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敌号》是波兰作家莱姆于1964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关于这部小说学界几乎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经典解释模式，认为其关注人的知识有限性问题，将其视为对《索拉里斯星》的简单重复。然而这一解释模式忽视了莱姆的生活脉络，并在“对谈”一章中失灵。那么是否有可能以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无敌号》？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先简要概述《无敌号》的故事情节，说明这一小说的经典解释模式并指出其解释失灵的场景，勾连起大屠杀与莱姆创作之间的关联性，最终将这部小说解读为一个政治寓言与道德启示。

二级星际巡航舰“无敌号”全副武装地降落在天琴座的一颗沙漠类地行星瑞吉斯3号之上，以调查姊妹飞船“秃鹰号”的失踪事件。它在遇难前并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转播器最后录制下的是一系列类似摩斯电码的无意义脉冲伴随着奇怪而诡异的重复声音。在船长霍帕克和领航员罗翰的带领下，由军官、工程师和科学家组成的机组人员开始了对星球的探索。他们发现尽管陆地上完全没有生命的痕迹，但其海洋生物却与地球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当地的鱼类拥有一种能够感知磁场强度的独特器官。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卫星图像发现了一片类似城市的奇怪废墟，尽管这些建筑的结构与地球截然不同，但规则的外形表明其绝不可能是自然生成的。在离废墟不远的地方，人们发现了秃鹰号破损不堪的残骸，在它的周围散落着众多人类骸骨。舰船的内部一片狼藉，地板上散落着粪便，肥皂上有牙齿的印记，日志上用潦草幼稚的字迹写着“苍蝇”，通过聆听冷冻舱内尸体意识的最后残留，罗翰发现死者遭受了不明原因的失忆症。医务人员通过检查发现，所有死者都死于脱水和饥饿等自然原因，但令人费解的是，秃鹰号内明明还有充足的水与食物储备。在进一步探索星球的过程中，人们找到了大量灭绝的动植物化石，而且发现了被称为“苍蝇”的黑色金属颗粒。这些金属粒子能够组成翻滚的黑云，轻松摧毁了执行搜救任务的飞机。罗翰带领一支精锐部队去寻找失踪人员时同样遭到了黑云的伏击，它们能够产生极强的磁场以抹除人类的记忆并使其退回婴儿期。只有因为过度惊讶而精神恍惚的罗翰侥幸躲过一劫。无敌号上的生物学家劳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或许数万年前曾有一艘来自天琴星的侦查飞船在瑞吉斯3号上遇难，唯一的幸存者是自动机器人，在环境与外界生物的选择压力作用下，机械装置开始朝着其创造者从未预见到的方向进化，一类演化成了小型简单化的共生系统黑云，另一类则形成了大型专门化的定栖系统，后者因为能耗更大而在进化斗争中败下阵来，成为了队员们所发现的废墟。劳达认为黑云并不具有智能与思想而只是在受到不利刺激时采取行动来抵消或对抗这些刺激，但专家们对此各执一词。在这种压抑的氛围里，无敌号登录后的第二十七天，几乎半数船员失去了行动能力，且有四人下落不明。为了救回失踪人员，无敌号最后开展了两项行动，船长霍帕克启动了独眼巨人号自动机器，配置了立场系统与反物质炮的它一度压制住了黑云，但最终还是在黑云磁能共振的影响下陷入暴走，以致于船长不得不动用核弹才将其歼灭。第二项行动是罗翰的一次单独侦查，他明知失踪人员已绝无生还可能，但仍自愿冒着风险徒步去寻找他们，在找到失踪人员的遗体后，罗翰再次遇到了黑云并在其反光中认出了自己的倒影，他意识到不是一切事物都是为人类而存在的，自己有责任提醒人类不要打扰这颗星球。最终精疲力竭的罗翰跌跌撞撞地奔向无敌号，奔向那艘看起来天下无敌的飞船。

