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端午假期我去了趟成都，因为已经是第三次来这座西南名城，大部分常规景点早已看过，所以这次把重点放在了成都及周边的几座博物馆上，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三星堆博物馆放在第一个介绍。这不仅因为它名气最盛、理念最新、文物展示最“有看点”，也是它代表的文化遗存年代更为久远，能让我们从了解古蜀文化开始循序渐进地感受四川这片土地的文脉流传。

对文博领域有所关注的读者，一定听过三星堆的大名。在我的动物园和博物馆笔记中，不时会有读者会在下方留言“希望作者下次去XXX地方看看”，长期以来动物园中呼声最高的是广动和长隆，博物馆则莫过于三星堆。这一自新石器时代绵延至商周的古蜀文化遗址乘着“文博热”的东风，近两年属实热度颇高。因其出土青铜器独特诡谲、别具一格，三星堆还被冠上了“外星文明”的夸张头衔，不免让人在参观前就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说回博物馆本身，三星堆博物馆地处四川省广汉市城西鸭子河畔三星堆遗址东北角，是一座现代化专题遗址博物馆，也是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其是在1987年由四川省、广汉市有关部门决定在遗址附近就地筹建，1997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的。如今承担游客服务、陈列展示、藏品管理等主要功能的是博物馆新馆（陈列馆），其于2023年7月才开馆运行，内部硬件设施都表现良好，整体动线规划和布展设计也比较现代。

目前博物馆基本陈列以“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为主题，主要由“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三大展区构成，以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绘就了一幅璀璨宏大、浪漫奇绝的古蜀文明画卷。目前馆内共展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1500余件（套），其中最有名的是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人头像、青铜纵目面具、金面具、金杖等稀世之珍。

开始正式介绍前，还要顺便提一句成都往返三星堆的交通问题。博物馆所处的广汉市离成都不算很远，但40多公里的路程往返一趟也算不得轻松。很多游客可能会选择成都公交集团在春熙路开设的旅行直通大巴车，但我个人真的是非常讨厌坐大巴，因此选择了铁路出行。乘坐动车组列车从成都东站到广汉南站仅需20分钟，到站后直接打车去博物馆也很方便，如果列车时间得当，我个人是觉得要比坐两小时大巴舒服太多了。

闲话少叙，接下来就正式开始三星堆博物馆的参观笔记吧。

作为西南地区迄今所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先秦时期古城古国遗址，三星堆遗址不仅在国内声名远播，还在世界青铜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百年来，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成都平原是四川乃至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中心，更是中华文明起源于多地区、多民族的多元融合、兼容并蓄和创新创造的有力证明。

和大部分古迹一样，考古学家们对三星堆的认识过程也是阶段性的。上世纪20-30年代，原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对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进行了首次发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50-60年代，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又在三星堆遗址附近不断开展调查和试掘；到了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正式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并开始对遗址进行科学的、系统的发掘，使得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文化面貌和年代序列有了新的认识。

百年逐梦，矢志追求。三星堆博物馆的第一展厅“世纪逐梦”，展示的正是百年来几代考古学人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史，他（她）们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接续谱写了三星堆考古的世纪华章。

从1927年开始，广汉月亮湾农民在疏浚沟渠时陆续挖出璧、璋、琮、刀、斧、珠及玉料等玉石器，部分器物流入坊间，使得“广汉玉器”名噪一时。1934年3月6日，在时任广汉县县长罗雨苍的支持下，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及考古学教授的美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主持了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并编写首份考古报告《汉州发掘简报》。

发掘工作进行十余天后，由于匪患猖獗不得不中止，考古过程中采集、出土器物及残件400余件全部送交县政府，后转送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保存。1952年，华西协合大学历史系及博物馆调整归并于四川大学，因此1934年初次发掘出土的珍贵玉石器，现今多保存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们又在1951年、1953年、1956年、1959年至1961年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到了1963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联合发掘队，在月亮湾地点进行科学发掘，发现房址、灰坑等遗迹和玉石器、陶器、骨器、青铜器等遗物。

到了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陆续在三星堆遗址开展系统调查和科学发掘，初步建立起遗址的分期及年代序列。1980年5月开始为期一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当时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认为：

到了1986年3月-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再次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较大规模发掘。此次考古发现房屋、灰坑等遗迹，出土陶器、玉器、石人雕像、漆木器等文物，丰富和完善了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和年代序列。

到了1986年夏秋之际，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相继发现，毫无疑问成为了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最重大里程碑事件。两座祭祀坑中出土礼器文物合计千余件，类型涵盖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既有神奇的纵目面具、威严的青铜立人像，亦有高大的青铜神树、珍贵的黄金权杖，可谓是琳琅满目、瑰丽奇诡，它们的重新面世如同跨越了千年岁月的铜墙铁壁，将古蜀文明繁育的奇诡瑰丽重新带回世间。

三星堆的一号祭祀坑发现于1986年7月18日，其面积约16平方米，出土有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尊、玉璋等文物420件，以及象牙、海贝、骨器残片等遗留。坑中遗物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坑的西南、东南部，形制较大的玉石器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的东端；形制较小的玉石器则分布在坑的西角；大型铜器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则分布在坑的中部一线；金杖则出土于坑的中部偏西。

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除金杖、金面罩、青铜头像、部分玉璋民族文化特点强烈，为商文化所不见外，其他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都和商王朝统治区域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的形制、花纹基本一致。部分玉石器则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立刀、玉铃，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形制相似。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蜀人在物质文化方面开始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在宗教意识、祭祀礼仪制度方面也与商王朝有相近之处，印证了早期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存在。

二号祭祀坑发现于1986年8月16日，面积约11.9平方米，出土有金面罩、青铜大立人像、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青铜神坛、青铜神树、青铜尊、青铜罍、玉璋、玉璧、玉戈等1300件珍贵文物，以及象牙、虎牙、海贝等。与一号坑相比，二号坑出土文物不论种类还是数量都丰富得多，显示出更独特的古蜀族青铜文化水平和艺术特点，其时代应比一号坑晚，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

根据出土时的堆积迭压情况，二号坑的遗物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有大量草木灰烬、炭屑、小型青铜器、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堆积有大件的青铜器件，如大型立人像、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座、尊、罍等；上层堆积主要是60余枚大象门齿，纵横交错地迭压在一起。

