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出版于1965年，被认为是科幻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由这一小说开启的《沙丘》六部曲是如此畅销，以至于赫伯特其他小说的封面上都会赫然印着“《沙丘》作者”的字样。最近维伦纽瓦的电影改编更是进一步点燃了人们对《沙丘》系列的热情，但却也促成了《沙丘》的彻底独立。所有人都在谈论《沙丘》，但所有人就只谈论《沙丘》，仿佛它是赫伯特撰写与出版的唯一著作。

事实上，在赫伯特的生平与三十余部其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理解《沙丘》系列的主题。本期视频将通过回顾《沙丘》第一部出版为止的弗兰克·赫伯特的早期生平与创作，探索一系列无法孤立回答的问题：《沙丘》从初稿到定稿转变时为什么将主人公从行星生态学家列特换成了保罗？赫伯特为什么选取了帝国作为未来的政治组织形式？又是为何要通过防御场将战争重新拉回到刀剑相向的状态？

1920年10月8日，弗兰克·赫伯特出生于华盛顿州。他的祖父奥托·赫伯特在年轻时参加了由尤金·德布斯创办的社会主义政党美国社会民主党，这一党派最初计划通过建立社会主义聚居地来改变整个国家的道德和经济秩序。尽管这一政策争议重重，但在合作社兄弟会的推动下，华盛顿州的伯利聚居地最终于1898年创立。奥托一家于1905年抵达了伯利，成为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一份子。尽管当赫伯特出生时，这一计划已经宣告失败，但当地主张普遍的兄弟情谊、同工同酬与妇女平等权利的理想主义氛围仍然对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以至于当赫伯特最终与无产阶级艺术家伯纳德·扎克海姆成为终身的朋友。

年轻的赫伯特与祖母玛丽的关系很好，虽然她是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妇女，但在数学方面却堪称天才，无论别人要她加减乘除有多大的数字，她总能答对。她的记忆力也好得难以置信，能清晰地回忆起几十年前的细节。她向赫伯特灌输了对数学的热爱，并成为《沙丘》中门泰特的原型。除此之外，玛丽还会讲一种迷人的古老方言，这激发了赫伯特日后对语言和方言的广泛研究，在《沙丘》与其他作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伯利这个小镇相呼应的是赫伯特的父亲老弗兰克所秉持的前现代观念。尽管他已经带着赫伯特搬迁到了塔科马市并担任高速公路巡警，但对老弗兰克来说，警察工作是为他所保护的人民服务，而不是一种准军事形式或法律官僚机构式的执法。面对醉酒司机，他会开车送他回家，并告诉他的妻子把车钥匙藏起来而不是立刻逮捕他。这种“目的不是引起任何波澜，而是继续生活”的模式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且危险的，但却培养了赫伯特对于现代权力的警惕态度。

老弗兰克的不可知论也奠定了赫伯特在宗教问题上的思想基点，赫伯特的母亲艾琳有八个姐妹，她们信仰天主教并请了一位耶稣会修士来指导赫伯特的生活，试图将这一信仰强加于他。但这一举措最终适得其反，赫伯特变得比任何人都更像老弗兰克的不可知论，并在《沙丘》中将耶稣会与姨妈们的形象结合起来创造了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并按照自己的经历塑造了保罗与姐妹会的最终决裂。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赫伯特结识了一位海岸萨利希印第安人亨利，并且逐渐了解并尊重他们的信仰与生活方式，其与白人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成为他唯一的非科幻小说《灵魂捕手》（Soul Catcher）的核心，也成为赫伯特生态意识的萌芽。

就像《沙丘》中祖先记忆的遗传，祖父对人民力量的肯定、祖母对数学与语言的热情、父亲对权力的警惕、姨妈对控制的渴望、以及印第安人对生态的信仰共同构成了赫伯特思想的底层，并在最终清晰地汇集到《沙丘》这部伟大的作品之中。但在此之前，赫伯特必须先积累足够的文字训练、人生经验与哲学思辨才能最终融会贯通这些思想。