就像莱姆研究权威学者彼得·斯维尔斯基在《莱姆：未来的哲学家》一书中指出的，对《无敌号》的经典分析模式可以被归结为“人不是万物的尺度”。在这本书中，莱姆自我反省地探讨了科学探究及人类思维的先入之见，强调了将自然世界人格化为理性对手的后果，其核心认识论在于揭示沿着拟人化路线概念化世界的不充分性与危害。对这一分析模式的最有力支持论据来自莱姆本人，在1979年的一次题为“知识是我书中的英雄”的采访中，莱姆回忆起一位瑞士评论家对其作品的看法，他认为知识问题在莱姆笔下扮演着其他作者书中爱情与情色的角色，莱姆认可这一评论，并认为自己小说的核心“问题是科学而不是性”。莱姆将《无敌号》概括为一个“基于一个非虚构问题的得体的叙事载体”，就如同《索拉里斯星》《伊甸》等与外星文明接触的小说一样，其探索的是人类科学与知识的有限性问题。耶日·雅尔岑布斯基在波兰语版《无敌号》后记中认为，莱姆的出点发是设想一个封闭、驯服的宇宙，它被人类划分为若干区域并由各种等级的巡航舰进行检查，对于无敌号与秃鹰号上的机组人员来说，登陆星球并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壮举而仅仅只是一次例行公事，一切都要按照特定的程序有序展开。人类被其探索程序的正确性与普遍适用性的信念所迷惑，机械性地遵循着各类常规方法，丝毫没有意识到自身知识的范围、意义和局限性。船长霍帕克针对瑞吉斯3号上的紧急情况采取了“三级地面程序”，但即便事实证明这些程序并不足以完全应对黑云等突发事件，他也未能对这一精心设计的教科书式的预防措施加以修改。

在这种科学探索的先入之见的支配下，面对瑞吉斯3号上的未知现象时，无敌号的船员与科学家首先选用了云、苍蝇、城市、灌木丛等人类已知的概念来对其加以描述，这实际上暗含着人类试图通过自身熟悉的概念来掌握超出自身概念视野的事物的惰性思维。在这种将外界的一切简化为人类模式的思维的影响下，船员很容易就会仅仅根据黑云的行动就先入为主地将其假定为一种具有欲望和目的的复杂理性存在，将其拟人化地视为敌人。与之相对的是，劳达认为尽管黑云能够有组织地进行破坏行为，但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具有智能的实体，而仅仅是类似风暴或地震的自然现象。而之所以劳达关于黑云是否具有智能的论断会激起全体科学家的激烈讨论，原因就在于如果将云视为无生命的大脑，那么人类就必须彻底改变自身的探索策略，放下作为征服者的骄傲并放弃为死去的同伴复仇，因为“这么做无异于因为沉了一艘船，船员都淹死了，就把大海给抽一顿。”这实际上就超出了科学探索的领域而转向了对人类认知的探索。

拟人化或将人视为万物的尺度在宇宙学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其将宇宙视为敌对而不是冷漠，这实际上满足了人类最骄傲的虚妄，将人视为与宇宙同等级别的存在而失去了对宇宙的敬畏。人类由此就表现出了对宇宙之下的万物的蔑视与家长式的态度，他们对待他者的方式就像欧洲探险家对待殖民地的土著一样，出于好奇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并接受他者的存在，但前提是他者必须举止得体也就是符合欧洲人的规则。就像探险者不会将土著视为与其相同的人那样，人类也不会将外物视为与自己同等重要的存在。象征性地，黑云对人类的攻击就是清除一切人类的先入之见，将其重新打回婴儿期，抹除了其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这也就是为什么黑云不会袭击罗翰，因为他已经放弃了这种将人视为万物尺度的惰性思维，当他在劳达理论的指导及黑云的启发下完全放弃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时，当他通过适应黑云而不是主宰黑云时，他意识到“人类尚未爬上那般崇高的地位，我们这样自我吹捧得太久了”。

