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圣西尼发展友谊的方式多少有些不同寻常。那时我二十来岁，说我一贫如洗都算是抬举。我住在赫罗纳郊区的一间破房子里，那是我姐姐和我姐夫搬去墨西哥时留给我的。那时的我正巧丢掉了在巴塞罗那一处野营地里的守夜人工作——一份加重了我在夜里不爱睡觉的毛病的工作。我没什么朋友，一天下来除了写作不过就是在晚上七点出门到处闲逛——这是我刚醒过来的时间，我常常过着一种好像有时差反应似的生活：伴随着一股古怪的脆弱体验，好像既在这里又不在这里，与周遭的事物有种莫名其妙的距离感。我靠着夏天攒的钱勉强过活，虽说花得不多，可秋天一来，我的积蓄也越来越少了。也许正是逐渐见底的钱包促使着我参加了阿尔科伊（ 西班牙东部阿利坎特省城市 ）的全国文学比赛吧。这是一场面向所有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的比赛，无论参与者的国籍或者是居住地。比赛接受三种类型的稿件：诗歌，小说和散文。起初我是奔着诗歌奖去的，但我又觉得把最好的东西拿去和土鸡野狗作比较有失身份。于是我又开始考虑起散文来，但当他们把规则发给我的时候，我才发现规则要求文章必须谈到阿尔科伊——它的周边、历史、名人和未来前景，可我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我还是决定参加小说比赛，我把我手上最好的作品一式三份地发了过去，然后静待结果。

获奖者名单宣布的时候我正在一个手工艺品集市里摆摊（我想那是个没有任何“手工”制品的地方）。我获得了四等奖和主办方依照规则迅速汇来的一万比塞塔（西班牙以前的货币单位，于2002年为欧元所取代） 。不久后我收到了获奖作品选集，其中包含获奖作品以及六篇入围的文章和大量的印刷错误。我的小说自然是比获奖的那篇要好，于是我一边诅咒评委一边告诉自己：当然啦，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但真正给我留下惊艳印象的是一位名叫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的阿根廷作家。他的小说讲述的是叙述者离开家前往他儿子死去的乡下，或是说叙述者之所以到乡下是因为他儿子死在了城里，很难说清楚。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在乡下，在这片荒原上，叙述者的儿子行将就木。这是个能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症的故事，完全是属于圣西尼的叙事方法——从一个广阔的地理空间里骤然收缩到棺木大小的尺寸。这篇小说显然优于获奖作品以及第二名的作品，当然也远超其他任何一篇。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我向阿尔科伊的主办方询问了圣西尼的住址。我已经读完了他的一部长篇作品以及发布在拉丁美洲文学杂志上的几篇小说。这是部可以口耳相传的文学作品，书名叫《乌加特》，讲的是胡安·德·乌加特生平的一系列故事，他是十八世纪末期拉普拉塔河总督区的一名官僚。一些批评家（主要是西班牙语地区的）将他当成殖民地区的卡夫卡，但这部作品逐渐开辟出了自己的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偶然从阿尔科伊的文学杂志中注意到了圣西尼的名字。此时《乌加特》已经吸引了一小批散落在拉丁美洲以及西班牙各地区的衷心的追随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想知道彼此，一部分成了朋友，而另一部分则因为一些不必要的仇恨成了敌人。他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书出版，在阿根廷的或是现在已经倒闭的西班牙出版社里。圣西尼属于在科塔萨尔、比奥伊·卡萨雷斯、萨瓦托和赖内兹之后的二十世纪中生代作家。这代作家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家（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是哈罗尔多·贡提，他永远地消失在了魏地拉及其独裁政权的狗腿子所设立的某个集中营里。这一代（尽管我这么说会有些轻率）或许没有持续很久，但他们所展现出的灵光和天赋却让人难以忽视：他们是罗贝托·阿尔特的追随者，这些记者、教师以及翻译工作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于是用着一种悲伤和怀疑的方式，一个一个地走向了深渊。

