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世纪有什么地方应该与宠物绝缘，那一定是修道院。从理论上讲，这些高耸的石头堡垒是人们为了隔绝尘世的喧嚣、诱惑以及跳蚤而建立的，但宠物是一种比誓言和的石墙还要强大的自然力量。

关于宗教修会成员养宠物的大多数证据，来自于对这种做法的批评。这很合理，没有人会写一篇文章赞美修女养狗，但很多人会写文章谴责这种行为。批评家们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宠物在神圣的环境中没有立足之地，它们没有功能，只会分散修士修女们对宗教事务的注意力，破坏冥想生活。

1260年，在纳博讷召开的全体会议（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中世纪神学董事会）上，高层们捏着鼻子勉强裁定：方济各会成员最多只能养猫（因为老鼠确实是个麻烦）和某些不会太吵的鸟类。至于狗，想都别想。

方济各会编年史家萨林贝内·德·亚当敏锐地区分了热爱野生动物和养宠物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分可能对圣方济各本人来说过于精细，但对萨林贝内来说却至关重要。他将前者视为本会创始人值得称赞的特征，而将后者视为一种轻浮的追求。他写道：“在我所在的修会，我看到一些讲师，尽管非常有学问且极其圣洁，但仍然有一个污点，因此被其他人评判为轻浮之人。因为他们喜欢玩猫、小狗和小鸟，而不是像受祝福的方济各那样和野鸡和知了玩耍。”

你很难找到僧侣或修女和宠物在一起的温馨画面，但例外总是存在的，在14世纪早期一本来自荷兰的祈祷书中，有两幅不寻常的修女带着宠物的图像。在一页纸上，一名穿着黑色会服的修女正在用纺锤工作，而在她的右边，一只白猫抓住并玩弄着线轴。在另一页纸上，在一个首字母“D”内，一名穿着棕色会服的修女紧紧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狗。

在大橄榄山修道院里，卢卡·西尼奥雷利和伊尔·索多马完成的圣本笃生平连环壁画中，有两幅特别有趣的场景。一幅描绘了本笃在僧侣们吃着粗茶淡饭时主持晚餐。在前景桌布的前面，一只狗和一只猫互相龇牙咧嘴，显然是在争夺桌上的残羹剩饭。在另一幅壁画中，女人们试图进入修道院引诱僧侣。走在她们前面的是她们的狗，这只狗和它的主人们一样，对修道院的清规戒律构成了威胁。

奇怪的是，教会最高层其实并没有像对待打猎那样，颁布一条全盘禁止养宠物的全球性教会法。相反，这场战争是由各个独立的修道院或个别修会以一种极其混乱和各自为政的方式打响的。

比如格朗蒙修会就颁布了一条禁令：“禁止养一切动物！”但紧接着他们又加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豁免条款：“除了那些不伤害邻居的蜜蜂。”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建议，当一个修士感到孤独和需要安慰时，他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去抚摸一只不会伤害邻居的蜜蜂。

熙笃会则在他们的第一部《总会章程》中冷酷地宣布：严禁为了娱乐而养动物。这意味着，如果你的猫抓老鼠，那它是同事；如果你的猫追自己的尾巴玩，那它就是个违禁品。

主教们写下了一封又一封措辞严厉视察信，信中主要关注的有两点：第一，这些动物严重干扰了修士们的工作；第二，在教堂里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狗叫或者闻到一股排泄物的味道，实在是有损神明的威严。但在宗教团体的男女成员中，偷养宠物仍然像每天早晨的钟声一样普遍。

有些修道院院长试图用极其死板的官僚主义来解决这个问题。1295年，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院长沃尔特·温洛克颁布了一项充满妥协意味的法令：“我们希望我们家庭中的任何人都不要养狗或鸟。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带进了一只狗或鸟，并且（不知怎么搞的）养了三天还没被发现，那么根据我们的规定，他必须把它交给我们指定的任何人。”