二号坑出土的文物多受损毁并经过火烧，青铜人面像多被打坏或烧坏、象牙及骨器也明显地有烧焦痕迹，大部分遗物已经损坏或已残缺，甚至有的文物碎成数块分布于坑内的不同位置。据考古学家猜测，大部分文物都是入坑前人们举行祭祀仪式时有意损坏的，小部分是夯土时打碎的。

根据《尔雅·释天》《周礼·春官·典瑞》等古籍的记载，当时蜀人采用的祭祀手段可能是“燔尞”祭天、“瘗埋”祭地、“悬屐”祭山等形式，即将祭天、地、山神的祭品（动物、玉石、金器、青铜器）悬挂后又火烧、瘗埋，祭礼规之大，规格之高都非常罕有。综合上述分析，目前认为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极可能是祭（埋）祀坑。不过学界也有“亡国宝器掩埋坑”“战败焚烧坑”等诸多看法，目前我们就先按照馆方的展示逻辑，后续均采用“祭祀坑”的称呼。

到了1987年至2019年，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对古城墙、城壕及仁胜村遗址、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等遗存进行了发掘，对三星堆古城范围、功能布局以及建造过程进行研究。1999年至2000年，考古人员对月亮湾城墙进行发掘，城墙现存地表部分总长约650米，采用由外向内、由低及高、依次分块、斜坡堆筑的方法修筑，墙体材料主要为泥土，局部为卵石垒筑。

到了2019年秋至2020年春，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勘探发现了六个祭祀坑。2020年10月至2022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考古科研机构进行进一步开展考古发掘，出土了青铜大面具、青铜鸟足神像、青神神坛、青铜扭头跪坐人像、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黄金面具、神树纹玉琮等重要文物珍贵文物一万余件。本次发掘通过跨领域、多学科合作，开创了三星堆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新模式。

青铜扭头跪坐人像 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00-前1046年） 2021年5月出土于广汉三星堆遗址4号祭祀坑

“世纪逐梦”展厅的这件青铜扭头跪坐人像是近期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文物，其于2021年5月出土于4号祭祀坑，同坑出土的跪坐人像共有三件，这件编号为k4yw：244的青铜像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

青铜扭头跪坐人像通高29.9厘米，重3700克，整体由跪坐人像与表示头发的两根凹槽形铜条组成，铜条顶部现有残缺。人像整体呈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微倾并扭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中有缝隙。表示两股头发的铜条大致平行，呈相对的凹槽状，两手缝隙及隔片、头发缝隙及削平的左肩，共同构成一个卡槽。人像所穿衣物共有3件，上着外套，下着短裙，短裙上露出另一件服饰的下摆，腰间系带，结袢于腰前，均以浮雕形式展现，均环绕衣边饰交错V形纹和卷云纹。

这件青铜扭头跪坐人像整体保存状况较好，细节丰富，无明显铸造缺陷，通过X光拍摄图像等现代技术，学者初步判断其为模范法整体浇铸成型，束发部分的残断应该是埋入坑时或埋藏过程中造成的。据推测，4号坑出土的这3件扭头跪坐人像应该是一件大型组合铜器的构件（很可能是3个支脚），由于同坑出土铜器残片较多，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中，目前仅可备一说。

除了部分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外，“世纪逐梦”展厅还对近年来在三星堆遗址进行的祭祀坑掩埋环境研究、碳十四测年、植物考古、丝绸考古、青铜器综合研究、象牙保护与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篇幅原因我们这里就不再说明和拓展啦。有关三星堆考古研究史的相关信息很多都比较专业（且有点儿枯燥），我只是个普通的博物馆观众，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就浅尝辄止、到此为止吧。

从第二展厅“巍然王都”开始，主要展示的就是三星堆遗址的文物遗珍了。提前做了点功课的我一大早入馆后就直奔这里，想趁着人少的时候欣赏、拍摄一下文物，实测游客稀少的窗口期也就半个多小时，很快整个场馆就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了。读者朋友们如果发现有些照片的拍摄角度很怪或者画质不清晰，多半是施展不开的缘故，还请多担待一下吧。

三星堆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气候温润、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古蜀先民们在这片沃土上渔猎、畜养、耕作，逐步发展出青铜铸造业、黄金加工业、制玉业、丝织业等早期手工业。三星堆聚落复杂的社会结构、成熟的祭祀体系，无不彰显着其统治中心、宗教中心、经济中心的特殊地位，据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可能是某代蜀王的都邑所在。

三星堆遗址在考古学上主要分为四个时期：一期文化距今约4500年—36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这一时期的三星堆已开始发展成为中心聚落，主要遗物有玉器和陶器两大类；到了距今约3600年—3300年的商代早期，二期文化已经开始出现城墙、大型建筑，遗物中开始出现青铜器，主要以铜牌饰、铜铃为主。

到了距今3300年—3100年（商代中后期）的三期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遗存开始出现尊、罍等器物和我们比较熟悉的人头像、面具、神坛等特殊形制，其铸造技术与同时期的殷墟遗址相比水平略低，但独特的民族审美却使其与中原青铜器产生了巨大的外形差距，看起来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到了距今约3100年—2900年（商末至西周前期）的四期文化时期，三星堆逐渐走向衰落，金沙遗址继承三星成为了成都平原另一个古蜀国文化中心和王朝都邑，金沙之后，新都马家乡战国大墓、成都商业街船棺墓又成了晚期蜀文化的代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蜀地自此正式成为了统一中央王朝的一部分。至于三星堆古城因何走向衰落的原因，目前各路学者众说纷纭，尚无实证和定论。

规模宏大的城邑无疑是国家兴起的重要标志。根据近年来的考古研究结果，三星堆古城北临鸭子河，城内马牧河自西向东穿过，历经多次营建后城址面积达3.6平方公里。城内建设有高大的城墙、宏伟的宫殿、庄严的祭祀场所等，气势恢宏、布局严整，呈现出一派王都气象。在城址北部的青关山高地，考古学家还发现有三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一号建筑面积达10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商代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推测应是宫殿或神庙性质的高等级建筑。

说完古城的建设，馆方还在展厅内划分了三个专区，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三星堆先民们在黄金加工、青铜冶铸、镂石攻玉等不同手工业领域的成就。除了相关文物陈列外，馆方还在这里设置了可以直接触摸的玉石、青铜矿石原料等辅助展品，帮助观众更直观地理解展示内容。脱离了实物展示，在文章中给大家干巴巴地罗列展板上的原文实在意义不大。我们就把这部分内容和后续展示的金器、青铜器和玉器文物结合在一起聊聊吧。