我对这些作家情有独钟。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我读了阿维拉多·卡斯蒂略的戏剧以及丹尼尔·莫亚诺和鲁道夫·沃尔什（他也像贡提一样被独裁政权杀害了）的小说。我一篇一篇地阅读他们的作品 ——从阿根廷、墨西哥和古巴的文学杂志上，又或是在墨西哥城的旧书店里那些盗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选刊里。这些作品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好的西班牙语作品。他们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他们确实没有如同博尔赫斯或是科塔萨尔那样的名望，也很快被随后而来的曼努埃尔·普伊格和奥斯瓦尔多·罗里亚诺赶超，但他们简洁又明确的文字风格成为读者们接连不断的快乐源泉。不必多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圣西尼，事实上我还在一次省级文学比赛当过他的殿军——这让我既受宠若惊又因为成绩而深感沮丧——这件事鼓励着我和他取得联系，来向他表达我的敬意并且告诉他他的作品对我有多重要。

主办方很快就把他的地址寄给了我——他住在马德里——于是在一个夜晚，在晚饭或者是简单的随意一餐又或只是吃了些点心后，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随便谈了谈《乌加特》，谈了谈那些我从杂志上读过的他的小说，谈了谈我那间赫罗纳郊区的房子，谈了这次比赛（我取笑了那篇获奖作品），谈了智利和阿根廷的政治形势（两个国家的独裁政权仍屹立不倒），谈了在西班牙的生活，谈了一般情况下的生活状态。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仅仅过了一周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复。他先是对我的来信表达了感谢；他说阿尔科伊的主办方也给他寄了获奖作品选集，但和我不同的是，他还没找到合适的时间好好看看大奖作品或是其他参赛者的作品（在之后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承认他不是没找到时间而是没有下定“决心”）。但是他恰好读了我的作品并且觉得写得很好。“这是一篇一流的小说”，他是这样说的（我还留着这封信）。此外，他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不是像我一开始想象的那样是让我坚持写作，而是坚持参加比赛。紧接着他便问我有没有哪些比赛是正“迫在眉睫”的，他恳请我帮他注意着这些消息，一有动静就马上通知他。作为交换，他随信寄来了两个短篇小说比赛的参赛条件，一个在普拉森西亚，另一个在埃希哈，两个比赛的奖金分别是两万五比塞塔和三万比塞塔。我后来发现，他是在马德里的一些报纸或杂志上找到这些信息的，而这些资料究竟算是一种奇迹还是一桩罪行就要看你是怎么想的了。正好我有足够的时间参加这两场比赛，而圣西尼则用一种热情洋溢的方式给信做了结尾，好像我们俩正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尽管这场比赛既艰苦又没有意义，甚至可能没有终点。“现在就开始写吧，别迟疑！”他这样写道。

我记得我当时想，多奇怪的一封信啊。我记得那之后我又读了《乌加特》里的几个章节。差不多就是那时候，一些流动书贩把摊位设在赫罗纳各个电影院前的广场四周，其中出售的大部分都是些卖不出去的陈货，有最近倒闭的出版商的剩货，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刷的书籍，浪漫主义的科幻小说以及西部小说，还有一些明信片收集品。我在其中一个书摊上发现了一本圣西尼的小说选集并买了下来。书和新的没什么两样——事实上它就是新的，属于那种如果没有书店或者是批发商愿意接手的话就会以折扣价卖给书贩的类型——那一周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属于圣西尼的一周。有时我会读他那封我已经读了一百遍的信，有时则翻阅一下《乌加特》，等我想要一些动力或者说新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读那本小说集。尽管这些故事的主题和情节多种多样，但故事发生的地点总是在乡下，在潘帕斯草原，也就是早些年说的马背上的男人的故事。也就是说，讲的是那种武装起来的、一般来讲的不幸的个体，他们要么是孤身一人要么就是具有独特的社交观念。《乌加特》是一本冷酷的书，用神经外科医生般精确的手法写成，而那部小说集里的故事则全是温暖的：场景里那些勇敢而四处漂泊的人物慢慢从读者身边消散（有时则是带着读者一起离去）。

