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拉菲特村庄的大火似乎吞噬了一切，这场战争的去向最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许多战争最终将缓慢地带来对战争的厌恶和寻求和平的渴望。让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和枯骨来解决，无异于饮下一剂充斥着副作用的解药，甚至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等人类冷静下来，谁愿意饮下这一剂充斥着副作用的解药？我希望探讨的是，是否存在一种温和的方式来改变这一切，请允许我武断地认为，火萤正是在通过制造疫苗来寻求这种方式，只不过他们已经摔倒了一次。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深入《最后生还者》的世界，深入到其中存在的诸多共同体当中去，看看这些共同体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为什么又会产生暴力或者遏制暴力。

正因为本文关注于共同体、生活方式、共同体意识以及政治决策，所以并不过于详细地解释艾莉和埃比在互相放过的情形中的动机，但是我相信在一个充斥着混乱和纷争的世界中，单一的行动者做出不符合常态的行动反而是一种常态，两主角殊异于常态下的各个行动则恰恰表明了《最后生还者2》并未持有盲目悲观的态度（《赛博朋克2077》就具有部分的盲目悲观，尽管我同样喜欢这部作品），正如在现实中各个政体的发展当中可以看见的那些曙光一样。除此之外，解释艾莉和埃比互相放过的动机也并非无迹可寻，本文认为埃比的动机在于他者的出场致使的愧疚感，以及深知复仇的无意义，而艾莉的动机则在于对安稳生活的憧憬使得她怀疑自身一直坚信的复仇念头，顽固的执念被充满人性的图像所取代。

本文首先将从杰克逊镇出发，并将其和猎人群体稍加对比。但是杰克逊镇的善治存在诸多过分先天的优势，这使得我们很难从中找到那剂温和的解药。因此在分析完杰克逊镇之后，本文将继续沿着线索分析FEDRA和响尾蛇，最后来到WLF和赛拉菲特。WLF和赛拉菲特相较于FEDRA和响尾蛇具有更多的资源来实现善治，但是他们所存在的问题最终依旧燃起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本文认为，艾莉和埃比的故事并非完全脱离于故事中充满争端的群体，而两个主角中的故事主线中恰恰蕴藏着某些资源来帮助寻找解药。

杰克逊镇仿佛是一个活脱脱的理想国，总是让我们感觉不太真实。为什么在末世之下，杰克逊镇能够生存得如此怡然自得？

是因为避世的环境？还是因为丰富的资源？抑或是水电站那源源不断的电力？这些因素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似乎又没有深入问题的关键。

末世的首要问题在于，一种黑暗森林的状态，一种敌对状态。那么人与人关系为什么会变成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但是首先我们来考察，这种自然状态的界限是什么，即是每个人针对每个人吗，还是每个家庭针对每个家庭，还是每个群体针对每个群体？

首先，我们需要排除个人针对个人的情况，因为对抗真菌感染者的方式就使得人们不可能个人针对个人，而需要建立至少小范围的合作（比尔是一个特例，但是这并非常态，我们讨论的也是常态）。其次，每个家庭针对每个家庭也不是一个太可能的情况，至少临近或熟悉的家庭是可以加以联合的，这也更有利于共同抵御感染者，或者资源共享（如埃比西雅图第二天在洪水区域经过的一对邻居）。因此，最常见的形式也就是群体针对群体之间的自然状态，且群体恰恰是抵御感染者的有效单位，使得群体可以几乎免受感染者的侵害。但是，为什么群体之间无法形成诸如小型国家这样的结构？

因此，自然状态的界限是由于是否具有抵御感染者威胁的能力来划分的，在不具有抵御感染者威胁的人之间几乎不存在自然状态，而能够抵御感染者威胁的群体之间则存在着自然状态。而所谓的自然状态则说的是，不存在普遍性的约束力，难以揣测其他行动者的态度，且对其他行动者抱有强烈的敌意。但是既然自然状态没有成为霍布斯式的人对人的战争，而是以群体为起点，那么就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群体内部不存在或者少有存在自然状态？

本文对自然状态的一个界定是抱有强烈的敌意，我称之为一种黑暗森林式的心理，即试图消灭潜在的敌对威胁的心理。因此，在群体内部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心理，但是在群体之间则存在着这样的心理，但是这种心理来自于何处？是否是根本原因？

