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写作不仅在科技领域引起了震荡，在文艺理论、创意写作理论、法学等领域也引起了关注。人工智能写作的可能、边界与其对人类文学写作的挑战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人工智能对文学写作的介入令人工智能写作成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人工智能写作依靠算法产生了例如Interactive Storytelling、MakeBelieve等叙事系统，这些叙事系统均有一定的局限性。[1]正如学者宋时磊所指出的，人工智能写作在小说领域与人类的小说创作尚有一定差距。[2]而类型小说书写规则的研究对人工智能小说写作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从人工智能写作的技术原理说起：重申类型小说书写规则的重要性

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包括但不限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强化学习。人工智能写作的技术核心便是通过深度学习对大量数据文本进行训练。当下比较流行的人工智能写作使用基于预训练语言模型的生成模型，该生成模型根据输入的内容生成各类文本。人工智能写作的生成过程与人类写作的认知历程极为相似。根据人工智能专家司马贺（Herbert A.Simon）的理论，人类认知和计算机的对应关系如下图[3]：

人 类 计算机

思维策略 程 序

初级信息加工 计算机语言

生理过程 计算机硬件

（附：生理过程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脑的活动）

图1 人类认知活动和计算机的比较

认知心理学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计算机的“拟人性”（anthropomorphism）正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展而来。在写作认知领域，Hayes与Flowers研究了写作者的认知历程。具体来说，写作的认知历程包括三个层面，分别是写作环境、长期记忆以及写作过程。写作者在写作时受写作环境（包括但不限于已写完的部分、写作主题及读者等）的影响，也受长期记忆（大脑中有关写作主题、读者和写作计划等知识的储备）的影响，在这二者的影响下，写作者经过了计划、转译与回顾三个阶段写出作品。[4]

人工智能写作的过程中，计算机对大量文本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其实是人类通过大量阅读获得有关写作主题、读者及写作计划等知识的过程，计算机使用计算机语言进行编程的过程与人类进行“计划”“转写”的过程一致。与人类写作不同的是，人工智能写作是一个无写作意图且极为依靠规则（图1中的计算机语言和程序即为一种规则）的过程。而人类写作受作者对读者的认识、已经完成的部分以及写作目标等的影响，人类会运用元认知能力对写作过程进行监控，会对已经写成的部分进行阅读和修改，具有一定的目的性。

因此，虽然人工智能写作的运行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人类的学习和写作历程，但二者是有区别的。人类在写作过程中会受到情绪及动机等的影响。从这一角度讲，人工智能写作比人类写作更稳定。人工智能写作依靠的是一套稳定的规则体系，这与人类发挥创造力进行写作有本质不同。

人类在写作活动中体现的想象力、反思能力等都是人类创造力的一种体现。研究人工智能的算法工程师将人类的创造力归类为三种，分别是探索型创造力、组合型创造力、变革型创造力。其中探索型创造力指的是对已知事物的边界进行拓展，组合型创造力指的是将不同风格、领域等的事物结合起来，变革性创造力则是一类完全改变规则的创新[5]。按照这个分类，很难将写作划归为特定的某一类创造力。杜甫的诗歌展现的是探索型创造力。杜甫将诸多口头语融入律诗，还在内容方面注重细节书写，将历史事件写入诗中[6]。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展现了作家的组合型创造力，其小说将侦探、科幻、传说等类型组合在一起。詹姆斯·乔伊斯则展现了作家的变革型创造力，他的作品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在小说中呈现了非线性流动性的心理时间。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创造力，作家的小说创作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时空中的历史背景、社会现实以及个人的阅读经验、感觉和知觉等进行的写作。这些历史背景、社会现实及个人的阅读经验共同构成了作家写作时动用的图式。读者之所以能读懂作家所写的小说，一个原因就是读者和作家共享相同的图式，也即读者能够将作家所表达的场景、思想、感觉等与个人已有的有关场景、思想、感受等图式联系起来。