我没来得及把作品提交给普拉森西亚的比赛，但赶上了埃希哈的。我刚邮寄出我的稿子（用了埃洛伊西奥·阿尔艾克作为笔名）后就明白了：如果只是干等着结果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于是我决定去找更多的比赛，顺便也能回应圣西尼的请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只要进城去赫罗纳，就会花些时间去浏览翻阅过期报纸的副本来搜寻比赛的公告。一些报纸会把公告放在社会新闻旁边的一栏，另外一些会把它们放在犯罪报道和体育新闻之间，最严肃认真的报纸则把这些消息放在天气预报和讣告中间。当然了，没有一家报纸把它们放到文化版上。在搜寻中我发现了一份由加泰罗尼亚政府出版的杂志，它在奖学金、交流工作、招聘广告以及研究生课程中插入了文学比赛的公告，主要是面向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加泰罗尼亚语写作者，但其中也有一些例外。我很快就找到了三个符合条件的比赛，我和圣西尼都可以参加，并且他们还在招募参赛者。为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像之前一样，我很快就收到了一封回信。圣西尼的信很短。他回答了一些我的问题，主要是关于我刚买的那本小说集，另外还随信寄来了另外三个短篇小说比赛规则的复印件，其中一个是由国家铁路公司资助的，获奖者和入围者总计有平均每人五万比塞塔的奖金：他是想告诉我光想想是不行的，想要获奖就必须投身进去。我回信告诉他我没有足够的小说来参加这六个比赛，但我信里的大部分内容讲的都是一些别的事情（事实上我可能有些被情绪带偏了）：我讲了旅行、失恋、沃尔什、贡提、弗朗西斯科·乌龙多……我问了他对赫尔曼的看法（他肯定知道这个人），接下来简单地向他讲述了我的故事，在最后莫名其妙地谈到了探戈和迷宫，我和阿根廷人聊天的时候总是这样（很多智利人都会这样）。

圣西尼的回信很快，内容丰富，至少在涉及写作和比赛的方面是这样的。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他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应对地方文学比赛的通用性策略。我这些都是经验之谈，他如此写道。信的开头便是对奖金的感恩（他从未告诉我这些是认真的还是只是在开玩笑）：这是写作者维持生活的重要资源。当他谈到赞助方（当地政府或者储蓄银行）时，他说那是“对文学有着衷心爱戴的好人”或是“尽职尽责的读者”。然而，他并没有对这些“好人”的学识抱有什么幻想，他们大概只是想在这些昙花一现（也可能不止如此）的选集中展现对文学动人的信仰。他告诉我要尽可能多地参赛来取得更多的奖项，他建议我做好预防措施：如果要参加三个同时评审的比赛的话，需要改变小说的标题。他以自己的小说《黎明时分》举例（我不知道这篇小说），他曾用这篇小说验证自己的方法——就像一只被拿去测试一款新疫苗副作用的小白鼠一样。在第一次比赛里（有着最高的奖金），《黎明时分》就是用《黎明时分》这个名字参加的；第二次的时候，他把标题改成了《高乔人》；第三次比赛的标题是《在另一片潘帕草原上》；而在最后一个比赛里，叫的是《无怨无悔》。小说在第二次和第四次比赛获了奖，而这些奖金让他得以支付一个半月的房租（马德里的租金高得突破天际）。当然了，没人意识到《高乔人》和《无怨无悔》是用了不同标题的同样的作品，尽管依然有评委可能在另一个比赛中读过这篇作品（在西班牙，这项特殊的工作被一群二流的诗人以及小说家还有从前的获奖者形成的“小圈子”彻底垄断）。文学的世界既荒唐又可笑，他写道。他还补充道，就算一篇作品来到同一个评委面前两次，实际上的风险也很小，因为一般来讲他们并不会阅读参赛作品，只会粗略地浏览一遍。再说了，谁又能说《高乔人》和《无怨无悔》不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呢，它们的独特之处恰恰就是不同的标题。看似相同，甚至可以说基本一致，但终归是不同的。在信的末尾他强调说，理想情况下他应该做些别的事情，比如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和写作。但现实是，他不得不努力挣些“菜豆钱”（我不确定阿根廷人有没有这种说法，总之在智利我们是这么说的），目前为止，参加比赛就是他的出路。这就像是上了一堂西班牙地理课一样，他这么写道。在信的最后或者说是后记里，他宣布：虽然我已年近六十，但我感觉我就和二十五岁没什么两样。起初这让我感到非常悲伤，但当我第二次或第三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是在用他的方式问我：孩子，你多大了？我记得我立刻就做出了回应。我和他说我二十八岁了，比他大三岁。那个早上我虽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但我感觉我自己重新活了过来，就好像一股能量注入体内，重新唤醒了我的幽默感和记忆力。