在八岁生日那天，赫伯特在早餐时向全家人朗读了自己刚刚完成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最黑暗的非洲历险记》（Adventures in Darkest Africa），讲述了一段在充满威胁的环境中克服障碍并找到返回营地的路的探险。尽管对丛林的描述还稍显幼稚，但赫伯特将儿时跟随父亲在华盛顿的森林中狩猎露营的亲身经历与自己阅读了解到的关于森林迷路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形塑了自己从未见过的非洲丛林与一段令人信服的探险，这种基于经验与知识创造一个新奇而真实的世界的能力将成为赫伯特所有小说的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在时，赫伯特首次明确了自己日后的志向，成为一名作家。赫伯特从此与图书形影不离，并且常常在童子军营地的篝火旁讲述自己原创的故事，那些故事充满了恐怖、冒险并且经常涉及鬼魂、古老的西部和大海，他将其归功于自己所阅读的H.G.威尔斯、儒勒·凡尔纳、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科幻小说。

在赫伯特十二岁时他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这对赫伯特影响颇深，《沙丘》的宫殿拥有宏伟的宴会厅和黑暗的通道，给人一种与莎士比亚笔下人物沉思、阴谋和谋杀的城堡非常相似的感觉。随后赫伯特又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学习埃兹拉·庞德诗歌中文字的声音、莫泊桑小说中的情节技巧与普利斯特小说中强有力的人物塑造。当他十九岁于塞勒姆高中毕业后，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写作能力成功谎报年龄进入报社工作，直到五十二岁时才最终离开报纸行业。新闻职业所要求的简洁表达对他小说写作勾勒思想、人物和情节有所帮助，而且赫伯特从不满足于调查事件，而是不断从中展开广泛学习，最终使其成为近乎百科全书式的作家。

1942年，赫伯特作为摄影师随美军前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借助在此期间的见闻，他在1945年售出了自己一篇小说《狡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Cunning），二战中的一位美国陆军中士被派往阿拉斯加北极荒野寻找日本无线电和气象站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中士和他的爱斯基摩向导被一名携带自动手枪的日本士兵抓获。在温暖的小屋里，敌人用枪瞄准他们，要把他们带到外面杀死。爱斯基摩人知道枪在小屋中加热后会在北极的空气中冻结而无法使用，因此他们成功地用刀战胜了敌人。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却包含了对赫伯特小说来说最重要的固化思维习惯在环境变动中失效的思想，其标题正是向达尔文的名言“适者生存”致敬，只有狡猾多变才能适应自然而得以幸存。同时，爱斯基摩土著战胜技术更先进的日本士兵的桥段在《沙丘》中弗雷曼人对帝国萨道卡士兵的胜利中得到了重演。

二战后，赫伯特就读于华盛顿大学，最终他因为只修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与小说写作的培训，而最终没能满足毕业所需的学分要求而退学。不过，赫伯特对此并不感到遗憾，甚至当他1970年在华盛顿大学讲授一般性和跨学科研究时还曾调侃过自己的这段经历并感到自豪。赫伯特在这段求学历程中最大的收获是在一堂短篇小说课上认识了贝弗利·斯图尔特，彼时的赫伯特刚刚经历了一段为期两年的失败婚姻，但贝弗利一头黝黑的秀发与蓝色双眸深深吸引了赫伯特，二人于1946年结婚，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1984年贝弗利因病去世。

对赫伯特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在贝弗利的一场校园莎士比亚戏剧演出后，她的蓝眼睛含着泪水对自己说：“我只是表演成女巫，我不想让你认为我是那样的人。”但事实却是，赫伯特发现自己简直就像娶了一位白人女巫。有一次他在湖边钓鱼，而贝弗利在小屋中工作，满载而归的赫伯特沮丧地发现自己遗失了祖父母送给他的鱼钩，神奇的是，贝弗利竟然径直走向湖边的一块岩石并在那里找到了那个鱼钩。此后无论赫伯特丢失了什么东西，贝弗利总能顺利地帮他重新找回它们，甚至有时她还展现出某种预测未来的能力。贝弗利还从《周易》中学会了测算，并激发了赫伯特对于汉字与东亚文化的兴趣，他认为中国诗歌与日本俳句拥有一种质朴而未知的力量，能够捕捉到所有生命的本质。赫伯特将贝弗利的蓝色眼睛与这些能力绑定，作为《沙丘》中吸食大量香料的标志。

