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人给我们的印象总是野蛮的狂战士，他们肆意杀戮和抢劫无辜的人，但维京战士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残暴。

中世纪的欧洲暴力横行，维京人的袭击和征服也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们并非发生在“和平的真空”中，而是中世纪战火不断的一部分。按照当时的标准，维京人的野蛮并不突出。尽管如此，维京人无疑非常擅长他们所做的事情，从“维京人”（viking）这个词的意思中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现在经常宽泛地使用“维京人”一词，该词的原意具体来说是“海盗”或“袭击者”。维京人的袭击大部分是由单个战团进行的。起初，战团是由一群忠诚的随从组成的队伍，通常是精英战士，人数在25到40人之间，具体取决于他们所在的船只大小。必要时这些战团可能会联合起来，当地的小酋长、伯爵和国王都有可能担任其领导。

维京人就是凭借这样的军事组织形式占领了欧洲的大片土地，并掠夺了其他大部分地区。

那么维京人为什么最终变得如此强大，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正好是密切相关的。

有些人推测，维京人的袭击是出于某种宗教动机。因为他们一开始和主要袭击的目标是修道院和教堂。

但这并不表明维京人对基督教有什么特别的敌意。相反，这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修道院和其他宗教中心恰好存放着大量不受保护的财富。

维京人和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民族一样，非常珍视财富本身。他们习惯于接受潜在受害者以和平方式提供的贡品，这表明他们真正追求的是财富，而战斗主要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些财富既有可携带的形式（白银、黄金等），也有不可携带的形式（土地）。

与对财富的渴望紧密相连的是对荣誉、威望和权力的渴望。维京酋长们通过慷慨地将财富分给在战场上为他们而战的战士来获得和增强自己的权力。拥有更多财富的酋长可以对他们的战士更加慷慨，从而使这些战士更加忠诚，并鼓励新兵加入酋长的队伍。这就提高了酋长打胜仗的能力，从而为他提供了更多的战利品，如此循环往复。酋长和他的战士们都因此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光荣。

导致北欧人在八世纪晚期开始在整个欧洲进行掠夺的第三个因素是新型船只的采用。

维京人的浅吃水船是维京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不是海战意义上的，而是因为它们速度极快、重量极轻，不仅便于沿海快速出击，还能溯河而上，深入内陆。

维京船队中的船只数量从早期的几艘增加到数百艘，他们开始攻击更内陆的目标，例如他们在公元834-836年袭击了距公海约80公里的主要贸易中心多雷斯塔德，该中心位于现在的荷兰境内。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上层的国王或伯爵（反映了他们在国内的个人地位，但不一定是大片领土的统治者）现在也成为了首领，此外还有一些较低级的酋长，他们也会一直作为领军人物。

早期的袭击都是小规模的，似乎是由当地首领召集的当地团体进行的，主要针对脆弱、暴露在外的目标，如沿海修道院或贸易中心，通常不会深入内陆。维京人的特点是“打了就跑”的策略，在短时间内掠夺一切他们能得到的东西，然后在当地军队集结起来对付他们之前乘船消失。

虽然组织结构并不统一，但这种明显缺乏正式结构的情况可以使他们相对灵活。例如，在九世纪晚期的“大”战团中，有时几位国王或伯爵共同率领他们的部队，这意味着小规模独立部队会合并成大部队作战。

早期的突袭只有少数船只，由实力相对较小的酋长指挥。然而，随着维京时代最成功的酋长权力的增长，他们能够发动的袭击规模也成比例地增长。后来，从九世纪中叶开始，有时会有数百艘船只在一个或多个统治者的指挥下进行突袭，而这些统治者有时会联合起来组成更加强大的军队——史称“异教徒大军”或丹麦大军。

随着维京军队的规模和力量不断壮大，他们的野心也越来越大。起初，他们只在夏季进行掠夺，然后返回斯堪的纳维亚，在自己的炉火旁享用战利品。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最终开始在他们掠夺的土地上越冬。然后，他们征服了这些土地。然后，他们成为永久定居者。

也许最重要的是越冬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或接管的基地成为最高的集结点，并由此向周围地区扩散。

与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其他战争一样，维京人的战争也不能忽视冬季对作战和后勤的影响。因此，维京人的战争通常是季节性的，最初是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家乡过冬，但一旦在维京人控制的海外领土上出现越冬基地和定居点，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维京人在那里过冬。在这些定居点，维京人可以参与当地政治，巧妙地选择阵营，与敌人达成协议，确保缴纳贡品，并发起新的战役。

取得这些惊人成就依赖于维京人所使用的战术。他们首先是一个航海民族，船也就成为了他们独一无二的优势。但它的重要之处不在于海战，而是陆战。

在内陆战斗中，维京人钟爱的船只非常适合闪电袭击，在任何可以使用的地方同样至关重要。船只的吃水很浅，可以在较大的河流上划行，可运载人员、补给品和战利品等，这意味着只要维京人在船只可以到达的地区附近作战，他们就不需要令人讨厌的缓慢的陆路辎重车队。

