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术语连篇的控制论文献中，这是一篇少见的鲜活文字。

在海因茨·冯·福斯特1993年对戈登·帕斯克的回忆中，充满了对后者独特思维的赞叹。在他看来，帕斯克无疑是真正的「天才」——不只博闻强记，而能识心见性。综观帕斯克的思考和实践，确实带着跳出框架直指根源的气质，其人其事也彷若禅宗公案一般，而本篇文字中记叙的则颇有传奇色彩。

我们无法判断其中有多少夸张，但可以确定的是，福斯特乐于呈现出一个形象如此的帕斯克。这是他对于自己「置身事内的观察者」的主观性的身份自觉。正是这种自觉，促使福斯特的研究方向从物理学转向控制论范畴下的认知科学，并且结识了帕斯克等一众控制论学者。

通过文中建立BCL和与帕斯克共事的经历，也能从侧面一瞥控制论和早期人工智能之间的模糊关系，可惜的是，这部分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控制论思考复杂系统及其相互作用的方法，为理解人工智能伦理和社会影响提供了一个框架，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的面对机器学习偏见、隐私等问题。

最后，要说明今天发出此文的原因：27年前的今天，1996年3月29日，「控制论的华丽公子、机械哲学家」戈登·帕斯克卒于伦敦，享年67岁。

大目妖 & ChatGPT 2023年3月29日

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1911年11月13日出生于维也纳。1944年在布雷斯劳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自1946年起参加梅西控制论回忆，并编辑了1946年到53年间梅西会议的论文集。1949年居家搬迁美国，随后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电气工程系。1958年创立生物计算机实验室。该实验室是未来二十年里控制论和认知科学的创新中心。1976年，福斯特退休后一直在推动控制论的研究与发展，2002年10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佩斯卡德罗去世。

以下为正文部分，共约4600字

海茵茨·冯·福斯特 本文来自1992年9月下旬《系统研究》特约编辑对作者的访谈，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创新与合作技术中心主任Gerard de Zeeuw赞助

当我想起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就有两个念头触动我的灵魂。首先，是一种深厚的友谊，这种感觉几乎立即出现在4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之时。第二，是在一位天才面前令人愉快和振奋的经历。不幸的是，「天才」这个词最近被严重贬低：它意味着某人可能智商高达500，或有大象一样的记忆力，或能说出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包括列支敦士登）。而当我想到天才时，我想到的不是某人能比我做得更好、更快，而是他能达到我无法知觉、感受和言说的其他智能维度（dimensions of mentality）。

虽然我能想象一个人的这种品质会引起别人的嫉妒、愤怒和自卑感，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不间断的快乐和喜悦。因为从一个像戈登·帕斯克这样的天才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不可预期和预测的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

如果我讲讲与戈登的第一次相遇，以及我们后来的相处，也许可以使这一切更具体。

1956-57年是我生命中的一段关键时期，因为我在专业上转变了方向。1949年我和家人从奥地利移民到美国时，我的科学素质是在物理学方面，具体来说是等离子物理和微波技术。基于这一背景，伊利诺伊大学任命我主持电子工程系的电子管研究实验室，显然，我们的工作让所有相关方都很满意。而与此同时，在到达美国后，我非常幸运地被邀请加入一个由思想家和实践家组成的团体，他们统一在「控制论」之下，每年在纽约召开几天会议。这些会议由小约书亚·梅西基金会赞助。

我从欧洲带来的哲学好奇心，因会议的话题、对话的动态变化和小组成员的精神而获得了极大的推动，成员名单就像美国科学家的名人录。其中当然有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可编程计算机之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被许多人称为家庭治疗之父的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以及他当时的妻子、实用人类学之母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人工智能之祖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等等。

五年以来，我一直是这些会议记录的编辑者[1]，这种心甘情愿的劳动使我越来越深入到新兴的问题之中。这些问题寻求一种认识论，其中的观察者被包含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内。我开始沉迷于这些危险的想法，并决定建立一处可以追求这种概念的地方。