除此之外，贝弗利还是杰西卡女士的原型，布莱恩·赫伯特在《沙丘梦想家》（Dreamer of Dune）中说：“杰西卡女士美丽、聪明、忠诚，代表了我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她对他来说是完美的，是他生活中所有正确的事情。”贝弗利放弃自己的作家生涯，以便在困难时期养家糊口。她支持赫伯特成为一名作家，即使是在科幻小说这样没有什么经济前景的领域。赫伯特经常与贝弗利讨论自己的创作，她经常在情节与人物塑造，尤其是女性角色的动机方面给出改进建议。不同于同时期对于女性的刻板描绘，杰西卡是真正的人，她同时是妾、母亲、圣母、通灵者，哀伤而又坚毅，为科幻小说第一次注入了女性的存在，使小说超越了纯粹为了行动而行动的水平。当贝弗利与赫伯特姨妈的形象同时存在于姐妹会之中时，《沙丘》中扭结的对于姐妹会的矛盾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赫伯特反对姐妹会式的宗教权威而又为女性的力量着迷，这一矛盾直到小说的第六部才得以解决。那时，贝弗利已经因为癌症永远地离开了赫伯特。

婚后，赫伯特一家搬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在圣罗莎一家长老会教堂的荣格心理学演讲中结识了斯拉特里夫妇。艾琳·斯拉特里是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学生，她曾在30年代目睹希特勒在数千人前发表演讲，她意识到希特勒是一个娴熟的煽动者，能够用令人信服的语言表达扭曲、愤怒的想法，他可能是德国人的英雄，但在这个位置上的英雄是危险的，因为人民会盲目地不加思辨地追随他。艾琳因为向不值得信任的人表达了这一想法而流亡美国。她将自己在荣格那里记录的笔记与荣格提供的论文交给了赫伯特，其中集体无意识的部分成为了姐妹会遗传记忆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艾琳对英雄危险性的警告开始在赫伯特的大脑中酝酿，最终形成了《沙丘》系列的基石：英雄是危险的，尤其是当人们奴性地追随他们，像神一样对待他们的时候。艾琳的丈夫拉尔夫·斯拉特里更多从哲学方面展开思考，致力于将心理学问题与更广泛的人类存在问题联系起来。在他的理论中，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名字与弗洛伊德和荣格一样重要。受到他的影响，赫伯特的小说往往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色彩，尤其是在《桑塔罗加屏障》（The Santaroga Barrier）中赫伯特直接将他的主人公命名为“此在”，将一种关键药剂称为“雅思贝尔斯”。

在斯拉特里夫妇的影响下，赫伯特开始尝试将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元素引入自己的小说之中，由此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科幻短篇小说《寻寻觅觅》（Looking for Something），职业催眠师保罗·马库斯在一次催眠表演中产生了世界不真实的感觉，他感受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被封锁了，因此只能看到幻象中的世界。正当他即将挖掘出埋藏在沃克小姐脑海中的催眠命令时，一个外星人出现并催眠他忘掉一切。原来所有的人类都处在外星人的催眠控制之下，他们饲养人类以获得永生的腺体分泌物。《寻寻觅觅》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相当幼稚且浅显的故事，所谓心理学的引入也仅仅局限于催眠这一噱头性的元素上，从而得出一个非常常见的科幻推测：世界并不是如其表面所展现的那样。

