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包含剧透内容，请谨慎阅读

作为来自国营厂家庭的孩子，和父母看年代片的时间是少数几个能够听父母主动提起他们还“在厂里”的日子的场合。虽然我也同样“在厂里”长大，但我对“厂里”的体验，或者是小时候玩水的时候可以用奶奶说过的“厂里的自来水不花钱，可以随便玩”作为护身符；或者是在小学写到诸如“我的老家”的作文时需要写到的地名。在父母的眼里，那个对我而言“没必要知道这么多”的模糊符号，似乎隐隐约约地和剧中的“桦钢”有所重合。当王响在剧集尾声时如释重负地说出了“这雪是从过去来的”的时候，仿佛在电视前的我和家人的肩头也落下了几片来自于三线工厂的雪。

剧中的桦钢和我的老家都带着一些“企业办社会”的影子，但在具体的形式上又有所不同。剧中的王响在向刑警队长介绍自己的破案思路时曾经颇为自豪地提到过“规划的时候先有的桦钢，再有的桦林城”之类的句子。我的老家作为三线建设企业，以它为中心造出一座城市是不敢奢望的，但厂里的种种设施确实成为了让“厂里人”能够傲视“老乡”的资本。小时候的我曾经和当地人学过一些方言，但被家人听到的话马上就会招致一顿“怎么学得跟个老乡似的”的训斥。

“企业办社会”的辉煌时期我没有亲自经历过，不过我正好出生在它萧瑟的年代。我的家庭并不在国营厂的核心部门。读本科时我曾经检索过有关国营厂的材料，意外在知网上找到了一份时任厂长在那些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寥寥几行字就位我们的家庭境遇定下了方向——但也恰好是这一“自谋生路”的判决，成了我们在遥远南方生活的起点。一粒灰和一座山的比喻这些年已经听得有些耳朵生茧了，以至于恍惚间有一种时代的灰尘落下成了“死亡判决”的代名词。但毕竟生活自那以后已经一路走到了现在，如果用这样一个举重若轻的判决去概括这些围绕着生活而产生的故事，多少对“生活”这个概念有些不负责任了。

之所以有这种感慨，是想到剧集开篇虽然已经反复暗示了王响家庭的悲剧，但有趣的地方在于，前后十九年生活的双线叙事让这个事先被揭晓答案的结果成为了更大的悬念：一方面，十九年前的案子梗在大家心中，也吊着观众的胃口；另一方面，案子对于剧中人的分量并没有占据每个人的生活全部。十九年前的王响心里隐约参加案件侦破避免下岗的执念却又不愿意明说，在制造笑料的过程中逐渐走入了家庭破碎的悲剧结局；十九年后重新侦破案件的三人似乎山穷水尽时，紧接着的却是在KTV中尬舞的戏码。

——看到这里的时候，父母忍不住去检索剧情简介。搜索到的内容大致是，马队在做了一个梦后一下子串联起了所有线索，并前往公安局完成了最后的侦破任务，终于让他一贯看不起的小李心服口服。但剧集的发展和这个简介实在相去甚远：马队在KTV熬夜后被王响直接送去了医院，醒来后不仅中风，而且似乎分不清自己究竟在什么时代；而马队的推理也远非侦探小说那样拨云见日，警察已经通过新型的刑侦技术和主角没有掌握到的信息确定了案件的真相，以至于父母期待许久的破案戏码最后显得像是大家陪着中风的马队玩了一场过家家的游戏。马队用故事引出的关于真凶身份的推理核心，新一代的警察们已经在几分钟前运用过去的警察限于成本无法使用的DNA技术确定了。但马队所讲的故事或许还有一层对自己心结的折射：毕竟大部分线索都是他过去已经得到的，只是在意气之争下没有来得及说出就愤而脱下警服了。何况，完成推理之后的马队才将小李认成过去的朱局，这与那句“别回头”实在是不太相称。

