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大医院的床位总是轮转不停，没有空缺的，老爷子刚出院就住进来另一位快六十岁的大爷。大爷和他爱人都是新疆人，虽然都是汉族，但是深深地眼窝和高鼻梁总有些维族或哈族的面相。这大爷是因为脑梗住院，不过因为症状不严重而且送医及时，住进来的时候已经口齿已经十分清晰，且行动基本不受限，只是需要住院观察观察。他年轻的时候在新疆搞石油运输，开十轮大油罐车那种的，后来女儿在北京工作稳定下来就把他和他爱人接来了北京住。因为我老爸对文玩还蛮感兴趣，大爷还和我们讲了早些年司机同行去矿场捡石头（玉石）发家的故事。

因为早年工作原因生活不规律且饮食偏好重盐重油（想想新疆美食，很难没有这种偏好）又好喝，导致了严重的肝病，做了肝移植手术。大叔恢复得很顺利，也基本没有排异反应，不过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病例，所以在征求了大叔的同意后，有一个教授还带着几名学生来进行了现场对病例的分析和学习，场面还蛮有趣的。大叔说出一些身体的感受和反馈后，教授还会和学生说说这个对应得是哪个知识点。

（十）

三床的老病友和我同一天入院，七十出头精神矍铄。因为也是石油系统出身，在西北待了不少年，故而和二床的大爷有不少共同话题，两人的老伴也一见如故还交换了微信。这个老爷子总说自己没病，但是肉眼可见的脚步虚浮缺乏平衡感（可能是小脑萎缩）。但是他又喜欢背着手走，不让护工扶着，还爱回头跟人说话，我就见过两次他狠狠地撞在了门框上。“这算什么事啊，”老爷子满不在乎，“头俩月我去溜鸟市儿，从好几节台阶儿滚下来了，缓缓回家抹抹扶他林一点儿事没有。在家也天天磕了碰了的，这扶他林就管用，也就我儿子多事儿。”（您这还没事儿呢？）老爷子在我要转院的时候还要推我轮椅送我出院，可给我家吓着了，这要是摔一下可是担待不起。

老爷子好抽烟，结果入院第一天就被护士没收了打火机，于是老爷子没事就和他请的护工逗壳子，撺掇着护工帮他去护士台要打火机，带他出去抽烟。他请这个护工也有意思，是个基督（天主?）徒，每天早晚还和“姐妹”一起念念圣经（微信语音），早上还要唱圣歌。实话实说，她早晚了的引经据典的那感觉还挺像个牧师，起码比在英国的时候去教堂参加过几次（纯粹好奇和为了找人聊天去的）的“社区大party”更有影视剧刻板印象那味儿。

（十一）

我的检查结果出的很快，只是又做了一个特定位置的加强核磁，医生拿到了片子就排除了肿瘤的可能性，也避免了我做腰穿的痛苦。虽然请来的骨科会诊医生还是认为不是椎间盘压迫造成的病情，但是私底下神内的医生还是认为堵在椎管里的就是椎间盘而且已经造成了压迫，但因为这种情况不在神内的专业范围内里，所以建议我家人去挂脊柱外科的号看看，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骨科的科室划的这么细。

在家人拿着片子跑了人民医院自己的和积水潭的脊柱外科后，我的病情也逐渐清晰起来了，根据医生的诊断（因为没有伤前的片子做参照，所以对于发病的原因医生也只能推测）和我自己的拼凑大概情况如下:我的脊柱状况本身不算很好，存在着黄韧带骨化导致椎管狭窄的问题，而且可能有旧伤（之前运动过度会觉得背部莫名其妙的疼痛，没准和脊柱有伤也有点关系）。那天运动的时候，也许是杠铃挤压，也许是挥空的摆拳扭了一下脊柱（现在我也很难回忆起这次疼痛到底是哪个动作后开始的了）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造成了胸椎间盘脱落，导致了现在的情况。