相比之下，赫伯特的下一篇科幻短篇，1954年的《操作综合症》（Operation Syndrome）则无论是在故事情节、角色塑造、乃至精神分析层面都要成熟得多。这是一篇《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式的小说。一场名为“争夺综合症”的疾病席卷世界，四十天内有九座城市相继突然陷入疯狂，人们在破坏性骚乱、公共自杀和大规模混乱中肆意妄为。心理学家埃里克正在致力于研发一种电子心灵读取器“阿曼蒂探测仪”来抵御这场疾病，这一仪器旨在纪念他那被关进精神病院中的老师阿曼蒂。在夜以继日的研究中，埃里克做了一个古怪的梦，他梦到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女子在唱着一首名为“疯狂的月亮”的歌曲。离奇的是，梦醒之后，他在街上遇见了这个梦中的女子，歌手科琳。她与未婚夫皮特正在巡回演出，埃里克发现争夺综合症就发生在他们离开演出城市的二十八小时后。埃里克推测，皮特使用了阿曼蒂的发明以增强科琳的声乐表演，却没有意识到它让人们进入集体无意识的世界而没有给予应有的保护，导致当机器关闭时所有人就都陷入了无意识的疯狂状态。但是皮特根本不相信埃里克的指责，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埃里克想抢走他的未婚妻而编造出的谎言。最终，埃里克也完成了自己的阿曼蒂探测仪，这使他能够进入自己的无意识，以一种终极心理分析的方式面对自己。他没有像皮特那样无意识地选择控制他人，而是帮助其他人更充分地理解自身，从而将众人引入到一个心灵感应网络之中，将世界从噩梦般的混乱中拯救了出来，并且发掘出了人类潜力的可能性。赫伯特在这里展现了未经自我反思的人对无意识操控的可怖性，皮特手中的探测仪从未指向他的内心，因而只能带来混乱与伤害，而埃里克则经历了自我发现与否定的过程，从而带来理智与平衡。但问题是，埃里克所认定并带回的理智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与弊端呢？

带着对这一问题的反思，赫伯特开始创作一部讲述战争期间核潜艇中的极端心理压力的小说《压力之下》（Under Pressure）。这个标题带有明显的双重含义，既指向深海的水压，又涉及船员内心所承受的压力。故事发生在未来的21世纪中叶，世界陷入了西方与东方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石油已经成为最珍贵的资源，美国利用专门的核潜艇从敌国的海底油井中盗取石油。这一成功率极高的行动最近却屡屡失败，最后派出的二十艘船中没有一艘回来。海军情报专家认为有间谍正在蓄意破坏或暴露潜艇位置，这导致士气遭遇了空前低落，因此下一次任务的成功至关重要。然而，这艘被寄予厚望的潜艇的电子通信员在上次任务时精神崩溃了，因而海军决定将心理学家兼通信专家约翰·拉姆齐派往潜艇，他的任务是在隐藏自己真实身份的前提下运用精神分析调查船长、大副与工程师，从而找出潜艇中的间谍。而当拉姆齐真正与众人接触时他才发现，尽管船员有着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在航行过程中却对船长的能力表现出了一种非理性的信仰。因此他根据精神分析判定船长是一个宗教性偏执狂并且将其视为精神崩溃的根源所在。他相信自己必须保持理性与客观才能履行心理学家的角色，因此决定通过与船长的对抗来打破这一非理性模式，但这也导致了其他船员对拉姆齐的怀疑。当拉姆齐最终化解了船员的误会并真正融入到由潜艇和船员组成的单一实体时，他开始意识到理智不是一种独立的东西，而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前一任电子通信员的精神崩溃正是因为他固守一个僵化的理性与地面思维模式，而不是像船长所说的“理智的人必须了解水流，必须知道在不同的水域中需要什么”。基于此，拉姆齐重新评估了船长、船员、潜艇、海洋、战争以及隐含的世界之间失败的稳态平衡，最终成功指认出了船上间谍的真正身份。不同于《操作综合症》中将理性与安全视为最终目标，《压力之下》开始反思，任何形式的安全，无论是军事的、心理的还是个人的，都是脆弱的。就像拉姆齐所说的：“我们应该努力摆脱它。安全措施扼杀了沟通。它正在制造社会分裂。”这一思想显然来自艾伦·瓦茨的禅学著作，尤其是《不安全的智慧》一书。瓦茨谈到了一个悖论，他认为放弃安全的行动方针会让一个人接触到无法言喻的精神真理，而这些真理是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如果没有改变，没有不断的挑战，人类头脑中的某些东西就会陷入沉睡。因此，《操作综合症》与《压力之下》共同构成了赫伯特所有小说最重要的两个矛盾统一的方面：如果人不能在自身内部以及与环境之间实现平衡，存在只是混沌的一个版本。但是，如果人类沉迷于已达到的平衡，进化就会停止，生命就会屈服于熵。

