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紧挨着瓦萨的度假区吞下了郎德家的四名女孩。随着她们小小的骨头和晒得界限分明的皮肤一同消失的，是整个时代。6公里长蜿蜒曲折的海岸线，50年代流行一时的游泳圣地；一排接着一排的更衣室，随风沙沙作响的芦苇丛。那是保守派会为之流泪的时代。父母给孩子们的夏裤口袋里揣上用来买冰淇淋和车票的2雷亚尔，然后放任他们自己去海滩上玩耍。父母们又担忧地摇起了头，因为他们向孩子们隐瞒了从梅西纳、格拉德和格特瓦尔德传来的消息。他们听说，在那里每周都会有某人细小的骸骨被砌进保温墙，每周都有某人的女儿从被关了30年的地窖中逃到大街上呼救。

但这里不会。

这里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民主主义下温柔绽放的桃花、平缓的社会项目，这些积极进取的事物能让一个人破碎的灵魂好受些。建造一个有着把通风系统的排气管伪装成草坪上粘土风车模型的地下密室，对这样古怪技术的热情从来没有到达过这个边缘的地方。这些脑海中黑暗而暴戾的狂热在这里的冷雾中平息，头脑中存在的病态想法被远处湛蓝色冰山的气息冻结。瓦萨。你宁愿住在那。

然后，在一个蓝天中飘着白云的周二早晨，郎德家的四姐妹——玛吉（4岁）、安妮-艾琳（12岁）、茉琳（13岁）以及夏洛特（14岁）——结伴去海边游泳。她们带着两个沙滩包，里面装着2雷亚尔现金、4套泳衣、一些吃的喝的和两块大野餐布。9点30分，她们在瓦萨的郊区洛维萨搭上了轨道马车。司机很清晰地记得她们。时至二十年后的今天，每每谈起这件事都是已经退休、在家赋闲的罗兰一天中的高光时刻：“最年长的那个给她们每个人都买了票，去夏洛茨扎尔的票。总共花了40分钱，每张票10分。但凡她们再多坐一站地，每张票就是20分钱了。我记得很清楚。去乡下的线路就从那儿开始，后面路程的费率就要高出一倍。但我的天呐，一个像画一样美丽的少女！还这么有礼貌！就是那个年纪最大的，萨、洛、塔[2]。”老人富有节奏的嘟囔道，“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在报纸上读到，我就径直去找警察了，一点儿都没有拖延，毕竟每一秒都很重要。”

10点25分，女孩们在夏洛茨扎尔海滩下了车。她们按照被教导过的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对马车司机道谢。早晨的海滩很热，几乎没什么人。

接下来见到女孩们的是卖冰淇淋的小贩艾格尼莎。在20年前的那时候，艾格尼莎还是一个大学生，正在这家冰淇淋店打暑假工。茉琳和安妮-艾琳买了4个冰淇淋：两个香草味的、一个柠檬味的和一个巧克力味的。从店里看不到其他的两个女孩。店里的窗户上装着用来遮挡太阳的卷帘，唯一一扇没有拉上帘子的窗户在收银台旁边，里面陈列着商品。工作日的顾客很稀少，年轻的艾格尼莎认识女孩们，也知道她们的口味偏好。茉琳最喜欢的薄荷味那天正好卖完了，这让她有些局促。在这些冰淇淋之外，女孩们还不寻常地买了三个油炸肉馅饼。这让账单比平时多了1雷亚尔又50分。女孩们走出了商店，透过收银台边没拉上卷帘的那扇窗户，艾格尼莎注意到有一个男人跟她们在一起。关于这个男人的其他什么艾格尼莎都想不起来了——或者还是像艾格尼莎后来想的那样——真的存在这个男人吗？

这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这些女孩了。

教育部长安-玛格丽特——她两天前才宣誓就职——和造纸业大亨卡尔·郎德的四名女儿就这样消失了。媒体在之后的数年里都热衷于报道这个案件，每个最小的细节都被刊登在了报纸的专栏中，郎德家的女孩们则深深地融入了国家的集体记忆，这起失踪案本身也成为了雷亚尔地区最为著名的一起悬案。 12点40分，女孩们应该在5小时20分钟后的6点回到在洛萨维的家。而就在她们到达冰淇淋店的30分钟之前，3名男孩正坐在一个客厅中。阳光在客厅的地面上投下的金色条纹。这些男孩是其中两个女孩的同学。一个长着雀斑的高个男孩把电话听筒贴在自己的耳朵上。“嘿，现在就打吧，管他的。”一个金发男孩催促道。

“如果我们比说好的时间早3个小时打电话，就没法给人留下很酷的印象了。”

一个肥胖的伊尔玛移民男孩拽住那个高个子男孩的袖子：“说真的，特雷兹，打吧，有点不大对劲。”

“知道了，知道了。”特雷兹说，钢制的拨号转盘在他的手指下面铃铃地响了起来。

而后传来了时间发出的噪音，而这是世界上最暴烈的声音。从窗户里洒进来的不再是金色的光，而是无比深邃的灰色。任何距离在那里都是无法逾越的，在这个和那个物体之间的是可怕的真空。[3]

[1]本句出自圣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忏悔录》，译文参考自这个译本。

[2]这名女孩的名字叫做Charlotte，前文译作“夏洛特” ，原文中此处老人将其读作Šar-lot-ta，故这里将其译为“萨洛塔”。

[3]罗斯托夫创作过一张同名的插画。

[个人翻译，不做商业用途，如若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