先来说说大家最感兴趣，也是三星堆最标志性的文物遗存——青铜器。

提到三星堆，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脑海中第一个出现的形象，就是那些外观颇为标新立异的青铜人头像。其实人物雕像这一艺术形式在早期文明遗存中并不鲜见，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中都出土过类似人面头像、人头形彩陶瓶等文物。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雕像群不仅数量众多，且造型生动、内涵丰富，不同人头像之间头冠、发型和服饰各异，既是对当时古蜀人族群构成与等级秩序的反映，也是早期文明人像造型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在第二展厅的“王者至尊”小节，馆方展示了数量超多的青铜人头像和人像，这些让人颇有些眼花缭乱。这些青铜像的主要差距在于发式和冠式，目前出土的文物中发式主要有笄发、辫发、盘辫、立发等，冠帽则有回字纹平顶冠、斜纹平顶冠、双角形冠、立冠、异形冠等。这些不同发式、冠式代表的是其所描绘人物的不同族群、不同职能与身份地位。

那么这些长相独特的青铜人头像是怎么铸造出来的呢？三星堆遗址的绝大部分小型青铜器——如青铜兽面、青铜戈、青铜眼形器、小型青铜人头像等，都是采用浑铸法制造的。作为块范法的一种，浑铸法也被称为“整铸”。工匠们会先用泥模制作青铜器的外范和内范，组合固定后烧成陶制，再将青铜熔液从模范的浇口注入，就能得到一次成型的青铜制品。

穿过这些相对而立、仿佛拱卫两侧的人头铜像群，向场馆更深处望去，所有观众的视线都会汇聚在尽头处那道瘦削、高耸、充满神性的青铜身躯——青铜大立人像上。馆方充满宗教氛围的场馆布置似乎把观众的思绪拉回了那个蒙昧、混沌、神秘的人类文明早期，千年前赤裸的信徒们在火光中结队而行，于祭坛下抬头仰望时，看见也许正是这一尊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青铜神明。

青铜大立人像 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公元前1100年） 1986年出土于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

这尊宛如神明的青铜巨像出土于二号祭祀坑，通高260.8厘米，人像高180厘米，重约180公斤，它是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也是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青铜大立人像形体高大，身躯细长。人物面部特征明显，大眼，直鼻，方颐，大耳，头上戴冠，右臂上举齐额，左臂屈于胸前，双手握成环状，比例夸张，原应执物。立人像的面容特点和之前介绍过的人头像文物相似——眼睛和眼睑极富立体感。三星堆之所以采用如此夸张的方法表现人物的眼睛，应当来源于一种特征崇拜：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铜像的眼部塑造很大概率就是对蚕丛“纵目”记载的证实。当然，这不代表每一个青铜雕像表现的都是“蚕丛”本人，而是表明蚕丛的“纵目”外貌特点伴随着长年的崇拜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化、意象性的“形象”，被古蜀人用于宗教信仰和艺术创作之中。有学者认为，立人像夸张的耳朵大小，也是出于塑造古代“圣人”形象的需求。

人像头戴冠，身着左衽长袍，前裾过膝，后裾及地，赤足佩脚镯，整体修长挺拔，神秘瑰奇。其服装形制符合《蜀王本纪》中蜀人着衣的相关记载，其中，上衣分三层，外衣为单袖齐膝长衣，这个形制在服装史上是首次发现；中衣为双袖半臂式，略宽；内衣为中衣所掩，领口为鸡心式，只有两袖自中衣而出，窄长及腕。值得注意的是，立人像的外衣、中衣都是一侧开禊至腋，穿衣时应该是自右侧穿右袖，再套头及左臂入领，这说明在上衣的发展进程中，从无袖到有袖间还存在过由单只“连肩袖”向双只袖子的过渡形式。

人像的下半身应该是着袴，赤足无鞋不是因为此时尚无履、屦，而应该是大型祭祀活动的特殊要求。至于人像下方的方座则分有两层，上层座顶四面各倒置一承托，下层四面光素无纹。经研究，人像所穿全套衣着可能并非是常服，而是一种特定的古老礼服。

整个青铜大人立像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大到夸张的双手。关于“人像的手中究竟拿着什么”这一未解之谜，考古学者们同样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其可能是内圆外方、用以祭祀天地的琮；有学者则参考彝族的宗教文化，认为立人像手中应该是“毕摩”的法具——由杉木或竹子制成的神筒；还有学者认为应该是象征神权或者王权的杖。

至于这座大立人像所表现的对象，结合目前的考古研究，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它象征的是当时蜀人中的群巫之长或某一代蜀王本人，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其是人神结合的偶像，应该是古蜀族的始祖或首领，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天神的铜像。

尚在蒙昧中的青铜时代是一个充满血雨腥风的时代，这一时期，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城市兴起、等级制度形成、阶级产生分野的过程中，人们原始的世界观正在重新被塑造。青铜立人像所塑造的神圣、庄严、威武的形象集政权、君权、神权为一体，无疑是统治阶级借助“神的权力”来奴役人民的工具，其或许就是专制主义意识在蜀地初步形成的象征。因此我们可知，在三星堆时代专制主义虽不能说完全形成，但应该已经明显存在了。

最后要提到的是，如今威风凛凛的青铜大立人像刚出土时其实已经是破败不堪的。其整身由腰部折断成两大段，上身部分断裂破碎成大小不等的九块，整体破碎、变形、腐蚀得很严重。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修复团队采用了敲打整形、打箍收紧、合拢焊接、作旧处理等方法，终于让这座庄严的青铜雕像恢复原貌，跨越千年后再度重返人间，接受当代观众的欣赏与惊叹。

第二展厅“巍然王都”展示的青铜器并算不多，大家更为熟悉的青铜神树和民族特色浓重的青铜器文物多集中在下一个展区，因此我们就先来聊聊其他类型的文物吧。

在青铜大立人像之后，就是“尚金之风”小节，顾名思义，这里展示的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器物。说到黄金，与当今价值观截然相反的是，数千年前地处中原的商文明对黄金制品的观感其实是相当淡漠的。就考古发掘来看，绝大多数大型商墓（哪怕是墓主地位显赫的妇好墓）内都没有黄金制品出土，甲骨文中也全然没有关于贡纳、掠夺或使用黄金的记载，可见早期中原文明在金属材质的审美上还是出于传统，更喜欢历史悠久的青铜。

