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开始参与一些相当大的电影项目，尽管只是短期参与或负责特定的特效。其中一部是《惊天大刺杀》（Hennessy, 1975年），由唐·夏普（Don Sharp）执导，罗德·斯泰格尔（Rod Steiger）主演——他是一位相当投入的方法派演员，后来几年我与他更加熟悉，因为他是美国化妆和生物特效天才斯坦·温斯顿（Stan Winston）的好朋友，我经常在斯坦的晚宴上遇到罗德。

女主角是莉·莱米克（Lee Remick）——她非常可爱，嫁给了我们的第一副导演基普·高恩斯（Kip Gowans）——我需要在她身上布置多处中弹效果，这是她以前从未在电影中做过的事情，因此显得非常紧张。我把着弹点安装在她的连衣裙上，记得导演喊“开拍”时，我看着她的脸，她几乎因预感而畏缩，然后爆破弹“砰-砰-砰”地响了。当她意识到这些一点也不疼时，她带着孩子般的热情说：“哦，太棒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我想我没说错，那部电影标志着制作团队首次尝试室外前景投影，当你看到它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是唯一的一次！那是为了一个设定在国会大厦花园的场景，涉及一场大爆炸；可以理解的是，当局不允许我们实地拍摄，所以我们从松林制片厂（Pinewood）请来了查尔斯·斯塔费尔（Charles Staffell）和伯特·戴维（Bert Davey），他们是该制片厂背投和前景投影技术（尽管是室内的）的先驱。我们拍摄了他们所谓的花园“底片”（plates），也就是说，一些素材片段，然后可以在投影过程中使用，让演员出现在前面——这是CGI（计算机生成图像）的先驱。唯一的问题是前景投影效果太模糊不清，看起来非常突兀；那是一部好电影，但画面效果却让它显得廉价，这真是太可惜了。

与此同时，《疯狂轮滑》（Rollerball, 1975年）已经在德国的一个体育场拍摄了大部分剧本内容，他们把那里改造成了滚球赛场。之后，剧组搬到了松林制片厂进行棚内拍摄，我就是在那时加入的。有很多小特效，包括一个在花园里的场景，一把枪开火，接着点燃了一排松树；我们是在一个曾经是农场、现在是松林东区综合体（他们在那建了新的摄影棚）的地方拍摄的——我把一排树种在一个大土堆上，所有装置都布置好，看起来像是它们自燃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片段！

接着是《幸运女士》（Lucky Lady, 1975年），那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我当时只有26岁，却要在一个好莱坞大制作电影中工作六个月！这部禁酒令时期的喜剧剧情片将在墨西哥拍摄，气温高达华氏125度（约摄氏51.7度），行业媒体早早就有了一些关于它的热议，因为据说剧本以4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还有传言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会执导；显然他有兴趣，但已经承诺执导《大白鲨》（Jaws），所以斯坦利·多南（Stanley Donen）加入了。他曾试图邀请保罗·纽曼（Paul Newman）和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出演男主角，但最终伯特·雷诺兹（Burt Reynolds）和乔治·西格尔（George Segal）签约了。后来西格尔因不明原因退出，但很快被吉恩·哈克曼（Gene Hackman）取代——他获得了高达125万美元的片酬。

斯坦利在可预测性方面有点不按常理出牌，但我以前和他合作过，所以知道会这样，并且能够泰然处之。例如，我们当时在一个小海湾拍摄，那里有三十艘船都装配了火焰信号弹、炸药、烟雾弹——应有尽有。我的部门里大部分是墨西哥船员，只有几个英国助手，我让每个船上都有一名船员；我站在摄影机后面，拿着无线电准备和他们通话，因为了解斯坦利，我知道我们永远无法预料他会在任何特定时刻想要哪艘船在哪个位置，以及想让它们朝哪个方向移动，此外，我还必须能够在混乱中下达指令，比如点燃一号、点燃二号等等。这是唯一安全的操作方式，而且由于船只是租来的，我们不能真的损坏或炸毁它们，否则就得赔钱！我们确实为电影炸毁了五艘我们自己拥有的船。其中一艘曾属于哈里·科恩（Harry Cohn）——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老板。

还有一次，在拍摄接近尾声时，有一个大型布景——一场类似战斗的戏——涉及“幸运女士”号船，上面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炮弹穿透船帆只是其中之一。那是一场夜戏，活动繁多，计划和装配耗费了数小时；然后，就在我们即将从码头出发时，斯坦利漫不经心地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三页新的场景剧本——我们之前准备的一切都白费了！在一阵纯粹的沮丧中，我撕掉了剧本，把它扔到甲板上，还相当任性地在上面蹦蹦跳跳。但斯坦利就是那样，你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正如我老爸说的，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回家去……

