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军团当然在事实上战胜了方阵，但这两种术语都有有些模糊，军团是什么？方阵又是什么？

因此，我们实际上要谈论的是罗马军团的一种：“支队阵形”，它是从早期的希腊方阵转变而来的。而罗马要变成现在的“支队”，就是因为方阵存在一些缺陷。

简单说就是，早期的希腊方阵不够灵活。

但罗马最终战胜的又不是早期的方阵，而是方阵的最佳形态——马其顿长矛方阵。

马其顿方阵确实进化了，但却并不是从灵活性这个路线改进，而主要是改进了长矛的长度，使其在进攻性上更加强大。

但它仍然是一种“希腊方阵”，要了解马其顿方阵，就必须知道它是怎样从古典时期的希腊方阵演变而来的。因为成就马其顿方阵的希腊方阵确实帮助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在一段时间内这种阵形几乎就是无敌的。

希腊方阵和马其顿的方阵本质上是一体同源的。

希腊重装步兵的武器和装备包括一面直径为0.9-1米的大圆盾和一根长达2-2.7米、相对较重的长矛。剑是他的备用武器，为了加强防御，他还穿着全套盔甲。

重装步兵方阵以密集的长方形阵型作战。在方阵中，每个人的盾牌都与左侧的盾牌重叠，而他的部分盾牌则躲在右侧的盾牌后面。重装步兵方阵在战斗中部署的纵深为6、8或12排。

古典时代的重装步兵方阵依靠的是一种名为“盾牌推挤”（othismos，关于是否存在这一战术学术界尚有争议）的战术。在推挤比赛中，重装步兵支撑着盾牌，将盾牌推到前面同伴的背上。方阵作为一个整体的重量试图将敌人推到后面或将他们压倒。在这种阵型中，只有第一排，或许还有第二排可以真正使用长矛（或剑），其余的人只是在推搡中增加自己的重量。

另外，从后方施加压力意味着前方的士兵无法逃跑，从而保证了阵形的凝聚力，这种推进力量自然也会施加到正面的敌人身上。因此，在这个巨大的矩形块中前进，希腊重装步兵很难改变方向。

在近战的最初阶段，将敌人击退比真正杀死他们更重要。一旦大队士兵开始蹒跚后退，他们就会失去凝聚力，开始崩溃。

一旦被击溃，获胜的重装步兵就会追击，从后面砍倒逃跑的敌人。在战斗的后期阶段，大部分伤亡都发生在失败的一方，他们在试图逃跑时被从背后击倒。所以，在斯巴达人中，尸体背部的伤口是不光彩的，是受害者变成懦夫并在战斗中逃跑的标志。同样，把盾牌留在战场上也是一种耻辱，这意味着重装步兵丢弃盾牌是为了更快地逃跑。

对于古典希腊方阵（以及后来的马其顿方阵）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保持盾牌的重叠锁定、一起移动，而不给敌人在正面留下间隙。稍有间隙，敌人就会趁虚而入，破坏方阵秩序，从而破坏凝聚力，导致失败

因此改进的马其顿方阵增加了攻击距离，从而减小了敌人突破缺口的机会。

公元4世纪，在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马其顿方阵在沙罗尼亚、伊苏斯和梅加洛波利斯击败了重装步兵方阵。以更长的长矛为武器的马其顿方阵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古典时代以较短长矛为武器的重装步兵方阵。

与早期方阵中不同，马其顿和希腊化时期的长矛兵装备的是4-7米长的双手矛，称为萨里沙长矛（sarissa）。

由于必须用双手才能使用这种更长、更重的武器，因此长矛手不得不携带比传统希腊重装步兵更小的盾牌（直径仅为55到60厘米），依靠长矛的长度来阻挡敌人，而不是躲在传统重装步兵更大的盾牌后面。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腓力二世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珀尔修斯一世，长矛和盾牌的尺寸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在这个范围内。

与上述依靠盾牌推进的希腊重装步兵不同，马其顿长矛兵依靠的是“长矛推进”：将沉重的矛刺进面前敌人的盾牌或身体，然后集体向前推进。萨里沙长矛的攻击距离较远，可以让4-5排队列与敌人保持一定距离，随后的队列将长矛举过前面队列的头顶，这样就能部分遮挡来袭的弹矢。