一种黑暗森林式的心理的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最高权威的崩溃，法律和其执行机构（如警察体系）的消失，这意味着约束力的解除。契约的解除意味着安全和信任体系的全面崩溃。由于不再相互履行权威性契约规定的义务，任何人作恶将不再有来自法的惩罚。黑暗森林比喻正意味着在此敌对状态下基本安全感的丧失，陌生人的出现不再表现为友好的呼应，而是变成了徒增的意外。但是需要进行厘清的一个问题是，是这种心理的存在使得安全和信任体系崩溃，还是安全和信任体系的崩溃滋生了这种心理？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澄清黑暗森林式心理与恐惧情感的关系，因为只有看到黑暗森林式心理是否蕴含着恐惧情感（而这种恐惧情感则来源于安全和信任崩溃带来的心理无秩序状态），我们才知道到底是安全和信任体系的崩溃致使了黑暗森林式心理的出现，还是相反。

那么，黑暗森林式的心理是否意味着对其他群体的强烈恐惧情感？

如果存在这种恐惧，则这种恐惧把对方的存在本身就视作潜在的威胁，恐惧的情感就替代了原本可以出现的互爱的情感。在这一黑暗森林中，群体把其他群体当做一只只虎视眈眈的狼，其他群体的人性面消失了。

由于对潜在的狼（威胁）抱有恐惧（尽管这种恐惧可能在后来转变为愤怒或者傲慢等其他敌对性的情感），沟通和协商的机制也就进一步地分崩离析了。因为没有制约性的法存在，出于恐惧，自我保存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潜在的狼。自我保存的典型例证是猎人群体。但是猎人并非一开始就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去行动，猎人一开始并非是猎人，可以设想那群在游戏中的猎人在真菌爆发之前曾是共同体中的公民。

不得不考虑的是，这些猎人在文明时代便不是品格高尚者，而是利己主义者，他们所生存的匹兹堡曾经也受到FEDRA的管理，但是他们推翻了FEDRA的统治。他们的品格低劣则体现于对于自然法则的潜在推崇，即唯强者论，他们否认女性与孩子存在的意义，而他们认为自身的革命行为是正义的，是因为在他们眼里，FEDRA很可能是不作为的。

这群利己主义可以抛弃文明时代的道德良知，他们潜在地自我保存视为最高的目的，表面上则赞同一种唯强者论。但是猎人似乎并不是一个充满着恐惧的群体，而是呈现为掠夺者的角色。一种反对意见会说，这并不能否认恐惧是形成他们对待外来者态度的最初来源，而由于群体的强盛，他们逐渐由恐惧者成为了恶龙。但是即便短暂地存在这种恐惧，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恐惧就导致了他们抱有强烈的敌意，甚至是主动消灭任何外群体人群。本文认为，对自然法则的潜在推崇并非是来自于真菌爆发导致的恶劣环境，而是因为他们作为在旧时代中信奉唯强者论的利己主义者，并不信任官方机构，更根本的是，他们对于力量之外的事物都没什么兴趣，而真菌爆发后，社会秩序的崩溃和暴力不再为警察所垄断，他们依凭这种对力量的爱好而推翻了FEDRA。

这也就是说，旧时代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残留了下来，而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使得他们如此行动，而非恐惧。也就是说，安全和信任体系的崩溃并不是促使他们如此行动的原因，而他们的行为恰恰是进一步促进了安全和信任体系的崩溃。因此，猎人群体的行为出自他们自身的品性，他们对自然法则的推崇进一步促使了安全和信任的崩溃，因此他们的行为和真菌爆发并没有根本上的关系，这也就是说，的确是真菌爆发导致了他们如此，但是其他群体并不一定会像他们那样行动。

但是猎人只是一个孤证，并不能说明在真菌爆发的群体特征就可以预示真菌爆发后的行为，但是来看杰克逊镇的发展，可以发现这是汤米和其妻子玛丽亚主导的结果。且由于远离城市，这里的居民更有可能习惯于处于竞争的局面之外。尽管杰克逊镇也受到各种掠夺势力的侵袭，但是这只不多地存在于早期。

