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也就是每天只需要工作3到4个小时。

将近100年后的今天，凯恩斯的预言不能说是大差不差，只能说是彻底跑偏。

名校毕业也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和为了保住工作一再让渡权利的打工人，让“内卷”和“精神内耗”逐渐蔓延到了整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上班如上坟”，精神内耗，只想摸鱼、摆烂和躺平。一些人规划起了FIRE运动，通过开源节流，赚满自己1年花销的25倍，就可以靠吃利息生活，提前过上退休生活。

是这届年轻人能力不行，眼高手低，吃不了苦？大卫·格雷伯对此表示：这锅咱不背，你很有可能摊上「狗屁工作」了。

2013年，一个名叫《罢工！》的杂志想跟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约了个稿，要求是让他整点有煽动性的内容。

于是格雷伯根据自己已有的构思，写了一篇叫做《谈谈“狗屁工作”现象》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给资本主义世界来了点小小的工人阶级震撼——文章内容过于引发共鸣，几周内就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版本在报纸和互联网上疯传。不同国家的读者纷纷表示：这说的不就是我自己么！《罢工！》杂志社的文章页面更是有100W+的点击量，由于访问人数过多，网页都被干崩了好几次。

简单来说，格雷伯给了凯恩斯那个未能实现的预言一个颇具阴谋论味道的解释：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从事者往往自己都找不出这些工作存在的理由，但又不得不假装认为它存在即合理。这就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

接下来的内容主要是对《谈谈“狗屁工作”现象》这篇文章的梳理、解读和拓展。事先叠个甲：虽然狗屁工作现象非常普遍，但文章主要论述的是欧美国家的情况，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产生狗屁工作的原因和我国大不相同，请大家不要简单地对号入座。

1、活儿没多，只是更加“狗屁化”了

20世纪20年代至今，五花八门的新岗位、新行业诞生，有报告对比了1910年和2000年的就业情况，佣人、工人和农民数量急剧减少，但与此同时，“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办事员、销售人员和服务业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从就业总数的1/4增加到了3/4。这些新增的工作演变成了如今的行政、金融服务、电话销售、公司法、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域，也包括为这些职位服务的职位。

科技确实大幅度减少了生产性工作，但我们的工作时长并没有降低。因为很多人从事的就是狗屁工作，而那些在过去充满意义的工作，也多多少少被“狗屁化”了。

在互联网大厂干过的人想必深有体会：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每周甚至要工作50小时，但实际有效的工作时间其实不超过15小时。从这个层面来说，凯恩斯的预言也是对的，只不过多出的时间并没有用来探索自我、休息娱乐、陪伴家人，而是被浪费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不仅浪费时间，甚至对心灵和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摧残。

更可笑的是，由于越来越多打工人没时间关注生活，保洁、宠物美容、外卖这些辅助性行业也越来越多了。

2、谁在制造狗屁工作

看似自然而然，但格雷伯提出了一个颇为矛盾的问题：在欧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切都是逐利的、效率至上的，但为什么那只无形的手会允许狗屁工作的存在，而且狗屁工作的薪资待遇越来越高呢？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从经济学角度可以解释的，所以格雷伯向了道德和政治领域寻求答案：

如果有人觉得，生活幸福、工作高效、时间自由会埋下巨大的隐患，只有通过工作才能消解这种隐患，从而想让大家认为如果没有体面稳定的工作，就不配拥有好生活，就是败坏家门，要遭人唾弃呢？

如果这些人数量极少，仅占人口数量的1%，却坐拥99%的财富和权力，挥挥手就能让那些对他们的权利有些小想法的人们互相仇视，从内瓦解，最终灰飞烟灭呢？

于是，这些人用100年的时间，创造并逐渐完善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规训和制度，通过让工作内容的化简为繁，让工作者的能力、意愿与岗位错配，让他们不管忙碌与否都死死钉在工位上。

这些人是谁？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呗！这就是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产生的始作俑者，听着是不是很有阴谋论那味儿了？

3、20世纪60年代与嬉皮士运动

但类似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地发生过。文章中提到了这样一段话：想想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情就好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的工作状态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靠近这个方向，也就是所谓“由于生活幸福、工作高效、时间自由埋下的巨大隐患”。

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越南战争、美苏冷战、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遇刺……个个都是历史课考点，但如果有什么能把这些串联起来，那大概率就是嬉皮士运动。