但无论是《操作综合症》中带回理智的心理学家还是《压力之下》中重新定义理智的船长，他们都扮演了被神化的英雄与救世主的角色并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缺乏认识。而随着赫伯特越来越深入美国的政治体制，他对英雄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警惕起来。赫伯特曾担任多位政治家的演讲撰稿人和研究助理，并与麦卡锡有过直接接触。在一次听证会上他见到肯尼迪作为麦卡锡的助手负责执行麦卡锡的命令，加之肯尼迪后来支持联邦窃听的立场，导致赫伯特将肯尼迪视为危险的政治家。在1969年与威廉·图彭斯的一次访谈中，赫伯特谈到了已故的肯尼迪当时在美国刚刚开始的神圣化苗头，他认为这是一种弥赛亚的诞生方式。赫伯特自称是杰斐逊主义者，始终对权力的持有者持怀疑态度，因而在《全体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中弗兰克·赫伯特用高度讽刺性的语言描述了参议院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其中委员长总是试图扭曲事实以对他有利而完全不考虑这将对社会所产生的彻底性影响。最终卡斯特突破了委员会的操控，将一种激光器的制作原理公布给大众，从而迫使每个人考虑其他人的尊严而不是让权力过度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赫伯特认为这有助于减少错误带来的损失：“为自己犯错误是一回事，但如果你是一位有魅力的领导者，而你犯了错误，数百万人可能会跟随你走下悬崖。”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赫伯特写了一篇现实主义般的《沙丘》故事《小窗户》（The Little Window），一位希腊鞋匠与他的侄子保罗在一家商店工作，保罗通过对每位顾客所穿的鞋子的观察能够推断顾客的心理乃至产生近似预测的效果。一伙暴徒占领了这家商店，并企图抢劫定期巡逻的装甲车。保罗最终制服了一个劫匪并抢走了他的步枪，当保罗开枪射杀了劫匪的头目时，他成为了英雄，但却对自己夺走生命的行为感到悔恨，对自己的英雄声望感到恐惧。当所有人跟随他未经司法审判夺走罪犯性命时，会发生什么？撰写政治演讲的经历也使赫伯特意识到了语言的力量，政客们通过语言就可以吸引乃至控制大批选民，他阅读了早川的《思想与行动中的语言》等作品，并在《沙丘》中以姐妹会的音控力的形式呈现了这点。

1957年，赫伯特接到报纸的任务前往佛罗伦萨撰写一篇关于沙丘治理的报道，他在通过种植耐旱草而不是建造围墙来控制沙丘的努力中看到了真正的戏剧性，于是他开始想象一个整个星球都被沙丘所占据，生态学家面临着收复它的任务的故事。他将从在沙丘滑面上种植草开始，然后逐渐引入其他生命，试图开始一个自我维持的循环。赫伯特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制定了故事的大纲并将其命名为《香料行星》（Spice Planet）。这是一个近似于阿拉伯的劳伦斯式的英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保罗，而是行星生态学家凯恩斯，他是一个本土化了的外来者，利用宗教热情来改变香料行星的生态。他改造沙漠的计划将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当时活着的人都不会看到他的计划的成果，因而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预言模式。但当赫伯特的写作继续展开时，他发现了这一构想的局限性，这是一个过于简单的模式，其中关于权力与理智的不加思辨的接纳与赫伯特已经形成的诸多思想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赫伯特开始思考，当水重新被引入沙漠时，是否将产生人类难以预料的结果。倘若香料只在这一沙漠行星上出现，那么水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打破既有的平衡，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更加彻底的变革。由此，赫伯特意识到了人类的渺小，并反对按照人类意愿对生态加以改造的想法。因此在《沙丘》的一个悲凉而讽刺性的场景中，列特-凯恩斯被脱掉蒸馏法丢入沙漠之中，他父亲从另一个星球带来的旨在重建沙丘生态系统的沙鹰正在等待着他死后以他为食。