说起杰克逊镇的最大功臣，一个理想的候选人就是汤米的妻子玛丽亚。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玛丽亚的能力恰恰在于人际沟通。她擅长于照顾每个人的感受，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一个人不愿意加入一个共同体，或者呆在一个共同体中也想离开，往往在于缺乏承认感，也就是并没有被当做一个个性化的人来看待。同时，在人际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玛丽亚扮演着对事情进行重新阐释的功能——融合双方的偏激观点以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程度。因此，玛丽亚其实所做的工作正是重建安全和信任体系，而这恰恰基于她所具有的品格。

通过这样的方式，玛丽亚在杰克逊镇内部建立足够强大的友爱关系，这使得一套强硬的法律惩罚体系显得有些多余。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鉴于杰克逊镇的规模，玛丽亚能够以直接的方式介入这些事件，而不需要大量假托中介来完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通过友爱而及正义。这样的治理方式避免了官僚机构的冷漠化问题。但是，这也同样意味着，玛丽亚的方式无法被任何超过杰克逊镇规模的组织所运用。既然如此，那么在较大规模的组织那里，就不得不采取别的手段，而不能依赖于一个“哲人王”。但是无论如何，杰克逊镇本身并非是脱离现实逻辑的，而只是由于组合了各种有利的因素。

从猎人和杰克逊镇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影响一个真菌爆发后的共同体的形式的，并非主要是真菌爆发后致使的各种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往往在不同区域之间并没有非常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依旧这些新共同体的建立来源。这也就是说，在进入真菌爆发之前的社会力量结构影响着真菌爆发后的共同体形成，也影响着后者的成败，而对于这一论点的证成，在WLF和赛拉菲特部分还将加深。除此之外，这个观点的确印证了《最后生还者》在创作时的逻辑，即真菌感染更多是使得gameplay变得可能。

《最后生还者》中的世界依旧是充满着可信性的原因则在于，它试图呈现人类自身的决策和判断实际上影响着人类是否可以过上好的生活，而非是否具有真菌爆发。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物质资源丰富的社会，人类的生产方式将随之改变，将更有可能具有良性的社会秩序。尽管这一判断意味着随着生产力增长往往伴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同样的生产力条件下只存在着一种组织形式，而在这些多种组织形式中，显然其中有些更好，有些更糟糕。

接下来，本文将关注于在《最后生还者》世界中其他共同体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决策，试图创造性地运用德里克·帕菲特的自败理论来审视其他共同体的内在矛盾。而这之后，我会回到友爱的话题，并试图提出一个不会导致自败的理论。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政治理念以其自身的标准来看，也是糟糕的，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说这些政治理念是自我挫败的，即自败的。

对于一个政治理念来说，其标准也就是其主要目标，其之所以会自我挫败在于其无法很好地实现这些目标，而如果换一种方式反而更容易实现其目标。

不过在这之前，必须先说明两点：

（1）之所以自败理论是值得采用的，是因为这是一种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从逻辑上直接击败一个理论的方式。否则，我们可能不得不诉诸于后果主义的方式去论证一种理论的优劣，例如通过判断这一理论是否促进人类的幸福，或者发展人类的自由（这些都是一些值得追求的结果）等。以幸福为例，首先，不同的群体拥有不同的对幸福的理解，对于一个群体感到幸福的事物则让另外一个群体无感；其次，一种幸福优于另外一种幸福是更难以被论证；再者，为什么依照一种理论比另外一种更能促进幸福（即便前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既然后果主义的路径需要极为沉重的论证负担，除非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论证方式，最好不要选择这一条麻烦的途径。

（2）如果一个共同体存在多个目标（X、Y、Z等），那么就不能说仅仅由目标X导致目标Y的失败是一种自败，但是的确可以说由于目标(X+Y)导致目标(X+Y)的失败在一种自败，这是因为自败的含义本质上是一种标准（目标）和自己矛盾，而仅仅为了目标X而使得目标Y得不到实现，并不是一种自我挫败。

FEDRA的主要目标有如下：

之所以是如此这些目标，一方面来源于游戏中的各种直接信息，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可以间接推断出这一组织的基本性质：一个以维持基本生存为目的的组织。但是FEDRA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它具有极高的自主性，即它的决策过程是不受到阶级意识或者民众力量、分裂势力影响的，它的自主性来自于其对外关系，即和感染者的关系。

这一基本性质意味着，当FEDRA进行治理的时候，所思考的是如何保持基本稳定，防止真菌感染扩散，满足生存，这也就是FEDRA所具有的动机。换言之，FEDRA的目标是对抗性的，是进行阻止和清除。