我把电子管研究实验室的管理交给了年轻一代，并说服我之前的赞助者为一个新实验室的工作提供资助，我为这个实验室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生物计算机实验室」（Biological Computer Laboratory），简称BCL。其目标是对个体和社会情境中的认知过程的生理学、理论和认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问题在于要找到愿意参与这项工作的人。

我的第一步是去参加大型会议，在那里我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听众并见到许多人。第二届国际控制论大会于1958年9月在比利时的那慕尔召开，在我看来，这是我的完美猎场。由于当时控制论对许多兴趣和能力广泛的有活力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会对BCL的跨学科计划感兴趣。

我提交了我的论文《生物计算机设计中的一些方面》（Some Aspects in the Design of Biological Computers）[2]，并被安排在下午会议的最后发言，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在我之前还有其他三位演讲者，一位来自法国的绅士主持了会议。

幸运的是，我再强调一遍，「幸运」的是，我很熟悉法国人主持会议时一再重演的仪式：他将用他的介绍占据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只为其他发言者留下几分钟的边角时间。因此，我准备在10分钟以内讲完我的故事。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主持人展示了他对生物学史、20世纪思想史、自希腊人开始出现的概念（幸好不是从苏美尔人开始）等等的渊博知识，津津乐道于法语所能讲出的每一种声音的完美。当他开始介绍第一位发言者时，会议几乎只剩下30分钟，这位发言者在说了几句介绍性的话后就突然被打断了，其他人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多亏了我的预感，我才能在剩下的几分钟里有始有终地讲完我的故事。

讲座结束后，当我刚走下讲台时，我发现自己被年轻人包围，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大概一个小时前他们听到了一篇类似的论文，作者是一个绝对了不起的人，他们希望我去见他。我准备如此，但问题是到哪里找他。

我们开始在那慕尔迷人的狭窄街道上寻找，在秋天温暖柔和的空气中，大多数咖啡馆都有露天服务，伴有鲜花和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唉，可是在各处都没有看到他。

但在转过另一个街角后，我的朋友们指着一群人，他们显然围着一张看不见的桌子。「他在那里! 那一定是戈登·帕斯克！」他们推搡着我穿过人墙，果然，有一只小妖精坐在桌旁，白衬衫外面套着黑色双排扣夹克，系着黑色领结，用长长的烟嘴抽烟，面带礼貌微笑回答着四面八方抛来的问题。「不是女人所生，而是雷声所造」，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对他的完美描述，这位女士多年来和我一样喜欢这个幽灵。

由于我没有听到他的演讲[3]，我只能从问题和答案中猜测其内容。有两个内容最吸引我。第一个是反复使用与「学习机器」（learning machine）并列出现的「教导机器」（teaching machine）一词（后来我知道这是帕斯克一篇论文的标题），并提议建立「交换关系」（exchange realtion），即教导必须有学习的成分，反之亦然。这种对话中有一个最吸引我的隐含方面，这在帕斯克后来的论文中说得很清楚：「教导机器、翻译设备或不管称其为何物，它们的真正用途是将人与机器联系起来的实用手段，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允许我刚才提出的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相当怪异的组件清单。」

第二个是「增长」（growth）[4]的概念，这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在美国我正和一位赞助人共同筹备一次关于增长的国际会议，具体来说是组织增长（organizational growth），也就是自发增加其内部组织性的系统。因此，我加入了他们的讨论，在更多的问答之后，我很清楚，我们或许都喜欢在BCL的发展中合作。

当后来好奇的人群解散时，我做了自我介绍，由于我们住在同一个酒店，所以一起步行返回。令我惊喜的是，神奇的罗斯·艾什比（Ross Ashby）也是会议嘉宾，他认识帕斯克，而我是在梅西会议上了解到他的[5]，当我提议共进晚餐时，帕斯克和艾什比坚持要我见见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这位管理学控制论者曾发表过一次主题演讲[6]，他最近成功完成了对英国一个重要行业的重组，该行业停滞于战前的官僚体系，处于战后的迷茫之中（译者注：此处是指比尔任职于英国联合钢铁公司时，使用运筹学和控制论的思维主导了钢铁行业的组织管理改革）。比尔生性热情好客，慷慨地邀请我们所有人到那慕尔城堡的高级餐厅共进晚餐，俯瞰灯火通明的城市，用鱼子酱和香槟庆祝团聚。我感觉到，通过他创造的欢聚精神，我可以放心地邀请帕斯克加入BCL，而他也接受了这个提议。两年后，斯塔福德·比尔发挥了同样的催化作用，帮助我说服罗斯·艾什比成为实验室的一员。