具体来说，图式理论是有关知识的表征方式以及知识表征如何更好地被人类所利用的理论[7]。图式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按照上述Hayes与Flowers对写作认知过程的揭示，有关小说的事件图式、视角图式、文类图式、解读图式[8]等在作家写作时，或储存在作家的长期记忆中，或存在于作家的写作环境中，作家需要时将其提取出来。“图式”在写作中扮演着书写规则的角色。

上述有关事件、视角、主题的图式等都跟小说的类型相关。不同的小说类型，拥有不同的有关小说事件及视角等的图式。举例来说，历史小说和侦探小说所具有的内容图式就不同。历史小说常常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背景，囊括很多历史元素和历史事件。侦探小说多以案件的调查和破案过程为主，一般涉及到的是虚构的案件和人物。在侦探小说中，即使作家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为原型，并不会将真实案件中人物的姓名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姓名，但历史小说通常选择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历史小说和侦探小说的这一内容图式是书写规则的一部分。

当前学界对类型小说的研究多借助于普洛普、格雷马斯等结构主义学者的理论或语言学转向下“故事语法”的分析框架。许子东在研究小说时以普洛普对俄国神话故事的结构作为研究方法，发现其所研究的小说有29个“情节功能”和4个“基本叙事阶段”[9]，借此发现某一特定时期小说的书写规则。陈平原看到了武侠小说的类型化特征，认为“类型学者的首要任务是，为某一小说类型找到这种隐藏在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的故事情节背后的叙事语法”[10]。陈平原试图找到武侠小说“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类型特征，分别是：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和浪迹天涯[11]。陈平原对武侠小说类型化的观点是独特且精辟的，且陈平原将武侠小说的类型化特征当作是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可读性的根源。此外，还有研究者研究了类型小说诸如当代XXXX小说的模式化书写等[12]。但除了上述陈平原、许子东等学者外，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类型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以及成因等方面，并未就这些类型小说的书写规则进行探究。

葛红兵认为，小说类型学的研究目的之一便是为类型小说寻找深层结构。葛红兵利用普洛普形态学的研究方法，将中国话本小说以及传奇戏剧中的劝谕类文学的基本规律以公式的形式表达出来[13]。但也要看到，这种以公式的形式总结出的中国话本小说和传奇戏剧劝谕类文学的共同规律仍然是从文本解读角度进行的。张永禄将“叙事语法”认为是小说类型的的形式装置[14]。张永禄以列维施特劳斯和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分析鲁迅小说《阿Q正传》。值得注意的是，张永禄的研究所使用的小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这打破了上文陈平原认为类型化特征是通俗文学所特有的观点。

上述这些学者对类型小说的研究多是出于丰富中国小说批评理论的目的，并未从书写规则的角度对类型小说进行研究，因而也无法将这些研究结果直接运用于人工智能写作。人工智能写作的生成模型是依靠计算机语言通过学习给定输入和输出的联合概率分布来生成文本的。类型小说书写规则可以作为初始输入信息帮助生成文本，提高机器的学习效率，也可以作为提问架构生成小说。

而有关书写规则是否真正有助于写作的问题，或许可以把眼光转向教育学领域。为了让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学会写作，教育学研究者们针对上述Hayes与Flowers提出的写作认知历程的研究提出了诸多思维策略作为“支架”帮助学生写作。中小学教学中广泛流传的“六何法”（何人、何地、何时、何如、为何、如何）就是基于记叙文的结构提出的。

二、“六合法”书写规则的启示：深入类型小说书写规则的研究

“六何法”固然过于简单，但至少“六何法”是对记叙文书写规则的一个最精要概括。在人工智能写作中，若按照“六何法”提问，则更可能指向明确，人工智能更容易创作出提问者所需要的答案。以“小明”（何人）、“在公园”（何地）、“中午十二点”（何时）、“遇到一个流浪汉”（何如）、“孤独”（为何）、“与流浪汉交谈”（如何）这些要素请某人工智能软件写一个小说。

该人工智能写作软件的写作结果如下：

小明午饭后来到了公园，阳光明媚，微风拂面。他找了一张长椅坐下，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他瘦弱的身体和萎靡的神情让小明不由得产生了些许同情。小明的好奇心驱使他向流浪汉走去，与他搭了话。