似乎，如果FEDRA足够聪明的话，达到这些目标并不困难。这就像一台计算机，只要给予充足的算力，数学式的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如果以FEDRA的动机出发，这样一台有效的计算机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样的一台计算机不可能存在？

因为从FEDRA的动机来看，其动机在于进行保持稳定、防止真菌、满足生存的治理，这样的动机恰恰意味着他们对于这些问题之外的问题缺乏敏感性。例如如何处理民众对于自由的渴求，如何处理恐惧心理的扩散，如何凝聚民众从事高效率的生产性工作。FEDRA的动机使得他们很容易在行动当中忽略这些重要的因素，而正是这些他们所忽略的因素导致这样一台计算机无法建构起来，因为这台计算机缺乏正确的数据输入，更不用说FEDRA是否会有能力处理这些数据了。但是FEDRA毕竟是真菌末世下的常态，因为感染者的存在赋予了统治者足够的自主性，而其决策如何处理感染者问题时，并不需要怎么考虑民众怎么想，因为民众并不具有独立抵抗感染者的能力。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独立性的进一步危险。

另外一方面，由于这种误解政治世界本性的动机，使得他们在从事计算的时候瞄准了一个错误的目标。这导致他们只会碰运气，而不会进行计算，而碰运气的特征就是，只有当事情发生之后才予以纠正。

因此，FEDRA不可能构建这样一台计算机，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具有足够聪慧的头脑来完成他们许诺要达到的目标。而他们之所以是自败的，就在于他们之所以无法完成这些目标恰恰是因为具有这些目标本身，而不是外在的因素（例如资源的极度匮乏，或者外部势力的侵略）。因此，本文认为FEDRA的错误主要是认知性的，尽管这种认知性的错误具有非常深厚的根源，且无法仅仅通过意识到这些问题就可以给予解决。

以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考察为什么响尾蛇组织也是自败的。那么响尾蛇具有什么样的目标？

对于响尾蛇而言，他们通过奴役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这两个目标。满足生存是所有末世共同体的共性，因此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满足他们的力量性征服的乐趣。如果说响尾蛇组织的理论是自败的，也就是说他们以满足力量性征服的乐趣为目标会导致他们无法满足这种乐趣。

这种说法看似荒谬，实则不然。

当响尾蛇组织以满足力量性征服的乐趣为目标时，他们将他们除了生存之外的兴趣和意向都投入了这一目标中。他们实现奴役制的时候，他们把这种乐趣呈现为观看奴隶变异、打斗，处罚和虐待奴隶。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被奴役的人并非是服从奴隶观念的，他们具有反抗的动机。当过度的奴役施加在这些人身上，便会积累为怒火并最终引燃反抗。

但是，如果要试图避免奴隶们的反抗，就必须寻找到既能满足他们的嗜好，又能避免激起奴隶们的怒火的措施。而这种措施，对于一个以暴力为宗旨的组织来说，几乎是天方夜谭。假若他们具有思虑如此具有挑战性的措施的能力，就不单纯是一个以暴力为宗旨的组织了。因为具有思虑如此复杂措施能力的人，其兴趣就很难服从于暴力，而是将兴趣放在认知和思索之中，且不会过分贪婪地服从自己的视觉和激情的欲望（尽管纳粹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复杂的官僚组织和对于征服的渴求，但是考虑到纳粹的征服并非是对于力量性征服的渴求，而是渴求一种种族纯净主义，那么和响尾蛇就完全不同）。而且，一个掌握知识的人也可能更在意在论辩中胜过对方，而非在力量上进行征服。因此，对于一个以力量性征服为乐趣和目标的组织，在一个并非是长期奴隶社会的背景下，很难真正长期地实行其奴役制。

总之，由于他们的目标在于满足对力量性征服的乐趣，他们缺乏能够通过知识和思考找到如何避免导致抵抗的方式，而由于这种抵抗的出现他们土崩瓦解了。因此，正是他们的理论目标自身导致了他们无法实现目标，他们的政治理论也就是自败的。响尾蛇的政治理论的自败意味着，他们放弃自身的行为动机（目的）更好。

