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正文写作前我需要表明几点，也就是一个免责声明。这是应对一个全面监管时代最为被动的用来区分作者与作品的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自己被扣上什么意识形态的帽子来影响自己的未来。当然，这多半是我的一厢情愿，很多人基本连开头几行话都没看完，就已经断定你是个“粉红牧羊”之辈了。我也遭到过这样的谩骂。如今，每一个试图表达严肃的创作者都必须戴着脚铐跳舞，甚至我们面临的闭塞是前所未有的。至于面对这一窘境，为什么还要继续写的原因，其实就很简单了：喜欢。热爱不是为了拿去赚钱的，是让自己留有一片精神净土可供停歇。

请注意，我不是为了专门冒犯谁而去写的，无论是老师、领导、亲人……在我写作时，我对他们，作为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并生活的人来说没有一点恶意（诚然我一定会厌恶与某类人打交道，也一定会偏袒谁，但这只是我自我保护的正常反应）。我尊重每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生存的人，唯独对那些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的自大保持警惕。我清楚的知道在戏剧中“人物”往往是用来遮蔽环境暴力的工具，但要认识到这点，也需要观众能想明白，这是可遇不可求的。要让作者把一切嚼碎了喂给读者，那就只剩些残枝败叶，本身就如嚼蜡般乏味。要是让作者与读者共享美味，甚至，读者自己能烹制出什么，不是更好的事吗？绝大多数人仍然以是否“共鸣”作为他们判断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也就是刻画一个鲜活的人物——一个用来诅咒、扎满银针或抱着睡觉的玩偶。这一人物与某个特定场合与事件一道将各种因素的善恶聚集起来，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用来捕捉观众的笑与泪，再称斤贩卖。为此，我希望读者在阅读下面文章时，将每一个出场的人物（包括第一人称视角出现的‘我’）就当成一个个经由环境催生的符号——好吧，我可能更喜欢布莱希特。

本文名叫《工厂日记》，有两部分组成：考研日记与实习日记。题目当然是致敬西蒙娜•薇伊而定，当然，如果要加深一下意义性的话，也可以将其解读为“世界就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工厂”云云。不过，我是在考研与实习连轴十个月后才去写的，由于疲惫失去了记录第一感受的机会，所以可能会有虚构的部分（将记忆整合，会出现事件、人物、感受的时序错误，还原总是很痛苦的）。我会根据这十个月在社交平台、朋友聊天与朋友圈发布内容为依据，去撰写“工厂日记”。它可能没有那么真实，但一定不是假的。

我回到了学校，开启自己的大四学期。没什么紧张的。几天前结束了毕设的拍摄，很紧凑。我们这个团队没有人有拍摄微电影的经历，但只要一听见“电影”二字，就仿佛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干什么都颇有活力。拍摄地在太原，而团队里就我一个太原人。朋友们从全国各地赶过去，没怎么休息，花了四个整天拍完，又急匆匆挤在各种绿皮车厢里摇摇晃晃地开往长春。期间我还发了一次火，因为我的本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但其实我不是个喜欢挑事儿的人，遇到团队创作，我总想着要把自己的姿态放到最低。我不在乎这个作品究竟是不是我的（反正编剧在中国向来没什么话语权），我只想看成片。可能还是缺乏经验。我的专业叫“广播电视编导”，说实话，我从接触这个专业开始就觉得这名字很土。大学有四分之三的日子在疫情中度过……算了，不提了。已经放开半年了。这是我过得最舒服的半年。

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在工作室的位置收拾一下。考研是场拉锯战，我现在可是斗志昂扬，憋着股劲儿呢。一周前我刚结束了考研线下的训练营，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在结营仪式上，我说自己好像来到一片乌托邦，在这儿讨论艺术不犯法，逗笑不少人。这些话与考研没什么关系，但我就是想说。我就这样，随心所欲不逾矩，所以也讨人喜欢。由于要拍毕设，我需要提前一天离开，那天下午其他同学都要参加结营考试，而我要收拾书包。一个备考戏剧教育的女孩准备长期在上海复习，也没有参加考试。她坐在第一排默默学习，我怕打扰她，笔盒课本全都轻拿轻放。等到车还有十分钟就要到楼下，她忽然扭过头，问我是不是快走了。我点了点头，于是她站起来，说，要不合几张影。哎哟，这群表演生真是要了命，他们太自然了……我在镜头里摆了三四种剪刀手，她已经换了五六种表情。瞧她灵动的五官，与我这张死人脸形成鲜明对比。佩服。