古典时期的希腊重装步兵通常组成12个纵深的方阵，而马其顿方阵则为16排的纵深。在某些情况下，方阵可以加倍到32排，或者分散开来以提供更大的正面，只部署8排。

在轻步兵和骑兵的支持下，马其顿方阵成为一种战术体系的核心，统治地中海东部和近东战场长达200年 之久。

古代和现代的“权威”都曾说过，从正面看，方阵是不可战胜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地形和战术环境使得这只是一个有条件的真理。

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提到，方阵无法应对战斗中常见的突然变化。它需要完全不间断的平地才能有效作战，而且它不使用预备队。

方阵成功的关键在于凝聚力，即军事编队在移动和战斗时保持队形的能力，因此它需要团结一致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当长矛尖在敌人面前形成一条不间断的防线时（至少四排的纵深），方阵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一旦出现间隙（比如地形或队形混乱），方阵就会面临严重的危险，因为敌人可以越过矛头的有效攻击距离，逼迫长矛手用剑作战。

总而言之，长矛方阵的正面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很难突破的，但侧面和背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当敌人接近时，过长的长矛在单人搏斗中毫无用处，尤其是面对擅长近战的对手时，更是毫无招架之力。

这个改变战场的对手即将出现：那就是罗马军团。

坐落在意大利中部丘陵地带的罗马共和国发展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战术体系。从公元前4世纪起，罗马人开始依靠自成体系的军团，而不是长矛步兵方阵。

这些军团由公民士兵组成，他们只在每次战役期间应征入伍。然而，罗马公民身上渗透着一种深深的职业精神，因为罗马中上层公民（那些在军团中服役的人）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在城外的战神广场上接受武器训练。由于许多人长期或多次应征入伍，跟随执政官的军团通常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他们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职业军人。

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漫长历史中，军团不断变化。但我们要说的是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前2世纪与马其顿和其他希腊方阵作战的军团。

每个军团有3000名军团步兵，他们排成三排不同的队列，一前一后进行战斗。三条战线中的每条都由十个“支队”（maniple）组成，支队是军团的战术单位。一个支队由两名百夫长指挥，他们是强悍而经验丰富的副官。正是由于使用了这么多组织严密的小分队，军团才能在战场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第一排是“青年兵”（hastati）。第二排是“壮年兵”（principes）。前两队的装备相同：短剑、标枪和椭圆形大盾。第三排由年长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的老兵组成，称为“后备队”（triarii）。与前两排不同，后备队的武器是较长的刺矛，而不是青年兵和壮年兵的标枪。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内部轻步兵，这些轻步兵是从刚刚开始服兵役的少年中招募的。

青年兵、壮年兵和轻步兵各有1200人，而后备队只有一半，即600人。再加上作为侧翼的300名骑兵，一个标准的支队军团通常有4500人左右。

在战斗中，支队与方阵非常相似。前两排通常每排有10人，整体纵深为12排。因此，军团的前两个队列各有12排：与典型的希腊方阵一样纵深。第三排后备队的纵深只有前两排的一半，其目的是在前两列兵团未能成功击败敌人时，可以掩护他们（按顺序）撤退。

与单线作战、同时在整个正面与敌人交战的方阵不同，支队阵形以棋盘格的形式部署，每个支队之间故意留出与正面相等的空隙。因此当一个军团交战时，它可以一波一波地向整个正面的敌人发起多次连续冲击。

首先，青年兵会冲入敌阵，开始削弱和扰乱敌军。接着，壮年兵们可以穿过间隙，发起新一轮的攻击。或者，如果青年兵遇到了真正的麻烦，他们可以从第二道防线的缺口处依次后撤。如果进攻完全失败，前两路都可以依次通过最后的后备队撤退，这些老将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可以依靠他们坚守阵地，掩护他们撤退。

当这个缝隙用于防御性反击时，作用也非常大。支队中的缝隙会引诱敌兵进入并扰乱他们的队形，之后他们就会变得混乱、被包围。

与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不同，军团士兵的部署距离比方阵远多得。他们在一个更大的阵型中以个人身份作战，这意味着更少的士兵覆盖更多的正面。罗马士兵不会重叠盾牌，也不会与两侧的战友肩并肩站在一起。每个罗马士兵的周围都有90厘米的空间，足够他们腾挪和挥剑，或砍或刺。