医生们（包括我和康复师闲聊的时候）表示这种问题确实罕见，而且这种急性失能在脊柱外科这个科室也不常见，要是有也是车祸和高空坠落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绝活了属于是）。至于两个脊柱外科的专家都给出了必须要手术解决的结论，但是对手术成功率都严肃的给出了五成的评估。因为胸椎管最狭窄，而且附着神经很多，稍有不慎最坏的结果就是高位截瘫。

（十二）

直到“五成”的判决下达，我才不得不正视自己面对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糟糕境况。

两位医生给出了相同的成功率，但是考虑到积水潭更加专科一些，所以最后决定还是在积水潭做这个手术。在又等了几天后，我转院去了积水潭，这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九月末，国庆将近。

积水潭的住宿环境相对比较老旧，七个人一起住在一个大病房里，颇有些八十年代旧电视剧里那种感觉。床位流转更是飞快，基本三天就会换一茬人，我们这一批也是如此，只有上一个手术日的一个老哥因为还有些发烧没走成。

隔壁床也是和我同一天入院的是个东北大叔，看上去四十来岁接近一米八的个子精壮得很，面相有点像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虽然没有梁龙那种奇装异服和浓妆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大叔来的时候拎着一个健身包，腰上还围着深蹲用的护腰，不知道的就和刚从健身房出来似的，让我印象深刻。

等收拾妥当，和大叔聊了聊天，果然大叔好健身，而且已经快六十岁了。他是临近退休的时候喜欢上了健身，天天和一帮子小年轻泡健身馆子。大叔还给我看前些年他腰不疼练的最好的时候的照片，那一身腱子肉，那形那块儿，直奔着健美那个路子去的。后来因为腰间盘突出太过严重，练不了那么猛了，于是平常的业余爱好也就改成了他老家丹东的传统艺能:鸭绿江里游泳。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手术的也是游泳时候的一次经历。那次他在江里游着游着突然感觉不到腰和腿了，最后靠着“跟屁虫”浮回的岸边，躺在江边半天才缓过劲儿来。

在听说我的伤势后，大叔十分不解:“你这也没咋练啊，怎么伤的这么重呢？”可说呢……

（十三）

那个上一波的“遗老”已经不怎么发烧了，于是给我传授了一些手术经验，例如:明天早上查房的时候就会让叫家属通知手术；插尿管就疼一下，但是会很不适；第一个晚上最难熬还有颈椎手术要剃光头之类的。听完后我们众人心里其实愈发忐忑，一边相互安慰没什么大事，一边又有些担忧的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医生到来之后确实挨个通知中午叫家属。门诊时医生也是这么计划的，赶着十一之前最后一个手术日做完手术，十一假期正好留院观察观察，但是在通知的时候管床大夫和别人说的都是“叫家属过来，告知一下手术计划，签个字。”到我这却变成了“叫家属过来，讨论一下治疗方案。”我敏锐地捕捉到了用词的区别，果然在中午的告知会上变故发生了。脊柱外科的主任否决了医生（一个副主任）的手术方案，认为手术风险过高应当保守治疗，为此甚至闹到了拍桌子的地步。尽管我和父母都表示了解且愿意承担风险，但最终手术还是被取消了，后续问题得等到十一假期之后再去讨论。

于是我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看着同一批其他病友们剃头，灌肠，禁食水，然后第二天一个个的推走再推回来。隔壁床的大叔推回来的时候疼痛难忍，再加上刚醒麻醉也没那么清醒，高喊着：“吗啡，给我来针吗啡。”

无论如何，在手术日后一天医生大查房后，十一假期来临了。

（十四）

十一假期开始，本来充斥着忙碌气息的积水潭渐渐平静下来。上一波那个“遗老”踩着假期前的日子出了院，我们屋的护工（积水潭的病房一屋就一个护工）在这干了将近十年了，他信誓旦旦地和我们说这七八天里头是不会收新病人的，怎么有也得等上班了再说。