传统解释模式将重心放在人类的认识论层面，呼吁去除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傲慢，即不要像看待人类那样看待他者。这当然是莱姆小说创作的一个核心观点，但这一向外的认识论解释模式的绝对统治遮蔽了《无敌号》的向内的伦理学解释面向，即要像对待人类那样对待他者。

几乎所有遵从经典解释模式的论述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船长霍帕克和罗翰对谈时的场景，即便是像后人类研究专家凯瑟琳·海勒那样极少数关注到这一场景的研究者也没有进一步沿着这条道路加以探索，而是退回到了经典解释模式之中。海勒认为，人类和自动机群之间的对比在这一场景表现得最为尖锐。尽管人类是地球上最优势的物种，但其卓越的智力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为每个人投入大量资源；强调结对关系和社区支持的社交模式；对个人成就的重视。对于黑云来说，其个体成员实际上彼此相同，只有群体才具有价值。这场竞争不仅是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竞争，更是两种价值观的竞争。海勒最终的结论是人类道德并不是宇宙的普遍现象，不同的行星历史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品质的胜利。

这样的论述显然与“对谈”这一章的基调是不相协调的，莱姆在这一章中贡献了堪称他全部作品中最精妙的描写，无论是罗翰与霍帕克沉默不语的眼神交流还是二人最后的言语交锋，都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道德的崇高。在这一过程中，罗翰身上展现出的人类道德光辉令人动容，他愿意冒着自身危险去寻找他人，即便他们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在无敌号彻底失败之后，在罗翰极其困难且不成功的搜救任务之后，读者可能会发现字里行间隐藏着一条信息：毕竟，有些东西被拯救了。正如厄休拉·勒古恩在对《无敌号》的评论中所指出的，罗翰最终要求的个人勇气行为不仅仅是海明威式的男子气概的考验，也不是为了某种事业的自我牺牲或毫无疑问地服从责任的表现。这是一个由个人做出的、真实的、复杂的、符合道德的选择，使宇宙探险同时也是一种道德探险。厄休拉意识到了经典解释模式的局限性，她认为莱姆并不是拥抱荒诞的蒙昧主义者，人类的尺度自始至终都没有被破坏，甚至没有被动摇过。无论我们是否理解，我们都必须采取行动，而我们的行为在深渊的最深处保留着其不可改变的道德价值。由此，厄休拉将莱姆《无敌号》的重心转移到伦理学层面，认为小说中呈现的情境是根据人类的需要而设计的，揭示了主人公必须做出的艰难的道德选择。

与认识论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贬斥不同，《无敌号》在伦理学层面高扬了人类道德的独特性。雅尔岑布斯基在后记里指出，虽然莱姆欣赏简单生物的完美，但他自己——作为一个人——并不想回到哪怕是最完美的标准“苍蝇”或“蚂蚁”的阶段。黑云代表了对外的团结与对内的暴政，而人类代表了对外的暴政与对内的团结。细碎的苍蝇为了共同的个体利益组成了战无不胜的黑云，但其中每个个体都不被视为独一无二的生命而只是消耗品。人类忽视宇宙万物的独特性而将其强行纳入人类模式，但却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其生命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并围绕这一信念构建起秩序与团结。而二者之中只有人类有机会突破这一局限而进入到对内与对外的团结状态。黑云这样简单的生物群无法学会思考，生存就是它们的最高成就，而人类不仅能够弥补进化所犯的“错误”，还能够反思、交流、建立联系与文化。人并不比黑云在生存能力上更加强大，恰恰相反，人类最强大的能力在于知道如何停止战争，知道如何从宿命论的敌对中解脱出来，这种敌对是由一种机械的本能驱动的，其遵从的是适者生存的法则，物种为了优于其他物种而进行斗争。而与之相对的是罗翰几乎赤身裸体的以身饲虎，褪去所有的生物本能。罗翰在观看独眼巨人的暴走中已经意识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他与黑云的再次相遇并不是对这一观念的原地踏步式的重复，而是在意识到差异的同时自觉地肩负起维持差异的责任。就像小说中所说的，他“想作为一个人，要求不要再来打扰这颗星球”。