在那慕尔的这次「历史性」的会面之后一两个月，戈登·帕斯克来到了芝加哥以南约120英里的伊利诺伊大学所在地，香槟-厄巴纳。正好赶上参加1959年5月5、6日在芝加哥举行的雄心勃勃的关于增长和组织性的会议筹备工作，该会议的标题在此期间已经简明地趋向于「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 Systems）[7]。

让帕斯克加入自组织系统团队，就相当于让贝利加入足球队。我们准备了两篇重要的论文（帕斯克的《网络的自然历史》[8]和我的《论自组织系统及其环境》[9]），以及一个由十几个实验组成的展览（帕斯克的自组织「胡须」，保罗·韦斯顿在递归操作、拓扑封闭网中的混沌行为以及其他），准备在现场「表演」。为此，我们在会议和住宿的酒店租了一个套房，并决定在前一天晚上驾车去芝加哥。我们需要两辆车，第一辆带上我和大部分人，第二辆稍晚出发，由帕斯克和助手装载设备。

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我刚把车停在酒店门口，后面一辆车就倏然而至。两个人影，看起来像是我的学生，他们的脸色惨白，几乎从车上跌出，在地上勉强找到了平衡，这时驾驶位的车门打开了，满脸笑容的戈登跳了出来：「太棒了！一次多么愉快的驾驶！」然后那两个人影说道：「他大部分时间在道路左边开车。他以为自己还在英国。」他们在这次自我重组的实验中幸存下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事实上，我们的出席、展品和论文都得到了友好的回应。

帕斯克在BCL的思维方式中注入了「游戏」的概念，在帕斯克的意义上，它是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博弈论」[10]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11]之间的一种混合体，或者用我的说法是桥梁。这里最关键的是，语言不被看作是与某种东西（物体、对象等）一一对应的编码，而是一种基于对话的活动，其中「意义」（维特根斯坦）通过互动（冯·诺伊曼-摩根斯坦）而演变，从而为阐释学的形式化（语境决定词语，词语决定语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预示着解构主义（决定话语意义的是听着而非说话者）。

在这种方法的形式化过程中，出现了「分组」（grouping）的问题，即N个玩家能以多少种不同的方式形成n个不同的小组？有必要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区分组内和组间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合作和竞争行为与这种区分联系起来。在后一种视角下，我们可以把这种群体称为玩家的「联盟」。

还有一次，戈登被邀请到其他地方演讲，我开车送他到伊利诺伊大学的机场。该机场为大学的航空研究所和小型商业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航空公司有通往圣路易斯、芝加哥、密尔沃基等地的航线。由于我对形成联盟的组合问题感兴趣，便想知道N个不同的元素可以形成多少个联盟。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向戈登提到了这个问题，并告诉他，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与分配问题类似，问题为「一个人可以用多少种方式将N个元素分配到N个盒子里。」这就是二项式问题，并且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而对于所有可能的盒子都要考虑：

戈登，以他一贯的礼貌说道：「是的，这或许没错。但你不仅通过成员来确定联盟，还通过想象中的位置来确定联盟，这样就会多算；而且由于忽略了在某个联盟中玛丽取代约翰时产生的差异，又会少算。」 我说「好的，如果有4个元素时答案是多少？」 他没有耽搁片刻，说「15。」 「那6个呢？」我说。他说「203。」我: 「那8呢？」他：「4140。」