1442年7月，林肯主教威廉·阿恩威克在视察了达文特里修道院后，气冲冲地写信给他们，指出了一项他认为必须立刻停止的极其恶劣的做法：“听着，你们每个僧侣竟然都私自养狗！这导致了什么？这导致原本应该施舍给穷人的桌上碎肉，全都被你们的狗给吃光了！”

不过，威廉主教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他只需要对付狗。相比之下，1245年派往巴黎圣母院的圣座使节欧德（Eudes）就崩溃多了。他惊讶地发现，那里的教士们竟然在回廊里建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动物园！欧德不得不颁布一条法令，严厉禁止他们养猴子、乌鸦、鹿，甚至还有熊（很难想象一位教士是如何把一头熊带进回廊的，也许他们声称那是某种极其强壮的看门狗）这些“无用的”动物。

在熙笃会，甚至流传着一个关于修道院院长、一枚被盗的金戒指，以及一只宠物乌鸦的离奇故事。科尔维的那位修道院院长，据说是一个极其世俗的人，他热爱宫廷的繁文缛节，离修会创始人圣伯纳德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差了十万八千里。有一天，在洗手准备享受大餐时，这位院长不经意地把他那枚昂贵的金戒指留在了桌子上，一只被修道院家庭成员当作宠物饲养的乌鸦抢走了戒指，并把它藏在了屋顶的巢里。

院长发现戒指丢失后，勃然大怒，立刻对那个“未知的盗贼”下达了最严厉的公开惩罚（开除教籍）。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只显然没有学习过教会法、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罪行的乌鸦，竟然开始一点一点地生病，厌恶它的食物，越来越少发出它那滑稽的呱呱声，也不再表演那些曾经用来取悦愚蠢人类的无理举动。当这只鸟的羽毛开始大把大把地掉落，几乎变成一只秃毛鸡时，院长的仆人们惊恐万分，赶紧向主人求助。院长看了一眼这只倒霉的鸟，立刻犹如神启般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他果断下令检查鸟巢。在里面发现戒指后，绝罚判决被迅速取消。更令人称奇的是，那只乌鸦就像听懂了赦免令一样，立刻恢复了健康，重新长出了羽毛。

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宠物运动，其最密集的炮火通常是对准女修道院的。1345年，伊利的大执事雨果·塞顿在视察查特里斯时，气急败坏地发布禁令，严禁女修道院院长和任何修女养狗和鸟。让他最受不了的是什么？是这些修女竟然在举行极其神圣的仪式期间，把这些毛茸茸的生物藏在唱诗班长椅下面，可以想象，当上面在齐声高唱赞美诗时，长椅下面正传来一阵阵不耐烦的狗叫。

仅仅几个月后，塞顿大执事不得不在伊克尔顿修道院重复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禁令，他甚至特意在拉丁文里强调了“狗或小狗（canem seu caniculum）”，生怕修女们玩文字游戏，声称“禁令只说不准养大狗，没说不准养小奶狗”。

类似的事情在1314到1315年间再次上演。大主教格林菲尔德视察了约克郡的两个熙笃会女修道院。他向女院长下达了死命令：必须把所有的小狗赶出唱诗班席、回廊和其他任何地方，否则严惩不贷。

1387年，温彻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向辖区内的几家女修道院发布了一份堪称动物百科全书的严厉禁令，列出的违禁物种包括鸟、兔子和狗。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修女们把原本应该献给上帝的关注，全浪费在了这些“轻浮和令人分心”的生物上。如果哪位修女敢把宠物带进神圣空间，每带一只，就要受到“一天只吃面包喝水”的严酷禁食惩罚。

不过，威克姆主教似乎奉行“眼不见为净”的政策，他其实并不怎么关心修女们在自己的宿舍里养不养宠物，只要别带进教堂让他看见就行。而15世纪初萨克森州兰根多夫女修道院的规则就直白得多了：“修女不得养猫、狗和其他动物，因为它们会分散人们的严肃感。”