我们当然可以从反讽的角度理解小说最后的画面，“飞船矗立在一片光辉灿烂之中，岿然不动，壮丽至极，看起来委实天下无敌。”认为这表达了一种对人类狂妄的嘲讽。但同时也可以将其视为罗翰在经历过道德启迪后的转变，罗翰意识到了作为人类的道德责任。如果说人类有什么是值得捍卫的话，那就是他复杂的精神世界与黑云无法理解的道德责任，是由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个性所唤起的宇宙的特殊性，不是黑云式的生存斗争的无敌与人类征服万物式的无敌构想，而在避免任何形式的集体对个体、普遍对特殊的压制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无敌。

必须指出的是，莱姆本人恐怕不会赞同这一伦理学解释模式，他曾明确地批评：“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宇宙根本没有意义”，拒绝将善恶的狭隘观念转移到宇宙浩瀚的时间和空间上。但正如《莱姆与人文主义大屠杀》中对莱姆从早期的《宇航员》到最后一部科幻小说《惨败》等一系列外星接触小说的考察所揭示的那样，莱姆不仅探索了宇宙学“永恒沉默的深渊”，而且发展了一种复杂而灵活的伦理话语，作家莱姆证明批评家莱姆是严重错误的。莱姆的全部认识论著作都暗含着伦理学的潜流，真正塑造莱姆作品的创伤是大屠杀。尽管莱姆的一生都在回避这段经历，甚至在自传《高堡》中对这段经历三缄其口。但其文学创作却一次次将其带回那段噩梦并迫使他展开思考。在1984年他为《纽约客》撰写的文章《机会与秩序》中，他坦言自己早年的回忆录的失败：“我想要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从我的整个生活中以纯粹的形式提取我童年的本质：可以说，剥掉覆盖在上面的地层。战争、大屠杀和灭绝、空袭期间避难所的夜晚、虚假身份的存在，所有的危险，就好像它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飞氘在机核的电台节目中不无遗憾地指出，目前国内对于莱姆生平的译介是极度匮乏的，这一批判一矢中的，但却未能有效地服务于其论述。飞氘对《无敌号》的解读仍然未能切入莱姆的生活脉络而只是传统解释模式的延续。在我看来，忽视了莱姆对亲身经历的大屠杀的恐惧与反思，仅仅将莱姆的作品视为远离政治与现实抱负的形而上的认识论思考，同样是对莱姆其人的贬低。

阿格涅斯卡·加耶夫斯卡在《大屠杀与星星》中认为莱姆作为犹太人是二十世纪波兰历史的象征，他的命运是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的命运。莱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战争的灾难中，战争把他童年和青年的世界化为灰烬，迫使他离开家乡，消灭了他出生地利沃夫的大部分人口。莱姆曾经指出“二战以来科幻小说的繁荣可能与我们生存在其中的后大屠杀时代有关”，尽管莱姆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及，他的叔叔及除父母外的几乎所有的亲属都被纳粹抓进集中营杀害了。战争初期，莱姆曾被德国人逼着从地窖中取出匆忙撤退的俄罗斯军队处决的囚犯的腐烂尸体，他深信当自己完成工作时就会被枪杀，但最终他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但衣服上的恶臭仍然使他不得不将衣服彻底烧掉。这段经历一直持续折磨着他，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其主之声》后才逐渐缓解。战后莱姆阅读了博罗夫斯基等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了其中的元素，比如《宇航员》中好战的金星人的自我毁灭、《伊甸》的集中营、《索拉里斯》中的毒气、《其主之声》中高层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追求。大屠杀的隐喻在《无敌号》中表现在游离整体叙述之外的三个方面，首先是转播器录制的类似摩斯电码的声音，这个声音在《宇航员珀珂斯故事集》中再次出现，遇难的船员用摩斯电码互相交流的敲击在破碎的液压管中回响。第二是无敌号失忆者与集中营受害者的相似性，“他们被带进一间单独的舱室，放倒在铺位上，非常顺从，没有半点挣扎。也有几个发出了诡异的号哭声，就是强行带过来的那几个。”第三是罗翰对死者的遗物的回收，莱姆在纳粹统治时期曾在一家回收工厂工作，其中的物品大多来自集中营中的受害者。

