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一种社会想象，思考者以头脑撼动世界，若更鄙夷些，他们整日摇唇鼓舌，不事生产指点江山。就像万青歌词里面唱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想象中，他们变成了需要呵护的大脑，其分泌物成书籍和论文。

这呈现为鲜明的知行分离，在这种想象中，苏格拉底只是在广场上辩论的哲人，而非代表城邦出战的军人，也不是穿着大衣四处溜达的家伙。哲人献祭其体能获得了健硕的头脑，他们成为狭隘但格外深入的存在，如同针管一样扎入世界的真相，希求从深井中汲上一桶智慧的甘醇。更有甚之，哲人的死亡恰如其行动的完全坏灭，其后的门生和追随者走上的都是圣人的思想之路，你如今见不到特种兵旅游推出任何孔子周游的套餐，但市面上的论语课程却比比皆是。

两种答案似乎都不让人满意。究其原因，倒不是这种解释没有道理，而是说，这种解释满足于一种快速的结束，仿佛这是进一步阐述美好设想时候必须抛掉的负担，潜水时必须甩掉的重物。但水面之上，究竟是何天地？存在这种水上的生活吗？

回望思想史，在王守仁提出心学前，思考实践的分离长久得像是自古如斯。接近两百年后，西哲界也有所醒觉，马克思重新看到思考的生产性质。这么看，知行分离果真天然吗？反例自然也比比皆是，孔颜活在其思考的延长线上，苏格拉底更是因为其灵魂论述而慷慨赴死。那么，此二者仅仅是在历史的迂回中短暂分离、总会合一吗？

两种答案似乎都不让人满意。究其原因，倒不是这种解释没有道理，而是说，这种解释满足于一种快速的结束，仿佛这是进一步阐述美好设想时候必须抛掉的负担，如同潜水后游上水面时候必须甩掉的重物。但水面之上，究竟是何天地？存在这种水上的生活吗？

《传习录》中提及的好好色和恶恶臭具备十足生理直接性，阳明论断时诉诸对称性，游目骋怀与恶臭掩鼻被等而视之，但仔细点看，比较而言，后者的节奏更快也更直接，在走上此条道路之后有陷入过分还原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解释的唾手可得反倒使其容易滑落，从而后续的好好色般“好德如好色”的实践成为枉然，反倒变成某种诉诸典型动物生活的辩护，正像马克思在1844手稿里面提及的，人只有在从事动物性的行为时才觉得自己像是个人。

忽略时间的间隔，阳明和苏格拉底（暂不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其实是同道中人，在美德的实践上，他们共享一种坚硬的思考模式，想到与做到是同义词，美诺悖论并未存在，“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德性即真理“。思考受到祝福，思考的结果有许诺的，无论通过理性或上帝，这种确定性能使千年变作片刻，通过知识完全解决了实践的迂回，甚至可以这么说，这种知识甚至要求一种实践的短路，所以他们会被辨认为某种“唯心主义”，在教科书中肩并肩立着。

同样会有另一种考虑方式，把思考的行为当作一种特化的实践方式，或者更直接地说，思想区别于实践。此两者分属两个范畴，思考所能做且应当做的事情是概念的处理和厘清，语言问题的处理和消解。思维不需要逾越雷池，这是思想的强项，思想有其专门的游乐场，当然完全也可能是思想能力有限，于是不得不接受这个短板。

遥想希腊化时期，注重实用的罗马人不能（或不想）承接希腊人的理智探求，拉丁化的语言取代了希腊字母，罗马的工程军事和法律取代了城邦的直接民主，世界文化被采撷进万神殿，其后历史行进为知行关系增加了另一层神秘，罗马覆灭智慧宫被毁，中世纪的神权至上，市民阶级逐渐自主… 直到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说出那句名言“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社会思潮再次转向实践，并且带来空前广泛激烈的的社会政治实践。

在技术至上的时代，哲学同实践的关系被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接力，如同海德格尔所言“技术是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直接取效的知识成为数学本位观测计量的，在这种理性铁笼之下，一种行动哲学出现，它再也无法耐烦，甚至号召结束所有哲学，once for all。韦伯的忧愁身影仍在其后审视，性如烈火的政治家和宗教先知忙不迭地开始宣教，此两者知行策略构成了人类视野中的无法忽视的巨大螺旋，眩惑于此，记录如下。

我时间精力有限，这里主要考察西哲材料中的"认识——思考"脉络。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西哲对知识与实践关系的探索构成了一个漫长的序列。限于我的有限视野，即使着眼西哲同样挂一漏万，任何一位哲人都可以展开讲上许久，我盼望任何相关的补充。

