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杜伯里和保罗·潘加洛撰写的文章「控制论与设计：为行动而会话」首次发表于《设计控制论》一书的文集中，该书由费道闻和何净植编辑。

在本文中，杜伯里和潘加洛的将设计重新定义为设计者、设计及其环境之间以控制论思维为基础的动态对话。该文认为，设计不是静态的产品，而是一个涌现的互动过程，其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持续会话的一部分。作者借鉴控制论原理，强调每一个设计决策都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反馈，从而影响整个过程的结果。这包括预期的，但也包括意想不到的后果、新的机遇，往往还有新的挑战。

讨论的核心思想是，设计行动既是反思性的，也是反身性的。设计师并不是简单地执行预先确定的计划；相反，他们参与的是一个迭代的探究过程，每一步都为下一步提供信息。这种迭代式对话使设计师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设计师「倾听」涌现的设计过程，因为它揭示了隐藏的潜力和制约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设计过程就是一场会话，在其中，人们通过不断的近似逐步建立起对设计的理解。

杜伯里和潘加洛的文章说明了控制论思维在解决当代问题方面的潜力，它不需要简单的解释或「解决方案」，它同时还能适应不确定性和变化：设计不等于解决问题。我们鼓励（设计）从业者将设计作为会话过程，对新的见解保持开放态度，勇于尝试，并接受创造性工作的不可预测性。与其他最新的设计理论相一致，这篇文章对线性设计模式提出了挑战，认为设计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将其描述为一个反馈循环网络更为恰当，在这个网络中，各种想法、情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新颖的、永远无法完全预测的结果。

杜伯里和潘加洛采用了帕斯克提出的、由格兰维尔发展的二阶控制论会话隐喻，将其作为设计活动的补充理论。正如费道闻和我在我们编辑的《设计控制论》一书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设计是「驾驭新事物」的一种关键方法。我们认为设计控制论并不是一个理论性的结论，而是设计领域新思维和新行动亟需的基础，并希望本文的读者能从中受到启发，为自己开展新的设计会话。

The article 「Cybernetics and Design: Conversations for Action」 by Hugh Dubberly and Paul Pangaro was first published as part of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book 「Design Cybernetics: Navigating the New」, edited by Thomas Fischer and Christiane M. Herr.

The chapter by Dubberly and Pangaro reframes design as a dynamic dialogue between the designer, the design, and its context, grounded in cybernetic thinking. The chapter argues that design is not a static product but an emergent, interactive process, where each action is part of an ongoing conversation. Drawing on cybernetic principles, the authors emphasize that every design decision produces some form of feedback that shapes the outcomes of the process. This includes anticipated but also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often new challenges.

At the heart of the discussion is the idea that action in design is both reflective and reflexive. Designers do not simply execute predetermined plans; instead, they engage in an iterative process of inquiry, where each step informs the next. This iterative dialogue allows designers to adapt to evolving circumstances, with designers 「listening」 to the emerging design process as it reveals hidden potentials and constraints. In this sense, the design process becomes a conversation in which understanding is built gradually through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s.

Dubberly and Pangaro'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potential of cybernetic thinking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issues without simple explanations or 「solutions」 while also accommodating uncertainty and change: Design is not the same as problem solving. In approaching designing as conversational processes, (design) practitioners are encouraged to remain open to new insights, to experiment, and to embrace the unpredictable nature of creative work. In alignment with other recent design theory, the article challenges linear models of design by arguing that designing is inherently non-linear and more appropriately described as a network of feedback loops where the interplay of ideas, situations, and social contexts produces outcomes that are novel and never fully predictable.

Adopting the second order cybernetic metaphor of conversation introduced by Pask and developed by Glanville as a complementary theory to design activity, Dubberly and Pangaro characterize design as both collaborative and adaptive to fit a complex, interconnected world. Moving beyond conceptions of design as a subset of science or engineering, designing emerges as a key approach to 「navigate the new」, as Thomas Fischer and I argued in the introduction to our edited book 「Design Cybernetics」. Rather than a theoretical conclusion, we see design cybernetics as much needed groundwork for new thinking and new action in design, and hope that readers of this article will feel inspired to enact new design conversations for themselves.