然而没想到三十号晚上却紧急住进了一位老人。老爷子七十多岁，说话慢条斯理的（也可能是疼的说不了太急太大声）。他本来带着老伴自驾游去北疆玩，一路走走停停，游山玩水，开了小半个月才接近了正经的目的地起点——喀什。眼看着还有个几十公里就要到了，老爷子突感内急，在路边停车后又觉得有辱斯文，所以翻了过了隔离带想找个隐蔽去处，没想到隔离带底下就是个深沟，一脚没踩稳直接摔了下去。不幸中的万幸在下面有个平台，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是当时就感觉到疼痛难忍。老爷子怕吓到老伴儿，愣是自己爬上来咬着牙挺着开到了喀什，才去医院就诊。一拍片子发现腰椎摔裂了，于是这次北疆之旅还没开始就宣告结束。老爷子最后是打着固定坐着飞机飞回的北京，连夜送进了医院，其中的疼痛滋味更是无法言说。

尽管如此，老爷子还是惦记着他的北疆之旅，希望恢复好了再从喀什开始。

（十五）

等待总是痛苦的，尤其是完全不知道等什么的时候尤为如此，我从未如此的期盼着一个假期快些结束。白天还算是好过的，每天早上五点半护工就会把一屋子人都叫醒，帮着洗漱等着吃早点。在吃早点期间，我还会帮病友们把第二天的饭单填好（有的眼花了，有的不方便坐着或者抬头，护工文化水平有限写着也费劲）。然后护士会来打针输液，我一天也就打一瓶甲钴胺，算是唯一的治疗方案。

说起护士，在积水潭我碰到了住院这段时间以来唯一一个男护士，不过兄弟扎吊针的水平确实差点意思，扎一个鼓一个，也不知道拿我们这波人练手之后水平有没有提高。另外还有个帅气短发烟嗓的护士姐姐，听她说话也算是无聊到绝望的住院期间为数不多的慰藉。

白天剩下的悠长时光就是躺着，我会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做着康复师教的一些简单康复动作，一边听病友们聊天。病房里除了隔壁床以外还有一个黑龙江的大叔，摔了腰的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在通辽（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插过队，还有另一个老爷子（这个老爷子好像是因为心脏问题还是有肿瘤来着，要优先处理，也没做成手术，一老一小俩倒霉蛋了属于是）也对插队的事情有发言权，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听他们聊知青的故事，聊插队去大队和去村里有什么利弊，聊当年学校的知青老师，聊东北的过去和现在（无外乎冬天的寒冷，村里的饥饿，然后指摘一些我不认识但是大家都认识的领导之类的）。

（十六）

夜晚则分外难熬，病房又总是早早地（八点半左右）就关灯，于是夜晚更显漫长起来。每当黑暗笼罩了病房，每次我尝试闭上双眼，无数的念头和情绪就涌上心头：会不会眼睛一闭一睁就好起来了，一切都是梦？我这下半辈子不会就这样了吧？彻底瘫了是不是能买个炫酷的电动轮椅？……大脑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使我不得不睁开双眼，再一看表，刚过去五分钟。

为了渡过漫漫长夜，我使劲了浑身解数。玩淘宝消消乐（十一期间活动，疯狂送体力，根本用不完）；刷完了五季火线，听了几遍重轻老师的分析，又重新看了一遍；听了刘森（华北浪革）的《深海》，于是想看潜伏，看了一点儿之后又跑去看剧情解说（我有罪了属于是）；反复的听辐射系列和老RPG系列节目（其实从辐射到奥秘，我都没玩过，笑了。天外世界倒是玩了），试图让西蒙、老白、G君和四十二的热情感化我；最后甚至开始听魔兽系列说书（我之前一直觉得魔兽故事有点俗套，没去听过）。每天晚上都在听电台，看剧，试图让自己的大脑真正的疲惫，耗到凌晨两三点才睡着，然后在五点半被护工叫醒，算是度过了一晚的劫难。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睡不着，耳朵边突然响起了一阵阵的嗡嗡声。这点变化让我欣喜若狂，还以为经过这几天地折磨，我终于神经衰弱到发疯了。当我白天和那个烟嗓护士姐姐提起这点的时候，她停下手里的活听了听，然后用性感的嗓音告诉我“是对面那个老爷爷（在新疆受伤那个）气垫（防久卧后的褥疮，也软和点）充气的声音，你一点事没有。”然后叫来护工，把我的床挪了挪，远离了木头墙头，果然共振产生的嗡嗡声小到可以忽略了。