里库·布朗宁（Ricou Browning）是第二摄制组的导演，他也不介意给我出难题。他会非常漫不经心地这样做，例如，他会问：“约翰，我们明天早上有没有可能弄到一艘船，后面有个人，然后一场爆炸把船炸成两半，但他还能在船的后半部分继续前进？”

我回答说：“好吧，让我想想。”

第二天早上，我安排了一艘30英尺长的船，并说它已经装配好，可以在中间炸开并裂成两半，但后半部分——带着舷外马达——会继续漂浮。我不确定里库是否预料到我能做到，因为他看起来——请原谅我这个双关语——大吃一惊（blown away，也有“被炸飞”的意思）。

但我喜欢挑战和即兴工作，然而并非所有事情都能顺利解决——比如一个海上夜景，我们的摄影指导杰弗里·安斯沃思（Geoffrey Unsworth）提出了一个“月光船”的想法，用他的话说，就是“将月光投射到水面上”。

一艘海岸警卫队的船被征用，并在甲板上建了一座塔，塔顶放置了一面巨大的圆形镜子，设定在45度角，并固定在一个万向节上，这意味着无论船只如何运动，如何转向，镜子都会保持在那个角度。然后，他在甲板上放置了一盏巨大的“Brute”强光灯，并将其指向镜子。整艘船被漆成哑光黑色，这意味着在黑暗中，你只能看到（镜子里的）圆形光。理论上听起来可行，但美中不足的是开船的船长——他看不见航向，因为他们把窗户也漆黑了！

然后，这个问题解决后，船驶向大海，遇到了一些涌浪，船开始摇晃，连接到万向节的配重也移动了；我想我们尝试拍摄了两三个晚上，但它始终未能如预期的那样稳定下来。这恰恰说明并非每个好主意在实践中都行得通。

对我来说也并非一帆风顺，和伯特·雷诺兹之间的事情变得相当棘手。

有一个场景，他被边境警卫开枪射击，这意味着在他站立和奔跑的地面上需要布满弹着点。我把一切都布置好了，等着伯特来到片场；他和一个美国特技演员一起来了，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也从未被介绍过——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总之，我开始向伯特解释弹着点的位置和引爆的顺序；我提到我脚边有一个测试用的爆破点——只是为了让他确切知道会发出什么声音——就在我准备叫我的人引爆它的时候，那个一直站在伯特身后的美国特技小子冲上前来，一脚把一堆石头和沙子踢到了我的爆破点上。

我问道：“请问，你在做什么？”

他回答说：“我在上面盖些石头，因为伯特身上也会这样。”

我有点恼火，告诉他：“实际上，在拍摄前我会确保它们都被清理干净，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石头或沙砾飞起来伤到任何人。”

在拍摄这个场景前，我们又争执了几句，但我因为自己的专业性受到一个不知名特技演员的质疑而感到恼怒，于是决定去制片办公室告诉他们，如果伯特的朋友们要随意进入片场并开始对我指手画脚，我就不准备再参与这部电影了。

斯坦利·多南听说了这件事，派人叫我到他海边的别墅去；我真的不确定会发生什么，因为他更需要他的明星而不是我，但令我惊喜和宽慰的是，斯坦利说：“约翰，你不能把我留给这帮人，这部电影需要你……请留下来。”

我们把事情谈开了，我同意留下，条件是那个特技演员——哈尔·尼达姆——不再干涉，当时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哈尔已经在伯特面前给我下了绊子！几周后，我们在海上拍摄一个场景，我有一艘小型特效船，上面安装了弹珠枪，用来模仿水中的弹着点。吉恩和伯特在旁边的一艘小船上，摄影机也在那里，所以我调整好位置，确保弹珠枪朝远离演员的方向射击；就在开机前，我被要求划船到摄影船那边。伯特开始对我发难：“你他妈的别想朝我射弹珠……”他喊道。我厉声回敬道：“我没有朝你射弹珠！”

他手里拿着一瓶芬达橙汁，当着全体剧组的面，把里面的东西全泼在了我身上。我愣了一会儿，只是看着他，心里琢磨着该怎么办。我深吸一口气，掉转船头，回到了海上。

后来，我必须承认我感到非常生气；我是第一个回到岸边的，所以我决定站在那里等待剧组回来，当伯特·雷诺兹从他的船上下来，开始走上码头时，我向他走去。我说：“对不起，但如果你认为你可以把一瓶橙汁泼在我身上，或者当着剧组的面那样跟我说话，我会跟你没完。”