当到达机场后，我又问了他这些数字，并把它们记了下来。当我回到实验室时，我想我可以迅速建立这些数字的表达式。不走运!「该死的，他是怎么得到它们的？」而且雪上加霜的是，我自认为对组合学有一套。太糟糕了! 最后，经过两天两夜的煎熬，我找到了解决方案。这些数字是第二类斯特林数S(N<n) [12]，给出了N个元素可以形成n个联盟的方式（比如4个元素（a,b,c,d）形成2个联盟（abc, d）（abd, c）（acd, b）（bcd, a）（ab, cd）（ac, bd）（ad,bc）；也就是说，S（4，2）=7）；因此，N个元素可以形成的不同联盟总数目为：

由于当时我们的哲学家和多值逻辑学家Gotthard Giinther也需要第二类斯特林数的表达式，以计算「形态图」（morphograms）的数量[13]，这些形态图可以通过在一个N值系统中精确表达n个值来构建，即

我们要求来自英国正在访问BCL的Alex Andrew，生成一个N=l到N=100数字的表格[14]。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ILLIAC II计算机上用261行的程序完成。

但戈登是如何做到的呢？

虽然我没有丝毫头绪，但我会提出一种答案。他的做法就像印度神话中的王子一样，必须说出树叶的数量才能得到他心爱的公主。他看了看，说到「四万三千二百七。」他们数到了42,327，他得到了他的公主。那么王子是如何做到的？我没有丝毫头绪，但我仍会提出一个答案。他看到了「42,377个」，就像我看到桌子上有3枚硬币就能看到「3个」，因此不需要「数」。

我相信，连戈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做到的，但我相信，他一定会给出一个答案。他可能会画一个像这样的图（图A），当我们曾经就他的「对话理论」交谈时，他在几秒钟内就为我画了这张图。

如果我要求他向我解释这幅画，他很快就会画出另一幅画，例如（图B）。

诸如此类。

在我看来，他恰好在一个任意的深度看到了操作性、功能性、语义等方面的关系结构，这种能力我无法知觉、感受和言说。

因此，我称戈登为天才。而且，尽管我知道这对戈登来说可能并不容易，但我正是以这种天才的角度看待他的。 注释 [1]. Cybernetics: Circular-Causal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n Bi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H. von Foerster (ed), Vol 6,7,8,9,10;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New York (1949, 1950, 1951, 1953, 1953)

[2].H. von Foerster, “Some Aspects in the Design of Biological Computers” inSec. Znt. Congress on Cybernetics, Namur, 24 1-255 (1 960)

[3].G. Pask, Teaching Machines” in Sec. Int. Congress on Cybernetics, Namur, 926-978 (1960)

[4].G. Pask, “The Growth Process Inside the Cybernetic Machine”, in Sec. Znt.Congress on Cybernetics, Namur, 765-794 (1960)

[5].W.R. Ashby, “Mechanical Chessplayer” in Cybernetics, Circular-Causal andFeedback Mechanisms in Bi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H. von Foerster (ed),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New York, 151-154 (1953)

[6].S. Beer, “The Irrelevance of Automation” in Sec. Znt. Congress on Cybernetics, Namur, 64-79 (1960)

[7].Self-organizing Systems, MC. Yovits and S. Cameron (eds), Pegamon, New York (1960)

[8].G. Pask, “The Natural History of Networks”, in Self Organising Systems, MC. Evicts an D.S. Cameron (eds), Pergamon Press, New York, 232-261 (1960).

[9].H. von Foerster, “On Self-organising System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in Self-Organising Systems, MC. Yovits and S. Cameron, Pergamon Press, New York, 31-50 (1960)

[10].J. von Neumann, and 0.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u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47)

[11].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7-#27 (1953)

[12].J. Riordan, An Introduction to Combinatorial Analysis,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48 (1958)

[13].G. Giinther, “Cybernetic Ontology and Transjunctional Operations” in Self-Organising Systems 1962, Yovits, Jocoby, Goldstein (eds), Spartan Books, Washington DC, 313-392 (1962)

[14].A. Andrew, Table of the Stirling Numbers of the Second Kind, BCL Technical Report #6,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