那一刻，我甚至有点失落，枯燥生活中唯一一点变数没有了，我的神经倒是没有他物理定义上的那么不堪重负。

无论如何，感谢机核的陪伴。

（十七）

不论体感如何，时间总是不快不慢的流逝，八天假期终于算是结束了。积水潭一下子恢复了匆忙到急躁的节奏之中，旧病友出院，新病人住院，一刹间我就成了“遗老”。

父母也在为我到底去哪做手术而奔走，就在假期结束两天后，积水潭下达“最后通牒”，让我转院的那一天，终于是获得了些许好消息，北医三院的刘晓光主任接了我这个病人，不过要等床位。于是，在积水潭躺了十来天（一般人属实待不了这么久哈哈哈），我又先转回了康复医院。

因为床位紧张，这次住进的是一个三人病房。我一进病房，就被两个小朋友吓了一跳。两个小孩看上去不到十岁，腰部和头部各有一个正方形的铁架子，有四个细铁支架插在这两个铁架子之间，看着人直眼晕。两个小朋友都由他们年轻的父亲陪护，一看就是藏族面相。和他们打招呼，小朋友们（因为都理了光头，直到说话的时候才知道是女生）应答的很有礼貌，倒是两位父亲大部分时间只是友善的笑着，很少搭话。

经过了解，他们是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刘海鹰发起的基金会帮助的藏区儿童，都患有严重的脊柱侧弯。大一些的孩子已经十三岁，小的已经十岁。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两位小朋友后背都有大鼓包，所以再加上相对瘦弱，所以看上去比年龄要小得多。我也第一次了解到，因为高原地区气压原因，营养跟不上的孩子很容易发生严重的脊柱侧弯。

（十八）

治疗这种很严重的脊柱侧弯的方案很痛苦，她们在接近一年的时间中一直带着支架做矫正，隔一段时间因为发育等原因还需要对支架进行调节，只有在矫正到一定角度后才能进行最后的手术。因为有支架的存在，她们连睡觉的时候都只能枕着一块立方体状的大海绵。据护士说，每次支架矫正她在边上看着都疼，倒是小朋友们乐观的表示习惯了之后倒还好。

两位陪床的父亲都是边区的牧民，因为没有上过学，其中一位基本不会说普通话，另一位因为贸易上的往来还算能用汉语交流。每天早上帮着孩子换衣服洗漱的时候，他们还会低声念诵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使得我连吃早饭都有一种神秘的仪式感。

有一天周末中午，两位父亲过来跟我连说带比划，再配合给我看微信翻译，问我怎么坐公交车去天安门广场，来北京这么久了，很想去看看。参观预约孩子们已经预约好了，但是怎么去还是个麻烦事：坐公交车没什么好的直达车，坐地铁担心迷路。最后还是来探望我的姑姑送两人坐地铁去了天安门，还细心的给他们讲解了应该走哪个口，回来怎么走，遇到困难应该向谁求助，还留了字条。在傍晚，两位也成功的回到了医院，完成了到达北京以来除了医院以外的第一次旅行。

小朋友们则对电子产品十分熟稔，每天会刷刷抖音，唱唱歌，还会录点手势舞什么的。每天晚上，大一点的孩子还会给闺蜜打电话。那个女生听上去是上一波已经做完手术的，会在电话里给她描述手术后快乐的校园生活，给她鼓劲加油，听上去是那么的美好，甚至给了我些许力量。

在此，也向推动基金会的医生和工作人员表达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