古希腊重装步兵方阵依靠“盾牌推挤”的大规模推搡竞赛，马其顿方阵则依靠“长矛推进”来压制对手。罗马人则依靠全线的多重冲击，并在单兵层面上采用了以剑和标枪为核心的联合兵器战术体系。

在整条战线上，各个支队像波浪一样轮流冲击敌军阵线，造成破坏。这是罗马体系与希腊和马其顿体系的关键区别：使用小部队的多重冲击来打破敌人的防线，而不是由方阵的大部队进行单一的推进。

轮流攻击还给士兵提供了轮流喘息的间隙，这让支队士兵整体而言比方阵士兵有更持久的体力作战，因为支队的兵力得到了充分利用。

支队系统与方阵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方阵是一长列不间断的士兵，而每个支队都是独立受命的。例如，如果在战斗中侧翼出现了新的威胁，可以抽调一部分支队去增援侧翼。这正是西诺斯法莱战役所发生的事。

西诺斯法莱战役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公元前197年，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领导的罗马军队与马其顿安提柯王朝腓力五世领导的军队在西诺斯法莱山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两支军队都在一条长长的山脊两侧行军，这条山脊叫做“狗头”（即西诺斯法莱，Cynoscephalae），大概是因为其形状的缘故。这里的丘陵、坑坑洼洼的地形并不是部署方阵的平坦地面。

然而，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军队还是率先登上了山脊。

双方都在试图故意将上午的小规模冲突升级为决战，但由于大雾，双方都不能完全确定对方的主力在哪里。突然看到罗马人在下面列阵，腓力下令用他的半数方阵仓促发起冲锋。

这支部队像“索尼克刺猬”一样冲下山坡，将山下的罗马左翼逼退，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但由于山坡地形的缘故，冲下山后的方阵士兵纷纷放下长矛，开始与罗马军团短兵相接。原因在于，在下坡时的混乱推搡下，长矛成为了累赘（想象一下在下坡过程中你拿着一根长长的跳杆...）。从而不能进一步扩大进攻优势。

另外，军团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它有很多可以独立决策的军官。其中一位军事保民官在己方与腓力的右翼（获胜方）交战时，独自做出决定，调派20个支队，相当于军团的一半人数，击败了腓力左翼的另一半军队。这是一支正在冲过山脊线的纵队，因为刚刚觅食（征粮）归来，还来不及部署为方阵，也很难在这样的崎岖地形上布阵。

然后这20个支队掉转兵力攻击了腓力所属的脆弱后方，无法多方向作战的方阵惨遭屠杀。

因此，发生了两场战斗：一场是方阵战胜军团，一场是军团战胜方阵。

在这场战役中，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军队有一位保民官居然独自在右翼发起了进攻。

这就是罗马的独特之处，而希腊化军队是不会允许其他指挥官在未经首领的同意私自调遣军队的。事实上方阵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没有分配预备队的余地，因此作战后期也不会考虑进行额外的指挥。

像方阵这样的静态防御阵型不需要全军将领的过多关注，这样指挥官就可以自由地发挥个人英雄主义精神，亲自参与战斗，激励大家，鼓舞士气，从而避免可能导致战斗结束的传染性恐慌。

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与希腊领袖和罗马领袖的性质和地位有关。

罗马执政官尽管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却是罗马公民社会团体的仆人。将忠诚抽象为国家而不是个人，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也是罗马人擅长的概念，至少在第一次内战之前是这样。部分原因是任期有限。罗马指挥官的任期很短，一旦任期届满，他们领导军队的权力也随之终止。但至少在概念上，罗马执政官是一名公仆。

而希腊化时期的国王是一位皇家君主。他的军事权威至高无上。军队与王国中的其他一切一样，都是他的个人财产。

因此，罗马军队的指挥和控制权可以下放到其他指挥官，这就要求较低级别的指挥官能够做出更多更大的决定。当然，这同时也依赖于支队系统的模块化和灵活性。

在西诺斯法莱战役中，我们看到一位不知名的保民官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在没有咨询将军或总指挥官的情况下就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以至于他从战线后方调走了20个支队来执行侧翼机动，最终扭转了战争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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