还有另一件事……不知道该说不说，觉得有些奇怪。当我经过戏剧考试的教室时，下意识站在玻璃前向里看。玻璃贴着防窥膜，只能看到团团黑影，所幸边儿没贴死，定眼瞅就能看见里面的动静。我几乎是一眼就看见了她。可能就是运气好罢。

坐在卧铺上，我还发了条朋友圈，内容如下：

文绉绉的，哈哈。

我在桌子上摆了满满当当的资料，政治是徐涛的，英语有新东方和考研真相，还有些从机构带过来的答题纸。我要了小五十张，窝起来像是一座冰封的海啸。还有大小各异、功能不同的笔记本。我的设想很美好，能塞进口袋里的就是用来背单词或名词解释，塞不进的一律记专业课与政治课。当然根据我的习性，到最后肯定就糊成一团，不分彼此了。我确实不喜欢做笔记，首先没耐心，其次字太丑，记着不美观，我受不了。写到这里，就必须提到我的一个暴论了：都4202年了，为什么考试还不能机考？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搞写作的，手写，三小时要创作一篇小说或剧本，字丑的劣势就很大，机考可能会更加公平。在外参加工作的编剧都不手写了，考试还青睐笔墨纸砚，真是很有代沟。让作品说话嘛，又不是让字儿说话。

我桌子上还有一本徐志摩新诗的字帖，样式同古代的经书一样。这是我五一去广州玩时买的。

这一摆，桌子就很扎眼了。M老师一来就笑着说，我去，这就是要考研啊。他快步走到讲台前，打开台式机，又在教室里转了两圈后，才走到我身旁，问我有没有兴趣继续拍采访。M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他所理解的新时代自媒体的采访形式，不需要多么绚丽的背景，也不需要多么专业的灯光，就一集五分钟，只需敲准问题和引出勾人的回答就行。

上学期我有个中道崩砠的项目叫青年说（这名字我不太喜欢，本想着做起来换个讨巧的），旨在采访二本生的人生看法。模式参考十三邀，既要将我（主持人）的形象做起来，又想抓采访对象，难度很大。首先，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也没有背靠北大。这两重身份就决定我没有什么“公信力”，必须换个路子设计；其次，我们所聊的内容肯定不是干货，甚至会有很多歪见，所以也不能走知识向的。所以我想的一个方法是“还原”二本生的真实处境：借助纪录片的制作手法，通过层层递进的提问，再现二本生在人生问题上的情感波折。我的核心议题有两个：为什么有些人拼尽全力只能考上二本？为什么有些人才华横溢却来到了二本？根据我的判断，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二本（或一本末、专科生）可能会因此产生共鸣，在一个精英筑巢与娱乐横行的互联网中保不齐能杀出一条血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时间太少。我们已经被迫荒废了三年），只粗糙地拍了一期。效果还可以，放到网上也有人催更。或许正是看中这点，M才跟我说想帮我立项，去学校那里审批点资金和设备，而节目形式他直接帮我简化了，就按照他的设想去做，以最低的成本换来最多的数量。即便我心知肚明干这个活儿会让我牺牲掉一些“艺术追求”与考研时间，但也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原因很简单，我太想创作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了。真的太想。其实，在解封后，我就感到一股迫切的危机感。毕业近在咫尺，可我所剩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了，为此我几乎没有犹豫就下定决心去考研。我想，只有续上学生的身份，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创作自己的作品。这就和伍尔夫的房子理论一样，虽然她不太可能接受马克思的阶级论。

M很高兴，我也有些兴奋。只需两周，他说，十集节目就能做好。我简单想了想，距离考研还有四个月的时间，抽八分之一来搞采访听起来也没什么损失。我们刚准备继续趁着余热大聊一番，工作室的其他同学就一股脑全涌进来，大喊大叫，捶胸顿足。D的一声带有浓郁晋北口音的“领导！”就把我们从少年时代带回到各自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