与中原截然不同，黄金制品在三星堆聚落占有极高、极优越的地位。目前三星堆遗址已出土黄金器物数百件，古蜀先民们发展出将金块反复退火、锤鍱成片材，再进行剪裁、锉磨、穿孔的金质片材加工技术等代表性工艺，使得三星堆金器造物种类多、形体大、制作精，为国内同时期仅见。当然，商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对待黄金态度的差异，不代表两者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是文明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的不同罢了。

方一进入“尚金之风”展厅，就能看到那些布置在黑暗寂静的方形展厅四周，静静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和金面具。这两种的文物数量都比较多，联系也相当密切，因此我们就合并在一起系统介绍吧。

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的造型和之前介绍过的无面罩版本大体相同，但其形象因社交宣传、文创产品的影响可能更加广为大众所知。目前三星堆博物馆展示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不止一件，我这次一共看到了三件，有平顶和圆顶两种类型。

作为铜像显著的特征，金面罩是工匠将金块捶鍱成金皮，以抬、踩、勒等技法完成整体造型，再通过脱錾或裁切的手法，依照人头像造型，上齐额，下包颐，左右两侧罩耳，耳垂穿孔，眼眉镂空制造而成的。面罩完成后，工匠们以生漆调和石灰作为黏和剂，将其贴于铜头像上，就能使得整件人头像金光熠熠、耀人眼目，尊严高贵，气度非凡。在青铜人头像上粘贴金面罩，充分说明当时的古蜀人的价值观中已视金为尊。

馆内展示的这几件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分别来自二号和八号祭祀坑，二号坑出土的两尊人头像，一尊为平头顶，发辫垂于脑后；另一尊为圆头顶，金面罩略有残缺，而新近出土于八号坑的这一尊为为圆头顶，面部的金面罩相对更加完整。几件金面罩人头像都明显露出眉毛、眼睛和嘴，金面具上的脸颊、额头等部位均可见制作时产生的折痕、剪裁痕迹。部分人像脑后留有一方孔，可能用于连接发笄或其他装饰，令人不禁遐想这些人像原来脸蒙金面罩、头上戴发的神秘雄奇形象。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三星堆遗址众多的青铜人头像中，戴有金面罩的仅占极少数。有学者认为金面罩可能是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代表着手握生杀大权的贵族，或是具备与神交流能力的祭司。也有学者认为，目前三星堆一号、二号、五号坑均出土了单独的（可能是脱落的）金面具，大小和青铜人头像比较接近，因此原本可能所有的青铜人头像都覆有金面罩，只是现今大部分已损毁或脱落了。还有学者认为，最高大威武的青铜大立人、神奇无比的青铜纵目人面像都没有粘贴黄金面罩，也许说明黄金面罩并不象征身份，而主要是起装饰作用。

不论如何，戴金面罩的人头像在商周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和文化中几乎不可见，它应当是古蜀青铜文明特有的文化现象，反映了古蜀文明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当然，如果不局限于中国，在世界考古史上寻找同例的话，古埃及与古希腊也都出土有黄金面罩，它们出土时大都罩于死者或木乃伊面部，主要用于保护和再现死者面孔，并带有明显的原始宗教色彩。

有学者认为，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与古埃及、古希腊的有所不同，最主要的差距便是三星堆的黄金面罩不是施于死者脸上，而是粘贴于祭祀用的青铜头像的面部。在古代蜀人的观念中，辉煌珍贵的黄金似乎与丧葬死亡没有什么联系，而与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祭祀活动关系密切，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的产物，是神灵、权力、地位的象征，可能有娱神以使神更灵验的作用。

有考古学家认为，金面罩青铜人像之所以双眉、双眼及嘴部镂空，目的可能就是让它所覆盖的祖先或神明的偶像眼睛够活动眼睛，看到司祭者的形象与祭祀场景；活动嘴巴，与司祭者“密语交谈”。黄金质地永远闪亮夺目的特性，在古蜀人看来也许还有降神、驱鬼、避邪的功能。不过目前为止，有关于金面具的说法都是基于考古成果的合理猜测，并无实际证据。不论如何，三星堆的黄金面罩的确反映了中华文明不同区域之间生存心态、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社会风俗、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等方面存在不同特点，为我们的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金杖 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公元前1100年） 1986年出土于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

既然说到了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就不得不提到被众星拱月般放到展厅正中间的标志性文物——金杖。这件珍贵文物的名字之所以如此淳朴，主要是因为它不需要定语来修饰自己，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出土的文物中可称得上“金杖”的，也就这么独一份儿了。在三千多年的三星堆，古代蜀人就能够加工制作出如此非同凡响的金杖，其代表的历史意义与考古价值的确无与伦比，这也让它成为了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金杖出土于一号祭祀坑，残长1.42米、重500克，是中国商代体量最大的金器，其原本是金皮包裹木芯制成，但出土时木杖已炭化，目前仅存金皮及部分炭化的木渣。金杖的表面刻有三组纹饰：靠近端头的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冠的形状犹如锯齿纹或花瓣状，人脸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

据推测，金杖的制作流程是先将纯金捶锻成金皮，再修整成长条形，雕刻出纹饰图案，而后再包裹在直径约3厘米左右的圆木杖杆上。纹饰图案采用了双勾手法雕刻而成，纹饰线条虽然纤细，但颇具立体感，设计构思显然与当时古蜀王国盛行的神话和渔猎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说明古蜀王国的能工巧匠已经能使用写实与夸张象征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体现了三星堆先民相当成熟的黄金加工工艺。

学术界对金杖的纹饰内涵存在多种理解：有人认为其代表鱼凫部族联盟图腾，表现出上古人们关于人类与动物的相互转化观念；有人视为其是象征古蜀王权的符号，标志着鱼凫王朝的灭亡和杜宇王朝的建立。

至于金杖的具体用途则更加众说纷纭：

“王杖说”列举了古代西亚近东地区、古代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权杖文化现象，认为金杖与大量青铜器礼器青铜人头像、人面像、玉石器、象牙、海贝等巨大的物质财富同出一坑，无疑是标志着王权、神权和经济、社会财富垄断之权的物品，应该是为古蜀王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

“法杖说”认为，在这个时期古蜀国的柏灌、鱼凫、杜宇三氏君王都是崇拜鸟、以鸟为图腾的。金杖上的鱼被箭射杀，鸟又连带鱼地托负着成队飞来的图案，是蜀人雕刻出的一幅通过巫术而希冀捕鱼成功的渔猎祈祷图，隐含着图腾崇拜的意味。因此金杖是被用于祭祀活动之中，祭司施法的法器（也不知道加多少智力）。