鲁昂大主教欧德·里戈在他的登记册中将养宠物与其他令人震惊的情况（如穿着世俗服装和食用昂贵的食物）并列作为修道院的常见问题。他于1250年视察了埃夫勒的圣索维尔修道院，并命令修女们扔掉她们的小狗、鸟和松鼠。但他不得不在1258年再次发布对完全相同做法的禁令，然后在1269年又发布了一次。显然，修女们对主教的话充耳不闻——她们宁愿保留宠物，也不愿服从主教的命令。

同样，卡昂圣三一修道院的修女在1250年被禁止在笼子里养云雀和小鸟。但当欧德在1256年回来时，鸟还在那里。修女们可能只是把鸟笼藏起来，等主教走了再拿出来。当他在1257年视察圣莱杰时，他仅仅记录了那里有两只小狗和三只松鼠的存在，而没有发布禁令，也许他已经放弃了，或者他意识到有些战斗是注定要失败的。

1268年，欧德大主教终于遇到了硬茬，他命令维拉尔索（Villarceux）的前任女修道院院长尤斯塔西娅移走一只严重打扰了其他年长修女午休的鸟。这位前女院长的回复极其强硬，以至于大主教在记录时只能委屈地写道：“她的态度非常令我们不快。”显然，这位女士在位时，修道院里就没有人敢对她那只吵闹的鸟说半个“不”字。

尽管偶尔会有禁令，宠物似乎一直是修道院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女修道院中。许多规定并没有完全禁止宠物，而是容忍它们，只要数量不多并且保持安静，反对养宠物的投诉通常强调宠物数量过多以及将动物带入不适当的区域。

到了15世纪，高层们似乎彻底放弃了“零宠物”的幻想，转而实行配额制。肯特伍德的教长命令圣海伦女修道院的院长赶走“大部分”狗，但仁慈地允许她保留一两只。同样，诺维奇主教尼克的大臣在1520年致信弗利克斯顿的女修道院院长伊丽莎白·赖特，命令她在一个月内移走所有的狗，“除了你最想保留的那一只”。

修女们对宠物的深情偶尔也能在道德说教中找到一席之地。一个14世纪晚期的警世故事讲述了一个在修道院里长大的小女孩。她被教导必须去“爱”，于是她立刻把这满腔爱意倾注在了女院长的狗和鸟身上。后来，她看到了一幅基督圣婴的画像，顿时幡然醒悟，决定将全心全意的爱献给神灵。在这个故事里，女院长的宠物并没有被打上恶魔的标签，它们仅仅被视为一种“低级版的爱”，是年轻女孩通往神圣之爱的垫脚石。

在极少数情况下，特定物种甚至是得到官方许可的。在为隐修女编写的《隐修女规则》（Ancrene Riwle）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

指导者煞有介事地解释说，猫可以用来消灭害虫。当然，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谁养了猫，必须确保它不会惹恼任何人，并且隐修女的心思绝对不能被这只猫占据。”

埃克塞特大教堂（Exeter Cathedral）甚至设立了“官方神圣猫”的编制。在他们1305年到1467年的账簿里，有一项固定的支出：“给看护人和猫”，每周整整一便士。这笔钱除了让猫抓老鼠外，专门用来给它买零食补充营养，为了方便这位主子巡视，大教堂北耳堂那扇厚重的木门上，至今还保留着一个专门为它挖的猫洞。

然而，当世俗那些有钱有势的贵妇人决定来女修道院“寄宿”以体验一把清修生活时，真正的灾难降临了。炫耀宠物是她们世俗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440年，兰利的女修道院院长向主教大倒苦水：一位名叫奥德利女士的房客，竟然在修道院里养了一大群狗。