何净植 Christiane M. Herr

2025年3月31日

过去几年里，我都在对控制论经典文本和重要人物进行翻译和介绍，时间从20世纪40年代逐渐来到千禧年后乃至近十年。我从中看到了控制论模型的迅速成型与扩散，惊异于控制论话语的隐秘力量及其被曲解的程度，更是感叹该话语在当下世界和中文语境中的低可见度。

控制论的确曾经非常有力量，但如果不面对当下和未来的现实问题，它也只能成为故纸堆里的思想化石。随着对控制论发展的梳理，我发现了这篇文章，它是承接控制论的历史和当下的绝佳尝试。本文延续了从戈登·帕斯克到拉努尔夫·格兰维尔关于（二阶）控制论与设计的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行动与会话的联系，并希望这种依此面对当下的全球性「棘手问题」。

本文的愿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范围内新一代控制论学者正在致力于推动的议程。而为本次推送撰写引言的何净植教授（Prof. Christiane M. Herr）就是其中一员，她曾与费道闻教授（Prof. Thomas Fischer）共同编辑了本文的英文版。

下面我要正式的介绍一下何净植教授：她是美国控制论学会成员，同时也是南方科技大学设计学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她所领导的未来生态研究小组（Future Ecologies Research Group），专注于跨学科生态设计、先进的立面技术和数字支持设计等领域。何教授目前是CAADFutures基金会董事会副主席。同时担任Architectural Computing (IJAC), Architectural Intelligence和Sustainable Horizons期刊的编委会成员。何教授与Thomas Fischer最近共同编辑了《设计控制论：驾驭新事物》（Design Cybernetics：Navigating the New）一书。

何教授认为目前的控制论存在太多的老生常谈和对「旧日英雄的崇拜」（old heros worship），当下应该致力于面向「控制论的未来问题」。她在建筑与新的城市系统和技术系统的结合方面作出了诸多探索。因此，由何教授来为这篇承上启下的文章中译版撰写引言，可谓再适合不过了。

最后，希望本文能为同样思考未来问题的朋友带来启发。

本文已获得原作者的同意，阅读原文可跳转链接：

大目妖

2025年3月31日

1958年出生。设计师。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曾在苹果公司管理跨职能设计团队。期间，他与人合作制作了一部名为 「Knowledge Navigator」的技术预测影片，预示着互联网将出现在便携式数字设备中。在苹果工作期间他还在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担任计算机图形学系的首任系主任。由于对出版业在互联网上的发展前景充满了兴趣，他随后成为《时代镜报》的界面设计总监。之后，他加入网景公司，担任设计副总裁，负责管理网景公司门户网站的设计、工程和制作团队。2000年创立了Dubberly Design Office。

1951年出生。美国控制论学会现任主席。卡内基梅隆大学建筑学院计算设计访问学者，此前曾任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学院（HCII）的实践教授。潘加洛的工作探索会话在人与人、机器互动中扩大人类能动性的作用。他在控制论、系统、会话理论、设计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其工作方法的基础。保罗和休·杜伯里共同主持了「未来设计教育计划」的系统工作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保罗坚信，21 世纪的设计师、建筑师和技术专家必须全面接触复杂系统，这些系统包括技术与人性、社会与正义、气候变化与地球健康等纠缠不清的领域。保罗正在与美国控制论学会一起发起#NewMacy倡议，以恢复和修订控制论诞生时著名的梅西会议（Macy Meetings）。该倡议吸引了跨学科、跨时代的国际参与者，致力于应对上述复杂的系统级挑战。

以下为正文部分，共约12,000字

休·杜伯里，保罗·潘加洛

Design Cybernetics: Navigating the New，Thomas Fisher and Christiane M. Herr, Editors, Springer

拉努尔夫·格兰维尔认为，控制论与设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本文作者介绍了他们对格兰维尔的理解，以及他们眼中控制论与设计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控制论是21世纪设计实践的必要基础：若设计，则系统（If design，then systems）： 部分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及其在人类交流中的作用，设计领域已经从创造形式发展到创造支持人类互动的系统；因此，系统素养成为设计的必要基础。若系统，则控制论（If systems, then cybernetics）： 互动涉及目标、反馈和学习，而与此有关的科学就是控制论。若控制论，则二阶控制论（If cybernetics, then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解决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需要明确提出自己的价值观和观点，并有责任明确论证其合理性；这包含了主观性和二阶控制论的认识论。若二阶控制论，则会话（If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then conversation）：以论证为基础的设计需要会话，这样参与者才能理解、同意并合作采取有效行动——也就是说，设计会话的参与者要共同学习，才能共同行动。作者认为控制论是一种同时制定设计过程和被设计事物（方法和结果）的方式，它不仅是设计即会话（design-as-conversation），也是为会话而设计（design-for-conversation）。二阶控制论认为设计即会话，并明确将「二阶设计」定义为为他人创造会话的可能性。