在20世纪60年代，二战后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代美国年轻人逐渐发现，社会并不像父母口中那样努力工作就能赚钱当人上人。一方面，越战和美苏冷战让世界末日的指针在终点附近反复横跳，和平年代出生的他们害怕自己哪天真的被核平了，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产业进入高度分工状态，为了保证既定的效率，年轻人的个性、创意统统被压制。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自我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甚至被漠视，让年轻人的内心空虚又愤怒。他们决定彻底和主流文化唱反调，毒品与性是他们反叛的武器，摇滚乐与音乐节则是主战场。于是，这些年轻人从主流文化口中“垮掉的一代”变成了更加离经叛道的“嬉皮士”。

他们在蒙特利音乐节上高喊“Make Love, Not War”的口号，让嬉皮士运动彻底火出了圈。而在运动最高潮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参与人数从蒙特利的18W跃升到40W。至此，嬉皮士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触动了统治阶级的警报。

统治阶级开始自上而下地批判和打压嬉皮士运动。1971年，尼克松总统更是利用禁毒运动变相打击嬉皮士运动为代表的左翼运动。而又要商业化对音乐节的渗透，嬉皮士运动本身缺乏行动纲领，象征自由的毒品与性沦为犯罪的帮凶，嬉皮士运动变成了过街老鼠被彻底镇压，再加上越战的结束，叛逆青年连原初的怒火也无处发泄了。

讽刺的是，由于反叛主流文化的失败，年轻人们陷入了更深的颓丧中，缓解颓丧的方法还是吸毒，但由于不再对主流社会和统治阶级构成威胁，政府的禁毒力度也远不如第一次。

嬉皮士运动虽然存在很多不可忽视的弊端，但当权者们又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年轻人们迷茫、愤怒、沉沦的时候闭耳塞听、高高在上，只因无法对权贵们构成威胁；而当嬉皮士们聚沙成塔，凭借摇滚乐星火燎原之际，又开始自上而下的全方位批判与打压，只因反抗撼动了权利本身。

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种种，格雷伯暗示读者们，既然狗屁工作的出现完全不符合经济利益，那经济改革的目前根本就是为了掩盖背后的政治意图。狗屁工作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认同统治阶级的观点和感受，同时还能将工作中的不满转移到人民内部。而这套机制通过将近100年的版本迭代，已然成为如今的样子。

在文章火出圈后，民意调查机构YouGov也发起了一项调查，来验证文章中的假说是否是否成立，而结果也出乎格雷伯预料。

在英国，超过1/3的参与者表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而在荷兰，大概有40%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存在价值。这两个数据结果几乎比格雷伯的预想高出一倍。

以此为契机，格雷伯希望更系统地论述狗屁工作现象，以及它背后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比如狗屁工作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从事的工作毫无意义；为什么有人觉得狗屁工作时必然的、正常的、甚至是可取的；又为什么从事狗屁工作受尊重、工资高，但人们还是会感觉很痛苦。

5年后的2018年，《毫无意义的工作》问世，而那篇《谈谈“狗屁工作”现象》和格雷伯对文章的补充说明，也变成了书的序言。又过了5年，这本书的内容在中文互联网再次引发共鸣。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回归到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格雷伯对于狗屁工作产生的原因可能不适用于我们，但在这本书的推荐序中，梁永安老师引用道格拉斯·诺思的理论，给了我们另外一种解读狗屁工作的方式，也就是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

生产性努力可以理解为把蛋糕做大，做增量；而分配性努力则是想方设法切下更大的蛋糕，做存量。在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时，生产性努力没有回报，分配性努力却风生水起，人们自然不愿意再将时间投入生产性努力，纷纷奔向分配性努力，加班与内卷就这样产生了。

我们不妨闭上眼睛思考下：上一个彻底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科技产品是什么，是哪年诞生的。而在这几年间，我们所谓的科技巨头和互联网大厂，又在干什么。

作为肩负着时代一粒沙，也从事着彻彻底底狗屁工作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对这本书序言的解读，给大家和自己带来一些看待狗屁工作的视角、对抗狗屁工作的勇气、以及些许智识上的满足。

希望自己能把这本书的解读继续做下去吧！最后，祝愿大家都能原理狗屁工作，去发现自己人生的无限可能性。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