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重构了praxis这个概念，作为他在监牢之中从事文字工作的密码，也许带指审核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名字。但选取这个概念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即使是受迫的，却十分真切地把实践概念嵌入了人类的思想史，实践的词汇史和实践的理论史再次交错。

回顾历史，此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按照他的分类学，praxis与theoria，poiesis相并列，尝试翻译，可以认为是实践、穷理和制作。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制作往往与实践被视作同义词，铁匠自己打造一口刀，木匠雕出一种花纹，画家把某种时空断面重现在纸面上，这难道不是实践吗？更有甚者，人按照现代生物学定义就是使用并制造工具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工人经常受雇于手工业的制造企业中，此两者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原来这两者并不统一吗？

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制作遵循的规律是物件的形式属性，与其形式因存在一种隐秘的关联。相对来说，poiesis更遵循动力因，其产物是teche，也即今人所熟悉的技术technology的词根；praxis更倾向于目的因，其产物是实践智慧phroiesis，在现代语境里已经变得稀薄，或者可以按照儒学之中的“君子之道”来理解，也就是一个人对实践中的尺度有明晰的认识，基本上来说，他已经把自己活成了道理的样子，他完全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且总能把事情办成。

从这里能看出来，实践praxis位于poiesis物件创制这类全然的操劳，与theoria理论沉思这类纯粹的思辨之间，是两者沟通的桥梁，由于涉及把自己的生活过出来的行为，这种行为时高度伦理性的，与他的老师紧密相关。良善意愿当然是好的，但性如烈火的革命家未见得能维持人民幸福的政制。如何把良善生活过出来，如何把美好理念落成实际设施的行为，这是亚氏的一大旨趣，举凡政治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都灌注着此类冲动，所以在西方语境下建立政体就如同一次poiesis的创制，即锻造、熔铸一个国家。

实践智慧不完全与穷理相排斥。认识人类行为的时候，可能更需要关注亚里士多德这些范畴划分的描述性和解释力，而最好不要当成相互隔离的几个规范性界定。简言之，我们不需要把某些东西切削成为特定的形状，反倒应该认识到这种模子为什么要这样制作。在亚里士多德那里Praxis首先是人事伦理的实践，实践智慧phroiesis与智慧sophia的区别，更像是面对一个巨大事物的盲人摸象，折射出不同的侧面，在这里，思考和实践相距不远，这同样也是儒学长久探索的主要枢纽。在亚里士多德的词典里面，成功的实践以eupraxia表示，道德上不走运则称为dyspraxia，与道德运气相关，但限于篇幅不做展开。

作者评述：我发现沉湎于陈述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关节，会使得这篇文章成为无法终结的糊涂账，如果我要重新讲一遍亚里士多德，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把尼各马可伦理学放上来呢？这种叙述下，我会被亚氏的重力捕获并成为他的卫星，当然，更有可能耗尽我的知识储备成为一颗陨石。我倒不排斥这样做，但眼下，我还是利用这些基本线索来引出关于知行问题的一系列可能变体。

在我们现在的词汇表里面，poiesis被我们理解为making，它更侧重制作的工艺，与工匠密切相关，在乐器、表演等方面还有这种古典师徒制的遗留，你会看到徒弟很郑重地在童蒙时期拜师学艺，而后跟随师父磨练技艺，并受到其各方面的训导，以此来在师徒之间传递某种谋生的手艺，或者说，teche。如果你写论文你对tex（或者Latex）绝对不陌生，这出自高德纳对teche的挪用，也反映出治学时候某种手工业的精致倾向。

但技术毕竟不总是与艺术家或工匠的手艺，随着人类对生产力的解放，力量逐渐脱出师徒制或其他社会关系的牵制，力量主导的工艺逐渐演变成了技术，从烧水壶盖的蹦跳到蒸汽机的转动，从天上劈下的雷电到电缆中流溢的能量，人在驾驭能量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技术解锁的自然力量，这种驱动力正如poiesis中强调的动力因，这也是亚氏所强调的一环，可以说使得这种分离最终发生的就在于动力的逐渐强盛，但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代表了动力因之外三个因素的落寞。

在如今的大众传播之中，技术几乎成了科学的代言人，尽管科学研究不总与技术应用直接挂钩，更有甚者，可能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作为生产力被并置在一起，随着一段时间举头并进后，技术的强力逻辑逐渐占了上风，尽管我们往往用“这不科学”来要求一件事物，但我们更多时候是倾慕技术的强力。技艺的去蔽性质此时被拘束在现成的技术领域之中，目的已经逐渐远去，演化秩序逐渐主宰发展历程，你可以观察演化论的布道者往往是技术强力的支持者，无论是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是某种模因逻辑。