本文开始于与拉努尔夫·格兰维尔关于控制论与设计之间关系的谈话。

一些背景：格兰维尔曾修建筑学，并在伦敦AA建筑学院任教多年。他还师从控制论学者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后者提出了「会话理论」（Conversation Theory）[33]，是最早认识到控制论与设计之间联系的人之一。帕斯克曾与设计师们一起工作——与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合作设计「欢乐宫」（Fun Palace），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软性建筑机器》（Soft Architecture Machines）[25] 撰稿，并参加了早期的设计方法会议。此外，帕斯克对科学和理论的态度也是「设计师式」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26]，在他最多产的时期，帕斯克一直是一个「造物者」（maker），尝试制造「会话机器」（machines for conversation），其中包括 乐彩机（Musicolour）、自适应键盘教学机（Self-Adaptive Keyboard Instructor ）和活动玩具的对话（Colloquy of Mobiles） 等。[34] 帕斯克的学生格兰维尔从帕斯克的作品中看到了控制论与设计之间的深刻联系，他是最早意识到控制论与设计不仅有联系，而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的人之一。

本文并非是对格兰维尔大量著作的回顾，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他的观点。不过，我们想报告一下他向我们提出的观点，有时甚至相当激烈——我们想就其中我们多数认同和少数不认同的地方做些评论。

我们谈话的契机是格兰维尔在奥斯陆举行的「系统思考与设计2014年研讨会」上（Relating Systems Thinking and Design 2014 Symposium）的精彩演讲。 [15] 格兰维尔认为，一阶控制论绝非单纯的力学或计算，它为线性因果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替代方案：它为我们带来了循环因果关系（circular causality），这对于理解和实现（制造）通过递归、学习和共同进化而发展的互动系统至关重要。二阶控制论是设计的基础，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设计的认识论框架。二阶控制论将我们从一个可以逃避责任的超然的、「客观」的姿态移到了混乱的事物中间，在那里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二阶控制论认为设计即会话。这就为共同学习创造了条件，从而使我们的行动更有方向，更加深思熟虑：这就是我们标题的后半部分「为行动而会话」（conversation for action）的由来。因为会话才能导向学习和有效行动，所以设计者最终必须把重点放在「为会话而设计」上。

遗憾的是，格兰维尔的去世终止了我们之间的谈话。我们努力以自己所能理解的方式呈现他的观点，并尽可能地引述他的话。我们感激他的天赋，我们怀念他。我们邀请大家继续交流，特别是与其他与他合作过的人，他们可能会对他的意图有不同的看法。让我们一起学习并发展这一领域。

将设计与控制论联系起来并不新鲜。*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1964年）[1] 和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1965年）[36] 都承认，控制论学者罗斯·艾什比（Ross Ashby）的《大脑设计》（Design for a Brain，1952年）[2] 对他们产生了影响。里特尔在其「设计的宇宙」（Universe of Design）演讲中指出：「艾什比明确表示设计者即调节者（designer as regulator）」。[36，第91页] 里特尔解释说：「设计被定义为一种有目的、追求目标的活动」。[36，第124页]

* 我们承认将设计与控制论联系起来的历史更为广泛，但无法在此提供详尽的研究。

将设计过程框定为一个单一的反馈回路可能是种有用的一级近似；它强调了设计过程的几个关键方面——迭代；纠错；信息从设计者流向环境，再流回；或许还能向某个目标收敛，正如西蒙（1969年）所建议的那样，「将现状转变为理想情况」。[39, 第111页]

然而，将设计过程视为一个单一的反馈回路是一种严重的简化。即使是简单的设计情境也涉及多层次的结构、意义和目标——嵌套的组件和子组件、符号网络（符号学意义上的）、目标层次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虽然设计过程可能会寻求一种内稳态（homeostasis），但它不像恒温器的自我调节，而更像自创生（autopoiesis）——生物体的自我生成。该系统远非单一的（控制单一变量，例如热量），而是「分形」的，即反馈回路在大小不同的尺度内运行，它们连接成一张巨大的网。