“你好，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小明问道。

“没什么事，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流浪汉低声回答道。

“你一个人吗？感觉有些孤独吧？”小明关切地问道。

流浪汉微微一笑：“孤独？我已经习惯了。”

小明听了有些感慨：“孤独真的是一种可怕的感觉。我曾经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孤独，那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与我无关。”

“那你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流浪汉好奇地问道。

“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我找到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看书、旅行、写作等等，这些让我逐渐认识了更多的人，也让我感到更有意义。”小明诚恳地说道。

流浪汉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或许我也应该找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做。”

小明点了点头：“对啊，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乐趣，这样才能真正活出自己的人生。”

他们两个继续聊了下去，渐渐地，流浪汉的脸上多了一些笑容，而小明也感到自己的心情更加开朗了。这一天，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午后，却让两个陌生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些许心灵的温暖。

这篇小说谈不上艺术性，但结构完整，将“六何法”所设定的所有元素都表达了出来，且表达出了“两个陌生人相互陪伴”的主题，回答了“六何法”中的“为何”（孤独）。根据“六何法”，该回答是合格的，若按照小说的审美性来看，该回答显然还需加强。

如果按照上文许子东、陈平原、葛红兵等研究者们使用的格雷马斯等结构主义学者的理论来看，这篇小说中的“小明”和“流浪汉”已经呈现了两组基本对立的语义素，若将流浪汉认为是贫穷的，小明相对于流浪汉而言是富裕的，这篇小说用语义矩阵来表示：

贫穷 富裕

孤独 温暖

图2 人工智能生成的小说语义矩阵

附： 反义关系； 矛盾关系； 蕴含关系；

但是一个具有批判性的小说应该具有的语义矩阵应该是：

贫穷 富裕

温暖 孤独

图3 一个具有批判性的小说语义矩阵

附： 反义关系； 矛盾关系； 蕴含关系；

按照第二个语义矩阵，“小明”是一个在当代社会中失去了自由的当代人，而作为社会边缘人的流浪汉可能更自由，内心也更丰富充盈。“小明”虽富裕（相对于流浪汉而言）但孤独，流浪汉贫穷但温暖，作为边缘人的流浪汉反而给予“小明”以帮助和陪伴。由这一语义矩阵生成的小说比由“六何法”生成的小说更能召唤读者，也充满着怀疑以及批判理性。

在这个意义上，最简单的记叙文书写规则“六何法”与分析纯文学作品的语义矩阵“重逢”了。前者提供文本的书写规则，后者提供作品意义。如果以语言学和符号学来看，前者是所指层，后者是能指层。在能指层，这一小说表达的是两个不同身份的人的相互陪伴。在所指层，分别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在公园散步，遇到流浪汉并同情他，为流浪汉解决孤独的难题。另一方面是衣衫褴褛的流浪汉的故事。流浪汉在“小明”的劝说下心情变得开朗。能指层的两个故事共同指向所指层传达的小说主题。但如果将能指层中“小明”的故事与“流浪汉”的故事进行对调，小说的所指层所传达的主题就是图3所要表达的。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小说批评理论与小说写作理论是不同的。在人工智能写作的时代，后者的重要性被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根据“六何法”生成一个小说，却无法通过语言学、符号学等小说批评理论生成小说。类型小说拥有相对明确书写规则和相对稳定的元素，这些书写规则和稳定的元素可以用来生产小说。许子东对特定时期小说的研究以普洛普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该时期小说的书写规则。

普洛普认为故事的组成部分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入另一个故事，他通过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三十一个“功能项”（Functions），并利用三十一个“功能项”抽象出了一个“神奇故事公式”。普洛普的研究迈出了叙事文本研究科学化的一步，也为创作提供了指导。普洛普揭示了传奇故事的类型特征，并提出了传奇故事的书写规则，但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随着学术界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叙事文本的研究也转向了语言学，有关叙事规则的研究越来越繁复，一个两百多个单词的短故事，最后竟然可以划分出长达十六行的层级树状图，并不具备实际运用意义。