由此，最后一块拼图也已就位。贝弗利提供的女性力量与预测未来的设想，心理学教授的混沌与平衡的思想，政治唤起的反英雄意识，生态引发的去人类中心思考，与赫伯特童年经历和祖辈教育所奠定的思想基底结合在一起，最终催生了《沙丘》的问世。

《沙丘》讲述了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故事。沙达姆四世皇帝因为担心厄崔迪家族的崛起而命令其接管哈克南家族的领地沙丘行星厄拉科斯，那是对太空航行至关重要的香料的唯一产地。雷托·厄崔迪知道哈克南家族势必不会轻易撤出沙丘，因而时刻保持警戒从而化解了哈克南的诸多阴谋，但意料之外的岳医生的背叛导致他最终还是败给了哈克南男爵。他的妻子杰西卡与儿子保罗逃到了城外的沙漠，保罗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她们相信他可能是完美人类魁萨茨·哈德拉克，保罗在香料的作用下拥有了预知能力，并且成为了弗雷曼人的救世主。在杀死挑战者詹米后，保罗获得了新的弗雷曼名字穆阿迪布，并且与列特的女儿查尼相爱。杰西卡通过为部落转化生命之水而成为了圣母，她肚中的孩子厄莉娅也因此过早觉醒了女性祖先的所有记忆。在骑乘并控制了一条巨大的沙虫后，保罗也喝下了生命之水，昏迷中他看到了以他的名义所发动的圣战。保罗对这样的暴力战争与宗教狂热感到恐惧，但杰西卡则准备领导叛乱，最终保罗无可避免地被圣战裹挟着击败了皇帝的军队，厄莉娅也杀死了哈克南男爵。保罗掌握了香料的秘密，在与唯一的王位竞争对手菲得-罗萨的殊死搏斗后，他废黜了皇帝并与伊勒琅公主政治联姻以确保他对王位的继承权，而保罗所有的孩子都来自他与心爱的查尼的结合。

跌宕起伏的情节、错综复杂的谋略，这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冰与火之歌》这样的史诗巨著，事实上乔治·R·R·马丁也确实深受《沙丘》影响。但在《弗兰克·赫伯特》一书中，威廉·图彭斯（William F. Touponce）却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沙丘》是否是一些评论家所声称的史诗？”这似乎是一个很荒谬的问题，《沙丘》的几乎每一处细节都呈现着对神话与史诗的模仿。在《沙丘梦想家》中，布莱恩·赫伯特回忆了他父亲在创作时从史诗中汲取的灵感。阿特柔斯是古希腊古希腊迈锡尼国王，他的两个儿子阿伽门农与墨涅拉俄斯被称为“厄崔迪”，即“阿特柔斯的儿子”，他们作为英雄家族在《伊利亚特》中遭受了悲惨的命运。雷托在希腊神话中是阿波罗与阿尔忒弥斯的母亲，日神与月神分别对应保罗与厄莉娅，而雷托之所以由女变男是为了突出故事中的两面性。根据西塞罗在《论诸神的本性》中的说法，日神与月神又对应着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雅努斯，他的两张脸分别面向前后两个不同的方向，因而保罗能够看到遥远的未来而厄莉娅则面向久远的过去。厄崔迪家族的家乡卡拉丹得名于希腊城镇卡列敦，那里是卡列敦野猪被猎杀的地方。沙虫则是守护财宝的巨龙的象征，保罗的成长遵循了拉格伦的《英雄》所概述的经典英雄遵循的二十二个步骤。