将设计过程定义为一个反馈回路，也在另一个层面上提出了问题。反馈衡量的是与目标之间的差异。那么： 目标从何而来？目标由谁设定？系统本身由谁控制？

更重要的是： 在设计学院的课堂之外，很少有设计情境会有明确的目标。从根本上说，设计师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理解情境、情境的构成要素以及情境的背景，并从这种理解出发帮助人们就共同目标达成一致。设计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制定（和重新制定）目标的过程中，不仅要明确讨论可能目标，而且也要制作与可能目标相关的人造物。换言之，设计者在采取行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需要改变目标（将目标制定和行动分开也会产生误导）。设计需要明确目标，否则就无法对其进行检查、批判或改进。这一点使设计有别于许多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因为「为什么」（设计的目标）必须是透明的，这样设计者的意图和价值观才能得到评论和回应，这可能来自其他设计者，也可能来自受设计过程结果影响的任何其他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将设计与反馈联系起来会产生一些问题： 目标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被检验、批判和改进的？我们将在下文中论证，正如里特尔所熟知的那样，答案是：通过会话（through conversation）。

「行动」（action）是科学史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35] 所说的控制论本体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控制论的 「框架」（frame）：

「自笛卡尔以来，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大脑是心智的家园，而心智是知识、理性、思想和认知的中心——我们可以称之为认知大脑。控制论本体论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对大脑的解释与众不同。控制论的大脑是一个述行性（performative）器官，而非认知器官，可以理解为大脑直接面向行动和行为表现（performance），而非认知。「大脑不是一台思考机器，而是一台行动机器。」艾什比在1948年写道。就人类的概念而言，这种从认知到行为表现的转变是控制论独特性的一个决定性方面。」——安德鲁·皮克林[35］

「设计」是这台行动机器的「表演」（performs），是它前进的过程，是它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设计是大脑理解区别、商定目标和方法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然后，根据结果迭代出「改善性的」行动。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把设计理解为为行动而会话——即控制论。行动既可以保持情境，也可以改变情境。换言之，设计是一场关于什么该保持和什么该改变的会话，一场关于我们的价值的会话。 [20] 无论是设计过程还是控制论系统，都需要观察某种情境是否存在某些局限性，思考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将改善它，并付诸行动。这就遵循了观察-反思-创造的循环过程，这也是科学、医学、生物系统、质量管理和日常生活中为采取有效行动，而进行学习的递归和积累过程中的共性。[7]

我们认为控制论是一种理解过程[42]，也是一种在世界上运作的实践，其重点是包含能够实现目标的循环的系统。[35] 控制论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驾驶或掌舵；进入拉丁语后，意为治理。有些人错误地将控制论理解为机械论。有些人甚至从「系统」一词中听出了危险——不经思考的机械控制。而我们感兴趣的则恰恰相反——控制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然和社会系统的杂乱混沌。我们相信，在运用控制论框架设计物体、互动、服务（越来越多地由数据驱动）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变化空间和可能性。

我们还认为，把控制论理解为一种还原立场或专注于工程学是一种误解。格兰维尔本人就认为，诺伯特·维纳最著名的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Cybernetics: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in the Animal and Machine，1948年），本应出版在《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1954年）一书之后，因为前者留下了控制论以数学为基础的工程学的烙印，而后者则将控制论解释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处世之道」。[15，第3页] 20世纪40年代，控制论在硬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世界专家的交流中开花结果，他们认为控制论是一种看待系统的独特新方法。[40]

我们的论证结构是：

我们现在就回顾这条路径，并提出其理由和意义。

「不能简单孤立地看待一座建筑，它只有作为一个人类环境才有意义。它不断地与其居民互动，一方面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控制他们的行为。换句话说，结构作为包含人类组成部分的更大系统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建筑师则主要关注这些更大的系统；它们（不仅是砖和灰泥部分）是建筑师设计的内容。」——戈登·帕斯克[29，第494页］