“祭杖说”则认为图案中的巨鸟代表王，其与鱼、矢图的组合代表王于明堂辟池中行射鱼之礼，鸟负鱼、矢向两神人而来，代表时王向两位祖先行尝新之礼，“鱼、鸟、矢”图为四组蕴含“辟雍四方”“礼射唯四”的古仪。循此，则此金杖当属于“祭杖”，是一种象征着法理制度的礼器。

根据金杖这一中原文明几乎不存在，在西亚却相对常见的文物，学者对三星堆文化源流和发展过程也进行了探讨：有学者认为金杖、金面罩、青铜雕像在文化形式上无法在殷商时代的中国找出渊源，说明其很可能与西亚文明产生过贸易交流，是中华文明善于开放、包容、改造世界文化的象征；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三星堆古国就是古代中东地区闪米特(Samikes)人建立的政权，是其文化在中国留下的遗存；还有学者认为在三星堆文化所在的四川盆地与西亚及更遥远地区间并不具有“空间连续分布”的文化传播通道，要证明这种跨区域联系的存在，还必须进一步提供考古学证据方能令人信服。

“巍然王都”的最后一部分是“多元共生”小节，这里主要展示了三星堆文物中源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等不同区域文明的文化因素，则体现了三星堆兼收并蓄、融合创新的特征。篇幅原因，就不过多介绍啦。

三星堆博物馆的第三个展厅名为“天地人神”，这里展示的是古蜀先民用于祭祀的各类器物，也是最重量级的一个展区。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人鸟合一的神像、振翅翔飞的凤鸟和达地通天的神树，无不直观展现了古蜀先民对天地神祇、自然万物的真诚虔敬，表达了他们浪漫的想象力与非凡的创造力。

我们先从“天地人神”展区的第一个小节“以玉通神”说起，这里展示的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据研究推测，其玉器材质主要是闪石玉，也有蛇纹石玉、石英、大理岩、长石等其他种类。玉质多数为不透明或半透明，色泽以白色和灰白色为主，大部分原料可能来自成都平原西北龙门山一带。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玉璋、玉戈、玉琮、玉璧等发源于中原的玉雕形制，说明古蜀人有使用玉器祭祀天地山川，沟通祖先神灵的习惯，同样显示了中原文化对蜀人的强烈影响。其中，玉璋是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形制，其成型规整、制作精致，装饰繁缛、极富变化，还衍生出了戈形璋、边璋等本地特色新式样，表明蜀人并未全盘模仿中原玉雕的章法格式，而是在其基础上以本地民族特色进行了诠释和创造。整体来看，三星堆时期的玉器加工技术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基本一致，包括采料、选料、开料、切割、钻孔、镂刻、打磨抛光等多道工艺流程，制作中运用多种技巧，制玉技术比较高超。

祭山图玉璋 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公元前1100年） 1986年出土于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

在展柜中诸多玉器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祭山图玉璋，其长54.5厘米，宽8.8厘米，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玉璋状顶端一为钝角，一为锐角，被火烧后的射端呈鸡骨白色。射部和柄部两面均阴刻有两组图案，分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呈对称布局，整组画面连贯、生动，在殷商考古和其他区域文明考古从未发现过。图案显示出了极为丰富的内涵，不仅形象地刻画了古蜀国的祭祀情景，展现了古蜀时代的宗教习俗，更是古代蜀人精神观念的生动写照，既有对人间社会与天地自然的如实描绘，更有对神灵世界的奇异想象。

玉璋上图案第一幅（最上一幅）为平行站立的三个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部分学者认为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低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

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其下的第四幅同样是三个人，穿着和手势均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第五幅则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

玉璋采用了多幅画面来表现这一情景，从艺术效果上看应该是有渲染和强调的作用，充分说明其表现的是古蜀国一项非常重要的祭典。图案内刻画的置放于神山两侧的玉璋表现的是插璋祭山的情景，也是玉璋实际用途的一种印证。其具体使用方式是射端向上，邸(柄)端向下，置于神山两侧。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群中，亦有双手执握这种叉口刃状玉璋的跪坐小铜人，生动地展示了向神灵奉献的含义。

在玉璋图案中，还刻画了悬置于左边神山内侧山峰处的一种粗大的弯尖状物，从形状上看可知刻画的应是象牙。在三星堆一、二号坑中均出土大量完整的象牙，说明古蜀国有将象牙用于盛大祭祀活动的习俗，古代蜀人如此重视祭祀神山，显然与他们的精神观念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在远古时代，自然崇拜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宗教形式之一。对山川进行崇拜并加以祭祀，可以说是先民们早期宗教信仰的一种共同现象。

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 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公元前1100年） 2022年出土于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

比较有趣的是，“以玉通神”小节内还单独展示了一件近年新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这是一件青铜组合器，可分为青铜器和玉器两部分，是中国青铜时代首次发现的独特器形。

器物整体呈长方形，外部椭圆形网格及长方形边框均为青铜材质，上下对称，四角向外伸出榫头，以空腔龙头套铸榫头，将四角封闭。其中两角弯折变形，龙头缺失，另两角保存完好。椭圆形网格部分形似竹藤类编织物，背部隆起，上下两层网格扣合后，中部留存立体空间，空间内盛装一件完整玉器。

玉器为椭圆形，上下隆起，呈青绿色，质地上佳，磨制光滑，形态恰好贴合预留空间，可见是预先整体设计后制作而成。青铜网格之上另有两条青铜带交叉穿过网格镂空，疑似锻打而成，呈“背带”状将整器捆绑，但条带断裂，完整形态不明。玉器表面和青铜表面散布大量纺织品痕迹，推测曾以纺织品整体包裹。龙头之上还残见红、绿等色，疑似彩绘。此件器物无实用功能，且结构复杂，因此被学界视为研究古蜀国祭祀体系的重要实物证据。

这一小节陈列的三星堆玉器还有不少，就不一一介绍啦。

展区的第二个小节“藏礼于器”主要展示的是青铜祭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以尊、罍为主，其造型多与人物形象结合，纹饰主要是兽面纹、夔龙纹、云雷纹等，颈部常见凸弦纹，肩部有牛头、羊头、鸟等造型，出土时多盛装海贝、象牙珠、玉凿、铜铃、铜挂架等物品，包括顶尊、背罍、按罍等各种姿态。目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未见中原地区常见的鼎、簋、觚、爵、等礼器，反映出尊、罍两种器型在古蜀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说明古蜀先民在借鉴中原礼器时具有选择性。