基本上可以说，现在是个一力降十会的环境，当动力达到可以撼动最坚固的地基时，清醒者应当加入蛮力的阵营，从而解锁更多的可能性，实践的领域成了角力的八角笼，天地动荡，以万物为能源。

此时praxis距离poiesis更远了，不如说，poiesis占有了现阶段实践的全部词语位置，thoeria到praxis的互动过程逐渐变成了poiesis与thoria各自开展新的畛域。这时候，科学家要扮演企业老总或者技术负责人才堪胜任，可以说奥本海默押到了时代的韵脚。

当然，亚里士多德完全有可能是错的，如果知识描述几个死硬的范畴，与在论语里面抛出干巴巴解释的孔子形象一样难以服众。那，我们看看专题二。

一种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是很直接的，为什么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划分就一定是正确的呢？而假设一个人不在城邦之中，他的实践智慧究竟能起到多大效果？又或者说，他真的具备最完美的政治智慧，但在罗马他就是一个奴隶，这又如何呢？

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幸存，可能来自于希腊化时期的罗马扩张以及伊斯兰教的翻译与重译。在伽达默尔的文章中他这么讲，亚里士多德的表述中，个人的普遍美德与城邦的善治被等而视之，但关于个体伦理的考察与普遍性的联系是被默认了的。

但在落实到帝国尺度下，这种实践的效果当然就会大打折扣，于是实践的场域与帝国的秩序相冲突，借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所有思考者的“附近”全告消失，如果一个人无法从事帝国扩张或军政大事就无法成为卓越，疏离感是十分鲜明的。

这时候被祝福的德福一致几乎只在宗教中得到，广阔而寂寥的世界给思考者巨大的创伤，从而斯多葛主义者反求诸己，此时知行的裂解成为必然，成为一大一小体积下拉扯散开的两个领域，实践从而被某种更宏大的设施所主导，而思考相对来说更加自由，即使你在监牢之中仍然可以思考社会、革命或纯粹理论问题。

工人群体的实践其实是非常后来的阶级自觉，可以说在此之前，掌权者维持更有效果的实践，而思考者出于某种限制只能展开思考与自我调适。当然，这是一种漫画化解释，在经过两种秩序的撕裂之后，知识开始获得脱离praxis的许可，毕竟在罗马的环境下，即使两者相互关联也没有特别好的实践策略。

其后关于身心二元论的描述比较贴切地刻画了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一种知行的合一被视作对现状的忽视，在思考者的视野中，这两者首先是分离的，而且由于理性和知识的传统，灵魂的地位要高于肉身的存在。可以说实践从合一到裂解，这也折射出西哲系统下的历史脉络和相互关系。

但这种分离是长久而自然的吗？不然。

历史地看，随着个体的出现，美诺悖论开始变成一个要紧的问题，于是不能自制（akrasia）在当下彰显为更巨大和要紧的问题。我知道了之后，那么为什么我做不到呢？知行分离的长久性让人觉得煎熬而无法忍受。

尽管我围绕着praxis开展描述，但亚里士多德和葛兰西之间实际上具备一个漫长的理论脉络，这个分离已经如此之长，长到已经可以认为分离反倒是更基础和根本的，之前的知行合一反倒像是一种未开化的状态。

在知行分离之下已经诞生了如此多的学科、技术和现代文化，很难说知行的分离带来的只是现代人的某种空虚不满或特殊的困惑。那么，why bother pull them together？如果分着不错，那么分着就好啦？如果清算政治关系可以用政治学，如果计算盈亏可以用经济学，如果…则…，所有人面对特殊境况的时候都有得选。

但有些人的生活境遇确实不好。就像是在《失明症漫记》里面萨拉马戈提到的“尽管我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并不好”，知识分子终于醒觉，原来自己并不是凌空蹈虚地身处一个知识的范畴之中，实际上学术分子当然是被供养的。其实philosophy，或者任何思想，当然是架设在某种生产结构之上的。

这个问题变得紧要与以下条件有关。1.共和主义和平民自觉的出现，当时城邦的自由民是通过某种幸运而成为知识分子的，正像当时儒学只有贵族才能练习。在平民获得自己的经济自主性和知识能力之后，逐渐获得评价知识分子实践的权力，在如今的社交媒体上对公知的追讨接近此类；2.平民境遇的劣化是进一步催化变革和发展的一大动力，他们期待更良善的未来，这个未来不再有人骑在头上发号施令，即使是出于良善愿望的实践理性也会被认为是对某种生产关系的伪装，这种道德律的生成颇为可疑。

于是，反叛者以古希腊人的面貌出现。这可以被看作是对希伯来传统的一次背离，费尔巴哈的宗教人本投射论断就是这种反转的写照，人想要获得自己的自主性，不想再成为羊群的一份子，左翼分子想要塑造秩序，并不在知识的世界之中，而就在他们手中掌握的工具、机械和草席上。

