并不青睐叙事，故而在考“以写出能改编成影视剧本为目的的专业”时不占优势。可惜我不是个坚定的人。《火车》绝不是一篇好小说，这一点我是明白的，其原因与技巧、文笔或思想无关，而是我既不了解海德格尔，也不了解陈直。我是从谷雨工作室的那篇文章①中，从陈直自述的蛛丝马迹中想象他的生活。比如他说“机器有一个小衣柜大，七八个工友都负责线上修机器，我一个人管十台机器。”我只能从大学工作室开会时去观察身边同学的神情与体态。他说“我们是最底层的人，上面的经理、组长、科长这些人要进来的话，好像也会穿同样的无尘服，但是他们一般不进来。”我就等待督课老师或院长视察时，把自己当作底层工人。虽然这种扮演过于虚假，不过我倒是发现，这些老师们也很少进来，最多坐进来十分钟。教室门阻隔着督工们的两种神态，门外乐乐呵呵，门内要肃穆许多，跷着二郎腿，看一眼投影、扶一下眼镜，再拿笔在本上写写画画。督工们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至于对“蓝色的无尘服”“在无锡连续两个月搬12个小时的物件”“在通州住没有窗户、拥挤且潮湿的地下室”的想象，更是难以找到对应的生活片段。我承认，这是我的缺点，要我相信一个人，我不仅需要眼睛，也需要一张静默时也能眨眼的脸。

不过，当陈直说“车间里是恒温的，永远二十五六度。老板主要不是怕我们太热，而是为了机器和产品。”我是明白的；“但我不孤独，我从来都不感觉孤独。压抑是生活的常态，但这不代表孤独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我也很清楚他在说什么。这些话语将我们彼此间的眼眸与心灵串联起来，瞬即超越了经验与身份，成为某一共同体下、平等的同伴——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需要一个彼岸，而是需要一群同伴。于是，我想起另一位海德格尔的学生②（在电影里）说过的话：天生的思想家不需要学位。或许，这也是令“老派”的齐泽克动容的原因之一。

21年陈直短暂成为10w＋文章的主角后，与所有的流量一样都抵不过一个瞬息的变化。在那段时间，“陈直”成为一种无法回避身份的叙事（凝聚着古老却臃肿的理想主义及其反噬），在习以为常的感动、质疑、亵渎与呐喊中几度沉沦，最终成为一个回响。对于陈直来说，这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相比于在众目睽睽下当一个戏剧的小丑，在一间干净房间内读几本书、写几页笔记对他来说更有意义。而无论陈直满足了谁的幻想，我们都清楚现在的处境到了何等危急的地步。因学科、职业的分化令我们成为一个个功能的寄生种，而身份与地域的差异又令我们先天缺了一只看到他人的眼睛，总之，我们被困在一个被塑造的自我里难以挣脱，欲望与想象皆因我而来、携我而去，只留下空空的骨架与漫天黄沙。迫切需要一种超越的力量击破这些枷锁——无论它的名字是“规训”还是“自由”——但我不愿这样想象陈直，因为承受希望从来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被迫发出喊叫的，在一行行文字间躲藏，驻足于富含诗意的影像又流转于各类深邃的思想，只为逃离随处可见的沙暴。整个天都是黄色的，空气中弥漫着铁锈的味道，我看着不远处那摇摇欲坠的独木桥与排队涌上的人群心里发怵，第一次有了逃离的念想。后来，我在前往青旅的路上途经一条林中小径，呆呆的站了一会儿。小说也落笔于此处，不过由于考试即将结束，大概我什么都没有写。

注释：

我清楚如今的世界不允许中立，人们虽然享受暧昧，却受够了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个世界的调性是以极端对抗极端，才能在瞬时的快感中获得一种解放自我的体验。所以我对一位刚认识的朋友说，如果你已经确定立场，任何解释都毫无意义。我们早已失去包容的能力，共情不过是用来安抚自身的噱头——倘若没有自我的经历在先，又有谁能在催情音乐的熏陶下热泪盈眶呢？我们在乎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或者愿意接受他吗？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怀疑，毕竟算法习惯将推送人们喜欢的视频与物当作一类利他的服务。在自我的圈子内浸淫已久，也实在分不清哪一个是原生的“我”，哪一个是被强化与催生的“我”了。

这就是我在胡波事件中看到的最为撕裂的道义之争，一面那些塞满赛博物与空壳的理想主义怪物，另一面则是冰冷的、无力挣脱资本与算法控制的工业现实。几天前我还谎称自己要“毫不犹豫的站在胡波这边”“胡波会成为一个精神图腾”，这已是理想主义在我体内的回光返照，因为我也曾是胡波那样的人。即便他怎样“不好相处、不近人情、像个巨婴，是个满脑子都是艺术的抑郁症怪胎与不懂得感恩（孝道）的毛头小子”，我也绝不会抛弃他。如今我最感到后怕的是，如果胡波真是一个天才……如果胡波真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天才……人们难道不该发问，胡波是如何诞生的吗？纠结他自杀的原因来求一个心理安慰，这样的伪善鲁迅已写了太多：“寄托于虚妄的明天、自欺于愚钝的当下、幻想前日的满足”。我们并不能把此视为成熟，只能说一种生的技巧，一种过活的本领。