我没有像圣西尼建议的全身心投入于短篇小说比赛，但我确实参加了我们共同发现的那几个最近的比赛，当然没得到任何奖项。圣西尼再次在堂贝尼托和埃西卡两地的比赛中一稿两投双双获奖，用的是一篇原本名为《军刀》的故事，在埃西卡的比赛中它被改名为《双剑》，而给堂贝尼托的稿件则命名为《最深的割痕》。此外，在国家铁路公司赞助的比赛中他成了最终的入围者，在奖金之外，他还赢得了一张西班牙铁路网全年免费通行的车票。

慢慢地，我了解了更多有关他的事情。他和妻女一同住在马德里的一间公寓里，他的女儿名叫米兰达，年仅17岁。他还有个儿子，来自他的第一段婚姻，在拉丁美洲销声匿迹，或者说单纯只是他想要这么想。他的儿子名叫格雷戈里奥，现在三十五岁，是个记者。有时，圣西尼会告诉我他尝试通过人权组织和欧盟调查格雷戈里奥所在的情况。当他谈及这些的时候，他的措辞变得沉重且乏味，好像正通过描写官僚主义的迷宫来驱除那个缠绕着他的幽灵一样。有一次他告诉我：我在格雷戈里奥五岁的时候就和他分开了，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对此着墨不多，但我却想到了一个五岁的孩子和在报社办公室里写作的圣西尼的样子：这一切已是覆水难收。我还对这个孩子的名字感到好奇，并且不知怎么地认定这名字是对格里高利·萨姆沙的一种无意识的致敬。当然我从未向圣西尼提过这回事。但是，一说到米兰达的话题时，他就变得欢欣鼓舞起来。米兰达年纪漂亮，心地善良，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随时准备征服全世界。她看起来就像格雷戈里奥，他这样写道，除了她是个女孩（废话），还有不必再走我儿子的老路。

慢慢地，圣西尼的信越变越长。他住在马德里一个冷清的街区，公寓里有两间卧室，兼顾客厅功能的餐厅，以及厨房和卫生间。一开始我惊讶地发现他住的地方比我还要小，这使我感到惭愧（让人感觉很不公平）。晚上，圣西尼在餐厅写作，“因为老婆孩子都已经睡了”，而他又是个重度烟民。他靠做一些出版编辑工作（我猜想他是在修改译文）和把他的小说送去参加省级文学比赛来维持生活。他也时不时地会收到一些来自他那些书的版税支票，但绝大多数的那些出版社慢慢地就忘记了这件事或者干脆是倒闭了。唯一一本还卖得不错的书是《乌加特》，由巴塞罗那的一家公司负责出版。我很快就明白了他过得相当贫穷：不是一贫如洗，而是想要维持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穷途末路。他的妻子（名字颇为独特，是卡尔梅拉·萨德赫曼）做些出版社的自由工作并且教授英语、法语、希伯来语课程，但是她也偶尔迫于生计去做一些清洁工作。他的女儿正忙于课业，上大学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我在一封信里问圣西尼米兰达是不是也搞文学创作。他回信道，不，感谢上帝，她准备学医。

一天晚上我写信向他要了一张他的全家福照片。我刚把这封信寄出去就意识到我确实想看看米兰达长什么样。一周后我收到了一张照片，无疑是在丽池公园拍摄的，照片里是一个老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留着直发、胸部丰满的瘦高姑娘。老人笑得很开心，中年妇女看着她的女儿，好像在和她说着什么。米兰达则是用着一种严肃的表情看着摄影师，样子让我感到心动。圣西尼还另外寄给我一张照片，上面是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特征明显：非常薄的嘴唇，高颧骨宽额头。他看起来体格结实，并且应该个子很高，他用一种自信又很可能带些不耐烦的神情凝视着摄像头（这明显是摄影棚里拍出的照片）。这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时年二十二岁，拍在他失踪前。事实上，他比我年轻很多，但他那种经验老道的感觉让他显得年纪更大一些。