但恰恰是这种有意识地对史诗原型的使用构成了《沙丘》的反史诗性，赫伯特不是无意识地跟从这些史诗中反复出现的原型，而是力图让人们意识到这些原型，以便能够超越它们。史诗是关于过去的，它本身是自足的，既不假设任何延续，也不要求任何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史诗的基本特征是以一种客观化的叙述声音制造出一个遥远的、被英雄事迹所主宰的过去。《沙丘》中唯一具有史诗性的段落是章节起始时伊勒琅公主的史书，她将保罗客观化为一个习惯于用格言来说话的人，就好像他已经完满甚至死亡了。而当正文中保罗成为叙事中心时，史诗的完整性和完成的品质消失了，保罗表面成就背后的失落感与匮乏感便得到了呈现，他的儿子在突袭中丧生而他却没有预见这点，他试图阻止圣战的发生却无能为力，弗雷曼人对他的英雄式的敬畏和服从成为他最痛苦的来源，保罗成为了自己史诗的俘虏。这就是《沙丘》的反史诗性，赫伯特希望表现的是保罗在史诗模式中的挣扎与痛苦，而不是将其塑造成一个史诗般的救世主。

巴赫金认为预言是史诗的特征，推测是小说特征，这种差异在保罗的预知能力中表现的最为突出。正如唐纳德·帕伦博（Donald E. Palumbo）所敏锐地意识到的，《沙丘》的写作是为了明确反对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系列中服从于精确的科学预测的老式实证主义，《银河帝国》拥护秩序的观点而《沙丘》系列则倡导混沌的视角。《银河帝国》是典型的史诗，数学家哈里·谢顿毕生致力于心理史学理论的构建，通过对大规模行动的统计定律，谢顿可以预测到银河帝国的衰亡及之后三万年的黑暗时代。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谢顿的预测，直到一个破坏系统的不稳定突变种“骡”的出现，他是精确预言无法接受的混沌因素，是必须被抹除的，第二基地通过欺骗与精神改造从而将骡重新纳入到秩序的范畴。而在《沙丘》中，谢顿与骡的角色位置发生了互换，信奉对未来精确的预测并且致力于维持现状的皇帝与宇航公会成为了宇宙间的消极力量，而像突变种骡一样的保罗则致力于揭示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与变动性，当保罗面对着两个习惯于预知未来的宇航公会代理人时，他意识到：“人类的基因自觉地感应到了它的休眠期，意识到它本身已经变得陈旧，知道自己现在只需要混乱，以便在混乱中进行基因杂交，产生出强壮的新型混合体，这样才能继续生存下去。”保罗预知的未来因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而是非精确的，读者对他的认同不是源于他预知未来的能力，而是来自其与一个确定性的未来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沙丘》要将背景设置在一个银河帝国中，崇尚秩序与静止的人类会放弃做出自己决定的责任，跟随另一些人的领导，自然而然地陷入到封建主义的状态之中。而赫伯特则借原定主角凯恩斯临死前的幡然醒悟表明：“只有意外和偏差，才是宇宙中最恒定不变的事物。”

这也就是为什么赫伯特要通过防御场将战争重新拉回到刀剑相向的状态，在1958年的小说《停火》（Cease Fire）中一名普通士兵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可以在安全距离引爆敌人的几乎任何爆炸物，他对此欣喜若狂，认为自己结束了战争，因为再也不会有爆炸物被投入战场。但经验丰富的士兵则意识到，他并没有消除战争而只是改变了战争的形式，下一场战争将通过骑兵、刀剑、弓弩和长矛进行，并使间谍活动泛滥。防御场所起的便是这种新式武器的作用，它看似能够为社会带来安定与和平，但事实上，宇宙中的变动的力量是无可匹敌的。

在这个意义上，《沙丘》作为系列小说的第一部，看似讲述了一个救世主般的英雄故事，但却暗示了保罗将走向一个与英雄截然相反的方向。这些暗示星星点点地洒在全书各处，是赫伯特心目中方向的种子：英雄会犯错误，而这些错误会因盲目追随英雄的人数而被放大。在该系列的后续两部作品，《沙丘救世主》和《沙丘之子》中，这一线索将变得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