当今的许多设计挑战都属于复杂问题，其中对情境的恰当表述既没有共识，也不容易定性。然而，通过设计团队内部的会话，可以确定一个可接受的特征（即「问题」的表述），然后通过确定改善情境的行动（即「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工业时代改变了设计的本质，从为制作而设计（design-for-making，只要在制作前明确设计步骤即可）转变为为工业制造而设计（design-for-manufacturing）。从20世纪开始，「为系统而设计」（design-for-systems）成为必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筹学和控制论的兴起就是证据，前者作为实践领域而后者作为系统学科。[18] 正如其他文献 [9, 11] 所深入论证的那样，数字系统（digital systems）的设计者们面临着产品服务生态的挑战(稍后，我们将把范围扩大到数字系统之外，可以发现系统设计仍然适用）。这种新的设计挑战通常以iPod或iPhone为例，但同样的观点也可以适用于任何联网设备（甚至是最初的电报机）。虽然用户与实体设备iPod交互，但其软件却接入了通信系统（互联网）、数据库（音乐档案）和交易平台（音乐销售）形成的网络，它们与其他参与者（社群成员、艺术家）和相关的售后服务也有关系。这种系统的复杂性不能以使用户困惑的方式暴露出来，设计者必须充分了解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才能产生有效的结果。因此，设计者必须熟悉这种端到端的系统网状结构，以便设计出一套可操作的丰富选择，让用户从中获得体验。

系统设计的兴起还带来了更多的影响。良好的形式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赌注——是确保新企业成功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新的价值创造已经转向系统开发，该过程始于20世纪并在21世纪加速发展。平台一词经常被用来指硬件和软件、网络和用户、交易和市场之间复杂的分布式互动 [43]，阿里巴巴和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苹果和三星都是主要的例子。[9]* 我们对平台的定义包括他人在平台内构建系统的能力，与媒介无关。

* 所提及的平台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因此包含硬件/软件基础设施，但并非所有平台都是数字平台（参见后文的史基浦机场标识系统案例）。

因此，我们希望将设计分为两个层次：1）设计要被使用的东西，包括用来制造其他东西的工具；2）设计他人可以在其中创造的情境，即设计平台，其中包括语言。第一层我们可以称之为一阶设计；第二层我们可以称之为二阶设计——即为会话而设计。

为解决复杂问题而设计，在产品-服务生态之间架起桥梁，这需要新的技能：

「观察一个具体的系统，识别其背后的模式，并根据具体的系统来描述一般模式，这就需要掌握系统的词汇库、阅读系统和书写系统，也就是系统素养。」——休·杜伯里 [10，第3页]

「我应该试着在控制论和系统之间找出一点区别，或者看看是否有区别。」——拉努尔夫·格兰维尔 [17，2分28秒]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罗马俱乐部[22]将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作为一种复杂系统的建模语言加以推广。此后，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等人的工作将系统动力学带给了包括设计专业学生在内的广泛人群。[23] 作为解释生态和经济的工具包，系统动力学的词汇库——资源存量及其流量（resource stocks and their flows）——非常适合其最初的应用。然而，我们发现系统动力学在为互动系统建模方面存在局限性。梅多斯只简单地提到了调节。系统动力学并没有明确区分两类系统行为：一种是由程度变动（物质存量和流量）导致的，另一种是由反馈（信息流）导致的。也许最具局限性的是，系统动力学没有区分程度变化的影响（例如，人口的增加）和影响结果的蓄意行为（例如，由于新信息而改变行动方案，如自动恒温器中的比较器从加热转向冷却）。目标需要能动性，而能动性意味着根据数据有意图地行动，这些数据被解释为系统对目标的反馈(当然，当一个机械系统的行为仿佛具有目的性时，我们也可以认为该系统有能动性，参见帕斯克[30]）。

目标和信息涉及系统的非物质方面，而存量和流量则多是涉及系统的物质性。控制论的发起者们试图明确区分物质与非物质。为了进一步将控制论区分为一门专注于有目的系统中信息的学科，艾什比甚至说「物质性是无关紧要的」。[3，第1页] 正如格兰维尔在引用艾什比时所说的那样，控制论系统「不遵循物理定律和能量定律，而是受信息和消息规律的制约」。[15，第4页]

由于设计涉及人类——我们想要什么，以及如何行动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因此设计师的系统素养必须超越系统动力学，并且结合目标和能动性。设计师必须了解具有能动性的系统的运作。控制论为理解和描述这类系统提供了语言和模型。

控制论的设计观点还提倡（而非要求）考虑特定系统实现目标的能力（无论是设计者赋予的还是系统本身固有的）。这当然就是「多样性」（variety）的概念。[3] 当系统是一组设计者时，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具备成功设计和构建结果以实现目标所需的多样性？* 这些目标如何产生，它们属于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转向二阶。