照片和复印件在我的桌上放了很长时间。有时我会坐在这里注视着他们，或者把他们带到卧室去，看着他们直到入睡。圣西尼也叫我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我手上没有最近的照片，于是决定去车站的照相亭照一张，当时那是赫罗纳唯一的照相亭。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照片。我觉得我看起来无精打采，面黄肌瘦。由此寄照片的事情就被我推迟下来了，我不想寄出其中任何一张照片，于是转头去照相亭花了更多的钱。到头来我随便选了一张，把它和一张明信片一起装进信封里，就寄给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收到回信。这段时间里我记得我写了一首又臭又长的诗，满溢着各式各样的声音和面孔——表面上看起来不同，但实际上都是米兰达的脸。在这首诗里我终于意识到了这点并能把它作为语言表达出来，我对她说：米兰达，我是你父亲的朋友兼笔友。于是她转身跑开了，去寻找她的兄弟，格雷戈里奥萨姆沙，寻找他那在黑暗走廊的尽头里闪烁着的双眼，在这条走廊里，拉丁美洲恐怖的阴影正蠢蠢欲动。

圣西尼的回信很长，也很亲切。圣西尼和他老婆觉得我人不错，和他们想得一样，或许有点瘦，但很健康。他们很喜欢赫罗纳教堂的明信片，以至于打算在解决了经济和家务上的一些问题后亲自来看看。很明显他们希望来的时候可以住在我家。作为回报，他们也愿意在马德里接待我。圣西尼写道：家里很简陋，也不大干净（模仿了七十年代初期南美洲著名漫画高乔人的口吻）。他没有说任何关于他的文学计划的事情，也没有提那些文学比赛。

起初我打算把那首诗寄给米兰达，但斟酌再三后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我一定是疯了，要是我把那首诗寄给她，大概就再也不会收到圣西尼的来信了，就算他那样做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没有把诗寄出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全身心地寻找新的文学比赛。圣西尼在他的一封信里说他担心他可能已经把这条路走完了。我没搞懂他的意思，我以为他想说已经没有可以投稿的文学比赛了。

我回信说他们一定得来赫罗纳看看，还说很欢迎他们住在我家。我甚至专门花了几天打扫卫生，因为我相信（毫无缘由的）他们随时都可能带着米兰达登门。理由是他们有圣西尼那张通票，所以只需要买两张车票就足够了。我着重描绘了加泰罗尼亚有多少良辰美景值得一来。我提到了巴塞罗那、奥洛特、布拉瓦海岸，描绘了我们能够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在一封洋洋洒洒的回信中，圣西尼感谢了我的邀请，但表示暂时还不能离开马德里。和以往的任何信都不同，这封有点模糊，尽管到了中间部分他又回到了文学比赛的话题（我猜想他是又得奖了），他鼓励我继续尝试，不要放弃。他还谈起了作家这个行当或者说是职业的话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这些话既像是说给我的也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就像一种备忘录。而其余部分，就像我说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当我读完信后我意识到可能是他家里有人身体欠佳。

大概两三个月后，圣西尼写信告诉我最近发现一处乱葬坑里，里面可能有格雷戈里奥的尸体。他的情绪很克制，没有悲痛欲绝，只是告诉我在某时某刻，一群法医病理学家和人权组织成员打开了一个乱葬坑，里面有五十多具年轻人的尸体等等。这是我第一次不想以写信的方式回复他，我想给他去一通电话，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电话，就算他有，我也没有他的号码。我的回信带着悲痛的心情，我说节哀，又大胆指出他们也不确定那尸体就是格雷戈里奥的。

夏天很快到了，我在海岸线上的一家旅店里谋了一份差事。那个夏天马德里举办了许多讲座、课程和各种文化活动，但圣西尼都没有参加，又或许他参加了，只是我读的报纸没有提到。