而要说整个“藏礼于器”部分最引人瞩目的文物，则是一件非常奇特的青铜骑兽顶尊人像。这件复杂的组合青铜器其实是由八号、三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顶尊跪坐人像与青铜尊口沿三部分经跨坑拼合而成的复合型器物。我们在馆内看到的组合好的这一件是通过AI几何匹配算法与3D打印技术实现的复原件，作为其构成部分的文物原件是其周围分开陈列的，馆方并没有真的把出土文物直接拼接到一起。

青铜骑兽顶尊人像 研究性复原

组合器的上半部分是青铜顶尊人像，其由大口尊和跪坐人像组成，铜尊具有中原文化风格，立于跪坐人像头顶平板上，方唇敞口，长颈微束，纹饰华丽，肩部还有两种独特的立体龙形装饰。跪坐人像则是典型的“三星堆长相”，粗眉，大眼，阔嘴，方颌，人像双手合握，双腿呈跪姿，似乎代表着祭祀者的诚意。

至于组合件下方的青铜神兽，长达110厘米，是三星堆遗址出土动物造型的铜像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其头部占据全长的三分之一以上，头顶置一坛台，台上站一人，人的面向与兽头朝向相同。兽的脖颈短而粗，身躯呈弧形下曲，后臀较高，尾巴从臀部前而非臀部后伸出，与通常兽类尾巴的生长部位不同，蹄部高度几乎占了腿长度的一少半。因为其整体造型比较怪异，应该是非现实的虚构神化动物，故被称之为青铜神兽。

青铜神兽最让人感到突兀的，就是其口部前端巨大的长方形空腔。据推测这里原应套有较长的其他材质的嘴尖或鼻子，目前已经脱落或损毁。据考古学家猜测，嘴尖的形态存在几种可能：一是上下逐渐前收，形成鸭嘴形态；二是上下左右逐渐前收并下钩，形成鹰嘴模样；三是上下左右都逐渐前收，形成尖尖的鸟喙；四是两侧为上翘的獠牙而中间略收的长鼻，好似象鼻的状况。从同出于八号坑的其他文物情况看，第四种可能性应该最大，因此有不少学者猜测“青铜神兽”的灵感来源是大象。因为文物出土年代很近，具体研究成果还不够多，更详细的推论和信息还有待进一步发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展厅的下一个小节“神圣祭坛”展示的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多座青铜神坛，其结构复杂、内容丰富、制作精细，再现了古蜀王国祭祀活动的盛大场面。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件高大的青铜神坛——它同样不是原件，而是跨坑拼接的研究性复原品。其由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镂空基台，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坛人像、青铜持鸟立人像、七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以及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等部分共同拼合而成。

青铜神坛 研究性复原

目前在三星堆大型祭祀坑中共两件形态比较明确的青铜神坛，其中最早的一件发现于1986年发掘的二号祭祀坑之中（如下图）。这座神坛出土时破损烧毁得极为严重，只有一个侧面从上到下的各部分基本可以相连，但很难进行修复。

在2021年新发掘的三号坑中出土了的“青铜顶坛人像”（如下图），这就是目前青铜神坛组合器的上半部分。人像最下部为一个赤膊文身力士的上半身，他头顶与双手承托着四方形的平台，台上有六个蕉叶状的“山峰”，山峰中有一个头戴方冠赤裸文身的神人俯身飞过。山顶上有一个由十个“圆涡纹”环绕的方台，台面上立着四根兽面纹圆柱，共同托着一个巨大的有领铜瑗。四根立柱侧面各有一条游龙攀援而下，前爪踩在四面伸出的牛头之上。

2022年八号坑的发掘出土了一件奇特的青铜神兽，其背上的跪骑者雕像，经研究能与三号坑的“青铜顶坛人像”成功进行拼接。此外，八号坑还出土了一座由四个大力士肩抬的多层方形祭台，刚好能与神兽相拼接。在方形祭台的台面上，还有四个正在作法的“神巫”、四个长跪的“助祭者”，以及一个跪在祭台中央土丘上的“背罍献祭者”（部分人像已脱落），这十三人在共同组成了一个“祭祀集团”，似乎正把神兽和上面的“顶坛跪坐铜人像”送往天上神界。这个祭坛构件是已知三星堆出土的参加人员最多、情节最丰富、内容最神奇的一个神坛部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至于三星堆青铜神坛究竟有何作用，据考古学家推测，其可能是一种把祭祀活动的现场景象、祭祀人员的祭祀姿态、与上天神灵进行交流互动的方法完整形象地表现出来的仪式用品，很可能代表了三星堆人举行祭祀活动时的最理想方式。

在艺术表现上，三星堆的青铜神坛也达到了惊人的水平。人、兽、台、山、殿堂、立柱等精巧组件共同连接为一体，形成了一座主题鲜明的综合性艺术佳作，纵目的神巫、飞翔的神人、抬杠的力士、顶尊的献祭人个个神态自如，活灵活现。三星堆青铜神坛的出土和复原，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的实物标本，为我们研究其神圣信仰、神奇艺术和神秘历史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

鸟足神像 研究性复原

和青铜神坛、青铜骑兽顶尊人像一样通过研究性复原的文物还有一件鸟足人像，这是三星堆遗址考古研究中首次实现跨坑拼对的青铜文物，其由二号坑铜鸟足人像、三号坑爬龙铜器盖、八号坑铜顶尊撑罍曲身人像等跨坑出土部件组合复原而成。

该神像通高2.53米，呈现人身鸟足、头顶尊罍的倒立造型，尊盖上有一立人，头戴高冠、双手握龙。在多个古代文明的神话中，鸟都是沟通天地人神的使者，良渚、仰韶等古代文明中都出现过人鸟合一的神性形象，三星堆出土的这一罕见的青铜艺术杰作融合了古蜀文明与夏商青铜礼器特征，正是中原商文化与古蜀地域文化的完美结合。

除了鸟崇拜以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各类青铜文物也体现了早期文明时期人类的各种自然崇拜。最典型的有龙蛇崇拜、虎崇拜和太阳崇拜等。龙在中国各个早期文明的图腾崇拜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大量造型各异的龙、蛇形象，如青铜龙柱形器、青铜爬龙器盖、青铜持龙立人像、青铜蛇以及攀附在神树上的青铜龙等，表现了古蜀人对龙、蛇的崇拜。