于是你发现了，他们想要把天国拉到地上。如果知行是分离的，那么就让行为成为压倒一切的存在吧！这大概就是葛兰西的理论主轴。葛兰西所强调的行动哲学（philosophy of praxis）可能是他在狱中为了防止审核而选择的安全词，但用这个属于来形容马克思主义实践也基本准确。你可以想象在法西斯意大利监牢之中一个瘦小的人写下一段段零散的文字，墨索里尼的执法者们认为，对葛兰西的最大惩罚是“让这颗头脑停止运转二十年”，与之对应，葛兰西在监狱之中的艰苦境况下，反倒诉诸了最为坚决的实践观念，即使其除了写作思考完全有志难伸。

一个身陷囹圄的人，他讲出的观点却是“只有实践”。这种实践一元论，打穿了之前的各种理论建设，葛兰西积极地批驳机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种理论与生产实践两者的割裂，在一种阶级分析叙事下，成为各个阶层文化霸权之间的争夺，于是在葛兰西这里，关于实践的知识，关于知识的实践，关于实践的知识的知识，关于知识的实践的实践，都成为某个阶层的知识建构。

于是，在理论的发展上，到葛兰西这里，从theoria到praxis，天平似乎是倒向了另一边。

齐克果/韦伯的决断主义。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米塞斯行动主义对实证主义的反驳。阿伦特的行动划分，政治行动作为人的生存样态。实用主义哲学与行动分析。实用主义哲学。维特根斯坦的生平。

这些话题都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准备，在一篇文章里面无法覆盖，而我暂时也没想要要怎么把这些话题嵌入文章，于是作罢。

得这么说，下面部分属于个人想法，公共性缺缺，主要起抒情的宣泄作用，您不认同纯属正常，而如果您能就自己意见详细表述出来，那对我是莫大帮助。

我想继续对实践哲学做一点评述。对葛兰西所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入性，不同的哲学思路当然会有不同的想法，如果要寻求学术中立，就要尽全力压抑自己心性的扩散，即使在想象中这件事情能即刻带来你所乐见的成就。

我当然不否认这一点，韦伯的坚持代表了在灰暗前景下持续坚持推进的能力，他当然不满于知识成为theoria滑落成为单纯学术发展和论文堆积，否则他也不会讲出“无灵魂的专家和无心的享乐人”这样重的批评。韦伯已经认识到工具理性的未来，各个学科都在继续切分本已经繁复到无以复加的小块，如同满清后期江南已经支离破碎的地块上仍要榨出最后一点肥力。在这种世界图景下，似乎理论知识完全可以遗忘属于人的praxis，或即使记得起来，其面对的都是碎成粉末的一块玻璃。

按照海德格尔的表述来说，这种碎裂和裂解的情况属于一种“不在家”的状态。此在在这个情况下是乏力的。此在这个时候面临一种决断，如果这时候做出一种决断，其后就跳出非本真的常人状态。或者说，就如同韦伯的决断，看到四处碎裂的世界，仍然要眼光如炬地继续开展自己的事业，你绝不许喊出绝望，你绝不许调笑他人，你绝不许停步撒手，你只能继续做你的事情。

这是非常崇高的学者人格，值得敬仰，可以自勉，但难以要求别人。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学者的持续专注下，其重新实现了知行的一种合一，在theoria的知识背景之中，某种学人的风貌呈现了出来。治学的知行合一全由于寻求者的专注，这时候他已经活成了这个思想脉络的肉身形态。尽管在外人看来这个人完全是痴了，成为了一个求道的机器，但应该这样说，天才之为责任该当如是。这里的实践开始如同葛兰西描述下那样重新闭合，在学术的领域之中，这位学者的理论成为了不可绕过的枢纽，甚至成为了这门学科的基石。

人始终在追求在家的安定，但人在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有根基地从事一系列劳作。假设这种追求如果想要落实在实践上，那么知行合一就更接近一种合一于行。不同于苏格拉底的知行合一于知，这里的合一彰显了一种巨大的、忧伤的、甚至带些青涩的爱的呼唤。

我是这样感知的，知行作为真善的诉求，其驱动力反倒是关于爱和美的。作为一种生命的格局的安置，如何把自己的想法实践出来？假设邦无道那样该如何？这个时候无法释放的生气，在此人心里打转，酝酿成多少文人墨迹呢？甚至可以这样想，当你看到关于知行问题的一个主张，你可以立刻反过来看，一个诉求实践哲学的人身陷囹圄，一个诉求知识的人劳神于物，一个追求中道的人剑走偏锋，一个孑然一身的人盼望温暖。

我爱你们，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