对大屠杀的反思最直观地体现在1981年出版的对不存在的书的评论《挑衅》之中，莱姆使用了纳粹的种族灭绝及当代各种大屠杀的数据作为其分析的基础，认为第三帝国的大屠杀和非人化政策铺平道路的邪恶伦理和媚俗美学在当今文化中仍然发挥着作用。邪恶伦理并不意味着善恶颠倒，而是在将受害者排除在伦理学框架之外的基础上怯懦的享受违法的行为，犹太人必须被妖魔化为非人的存在，这样大屠杀就可以被证明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必要。《其主之声》中大屠杀的幸存者拉帕波特认为普通的纳粹士兵需要屠戮受害者的身体使其看起来不像人，但在纳粹军官眼中，“我们并不是人。他知道我们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但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算人。”通过将他者视为异质性的存在，纳粹实现了非人化的种族灭绝邪恶道德。

在这个意义上，仅仅从认识论上拒绝像看待人类那样看待他者，其危险就在于滑向邪恶道德，认为不属于道德主体的外物是可以被冷漠且不受惩罚地杀害的对象。莱姆对于黑云的态度并不像传统解释模式所显示的那样正面，黑云尽管不具有意识，但其对异质性存在的态度与邪恶道德的逻辑是类似的。只有同时在伦理学上像对待人类那样对待他者才能在实现认识论革命的同时避免其弊端。同样是在《其主之声》中，霍格思认为道德选择在于反对生物限制，选择行善并不是被迫如此而是人可以这么做，来自群星的信息揭示了道德主体的核心：即使是面对与我们不同的生物，我们也负有道德责任。

对于莱姆来说，现实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其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道德上未能传达种族灭绝的严重性。而科幻小说的客观性比现实主义更真实地反映了幸存者的经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无敌号》重新解读为一个有关大屠杀的政治寓言和道德启示。黑云与废墟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苏联与德国在波兰问题上的合谋，废墟是一个严格等级的社会，所有重要的决定由一个小的、排他性的和精英主义的统治阶级所掌握。黑云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向斯大林式的极权政治，其中集体就是一切。二者最初作为外来者与瑞吉斯3号上的生物展开竞争，莱姆刚满十八岁的那一年，德国入侵波兰，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刚刚签署了一项包含瓜分东欧的秘密条款，二者近乎合谋。而最终黑云击败废墟成为瑞吉斯3号陆地上唯一的统治者，则指向了德国轰炸利沃夫之后，苏联占领了这座城市。就像莱姆所说的，“我经历了纳粹占领的第一个时期和德国式的极权主义。之后是苏联的极权主义，压迫性更大，因为当时住在利沃夫，我接触到了残酷的、真实的斯大林主义。”莱姆在《索拉里斯星》中写道：“一个人的命运可能含义丰富，几百个人的命运则难以领会，而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人的经历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挑衅》中莱姆重申了这一模式，他引用了斯大林“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而一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的表述，认为“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他们杀害了数百万无辜的人”。斯大林驱逐并秘密处决了许多利沃夫的捍卫者，秘密警察逮捕了数千名该市的精英。历史学家估计，苏联在占领波兰东部期间驱逐了一百五十万居民。正如加耶夫斯卡的论断，科幻小说对审查制度的玩弄为莱姆“提供了一种表达压倒性的恐惧和忧虑的方式，这种恐惧和忧虑困扰着一个大屠杀的受害者与目击者”。正是在大屠杀的阴影下，莱姆将与非人的遭遇转化为一个成为道德主体的开端，一方面反对拟人化的策略，另一方面又意识到非人化的恐怖。一方面拒绝把非人看作人类，另一方面也拒绝把人看作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