* 关于多样性设计的阐述，不再本文讨论范围，参见文献[12]。

「我还将二阶控制论与设计类比，使二者相互促进。设计是行动，二阶控制论是解释。」——拉努尔夫·格兰维尔[14，第22页］

当今最关键的（设计）挑战是全球性的，而且直接影响到生命的质量及其存在。这些挑战包括气候、水、食物、人口、健康和社会公正的未来。它们被称为「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s）[37]，因为需要应对的挑战似乎没有挽回的余地。即使对「问题」本身的定义也是难以捉摸、主观且有争议的。把这些情境称为问题是一种误导；更好的说法可能是「困境」（mess）或「纠缠」（tangle）。

更糟糕的是：棘手情境（wicked situation）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但我们无法将其根除。这部分由于这些情境横跨复杂的系统体系，具有突发和不可预测的行为，即使采取了计划周密的行动，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此外，有些系统则是人类网络，有语言和会话的生态构成，随之而来的模糊性、冲突和人性缺陷也在产生影响。

总之，描述一种棘手情境，以便确定行动，并且使行动实施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效，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设计挑战，对我们的未来也至关重要。

面对棘手情境，人们通常不说「解决」，而是习惯把积极的变化说成是「驯服」。「驯服」棘手的情境需要「构想」（framing）——从主观角度看待局面，而这往往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利益相关者通常会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棘手情境；要取得进展，就必须找到新的框架，即「重新构想」（reframing）。一种框架优于另一种的价值的原因在于能有效指导前进路径，一般要通过一种框架的力量去解释为何系统表现出如此的行为。这是通过语言驯服复杂性的一种形式。[41, 12] 构想必须为客观事实提供依据，但前提是要明确某些「事实」的价值取向优于其他「事实」。从根本上说，它必须为某些设计方法（即「设计原理」）提供优于其他方法的论据。无论是系统动力学还是一阶控制论都是不够的：

「'第一代'系统方法不足以解决棘手问题。'第二代'方法应以规划模型为基础，并将其视为一个论证过程。在该过程中，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形象作为连续判断、受到批判性论证的产物，会在参与者之间逐渐浮现。」——霍斯特·里特尔[37，第162页]

共同目标或问题定义与解决方案一样，都是在参与者的互动中产生的。我们将其理解为，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是「涌现的」（emergent），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作为一种特征描述或（重新）构想的形象共同浮现（co-emerging as an image）。因此，里特尔和韦伯将「设计即解决问题」重新定义为「设计即发现问题」或「发现需求」。里特尔之所以重要，部分由于他是最早认为「设计即政治（即讨论和论证）」，并将其与「设计即艺术」或「设计即科学」相对立的人之一。[36，第144页] 同样，布坎南（James Buchanan） [4] 后来也把设计作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

里特尔指出，设计师作为问题解决专家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有明确解决方案的设计问题并不多。设计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它是杂乱的。设计师从来都没有置身事外。设计师永远是情境的一部分——其他利益相关者在设计过程中也扮演着必要的角色。

因此，设计成为了一个论证过程的中心，其中涉及「连续的判断，批判性的论证」。[37，第162页] 当采取二阶控制论的立场时，判断和论证不再存在于设计情境之外，而是出现在设计情境之中。因为从一阶到二阶的转变发生在观察者意识到自己正在观察之时，观察者同时也是设计者、建模者、问题构想者、设计会话的参与者。

总之，针对棘手问题的设计以及所需的（重新）构想需要二阶控制论。二阶控制论明确了观察者的角色，而观察者的角色又明确了每一条设计原理的主观立场。*

* 格兰维尔[14]雄辩地阐述了二阶控制论的出现和实践者，并附有术语表，在此强烈推荐。

「会话是控制论与设计之间的桥梁。」——拉努尔夫·格兰维尔[15，第8页］

「设计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会话过程。」——拉努尔夫·格兰维尔[14，第22页］

作出判断和进行论证当然都是会话的一种形式。格兰维尔进一步强化了他关于设计与会话关系的论断，并指出会话是设计的必要条件，即便只是用纸笔和自己会话（舒恩[38]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画画的人，（相对应的）也就有看画的人。格兰维尔称，这些角色之间的差异（创作与观察/反思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创新」的主要来源（我们更喜欢「变动-variation」或「发明-invention」这两个词。关于创新在设计中的作用，我们所持的立场会在下文给出）。多视角的参与是会话的必要条件，他写道：「没有会话，你就不是在做设计，而是在做解决问题的工作。」* 相反，设计是「做一些神奇的事情」和「发现'新的东西'」。[15, 第10页]