在突袭时，维京人喜欢将船只停靠在小岛或礁石上，或停靠在河流的拐弯处，从陆地接近的任何一面筑起城墙和栅栏。然后，在他们安置好船之后，就可以放心发动进攻了。

维京人最喜欢的战斗队形是盾墙——由5个或更多纵深的士兵组成的巨大方阵，武器和装甲较好的士兵组成前排，盾牌的重叠部分约为盾牌宽度的1/3。

但近身搏斗涉及相当大的剧烈运动，而这需要大量的腾挪、躲闪和来回跳跃，因此士兵们的盾牌似乎不可能重叠在一起。

有趣的是，现今重演者发现，在近身搏斗中，要想用斧头或剑挥舞得好，最好的办法是挤进敌阵，而不是站在自己的队列中。这支持了一种假设，即盾牌最初可能是交错的，以承受敌人第一次冲锋的冲击，但此后盾墙往往会自动松开。

如果中世纪冰岛历史学家斯诺里·斯图鲁森是可信的，盾墙也可以排成圆形阵型，形成一个纵深均匀的大圆圈。斯诺里还说，这次弓箭手留在圆形盾墙的开阔中心。通常他们与其他投掷手——投矛手、投石手等一起在后方列队，向上空射击。指挥官受到由保镖组成的单独盾墙的保护，他们的任务是挡住弹矢。

维京人很可能还使用称之为“猪头阵”的方阵，这是一种楔形阵型。它实际上是盾牌方阵转变而来的进攻阵形。据说是由奥丁亲自创制的，这也证明了它的古老。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将猪头阵描述为一个紧密聚集的阵型。以400人为例，其长度为20人，纵深为20人。这样的队形可以为快速进攻提供一个方形楔形。在移动过程中，士兵之间的距离始终至少是静止队形的两倍。在冲锋过程中，侧翼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牵制，因为他们要与前方和侧面的对手进行较量。这将导致攻击呈楔形。

因此从远处观察战斗的人很容易将楔形阵理解为正式的战斗序列。

猪头方阵的主要优点之一是，针对敌军阵线的有限部分稳步向前推进，往往能取得突破，然后可以迅速转身从后方攻击敌人。这样的方阵由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因此，使用积极主动、冷酷无情的战士是打破和劈开对方阵型的有效手段。

这种阵型也有其弱点。如果攻击时没有足够的力度和狠劲，楔子很快就会被推倒，攻击也会被击退。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合适。尤其是征召兵，他们不是职业战士，不太适合这种方法。

如果有狂战士、“狼皮”等精锐部队，则可以将其放在方阵的最前面抵挡攻击的主力。

不过，狂战士部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在战斗中很难控制，而且往往不适合阵型战。挪威国王奥拉夫·哈拉尔松（Olav Haraldsson）将狂战士放在自己方阵的前面，但他们不但没有守住阵线，反而发起了攻击，从而导致了失败。

马匹虽然具有机动性，但在战斗中很可能是下马的。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使用马匹仅仅是为了在突袭中提高机动性。他们要么为此目的在营地附近围捕马匹，要么在战斗结束后夺取战败敌人的马匹。

一个或多个首领随身携带战旗，可能是为了显示地位。有些战旗上画有乌鸦，例如哈拉尔德·哈德拉达在斯坦福桥（公元1066年）对阵盎格鲁撒克逊人时使用的战旗。尽管在较小规模的冲突中，大声喊叫可能已经足够进行交流，但一个人的喊叫声当然只能这么大。兽角也可能用于发出信号弥补不足。为了传达更清晰的命令和信息，信使们很可能会在战场上高速飞奔。

维京军队非常重视这种沟通，这就是所谓的丹麦“大军”，丹麦大军由许多小的战团组成，高效的沟通使他们聚合成一个强大的整体。

9世纪下半叶在英格兰和法国活动的维京大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匹的使用。马匹利用古罗马的运输网络将军队快速运送到全国各地，使维京人几乎总能领先对手一步。

从公元865年起，丹麦“大军”在英格兰各地大肆破坏，连年征战，使东盎格鲁王国、诺森布里亚王国以及麦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屈服。

在这个阶段，维京人的目标似乎有些不同。他们仍然追求可随身携带的财富，但他们也开始着眼于获取土地。他们开始将英格兰视为他们可能定居的地方，并重新建立自己的领主地位，拥有自己的家族。

对于那些想要抵抗的人来说，直接与维京人作战通常只是权宜之计，而缴纳贡品则可以换取暂时的和平。只有解决了机动性和补给这两个问题，才能成功遏制维京人的袭击。

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和威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帝都使用了设有防御工事的桥梁来阻止维京人进入河流，他们同时使用船只进行海岸防御，在维京人上岸之前迎战他们，并在整个威塞克斯建造设防的城镇（burh），最终阻止了维京人在那里的进攻。

但不可否认的是，维京人在他们的时代给整个欧洲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卓越的战术和船的帮助下，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将他们的影响力从北大西洋扩展到地中海，甚至远至君士坦丁堡。

教会编年史通常将维京战士描绘成野蛮而又残暴。然而，这种描述可能由于僧侣的立场而带有偏见。著名的维京狂战士，因其咆哮、咬盾、无坚不摧的“狂暴之怒”而与众不同，历史资料对他们的描述也通常处于幻想与现实之间。

事实证明，维京人在战场上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浪漫想象中的狂战士，不如说是由于周密的战术和后勤计划以及良好的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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