与龙崇拜相似，中国各地的早期文明都有着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虎崇拜现象。三星堆出土的金箔虎形饰、青铜虎形器、青铜龙虎尊、石虎等器物，表达了古蜀人对力量的崇拜。

太阳崇拜是全世界人类早期文明的共同信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圆形挂饰以及立人基座、尊、罍上的相关图案均被认为是太阳崇拜的直接体现，反映了古蜀人对生命、温暖、光明的崇敬与追求。有趣的是，二号坑出土的这件青铜太阳形器因其形状酷似方向盘在网上颇有热度，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它是三星堆“外星文明说”的有力证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青铜面具，它们应该象征着古蜀王国信仰世界中的祖神或天神，曾在千年前被供奉于神庙殿堂之上，受人顶礼膜拜。在场馆琳琅满目的面具陈列中，尤以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面具这两件最为引人注目。

青铜纵目面具 商代后期 1986年出土于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

青铜纵目面具宽约138厘米，通高约66厘米。其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凸出的双眼和舒展的大耳，十分醒目夸张，双眼眼球呈柱状凸出眼眶约10厘米，其唇吻三重，呈现出一种奇特而又复杂的表情，如此夸张神异的外貌，似乎在表明它具有超人的神通。 面具额部正中为一方孔，可能原有装饰。面具出土时亦有眼眉描黛、口唇涂朱的痕迹，似乎也是其非凡的神秘力量的一种象征。

如此夸张雄浑的纵目面具无疑蕴含着古代蜀人的某种崇尚观念和审美意识，显示了神秘的宗教信仰含义。有关于它究竟象征着什么，学术界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有的学者根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有关烛龙的记载，认为是烛龙的形象，是神话传说中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综合体；有的学者根据《华阳国志·蜀志》中的记载，认为该面具正是古史传说中蚕丛氏“纵目”的写照，是作为蜀人的祖先神；有的学者认为纵目的青铜人面像表现了一个神、鬼、人的集合体，很可能与蜀图腾关系密切，是对以纵目为特征的古蜀图腾崇拜象征。

虽然具体形象众说纷纭，它是“祭祀的神灵偶像或崇拜象征”目前是学界的共识。和众多的青铜人头像、青铜人像一样，青铜纵目面具作为大型祭祀活动中的重要供奉和道具，在当年三星堆王国的祭祀或信仰活动现场，极有可能被放置在重要的中心位置，当为王国重器。

说到纵目面具，我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曾看到过另一件同样出土于二号祭祀坑的纵目面具，其额中嵌铸有一高68厘米的装饰，与人面结合成整体造型，为硕大的面具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丰富的含义。这件面具目前在三星堆博物馆展示的是复制品，我个人觉得其他面具中间的方孔原本镶嵌的就是这样的装饰也说不定。

青铜大面具 商代晚期 2021年出土于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

在纵目面具旁边的这一件青铜大面具，是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最新成果之一。其宽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形制最为完整、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其宽颐广额，面庞夸张，粗长眉作扬起状，眉、眼、鼻、唇、耳等线条流畅，棱角分明，且皆突出于面部。面具的两侧上下及额部正中有方形穿孔，同样可能是用于固定原有装饰物。

青铜大面具埋藏在三号坑中部偏南位置，出土时脸部朝下被象牙层层叠压，右眼眼珠上很多的玉器残渣，右眼球上则发现有丝织物残留。历经文物复原部门三个多月的精心清理修复，方才面世。经研究，青铜大面具的铸造过程大概是先将4个部分分铸后，再合铸而成。这种铸造技术发源自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同样是证明古蜀文明受中原文明影响的有力实证。

除了这几件显眼的大面具，馆内还有大量其他的青铜面具展品，不仅是青铜人面，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别具一格的青铜兽面，其器身意夔龙纹展开构成兽面造型，特征包括方颐轮廓、延伸至龙尾的长眉、镂空大眼、长直鼻梁及阔口露齿等，既有夸张的猛兽面部特征，也融合了神鬼形象，是古蜀人神灵崇拜的艺术化表达，非常有特点。

“天地人神”展区的最后一部分，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三星堆博物馆的最大“明星”展品、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前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 商代晚期 1986年出土于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其实不止一件，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这件最知名、也修复最完整的被命名为一号神树，其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同坑出土的还有另外一棵只有下半部分树身的二号神树。

一号神树由基座和主体两部分组成，目前全高已达3.96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文物原高应该在5米左右。神树的基座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树枝同样分为三层，每层三枝。每个枝条的中部都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全树共有九只鸟；枝头还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一条龙延主干旁侧而下，蓄势待飞。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刀状羽翼显得威风凌厉。铜龙的爪子、腹部和神树紧紧相连，非常吻合，从正面看是优美的S形，从侧面看也是同样的S形，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关于青铜神树的表现对象和具体用途，在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比较主流的意见现在应该有如下几种：

一是扶桑若木说。这种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中国古代文献，如公元前四世纪的《山海经》和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在这些文献中，扶桑与若木是古代传说中分别生长在东极和西极的两棵太阳树，也就是太阳和神鸟升起和栖息的场所。相传天有十日，每天升起一个太阳，余下的九个太阳神鸟就栖息在树上，每天早上太阳从扶桑树上升起，晚上就落在若木树上。这也正好印证了青铜树上有九只青铜鸟这样的一个事实。目前持这样一种观点的学者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还包括了很多的日本学者。

二是建木说。这一观点也是基于古代文献而来，在《山海经》中，建木被描述为一棵盘根错节的通天神树，它拔地而起，直上九霄，长满了层层叠叠的果实和树叶。在《淮南子·坠地训》中也记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被认为是传说中的众神或者仙人来往天上人间的通道。但由于建木与太阳的关联并不直接，且无法有效解释树上栖息的九只鸟，所以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少于扶桑若木说。

三是图腾说。这种解释主要是从建木的理解上延伸而来。有些学者认为，建木具有图腾柱的特征，其与古人对日影的观察有关，最初是用作立杆以测日影，也能满足一个氏族共同崇拜和信仰上的需要。

四是摇钱树说。这种观点来自于对考古学材料的推测和研究，汉代出土的青铜摇钱树与三星堆神树相似处众多。而二号祭祀坑内出上了许多贝币，部分学者推测这些贝币有可能被挂在树上。

五是外来传播说，这种观点认为神树是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装饰物，譬如巴比伦乌尔王陵的出土法器就大致如此。如果日后的考古学发现能够证明青铜神树的果实与叶子取材自蔷薇科杏属植物，则更能为该假说提供说服力。毕竟杏树在古代中东艺术表达中特别受到青睐，同时鸟也是中东地区非常普遍的装饰物和神圣的象征。