不过，一种反驳意见会说，响尾蛇之所以自败恰恰在于外在因素，即自然没有给予响尾蛇足够的资源来实施对奴隶的统治，但是这种反驳意见本文认为并不成立。我们当然可以设想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社会，任何人甚至不需要劳动都可以获得富余的生活资源，但是这样来看，似乎没有一种政治理论会自败了。例如对于FEDRA来说，他们资源多到分配不完，也没有人会为夺取资源而暴乱，真菌也可以得到轻易抑制，同样的，响尾蛇也可以占据极大的资源而实施一种力量极其悬殊的控制。但是，这样的说法直接就违背了自败概念的前提，一个存在缺陷的世界。实际上，政治哲学的自败理论所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在同一背景环境下，存在诸种理论，而其中哪些理论是会由于其目标自身而导致其目标无法实现，而哪些理论可以通过其目标而实现其目标。

还有一种对自败理论的反驳会说，目标无法实现可能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即一个目标自身追求的是其不想要的事物，而其目标恰恰不能通过对其目标的追求而实现，那么这一共同体也就实现了其想要的事物。但是这一反驳之所以不正确，在于一个人不可能真的追求A而不想要A。当我们说我们追求A而不想要A的时候，其实是在表达一对冲突的想法，即“追求A”意味着“我至少想要获得拥有A的状态，而不一定想要A给我带来的效用，例如带来金钱上的好处”，而“不想要A”意味着“我需要B给我带来的效用，例如让我变得漂亮”，而我之所以还“追求A”意味着我没有意识到我想要“让我变得漂亮”，而只意识到了“想要获得拥有A的状态”，实际上我也就同时在显意识中“想要获得拥有A的状态”，而在潜意识中想要“让我变得漂亮”，而问题恰恰在于，如果没有得到A，我也会的确感到痛苦，但是这不是因为我没有得到金钱，而仅仅在于我没有得到A。所以，我们只能说一个共同体同时想要A（显意识）和想要B（潜意识），而当其没有得到A而只得到B的时候，这个共同体也就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事物，而依旧感觉到有所缺憾。

必须考虑的一个特例是，如果一个共同体声称其追求A而实际上想要B，那么这一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在追求B和想要B，因为仅仅声称而完全不想要的目标并不是其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一共同体只是用自己追求A来欺骗了别人，我们所说的一个政治理论的自败必须是其非故意欺骗的情况下的那种理论，尽管这一理论可以存在内在冲突。实际上，内在冲突也不影响其是否自败，只要他想要的A和B中有一个没有实现，其目标也就没有实现，而这种未实现也就让这一共同体感觉到受挫或者抑郁，也就是说，追求A而不想要A（的效用）却最终得到了想要的B这样一件事同样必然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一共同体追求A就必然想要A（在仅仅想要拥有“拥有A的这种状态”的意义上），而缺乏A对于这一共同体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因此通过认为“追求A而不想要A却最终得到了想要的B”来说明一个共同体并没有因为政治理论A的自败而损失什么，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本质上是没有认识到追求本身（只要不是仅仅声称追求什么）就是蕴含了想要。

由于目标自身导致目标无法实现必然是一件坏事，而不是一件好事，这正是上述已经探讨的所谓“虚假目标”的问题了。但是，这种“虚假目标”的情况不同于最为糟糕的那种自败（最终必然致使自身的毁灭），而是一种情况稍好的自败。尽管具有“虚假目标”的共同体错误地判断了自身所需要的效用，但是它违背自身的“虚假目标”恰恰让它满足了所需要的效用，而实际上，当这一共同体一旦感知到这种效用的满足，便会尽可能地趋向这种效用而校正自身的目标。

以上，我们看到无论是FEDRA还是响尾蛇，都因为他们的理论目标自身而导致了他们会在行动中违背他们的目标。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并不是要选出一个“哲人王”来解决问题，他们的目标恰恰排斥了“哲人王”的可能性。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的目标，将是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尽管，现实情况是，即便认识到错误他们也无力挽回已经掀起的巨浪，而只能等待巨浪吞没海岸后那新破壳的生命——一个新的具有不同目标的共同体。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希望寻求的，即通过恐怖和血腥的战争来换取对战争的厌恶和人们对这种无意义行为的质疑，尽管在历史当中，和平常常是这样来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回答一个问题，也就是什么是我们可以运用和平手段的界限？也就是说，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开始和平地解决争端？

这也就是后半部分将要涉及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