我们又激烈地争吵了几句，有些话很难听，结果伯特说：“到我房车后面来，我让你白打三拳。”

我看着他笑了：“你一定是蠢透了。你以为我会打你吗？好莱坞所有的律师都会来找我麻烦。”

我能看到他的脸越来越红，手臂因愤怒而开始颤抖：“即使我把橙汁泼在你身上，你还像个他妈的英国绅士一样站在那里，让我感觉自己就这么点儿，” (用两根手指比划出一英寸的距离)。

我知道我赢了！从那天起，我们再也没有发生过争执；事实上，他过去常常在场景拍摄结束后过来告诉我，我的特效部分做得有多好，看起来有多棒。他意识到我一直都只是想让他和电影看起来更好，并确保每个人的安全——也许哈尔·尼达姆最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除了要和一些难相处的人打交道，这部电影在工作条件方面也很艰苦——酷热、水上作业——但完成这部电影给了我巨大的工作满足感，这也标志着我第一次访问好莱坞，因为我必须去洛杉矶安排设备租赁，包括风机，运往墨西哥，这开启了我与许多人的友谊，包括特效无限公司（Special Effects Unlimited）的乔·隆巴迪（Joe Lombardi）和盖布·维德拉（Gabe Videla），以及福克斯公司（Fox）的保罗·沃泽尔（Paul Wurtzel）和雷·戈斯内尔（Ray Gosnell）。

《凶兆》（The Omen, 1976年）是一部相对低成本——按好莱坞标准衡量——的恐怖片，制作费用为240万美元。我的特效预算不到25000英镑，其中包括我的薪水、我的团队薪水、交通、设备、装置、机械狗——所有一切。电影实际上超期了一个月，但由于我签约了《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 1977年），我不得不在它最终杀青前离开，留下我能干的助手处理收尾工作。拍摄完成后，我被要求去伦敦彼得·比尔（Peter Beale）的办公室报到——他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负责人——制片人哈维·伯恩哈德（Harvey Bernhard）在那里见了我。

哈维说：“你超预算了1000英镑。你打算怎么办？”

不可否认，我对他的态度，以及当着制片厂负责人的面训斥我感到不满。我没好气地说：“非常抱歉，哈维，但我现在身上没带零钱。”

他有些绝望地问：“你能回去找你的一些供应商，让他们打个折吗？”

“不行！他们一开始就给了我们很好的价格，我当然不会因为你们超期一个月就回去找他们。”

他想不出反驳的话，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如果我告诉你这部电影上映后赚了9000万美元，而福克斯公司却没有人过来给我们发奖金，你会感到惊讶吗？但是，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我确实收到了他们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恭喜”，因为显然每次他们放映这部电影时，我的名字出现时都会赢得热烈的掌声。

我和哈维也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分享美酒佳肴，而且我注定要在《鹰狼传奇》（Ladyhawke, 1985年）中再次与他合作。

撇开预算的讨论不谈，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参与其中非常愉快，不仅因为它让我认识了导演理查德·唐纳（Richard Donner），我后来和他合作了很多次，还因为片中有各种各样的特效，我很自豪地说，这些特效都是实景拍摄、通过摄影机完成的，这尤其令人满意。

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围绕着美国驻英国大使及其妻子（分别由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和莉·莱米克饰演）在他们自己的孩子夭折后，不知不觉中收养了恶魔之子展开。

电影早期的一个场景涉及刺穿一名牧师——由帕特里克·特劳顿（Patrick Troughton）饰演——他发现了男孩达米安真实身份的真相。他将在暴风雨中，因教堂屋顶掉落的避雷针而丧命。

我在伦敦主教公园的教堂外搭建了一个装置，我必须承认，当我把用来固定装置的其中一根桩子钉入地面时，它消失在了墓地的一个坟墓里——光是想想就让我不寒而栗。该装置斜对着教堂塔楼下方定位，带有一个突出的金属支架——这个支架套在帕特里克戏服下的肩膀上——我从支架上拉了一根钢丝到上方的塔楼。避雷针本身是用一根塑料管制成的，我在上面卷了一些纸和一张接触式胶粘片，制成一个外部伸缩管，并在上面安装了金属套圈，以帮助它沿钢丝滑下。我们在塔顶拿着避雷针等待释放信号，然后摄影机跟随它下降，直到击中帕特里克的肩膀，这时它会自行缩回——在外人看来，就好像它刺穿了他的身体。我连接了一个血压泵，从撞击区域喷出“肯辛顿血浆”（Kensington gore，一种常用的电影假血），并在装置内部构建了一个相同的、由气压驱动的避雷针底部，当触发时——它会像从帕特里克的背部穿出一样，插入下方的地面，并喷出更多的血液。棘手的部分是要让底部的避雷针与顶部的避雷针和钢丝保持相同的角度。