正因胡波死了，所以他冒犯了所有人。

正因胡波选择用自缢的方式死了，所以他冒犯了一切生的法则，无论是世俗还是梦想。

我们之所以不能将对生的执念视为成熟，是因为这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我们打开了国门，第一次，世界向我们涌来，带着一股潮骚味儿的精气由东向西慢慢沉降，为古老的农耕大地带来了新的雨水——无论它是好是坏、无论我们是接受还是抵触，中国都已是世界的中国。当潮汐褪去，沙滩上留下的便是几近永存的事物。澎湃的朝气已是昨日焰火，正因抑郁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深奥（因为它看不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失效了。人们发了疯地为其谋求一个有形的容器，来便于理解在我们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思维，于是，抑郁症患者出现了，立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经受着来自灵肉双面的暴力。最后人们得出一个草率但备受认可的结论：他太脆弱了。是温室里的花朵未吃过太多的苦。活在自己的世界倔强得像头驴。何时才能从自我的妄想中逃脱出来？不再钻牛角尖、不要有过激的执念？①外人们恨不得有一款特效药或某类仪器能在瞬间拔掉他心中的钉子，目的是“为他好”“让他早日成为一个正常人”。终于，我们成功战胜了时间，至少将它流放到一片谵妄的荒原中——可惜，胡波并没有出生在乌托邦。

正因胡波再也无法开口说话，因而我们怎样描述他都可以。在前往贝拉塔尔训练营的路上，不会有人知道胡波透过大巴车的玻璃看到了什么，而在描述中，它被用于某种意境的营造而镶嵌于这一情节应该出现的地方，这是一种叙事，也是我情愿相信的事实。所幸胡波存在于一个小众的领域，不会像科比那样无力得决绝。我们没有理由去相信已离世的偶像们能拥有“逝者安息”的待遇，每一年都有人会前往乔伊斯、王尔德、加缪与三岛由纪夫的墓前纪念他们，我相信，在那一刻，人们的心无比虔诚——如果世界只是一次潮汐就好了。

注释：

（一）

21年去木木美术馆参观教授的展览，在顶楼的展台上看到一个留言簿。上面写着“请把想对坂本龙一说过的话写上去吧！我们会帮你们传达。”在那个本子上我看到了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语言（包括图画）表达对教授的感谢与祝好。当时，每一个坂本龙一的乐迷们都清楚他时日无多。这个本最后是否递给了教授我不得而知，因为一些人道主义问题，可能是没有的。不过我还是从中感受到太多慰藉，在此后的三年里，这个留言簿一共在我的朋友圈里出现了四次。

（二）

22年封寝时在线上观看了教授的演奏会。我躺在床上，把帘子拉好，将平板立在小桌板上，一边吃着学校发的橘子一边听教授弹琴。有个镜头对准了一位僧侣，在他斜后方，一个工作人员举着张白纸，上面写着“不要输给疫情”。

这场音乐会有很多朋友也在看，我在朋友圈留言区里写道“原来大家都在一起”。文字读起来多半是平淡的，可我已经泣不成声。其实我可以大声哭出来，但不想让舍友听见。那段时间，凌晨厕所的隔间里也多了很多啜泣，没什么理由的。

（三）

在我之后的文学社社长也是为坂本龙一的粉丝，她面对生人总是唯唯诺诺，却对文学社的事务很上心，私下里开活动，总表现出一股盎然的激情。这点，她比我这前任要负责多了，在她手里，文学社有了自己的海报、宣传册、活动地点与移动图书馆。我还记得自己初次看到社团的样板娘时的惊讶，虽然已不是第一次为美术生们对具体形象的创作能力动容，但看到画纸上与书为伴的女孩时，文学好像更亲近了。社长保持着一贯的平等原则，她不希望看到文学因孤傲而驱赶掉那些本就自卑的年轻人，特别是当他们有读书的意愿，却总因各式各样的桎梏而不敢翻开一页。她不像我那样对带给这座大学些真正严肃的氛围有些怪诞的执拗，这也是她受人喜欢的原因。我从女孩那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就是放下对于文学过于严肃的姿态后，再去唤醒人们对她的热爱。

（四）

我还听说另一件事情。在天津一所大学的音乐教室内，有个孤僻的男孩时不时会去练习《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他专挑没有课的一个下午，最好是晴天，坐在琴凳上，起手、抬指、落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专门学过钢琴，或仅是模仿视频里教授的神态，总之，最好有阳光从落地窗外透入，洒在木板地上。光线最盛时，会打在男孩的肩上，他感受到一丝暖意，手指的力度也加了一分。随着时间推移，阳光渐渐偏移，由肩膀、腹部直至琴凳的一脚。那时，曾经灿亮的金色也黯淡许多，整个屋子像是塞满抽了丝的棉花，染上阳光最后的温存，曲目也到了最后重音的部分。男孩试图与孤独抗衡，便将希望寄托在艺术之上。旋律洗净他内心的忧郁，却也同时放大了他的柔软。教授是男孩为数不多的同伴，当然，在他心中——在很多人心中，坂本龙一就是我们不可遇见的恩师。

（五）

必须承认，对《怪物》的私心一半都来自坂本龙一。最后一部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最后一段配乐，生命的跃动。教授一生的音乐，先锋过、政治过、沉郁过、宏大过，也在自然的浸润下，曾收录过那些未雕琢过的（树木、浸泡在海水后的钢琴等）声音。说实话，对于这些缺乏规律的音乐，听不下去是多数情况，但助眠效果却是极佳的。包括窦唯如今的那些“仙乐”，同样不是白日音乐。与被和谐的古典乐洗礼数百年之久的欧洲人第一次听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产生的排异感一样，被建构的旋律某种程度上建构了我们的认知，也意味着，我们耳中容不得其他曲调的音乐了。这种差异甚至超越了人的意志——我听了好久《async》这部专辑，实属分不清什么时候是噪音，什么时候是享受。

可在私语式的音乐尝试过后，坂本龙一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曲依旧是积极的——音乐的传意有时无比强悍，压过了画面，也挤占了文字的生存空间，然而在《怪物》的结尾，孩子们获得第二生命后的奔跑，还是让人不禁动容。

归根结底，教授的私心从未变过。他希望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他是个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