八月的末尾我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我可能在夏天结束后去拜访他，仅此而已。在那之后我回到了科罗娜时，已经是九月中旬了， 在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小堆信中，我发现了圣西尼写给我的一封信，日期落款是八月七日。他写信来和我告别：他要回阿根廷去了，说民主时期开始了，他已经安全了，也就没理由在待在国外了。另外这也是他能弄清楚格雷戈里奥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的唯一途径。他说卡尔梅拉自然是和我一同回来了，但米兰达将会留在欧洲。我立马往他的住处去了信（我仅有的那个地址），但没有收到回信。

慢慢地我逐渐接受了圣西尼已经回到阿根廷的事实，除非他再次给我写信，不然我们的通信关系便只能就此结束了。现在回头想想，我有好一阵时间是等着他给我再次来信的。然而，我再也没有等到他的来信。我安慰自己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一定很忙碌，各种活动如火如荼，忙得人喘不上气来。我又一次往他马德里的地址写信，希望能把信件送到米兰达手上。但一个月后，信件被退了回来，说是“此地址不详”。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任凭日子一天天过去，把圣西尼抛在脑后。尽管如此，每当我去巴塞罗那时我还是会花上整个下午在二手书店去寻找他的其他著作——去找那些我知道名字却还没来得及读的作品。但我最终只是在书店里找到了几本旧版的《乌加特》和那家已经停止向他支付版税的巴塞罗那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这就好像一个发给圣西尼的信号（也是给我的）。

大概过了一两年我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我想我是在哪份报纸上读到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又或者不是从报纸上读到的，也许是有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但我不记得那时曾和什么认识圣西尼的人说过话，所以我想我大概还是从什么地方读到了讣告。讣告内容简短，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这样说的：曾一度流亡西班牙的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世。我想讣告的结尾还提到了《乌加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没有使我感到惊讶，我觉得圣西尼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死是合乎情理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那张圣西尼的全家福和格雷戈里奥的照片复印件伴随着我的其他记忆被尘封在纸箱里时（因为一些我不想在这里过多着墨的原因我并没有把它们付之一炬），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那时大概已是午夜，虽说我还醒着，但敲门声还是吓了我一跳。我在赫罗纳的熟人不多，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没人会来敲我的门。当我开门的时候那里站着一个女人，她留着长发，穿着一件黑大衣。我一眼认出她是米兰达·圣西尼，尽管在他父亲发给我那张照片的许多年后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她一起的是个金发鹰钩鼻的高个子年轻人。她笑着说：我是米兰达·圣西尼。我说，我知道，随后邀请他们进来。他们正打算去意大利旅行，在那之后穿过亚得里亚海去希腊。因为他们的钱不多，所以采取了这种“搭便车”式的旅行方式。我留他们在家过夜，又给他们弄了些吃的。年轻的男人名叫塞巴斯蒂安·科恩，也出生在阿根廷，但从小就生活在马德里。在米兰达在我的屋子里转悠的时候，他帮我一起做了晚餐。你很早就认识她了吗？他问我。才认识，我只是见过她的照片。我回答。

晚饭过后，我给他们收拾出了一间屋子并告诉他们随时可以休息。我本来也打算上床睡觉，但很快意识到就算能睡着也一定很难。于是我等了一小会儿让他俩安顿下来，就下了楼，打开电视，把声音调得很小，坐在那里开始想圣西尼的事。