我们进行了排练和测试，所以当理查德·唐纳（Richard Donner）喊“开拍”时，我精确地控制了所有机关，让它们从屋顶到地面一气呵成，再加上帕特里克出色的表演，整个过程天衣无缝。

我应该补充一点，所有这一切都设定在一场暴风雨中，闪电击中了公园里的栏杆和树木，然后才击中并松动了屋顶上的避雷针。因此，除了风机和雨水管，我还布置了导爆索（Primacord）和带电刷的电气装置，让电刷沿着栏杆滑动产生火花，所有这些都由一根弹性橡胶绳牵引，制造出闪电划过铁栅栏的景象。再加上一点闪光粉和几个炸药包，我想这让效果看起来特别逼真。

另一位在影片中惨死的演员是戴维·沃纳（David Warner）。他扮演摄影师基思·詹宁斯（Keith Jennings），意外地发现了那个孩子身份的真相，剧本要求他在耶路撒冷被一台起重机吊起的一块玻璃板斩首——玻璃板的支架会断裂，导致玻璃板如羽毛般飘落，顺势削掉他的头。我觉得这个特效实现起来会相当棘手，而且在耶路撒冷的摄制组规模很小，大部分场景实际上是在埃尔斯特里（Elstree）的摄影棚拍摄的，这意味着会增加更多开支。我问我们是否可以换种方式，把玻璃板放在一个建筑工地的平板卡车后面。我们可以看着司机停车，离开驾驶室，片刻之后，我们可以切到手刹神秘地松脱，卡车开始沿着斜坡向后溜向戴维·沃纳，他正忙着捡起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扔掉的匕首——那是杀死敌基督的唯一方法——因为派克饰演的角色拒绝相信他那牵强的说法。

我建议卡车的后轮可以撞上一些砖块或石头，使其停下来，但惯性会使玻璃板向后滑落并切掉戴维的头。

他们似乎喜欢我的主意——以及节省的成本——并让我继续推进。

我们在卡车后部搭建了一个弹射装置来发射那块玻璃板——用的是钢化玻璃，因为如果你敲击它的边缘，它会碎成无数碎片，我们认为这样看起来会更壮观。然后我们改造了一个商店的人体模型，取下了它的头部，并调整了所有关节使其更灵活。我们的化妆师斯图尔特·弗里伯恩（Stuart Freeborn）用戴维·沃纳的脸部模型制作了一个蜡像头部，我在它的脖子上加了一些小口袋，稍后可以填充血液。我们安装好头部，调整好假人，以便玻璃板正好切到脖子，我们估计这会导致头部飞向空中。我们还在人体模型后面的建筑工棚上放置了两块角钢，以便玻璃板在撞击时破碎，增加恐怖效果。

我想我没记错，我们拍摄了两三次以获得不同的摄影机角度，并以非常高的速度拍摄，所以整个场景在几秒钟内就结束了，增加了巨大的冲击力。我愿意相信它在屏幕上看起来相当不错，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图尔特·贝尔德（Stuart Baird）出色的剪辑，其中包括头部在空中旋转的镜头，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那样，“飞入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人集体的噩梦”。

我在影片拍摄中聘请了一位名叫莉兹·摩尔（Liz Moore）的雕塑家来制作格利高里·派克在他（被谋杀的）儿子坟墓中发现的骸骨模型，以及同一场景中他被狗袭击时用到的各种狗头模型。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雕塑家，一个非常活泼的人，在业内很有名气，因为她之前曾为库布里克（Kubrick）的《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制作过“星孩”（Star Child）模型，还为《星球大战》（Star Wars）制作过C3PO和帝国冲锋队员的头盔。在制作过程中，我们的友谊发展成了恋情，我们坠入了爱河。

我们的制片人哈维有一天找到我说，美国所有的宗教组织都在为我们祈祷，因为他们不相信魔鬼会允许我们的电影制作完成。我嗤之以鼻，说这只是一部电影，怎么会有人相信这些无稽之谈是真的呢？然而，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以及之后，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让我不得不三思，但也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