六是萨满树说。有学者认为今天的萨满教中仍然能够看到许多“树”这一意象，如比如赫哲族的刺绣等。因此青铜神树很可能是原始萨满教巫师或祭司在祭祀仪式上用以沟通天地的道具。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对青铜神树的研究分析不应该采信《山海经》《淮南子》等文献。目前的考古发现中，甚至没有证据表明中原地区早期文化和晚期文化信仰相同，更妄论四川先民与中原先民存在共同的语言和信仰。用较晚的中原文献来解释更早的青铜神树和小鸟，很有可能走向错误的研究方向。想真正了解神树在古蜀文明中的实际意义，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回归到三星堆本身，进一步发掘研究的其他器物来提供更充分的背景，并主要集中在古蜀文化的宗教礼仪的背景之下来进行讨论，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比较客观。

说回文物本身，一号神树被掩埋之前就已经被人为敲碎砸扁，又在燎祭中经历了火焚，再投入坑内填土，层层夯实。等到重见天日的时候，神树已经碎裂为2479块碎片，变形、扭曲、破损得十分严重，散布于坑内。青铜神树树干断成三截，树枝断成十八截，其余的鸟儿、果实碎裂破损十分严重。

文物修复专家杨晓邬、郭汉中师徒二人在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的情况下经过数年的研究、对比、预合，并结合三星堆考古研究成果，花费7年时间才成功完成神树的修复工作。具体过程在杨晓邬的《三星堆出土一号青铜神树的修复》一文中描述的非常详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这里就不冒昧进行介绍啦。

三星堆青铜神树可谓是古蜀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完美结合的最生动展现，它不仅展示了古代蜀人天人合一的观念，闪烁着独属于古蜀文明的辉煌光彩和独特魅力，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极其重要的篇章。

除了一号神树外，目前馆内还展示了一件三星堆三号神树，它也是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文物。该文物于2019年启动系统性修复工程，2021年7才完成文物提取，经郭汉中团队历时两年预拼接70余件残件，复原出高约1米的主体结构，包含双层树枝、枝蔓挂孔及树顶人首鸟身像等特征。关于这件文物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

到这里，关于三星堆博物馆的参观笔记就差不多结束啦。其实当时馆内还有一个三星堆和布达拉宫联合举办的《布达拉宫：来自高原的世界文化遗产》特展，但总感觉在这种专题场馆里插特展有点奇怪，布达拉宫文物需要查找的资料也比较多，这次就暂且搁置吧。

稀里糊涂写了快一个月，三星堆博物馆的参观笔记终于算是完成了。这篇笔记是目前为止我写的第一篇专题遗址博物馆的参观笔记，细想起来逻辑上和之前省博、市博的确实差别挺大的。

大家在阅读这篇三星堆笔记的时最大的感触应该是叙事感和逻辑性没有以前的笔记那么强，可能感觉“看完跟没看一样”。这主要是因为三星堆遗址年代久远，地理位置相对孤立、缺乏对照，很多文物和考古发现也是2020年代之后的新成果，研究尚不完善。因此在查找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基本每一件文物都存在大量的假说、猜测、争论。加之古蜀文化也没有留下什么有名的人物、成体系的文字和历史记录，别说做拓展了，找到一个证据确凿的“一锤定音”式结论都非常难。不过这就是考古学正常的发展过程，我们对三星堆文化及文物的了解想必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完善深入，目前的情况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这次成都之旅剩下的博物馆还有四川博物院、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博物馆三家，如果单从文物的“知名度”和“重量级”来看都比不上三星堆。接下来是先按照时间顺序，用较短的篇幅来介绍一下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是在十一假期之前利用大块时间写逻辑上更习惯的四川博物院，目前我还没想好。总之博物馆堆积的真的太多了，既然三星堆这块最难啃的骨头都结束了，接下来就慢慢更新吧。

最后，还是按照惯例把这次参观三星堆的感受分为优缺点简单罗列一下：

优点：

缺点：

一句话评价：一座“不可替代性”非常强的专题遗址博物馆，如果你喜欢青铜器，终归要来一次三星堆。

参考文献：

[1]陈德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J].文物，1987.10.001 [2]陈德安、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J].文物，1989.05.014 [3]陈显丹.《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两个问题的探讨》[J].文物，1989.05.003 [4]雷雨等15人.《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铜扭头跪坐人像》[J].四川文物，2021 [5]沈仲常.《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青铜立人像初记》[J].文物，1987.10.002 [6]钱玉趾.《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考》[J].四川文物，1992 [7]缪永舒.《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文化意识与艺术特征》 [J].四川文物，1993 [8]王仁湘.《三星堆青铜立人冠式的解读与复原——兼说古蜀人的眼睛崇拜》 [J].四川文物，2004 [9]傅金凯.《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青铜立人像修复复原工艺》 [J].文物修复与研究，1995 [10]王㐨 王亚蓉.《广汉出土青铜立人像服饰管见》[J].文物，1993.09.007 [11]段渝.《商代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J].考古与文物，2004(02) [12]黄剑华.《三星堆出土青铜雕像与面具研究》[J].史前研究，2006 [13]黄剑华.《三星堆出土黄金制品探讨》[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4]赵昊 冉宏林 雷雨.《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24 [15]四川省文物局.金杖［EB/OL］ .四川省文物局官方网站，2025.08 [16]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问题的辩证》[J].四川文物，1993 [17]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问题的辩证（续）》[J].四川文物，1993 [18]顾问.《三星堆金杖图案内涵及金杖新论》[J].江汉考古，2006 [19]张曦.《三星堆金杖外来文化因素蠡测》[J].四川文物，2008 [20]黎海超 冉宏林 雷雨.《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七号坑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25 [21]孙华.《三星堆人的神圣动物——三星堆埋藏坑动物元素铜像的初步分析》[J].江汉考古，2023 [22]赵殿增.《略论三星堆青铜神坛》[J].文史杂志，2025 [23]黄剑华.《三星堆青铜神树探讨》[J].四川文物，1999 [24]陈淳 殷敏.《三星堆青铜树象征性研究》[J].四川文物，2005 [25]郭建波等7人.《三星堆遗址出土三号青铜神树铸造工艺及相关问题研究》[J].文物，2025 [26]杨晓邬.《三星堆出土一号青铜神树的修复》[J].四川文物，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