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对于伟大的深度心理学家西蒙·弗洛伊德博士和卡尔·荣格博士来说，理智是一种个体心智的特征。当与每个人共存的子人格在表达上得到适当的整合和平衡时，人们的观点就会得到很好的调整。本我，心灵的本能部分(来自德语“它”，代表自然，在我们内部的所有力量和异质);超我(有时是压迫性的、内化的社会秩序的代表)和自我(我，人格本身，在这两个必要的暴君之间被碾压)——对弗洛伊德来说，它们都有自己的专门功能，弗洛伊德首先将它们的存在概念化了。本我，自我和超我就像现代政府的执法立法司法一样互动。荣格，尽管很大程度上被弗洛伊德所影响，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分析了心灵的复杂性。对他来说，对他来说，个人的自我必须在与阴影(人格的黑暗面)、女性意像或男性意像(性格的异性，因此经常被压抑的一面)和自我(理想可能性的内在存在)的关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但是这些所有不同的亚实体，荣格学派和弗洛伊德学派同样认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存在于人类的内在，无论人所处的环境。然而，人是社会性的生物——这一点尤为重要——在我们之外，社会世界中并不缺乏智慧和指导。为什么当我们可以依靠被别人花大功夫放置的路标路牌时，我们仍要依赖于我们自己那有限的资源去认路，或者在新的领域中定位自己呢？弗洛伊德和荣格，强烈关注了自主的个体心理，却对社会层面对个人的心理健康的维护所扮演的角色关注甚少。

正因如此，当我第一次与他们开展时，我在几个方面评估我所有新患者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社会世界：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否符合他们的智力水平或抱负？他们的空闲时间是否有吸引力、有意义的或高效呢？他们制订了可行的且表达清晰的未来计划吗？他们（包括那些他们所亲近的人）是否没有任何严重的身体健康或者经济状况上的问题吗？他们有朋友和社交生活吗？有一段稳定且令人满意的亲密伴侣关系吗？有一个亲密的、正常的家庭关系吗？一个事业——或者最起码的一份工作——可以实现他们的财务稳定，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能作为一种满足感和机会的来源吗？如果对于这其中任意三种或者更多的答案是不，我就认为我的新患者没有充分融入人际世界，正因为如此，他的心理有螺旋式下降的危险。人们依赖其他人而存在且并不是纯粹的独立心智。如果一个个体的行为至少能被别人接受，他就不需要那么完美。简单来说：我们把理智的问题外包了出去。人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心智的完整性而保持心理健康，也是因为他们被周围的人持续提醒，如何去思考、去行动、去表达。

如果你开始偏离正道——如果你开始行为不端——人们就会在问题变得太大之前对你的错误做出反应，他们哄骗你，嘲笑你，轻拍你，批评你，让你回到原位。他们扬起眉毛、或者微笑与否，或表示关注与否。如果其他人可以容忍你在他们周围，换句话说，他们就会持续地引导你不要行为不端并会不断地要求你保持最好的状态。所有你需要做的只是观察、倾听，并根据这些暗示去适当地回应。然后你可能会有动力，足够振作起来而不会开始漫长的下坡路。这是欣赏你融入他人世界的充分理由——朋友、家庭成员以及敌人也是一样的——除却社会关系通常带来的焦虑与沮丧。

但是我们如何发展出关于维持我们的心理稳定的社会行为的广阔共识呢？它看起来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如果可能的话——当我们面对我们不断面临的复杂性时。“去追求这个还是那个？” “这一份工作比起那一份更值得吗？” “谁更有能力、更有创意或者更果敢，并且应该因此获得权力？”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是由集中协商来形成的——言语上或非言语上——来规范个体行为、合作以及竞争。我们所认为有价值且值得被关注的事物成为社会合约的一部分；对遵守与否的分别赏罚的一部分；我们持续暗示明示的：“这是被认为有价值的。看这个（如此认为）不看别的。追求这个（朝它发展）而不是其他。”的一部分。在这些明示暗示下的服从，很大的程度上，即是理智本身——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早期阶段就需要的。没有与社会世界的强制链接，我们不可能去组织我们的思维，否则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轻易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