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有天晚上在伦敦预订了一家餐厅，但他离开摄影棚晚了，最后一刻没能赶到；幸好如此，因为爱尔兰共和军（IRA）当晚炸毁了那家餐厅。

早些时候，在他飞往伦敦的航班上，飞机飞越大西洋时遭遇暴风雨，派克的飞机被闪电击中，导致一个引擎起火。

理查德·唐纳和哈维·伯恩斯坦（Harvey Bernstein）飞往纽约时，他们的飞机被闪电击中并发生侧倾，那一刻哈维向窗外望去，看到纽约一栋建筑上有一个巨大的“555”牌香烟广告牌，在当时紧张的时刻，哈维确信上面写的是“666”。

有一个场景是莉·莱米克（Lee Remick）必须从医院窗户掉落（或者她是被人推下去的？）到一辆救护车的车顶上，特技演员阿尔夫·乔因特（Alf Joint）将担任她的替身。我设计了一个装置，包括在车顶上切一个洞，并在内部建造一个假天花板，上面覆盖着厚厚的泡沫橡胶——这样阿尔夫就能撞击车顶并看起来像是掉进了车内。与此同时，我们将莉·莱米克放在车内的担架上，头无力地垂在担架末端，面向车门，身上沾满鲜血。我们还预先设置了救护车的后门，使其在撞击时猛地打开，露出莉的样子。此外，我们还调整了悬挂系统的弹簧，以便在阿尔夫撞击时产生弹跳效果，增加真实感。完整的镜头包括阿尔夫从窗户出来，救护车在他撞击时弹跳，他看起来像是穿透了车顶掉了进去，然后车门猛地打开，露出莉·莱米克死去的惨状。效果非常棒。

时光流转，阿尔夫参演下一部电影《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时，需要完成一场从屋顶坠落的戏份 —— 这原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动作，只需掉进安全气囊和一堆箱子里。但直到临终前，阿尔夫都坚称自己感觉有人从背后推了他一把 —— 而当时屋顶上根本没有其他人 —— 这导致他没能掉进安全气囊，而是摔在了水泥地上。他伤势严重，当医护人员把他抬上救护车时，他躺在担架上，头上沾满血迹，模样和当年的莉·莱米克如出一辙。

在《凶兆》拍摄结束后，我离开了我的妻子——这让我父母非常反感——和莉兹在一起。正如前面提到的，我接着参与了《遥远的桥》的制作，并邀请莉兹助阵。整个夏天我们都住在一起，非常幸福。

8月12日星期四，我们和一群朋友出去吃饭，但知道第二天早上要早起，我们在午夜前就离开了。8月13日星期五凌晨12点15分，我们遭遇了一场迎头相撞的车祸，据说两辆车的时速都达到了80英里（约128公里）。一切都是一片空白，直到我在医院醒来；我的脸部粉碎性骨折，鼻子断了，下巴也碎了——方向盘穿透了我的嘴巴——我的膝盖、肋骨和其他骨头也都断了。我依稀记得一个男护士和我说话，我问起莉兹的情况，但他虽然没有回答，眼神却告诉我她已经去世了。我悲痛欲绝。

开另一辆车的司机当场死亡——他是一个下班回家的酒吧调酒师——医生一度判定我只有四个小时的活命时间。

我后来发现事故发生在通往奥门（Ommen）的路上。这部电影是被诅咒了吗？不，我真的不相信；确实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件，但归根结底，你只能把它们归咎于纯粹的坏运气。

十天后我出院了，尽管我的下巴用钢丝固定着，眼窝碎成了三十块，但我直接回去工作了，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来应对那种排山倒海般的悲伤。我知道身体上的伤会痊愈，但承受失去的痛苦非常艰难。

我因为重返工作的事情和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Richard Attenborough）争论了几次，他最终同意了，但坚持我不能开车，并为我安排了一段时间的司机，愿上帝保佑他。莉兹当时只有三十二岁。她在我的生命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尽管时间如此短暂，但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她。

事故发生六周后，《遥远的桥》剧组我的一位同事戴夫·贝维斯（Dave Bevis），以及两位年轻的特效助理罗比·古特里奇（Robbie Guttridge）和一个名叫艾伦（Alan）的家伙，一天晚上开车回家时，车子突然偏离公路，迎头撞上了一棵树。罗比当场死亡，戴夫和艾伦身受重伤。我在酒店凌晨1点被电话叫醒，得知了这个消息，发现自己又来到了不久前才待过的那家医院，给戴夫的父母和罗比的兄弟打电话，做着一个半月前别人为我做过的事情。那太艰难了。太悲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