* 虽然我们认可设计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区别，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出需要会话才能解决问题的典型案例。例如，一个团队可能会讨论如何最优地将一个问题分解成更容易处理的部分。同样，许多教育工作都需要讨论识别问题类型的策略以及针对每种类型的适当策略。

里特尔、布坎南、格兰维尔、尼葛洛庞帝[24] 和帕斯克[32]将设计描述为会话，它可以被建模为两个（或多个）二阶系统的交互，其中一部分可以是对目标的讨论。我们在其他文章[8] 中指出，会话是达成共同目标的必要条件。共同的目标就是对情境的（重新）构想达成一致，以便共同行动。我们认为，在设计过程中形成论证（支持或反对不同的情境构想方式）以及衍生出不同的选择或行动，这与会话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赞同格兰维尔关于会话、控制论和设计的概括而雄辩的论述。

然而，我们发现格兰维尔的某些陈述只是断言，而没有相应的依据。例如，他明确甚至坚持认为，设计知识是隐性的，并不明确。我们认为这是他的论点的一部分，即设计知识只与行动相关。然而，如果设计就是会话，而会话就是学习（很多时候，或者至少在设计方面始终如此），那么设计会话的目标和效果不就是要明确其主题吗？我们认为，对于当今的重大（设计）挑战来说，明确设计知识是必要的。形式赋予者们（form-givers）也许可以奢侈地独自工作，但设计系统和平台却需要团队，因此，目标和方法必须更加明确，这样才能使产生的结果连贯一致，行动协调有序。正如设计不同于解决问题，在设计中做出选择也不同于在创作艺术作品时做出选择。在设计时，符合目的（fit-to-purpose）是一种选择优于另一种选择的理由；当然，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就目的达成了一致？在进行系统设计时，阐明设计原理是设计会话中一个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而会话则是由组成设计团队的个人、学科和语言共同完成的。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特定的设计会话是关于某种特定情境或人工制品的，而不是关于设计的。但是，关于设计的会话必须是设计教育的主题，我们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将隐性知识明确化是有效设计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设计就会停留在中世纪师傅带徒弟的手工艺传统中，变革缓慢，创新困难。

但是，任何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都可能会忽略会话对于设计的普遍需求。设计会话会讨论目标、手段、语境（这本身就是一种会话，而非状态[5]）、如何构想情境（以及谁主张什么立场）、保留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尝试什么、如何评估、尝试后发生了什么以及下一步该尝试什么。*

*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对设计会话的类型进行更细致地分析和描述。有一种方法认为，创新设计需要四大类会话：就目标达成一致；就手段达成一致；创造创新所需的新语言；以及在总体会话中，从必要多样性的角度设计设计所需的会话。[27]

我们认为，21世纪的设计需要会话，同时，设计即是会话（与格兰维尔完全一致）。当我们说「会话」时，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在二阶意义上承认我们（主观地）参与了自己选择的构想和论证过程，因此我们对这一切负有责任。

「如果我们尊重自己所处领域的结构一致性，人类就可以做任何我们想象的事情。但我们不必做我们想象的一切，我们可以做出选择，而作为具有社会意识的人类，我们的行为才是最重要的。」——温贝托·马图拉纳[20］

如果设计师要对设计过程负责，我们就必须寻找最有效的工具和方法——并将其记录、发展和传播到设计界和棘手情境的世界中。

因此，设计者自身必须肩负系统素养，将其作为设计的基础；必须在二阶认识论的范畴内工作，对自己的观点负责；必须通过会话开展合作过程；必须阐明自己的理由，将其作为设计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开发新的设计课程有着深刻的影响。

格兰维尔20世纪60年代在伦敦AA建筑学院学习期间有关设计方法的经验影响了他。也许正是为了反对第一代人的 「专家立场」，他才更喜欢说设计「既神秘又模糊」。[16]

我们认可的是，如果从狭义上解释控制论的一阶形式，那么作为工程学的控制论可能暗示着一种接受甚至假定目标的问题解决方式，而不是邀请我们就何为目标应进行会话。但在二阶形式下——明确了主观性、价值观和责任感——作为控制论的设计教学，更多的是常识判断，而非严格受限的工程学；更多的是可能性，而非决定论；更多的是涌现性，而非机械性。教授词汇和语法并不排除诗意。恰恰相反：词汇和语法知识即使不是先决条件，至少也是一种更肥沃的土壤，让诗歌和她的姐妹——愉悦—— 显现。