前来视察的主教阿恩威克感到非常棘手，奥德利女士不是修女，他无权发布开除教籍的禁令，只能低声下气地请她把那支小型犬类军队带出教堂。就在同一年，在莱格本，琼·帕维修女也向主教告状，说一个名叫玛格丽特·英格尔斯比的世俗妇女晚上睡在修女宿舍里，还带来了她的鸟，那鸟半夜叽叽喳喳的叫声打破了修道院的寂静，修女们全都神经衰弱了。

如果修女太过溺爱宠物，有时候后果会非常严重，至少在宗教幻象里是这样。在15世纪早期一个关于炼狱的恐怖幻象中，一位作者声称他看到了一位修女同伴的灵魂在炼狱中受苦。她正在被“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追逐，并且这猫狗全身都燃烧着地狱之火”。为什么会这样？天使幻象解释说，那是因为“当她活着的时候，她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她把她那本该献给上帝的心，太多地放在了这些肮脏的动物身上”。

如果你太爱你的宠物，死后它们会变成燃烧的火球来追你，尽管对那些真正爱宠物的人来说，被自己的宠物追逐可能不是最可怕的惩罚。

最后，当我们将视线从修道院转移到初具雏形的欧洲大学，在大学环境中养宠物的大多数证据，恰恰来自试图限制这种行为的各类法令。与针对女修道院饲养宠物的禁令类似，这些规定本身就说明，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而禁令一再被重申的事实则进一步表明，它们要么被普遍忽视，要么只是对既有习俗进行的一种徒劳遏制。

雅克·德·维特里记录了一个发生在巴黎大学的极其离谱的故事：一群无聊透顶的学生竟然抓住了一只猫，把骰子放在猫的爪子上。根据猫掷出的点数大小，这只可怜的动物要么能得到一顿饱餐，要么就会被当场剥皮卖给皮草商。

在牛津和剑桥，各学院的法令简直像是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剑桥大学彼得学院在14世纪干脆利落地禁止了所有类型的狗。牛津的新学院（New College）和万灵学院（All Souls）紧随其后，不仅禁了狗，还特别加上了“雪貂”，学生们显然把这种动物当成了寝室捕猎和宠物两用的好工具。新学院的法令还极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强烈谴责：将极其珍贵的面包喂给狗，而不是喂给极其饥饿的穷人，是极其不可饶恕的罪行。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他们不仅极其乖巧地效仿了新学院关于将面包分发给狗的极其严厉的规定，而且极其富有远见地试图涵盖几乎所有极其可能被那些脑洞大开的学生带入学院场所的动物。除了极其普通地禁止所有类型的鸟和狗外，在他们的违禁动物黑名单上，还加入了獾、狐狸、鹿、猴子、狼和熊。很难不让人好奇，究竟是哪位前无古人的学长曾经牵着一头熊走进过拉丁语课堂，才逼得校方写下这样的规定。

在牛津，莫德林学院和基督圣体学院则把火力对准了天上的飞禽，严禁在笼子里养鸣禽。基督圣体学院似乎和剑桥国王学院一样，深谙学生们钻空子的天赋，于是他们索性报菜名般地具体列出了“画眉、黑鸟、椋鸟和夜莺”，绝不给任何狡辩“这只不是鸟”的机会。牛津的王后学院则另辟蹊径，抛弃了道德指责，直接动用了当时的医学前沿理论，声称“动物的呼吸会严重污染并感染学生周围的空气”。在欧洲大陆，情况也大同小异。巴黎严禁鸟和野兽，而海德堡在1453年颁布的法令中，在禁止了动物和鸟类之后，似乎还不放心，又咬牙切齿地专门补充了一句：“特别是那些小鸟！”

主教们可以颁布禁令，院长们可以写信斥责，学院可以列出长达数页的违禁动物清单，甚至不惜提前预防某位富有想象力的学生把一头熊带进课堂。然而历史反复证明，这些措施通常只能产生一种稳定而可预测的效果——人们会稍微把宠物藏得更隐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