很快我听到了楼梯上的动静，是米兰达，她也无法安睡。她坐在我旁边，和我要了一支烟。起初我们谈的是他们的旅程，谈赫罗纳（他们已经在这座城市呆了一天，但我没问为什么他们这么晚才到我家来），谈他们准备在意大利游玩的城市。然后我们谈到了她的父亲和哥哥。据米兰达所言，圣西尼一直没有从格雷戈里奥的死里走出来。尽管我们都知道格雷戈里奥已经死了，但他还是选择回到阿根廷去找他。你母亲也这样想吗？我问。只有他一个人还没能接受哥哥的死，她说。我问她阿根廷的情况怎么样。和这里一样，和马德里一样，米兰达说，哪里都没什么不同。但他在阿根廷广为人知又受人爱戴，我说。和这里没什么两样，她说。我去厨房拿了瓶白兰地并邀请她喝一杯。你哭了，她对我说。当我看向她的时候她把脸别了过去。你在写作吗？她问。没有，我在看电视，我说。不，我是说我们刚来的时候。是的，是在写东西，我说。小说？不，在写诗。米兰达啊了一声。那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是干坐着，看着黑白图像在电视机的荧幕上闪烁。告诉我一件事吧，我说，为什么你父亲选择了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当然是因为卡夫卡。米兰达回答。格里高利·萨姆沙？是的，她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说。之后米兰达给我讲了圣西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几个月的故事。  

离开马德里时，他就已经病得不轻了，不顾几位阿根廷医生给他的忠告，这些医生从未向他开过账单，甚至几次安排他在国家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这次回乡之旅是个既痛苦又开心的经历。从第一周他就开始四处奔走寻找格雷戈里奥的下落。他想回到大学捡起自己的教职，但在官僚主义和无法避免的嫉妒和怨恨影响下，想法没有成真。于是他不得不开始为几家出版社做翻译的工作。卡尔梅拉找到了教师的工作，并且最后两个人只能靠她一人的薪水谋生。圣西尼每周都给米兰达写信。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米兰达说，并且有时显得很没有耐心，就好像他想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去完成这件事。至于格雷戈里奥，则没有任何定论。一些法医认为，他的尸骨很可能就在乱葬岗挖出的尸骨堆里，但他们要做DNA检测才能确定，而政府没有钱去搞这种事情，或者根本就没打算做检测，所以这件事就一直被推迟。圣西尼还打听到一个姑娘——她可能是格雷戈里奥流亡时期的女朋友。但圣西尼最终也没有找到她。而他的病情也逐渐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在那之后他就没再写东西了，米兰达说。写作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他每天都必须写作。是的，我说，他就是那样的人。我问她圣西尼是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了任何文学比赛参加来补贴家用。米兰达看着我笑了，怪不得，你就是那个和他一起参加比赛的那个人，他在一场文学比赛里认识了你。我这才想到：她之所以有我的地址，只是因为她有她父亲所有的地址，而她刚刚才意识到我是谁。就是我，我说。米兰达给我续上了白兰地，并说他父亲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里总是不停地说起我。我注意到她看我的眼神有了些变化。我一定打扰到他了，我说。打扰到他？你在开玩笑吧，他很喜欢你的信，总是把它们读给母亲和我听。希望那些信能让你们开心，我不太有信心地说。确实很开心，米兰达说，我妈妈甚至给你们起了个名字。起名字？给谁？爸爸和你，妈妈管你们叫“枪手”或是“赏金猎人”，我也有些记不清了，总之差不多这个意思，也可能是“黄牛党”。我明白了，我说，但实际上那个真正的赏金猎人是你父亲。我只是帮他寻找信息。米兰达突然变得严肃了起来，说，是的，他是一个专业作家。他总共得了多少奖？我问。大概十五次吧，她神情恍惚地说，你呢？就那一次，阿尔科伊那次小奖，也正是我认识你父亲的契机。你知道博尔赫斯曾给我父亲来信到马德里，来称赞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吗？我不知道，我回答。科塔萨尔写了关于他的文章，还有穆希卡·莱内斯也是。当然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我说。我的上帝啊！米兰达说，说完起身到了露台上，就好像我说了什么话惹她生气了。我稍等了一小段时间，拿着白兰地跟上了她。米兰达倚在栏杆上，看着赫罗纳的夜色。你这里能看到的景色很不错，她说。我给她满上了一杯，之后也给自己满上了。我们俩静静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望着月光下的城市。突然，我意识到我们俩已经和解了，出于某种特别的原因，我们两人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和谐的关系。而从现在开始，事情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变化，仿佛整个世界真的开始改变了。我问她多大岁数了。二十二岁，她回答。那我一定有三十多岁了，我说，就连我的声音听起来都变得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