因此，我们认为，「系统」（系统动力学、一阶控制论、二阶控制论和会话理论）应该成为所有设计学院课程中的系列课程。[6]

向设计者传授系统知识的价值在于，这将帮助他们更好地工作。它将为谈论（和思考）他们工作的世界、设计的系统以及设计的过程提供语言和模型。这将使他们的工作更有效且高效。也就是说，引入控制论将使设计者的设计过程更加「严谨」，这意味着「更有力」或「更令人信服」，而非更「正确」。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如何发现新颖性，我认为这无法通过具体说明或有目的的行动做到，它需要摇摆不定的会话和深入的推测。一旦他被找到，就可以具体化了。——拉努尔夫•格兰维尔 [16］

在不过多推测格兰维尔关于新颖性（novelty）与设计之间关系的可能阐述的同时，我们也想明确我们的观点： 新颖性不是设计的首要目标（传统设计师有可能把追求新颖性听成是为了追求新形式而追求新形式）。与格兰维尔一样，我们接受会话设计，特别是将其作为发现新目标和新机遇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共同构建了共享的框架和有说服力的论点。但在我们的论证中，尚未充分发挥价值和价值观的作用。设计是一系列特殊的会话，它们或清晰或隐性地（单独对自己或与他人）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想要保存的东西。马图拉纳在「我们不希望改变什么」的语境中提出了「可能的改变」，这直接有效且可操作的：

「每当一组元素开始保留某些关系时，就会给围绕着保留关系发生的一切变化打开空间。」——温贝托·马图拉纳和西梅娜·达维拉·亚涅斯[21，第77页］

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我自己在保留什么，从而开启改变的可能性。格兰维尔虽然没有阐明，但我们在他的立场中隐隐听到了这样一个概念：设计的结果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即设计师要为他人创造会话、学习和行动的可能性。

这一理念是一种变革——一种范式的转变。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发表的《模度》（Le Modulor）[19]可能是一个支点，是新范式的明显信号。新范式的另一个信号是卡尔·格斯特纳（Karl Gerstner）出版的《设计计划》（Designing Programmes）[13]，「与其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不如为解决方案提供计划。」(在更早之前，活字印刷以其固有的重复使用性为现代主义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甚至活字印刷本身就创造了现代主义的革命。）举一个实践中的例子，荷兰总体设计公司和本诺·维辛（Benno Wissing）1967年设计的史基浦机场标识系统，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实践范例之一——它创造的不是一个完备的系统，而是一个可供他人创造的系统。标识系统作为一个创造的平台（用我们的话说，一个设计会话的平台）相当有局限性，但它的轮廓就在那里。设计者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标识系统永远不会彻底完成，永远不会被完整阐明，永远不会被穷尽想象。它永远是开放的。「二阶设计」已经出现。为会话而设计应运而生。*

* 聊天机器人，例如Elisa及其许多衍生，如Mattel的Hello Barbie，都遵循预先定义的脚本树，它们都不是会话设计的案例。语音代理，例如Siri和Alexa也都一样。事实上，目前流行的所谓「会话界面」（conversational interfaces）并没有抓住会话的重点。[28]

帕斯克看到了这一潜能，并开始通过他的实验机器探索，这些机器试图让人们参与会话。[31] 受帕斯克的影响，尼葛洛庞帝甚至设想出一种「建筑机器」（architecture machine），能够与设计者合作设计空间，包括物理的和虚拟的，字面的和隐喻的。这种机器让设计即会话具体化，从而让为设计而会话成为可能。1967年，尼葛洛庞帝与他人联合创建了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建筑机器的概念。在数字内容、数字通信和计算（包括个人电脑革命）的融合过程中，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机器小组为1985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奠定了基础。然而，建筑机器的最初的构想却被搁置一旁，至今仍未实现。

我们将「会话设计」视为21世纪设计显现的空间，并将其作为我们的目标。无论是设计作为人类能动性的计算延伸的互动环境，还是治理社会变革的新社会话语，二阶设计的目标都是促进条件的涌现，使他人能够进行设计（为会话的出现创造条件），从而增加所有人的选择。

「我应该始终采取行动以增加选择的数量。」——海因茨·冯·福斯特，伦理准则 [41，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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