看过的影评用依据带有戏谑性质的话形容剧集本身和东北人的戏剧性，“冻死迎风站，饿死打饱嗝”。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孤芳自赏的高傲。其实何止是剧中人，作为屏幕外的观众，我在观察父母的反应时，也能看到他们身上类似的高傲，让人怀疑这种高傲是不是来自于国营厂时代的共鸣。假港商的剧情线是其中最能引发剧里剧外共鸣的那条剧情线。假港商的口音和我平常所见的相比似乎有些做作，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剧情服务的演绎，但假港商在面对娱乐城的大大小小一众人物时居高临下的感觉想必是真实存在的。我笔者家中的老人现在对于粤语还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敌意。我到现在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奶奶听说父母最后在广东定居了下来的时，和其他老人聊天时，几位老人心照不宣地在说出“广东那个地方好，鸟语花香”之后默契地大笑的场景。在老人看来，这些人不仅说的话难懂（甚至是刻意不让他们懂的），而且似乎还有一种魔力，能让剧集中平常作威作福的厂长和保卫科长对着对方点头哈腰。这种基于“讲普通话”的优越感可能是他们面对港台文化和商业气息冲击时少数能维持优越感的场合。“有门路”的人可以通过种种交易换取好处，而“没有门路”的人则必须要维护“没有门路”的道德意义，何况有时候“门路”就意味着把他们的生活卑躬屈膝地送给这些操着听不懂方言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殷红这个角色把这种无法找到平衡感的复杂处境演绎得淋漓尽致。殷红的戏份不多，而且所作所为实在很难引起好感，但又扁平得让人可以一眼看穿。她渴望得到港商的青睐，但港商只把她当成接近沈墨的工具，这是第一次求而不得；印后很快决定贱卖自己和沈墨的关系，想要完成和港商的交易换取港商的好感，但沈墨对此毫不在乎，这是第二次求而不得。殷红最终选择给沈墨下药强行完成交易，在与沈墨最后的对话中做出一副将沈墨送上康庄大道的恩人的姿态，也因此成为了沈墨的下一个复仇对象，这是第三次求而不得。殷红身上很少有那种“饿死打饱嗝”的高傲，她所求的无外乎是搭上港商的快车，从生计的泥潭中逃出去，高傲只不过是影响她把自己卖出去的包袱。而沈墨在她面前难以忍受的地方就是，她不仅有着比自己更值钱的身份——无论是“大学生就是了不起”这样的在社会上可以得到广泛承认的价值，还是港商的青睐，都已经把殷红的价值贬低得一无是处；而沈墨偏偏又看不起和港商的交易。关于殷红的角色分析许多影评已经讲的很多，她的精彩和真实之处或许就是这种在水中挣扎求生的人的状态吧：不仅把所有的机会都视为可以帮助自己脱离苦海的稻草，所以在每次攀爬的过程中都无比用力；但偏偏她身上还保存着一点作为共性的高傲，而且因为相较于同龄人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只能以自己用力寻求门路向上攀爬的过程作为唯一骄傲的资本。因此当其他人的高傲（甚至这些高傲可能也只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共性）刺痛了那些卑微的，作为保护色的高傲时，引来的自然是无路可退的报复。或许现在的自己明明知道已经没有能够玩游戏的大块时间，却还是看到游戏机走不动道，在其他人讨论主机时会选择沉入自己的世界，是这种心态一种比较无害的展现吧。

作为国营厂家庭“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里的那个“子孙”，很难说自己心理中那些别扭的部分。是否就来自于来自过去的高傲的纷纷飘雪。这种高傲想必是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所不同的。《平原上的摩西》中傅东心的格格不入已经到了一种观众都难以忍受的地步，当剧情结尾傅东心和姐姐买回的葱落在地上的时候，只有姐姐捡起掉在地上的葱，而傅东心却迟迟没有动静的时候，连我都能感到一种“眼里没活”的不适。但如果没有那种高傲心气，傅东心就不足以成为特别的傅东心，而《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龚彪和马队的人物弧光也会失色很多。但这种高傲心气在生活中又过于灵活——在保卫处的邢三儿陷害王阳的游街戏码中，王响迅速地低声下气起来保护孩子和王阳的少年心气的对比虽然多少有些俗套，但仍然刺痛人心。值得宽慰的是，对于什么时候应该“向前看别回头”，即使是剧中人物也没有给出说教式的答案，而从过去来的高傲的雪也适时地在老人和年轻人们将真相拼凑完成时赶来了，这种高傲既是几个被困在过去的人陷入困境的原因，也是他们寻回自己的动力，给了些剧外人能够挺直腰杆继续高傲下去的理由。可是，这种高傲究竟是在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还是真的在一步步靠近理想的生活，恐怕当事人自己也很难不清楚，甚至两种动机常常是相互缠绕的，高傲是为了在意义匮乏的时候自己补足生活的意义。

这让人想到，《宇宙探索编辑部》结尾时的那个反问就更像是一种二十年后对于这种心态的反问：如果连作为真理化身的外星人也不知道生活的意义，那么又该怎么办呢？生活的意义或许并不需要一个外在于生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