对类型小说书写规则的研究不深入是限制当下人工智能写作发展的因素之一。反过来说，人工智能写作的发展也会推动写作研究者将目光转向类型小说的书写规则。类型小说的书写规则不一定是像普洛普总结的“公式”，但一定是有一套明晰的书写规则的。

三、关注类型小说书写规则的认知性

人工智能写作写成的小说最终要面对读者。在进行由计算机语言运行的程序完成人工智能写作时，也要关注到读者本身所具有的认知图式，小说能够被读者理解并具有可读性。

人类的注意、知觉、记忆、推理等心理活动过程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心理系统，这一切综合成了认知。阅读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在阅读中，读者对文本中的内容、形式等进行注意力分布，同时进行知觉、记忆、推理等心理活动，这一过程都需要用到读者的认知图式。在阅读过程中，理解文本时首先会激活图式，接着读者会选择适当的图式进行推论[15]。世界图式和文本图式是人类阅读时要启用的图式[16]。前文所述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所遇到的社会现实及问题等都属于世界图式。例如，历史小说通常会以某个历史时期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关知识就是世界图式。马伯庸的小说《长安十二时辰》将故事背景设定为“唐天宝三年”，读者在阅读时会自动提取大脑中储存的有关“唐天宝三年”的相关知识，读者拥有的有关“唐天宝三年”的所有知识就属于世界图式。文本图式指的是有关文类的相关结构及内容知识。例如，侦探小说作为类型小说所包含的推理、谜题、解谜等元素就是一种文本图式。上述由某人工智能软件所写出的“小明”与“流浪汉”的小说不具备一定文学性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写作未能把握人类拥有的世界图式和文本图式。

在上述某人工智能软件生成的小说中，“小明”和“流浪汉”的身份一经出现就会调用读者的世界图式。一般来说，“流浪汉”本就是衣衫褴褛的，这是读者根据日常生活常识而来的世界图式，成熟的写作者并不需要将此描写在小说中。有关小说的文本图式会让读者对所阅读文本的视角、情节、主题等有所期待。“流浪汉”是温暖的而“小明”是孤独的人物设定更能唤醒或顺应读者的文本图式。人类听故事的本能促使人类听到的是一个有反转的、有反差、有张力的故事，而非一个简单讲述二人对话最后引申出一个并无新意的主题。

读者会根据自身拥有的认知图式去阅读文本。但人工智能本身并不能对人类的情绪、情感以及人类所拥有的认知图式进行“共情”，也不会根据读者本身具有的世界图式和文本图式调整写作。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写作比人类写作更稳定，但人类所拥有的缺点同时是人类写作较人工智能写作而言的优点。人类拥有觉知他人情绪和意图的“心理能力”（ToM）。作家拥有的“心理能力”在写作时能够创作出召唤读者的情绪、意图等，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起先想写一部具有劝诫意味的小说，但随着写作的深入，托尔斯泰同情安娜·卡列尼娜的遭遇，在将她写死的时候，托尔斯泰失声痛哭。人工智能则无法对人物的遭遇产生情感。这种作者与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共鸣也产生于作者和读者共同拥有的图式。

普洛普在对神奇故事的书写规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普洛普有关七种角色和三十一个“功能项”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认知心理学中图式的含义，普罗普总结的书写规则就具有认知性。如上文张必隐所言，图式是人类对已有相关经验和知识的认知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七种角色和三十一个“功能项”就是图式，例如“禁止”这一功能项在文本中一经出现，读者会产生有关“禁止”行为的相关世界图式，同时期待人物角色“破禁”。“破禁”和“禁止”的成对出现是“禁止”这一图式内在所有的。同样的，还有“刺探”与“获悉”、“交锋”与“战胜”、“追捕”与“获救”。普洛普认为功能项是有限的，通过这三十一个功能项的组合形成神奇故事。而人们之所以能理解组合成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些“功能项”是根植于人类的认知中。

类型小说的研究不能忽视类型小说的固有元素，类型小说固有元素带有的认知图式将读者带入到小说的阅读情境中。认知图式是一种心理模型。上述世界图式和文本图式都属于认知图式。认知图式还可以是概念、观点、事件、关系等。书写规则的认知性就由这些认知图式体现。当读者有一个“流浪汉”的认知图式时，读者大脑中会涌现出对“流浪汉”的相关特点形象、角色和职责等的相关认知。读者过往的阅读经历和经验往往会丰富有关“流浪汉”的认知图式。“流浪汉”固然是衣衫褴褛、漂泊无依的，但在以往的文学及电影作品中，“流浪汉”是主动选择放弃被当代社会异化而选择自由的智慧或乐天安命的形象，以及因为各种社会原因选择走上流浪道路的悲情形象。前者如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小说《流浪汉医生》中的本杰明·马利皮耶罗和卓别林默片喜剧电影《流浪汉》中“流浪汉”，后者如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的汤姆·乔德。上述某人工智能软件生成的小说中“流浪汉”的形象就未能召唤读者有关“流浪汉”的认知图式。

类型小说的固有元素能唤起读者的相关认知图式。例如，奇幻小说中有关魔法的部分便是奇幻小说特有的图式。在奇幻小说中，读者默认主人公是可以突破人类限制的，主人公可以飞（哈利波特的“飞天扫帚”），精灵可得到千里之外，可以看见幽灵（《魔戒》）等。奇幻小说书写规则中有关背景的设置也蕴含着读者的认知图式。奇幻小说的背景设置如果是新奥尔良，那么应该有吸血鬼。陈平原对武侠小说基本叙事语法的概括就关注到了认知性。“仗剑行侠”不仅仅是侠客的行侠手段，也启动了读者有关“剑”这一武器所代表的认知图式，“剑”是便携的，也是风雅的；“快意恩仇”不仅仅是武侠小说侠客的主题，也启动了读者对于“复仇”的图式；“笑傲江湖”不仅仅是武侠小说的背景，也启动了读者对于“江湖”的世界图式；“浪迹天涯”不仅仅是武侠小说的行侠过程，也启动了读者对于对于“历险”的图式。但陈平原的归纳过于言简意赅，不具备书写规则的意义。

类型小说的书写规则长期以来处于被忽视的位置，类型小说本身所具有的稳定的元素的认知层面的意义也未被研究者关注到。人工智能写作促使类型小说书写规则及书写规则认知性的重新发现。

人工智能写作的技术原理虽然依托于对人类认知过程的模拟，但和人类认知并不能划等号。根据人类写作认知过程来看，在写作过程中，人类的写作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人工智能写作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并不能对已经完成的部分进行回顾。人工智能写作依赖一套设定好的书写规则。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接受人工智能写作的小说，要兼顾读者的认知图式，这需要关注书写规则的认知性。类型小说的研究在主题、内容之外，应该兼顾对书写规则以及书写规则认知性的研究。这是是人工智能写作时代对文学研究者提出的新命题。

[1] 刘洋：《机器写作时代的科幻小说创作》，《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2期。

[2] 宋时磊：《诗歌之后：国外人工智能小说的创作探索》，《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3]（美）司马贺：《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荆其诚，张厚粲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4] Flower L, Hayes J R. “A cognitive process theory of writing”.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1981, 32(4): 365-387.

[5]（英）马库斯·杜·索托伊著：《天才与算法：人脑与AI的数学思维》，王晓燕，陈浩，程建国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年版，第9页。

[6] 陈岸峰：《诗圣的技艺: 杜甫诗歌的创造性及其成就》，《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

[7] 张必隐，郭德俊：《图式理论与阅读过程》，《心理科学通讯》1988年第1期。

[8] 唐伟胜，黄小明：《叙事性的认知图式及认知基础》，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9] 许子东：《XXXXXXXXXXX》，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5页。

[10]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11]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12] 吴强：《中国当代XXXX小说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

[13] 葛红兵：《形态学 结构学 类型学——小说类型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4] 张永禄：《叙事语法：小说类型的形式化装置》，《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

[15] 张必隐，郭德俊：《图式理论与阅读过程》，《心理科学通讯》1988年第1期。

[16] Guy Cook.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The Interplay of Form and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