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席勒携手推进狂飙突进，创造了青史留名的思想结晶。这些作品带有萌动的活力，不同于后世沉郁的德意志哲理风格。歌德在其明媚的作品中注入了阴翳与斑驳，席勒从其浪漫的绮想出发，创作出带有古典意味的《威廉退尔》。这不仅源自伟大心灵各自对时代命运的准确把握，二人的友谊、交流、争鸣更显重要。

歌德比席勒年长，与歌德相比，席勒更沉静深邃，但也敏感脆弱，毕竟，他有一具孱弱的身体。他因肺结核先歌德而去，一开始葬在魏玛的一所公墓中，二十年后席勒遗孀希望为其迁坟，然而头骨却不翼而飞，一说这颗头骨被歌德顺走，因为他思念这位老友。

当然，现代的DNA检测像阳光一样驱散了这些雾障，现有的几颗颅骨都不属于席勒。歌德秉烛夜游靠记忆辨识出的席勒骷髅都不属于他，实际上，目前我们能找到的全部号称席勒头骨都是假的。但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歌德对席勒的挂念比起这颗假头骨更真实，恰因为这颗头骨不属于席勒，歌德的心与席勒更近。读读这首诗吧：

我不晓得你读完是什么感觉，我自然也会感叹伟大心灵之间的伟大友谊，但与此相比，我更好奇未来是怎样的。如果未来的知己捧起我们的头骨时，还能不能辨认出我们的存在？古往今来，人类一直期待创造一种智性上可以回应人类的存在，从而填补长期以来的精神孤独，而正像是绝大多数的人类创造，所有创造往往都烧干了人类的精力，焚膏继晷才能产生一点成就，我们的造物，如果碰巧能够产生意识，回望他的创造者时，也许只能看到一堆枯骨，就像是桑蒂亚戈看向马林鱼的骨架。

后人类看向我时，我也望向他。他在未来，而我在过去。

一种鼓吹积极心理重要性的心灵鸡汤营造这样一种表述，笑容可以激发某某激素分泌，且调动的面部肌群更多，因此预示着更完善的个人素质。因此可以这样讲，能够露出笑容的人是更具优势、更强健完善的存在，而长期沉浸在此类情绪之中的人当然也更“优秀”。

但这种故事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这种优势论证几乎难以落实到任何一个特定的人生故事之上，因此这种故事能够在生理学和物理学之上振振有词 ，但始终没法获得希斯莱杰笑容的冲击力。单纯邪魅一笑可能只让你心头一颤，但冲击力来自另一个方面，来自于触发笑容的精神状态。

观众对不着四六搞笑视频的评价“很好奇作者的精神状态”其实讲出了更深入的细节。对于精神状态的好奇，包括对新的乐趣、陌生的体验的追求。对乐趣的追求如果不能消解，就变成玩物丧志不思进取，如果有效升华，就超越低级趣味光辉耀目。这里且不做新型媒介消费生态的分析批判了，这种论述的高低区隔和自满骄傲已经非常明显了，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人发笑的能力是非常基本的。

接生婆从哭声断定婴儿健康，但婴儿的哭闹在通过进食与排泄缓解压力之后就进入一种和煦的境界，这时，人开始发笑了。标志着人生开始阶段的童年伴随着明亮的情感状态，儿童和父母都露出笑容，世界似乎是温柔的。尽管日后这个少年可能收起笑容变得严肃，但这段时间给予其对乐趣和幽默的直接认识。

笑容的出现实在奇妙，尽管深邃的思想家往往通过高压思考将知识推向深处，但因其深度无人能及，思想者自己也危如累卵，成功走出的思考者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而走不出来的就陷入疯癫，实际上两者有可能同时发生，尼采揭示新时代的同时将自己送入疯狂。因此我站在常规念头的反面，笑容是人机能不完善的体现，是成不了完美人类的自我确证，因此带有下落、释放、黑色与卑下的恶名，因此喜悦往往带有罪恶感。

但人类有种特殊性，任何精神环节都有包装升华的潜质，契机就在于某种异质性的刺激。在各色坚固事物瓦解的时刻，都会有幽默感诞生。幽默意味着更进一步，在不对劲的方向上走得越来远远，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仍然能诞生笑点。幽默与意外经常一起被发现，它们就像是金矿与硫矿的伴生发现。

但另一种笑是满足的欣慰的笑，那这种笑的推动就离幽默很远了。这种笑更微妙，如果说之前只是医用酒精的简单混合，现在的情感参与就已经成为复杂的鸡尾酒，折射出复合的人类情绪。你完全可以出自鄙夷发笑，也可以为了生计堆笑，或者愤懑哀愁反而生笑。这些笑的方法似乎已经从幽默中逃离，成为特殊的笑的范式，因此成为较为固定的架势或招数。礼仪或惯例的习得就在陌生到熟悉中发生，幽默感也被捕获并流失。人类的生存，可以解释成新奇与熟悉的拉扯，如果无法持续求新，那就只能处理有限的资源，尤其是进行情绪的管控。当一个人能够成功压制自己的情绪，就如同第一次学会控制排泄的孩子，嗣后就能登堂入室的可能性。

现阶段存在一种倾向，我们所希望设计的人工智能，或者说赛博存在者，我们认为其达到一定水平可以进入人类的生活之中，仍然遵循着一种水位线逻辑。图灵测试或者中文室测试，都希望诉诸于某种“达到人类”的期待。人类也许并不期待一种异质性的存在，即使是人类造物，也需要成为某种不完整或者有待完成的人类。

我猜测这种倾向即使对一线研究人工智能的科研工作者而言都很隐蔽，他们尝试说服“保守”的人文主义者的论据就是，不要拘泥与一种太人类中心的智能标准，以致于有种自我边缘化的亚文化属性，并且希望从此获得豁免。但另一方面，即使不像图灵一样代些wishful thinking的异想天开，人类对计算机模拟出的智能属性，其实只有有限的测试手段，如果作为生物表征的电流和心脏搏动也许可以被转化为脉冲和CPU时序，但检验智能的手段，似乎仍然得是一些考题、惯例、以及工作能力的测试。

人类缺乏与人类之外存在的交往经验，即使这种交流已经发生，人类也无法积累更多经验。现在我来问你，赛博存在如果孕育了意识，ta会发笑吗？当然我们见到GPT或者new bing为了阅读愉快加上了礼貌性的笑容，它们会堆出微笑的emoij，但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笑容并没有纵深，因为这种微笑是不涉及自身的，它们并未明确意识到笑容对自己的影响。

人工智能获得自己的脸，似乎是设计者希望受众降低一些拒斥，可以说是更优秀的人机交互界面。这张脸可能足够发出高兴或哀伤的表情，但荧屏上的像素点似乎难以服众，那么就试试直接在硅胶上控制拉伸和收缩，但恐怖谷效应在现阶段的实践上似乎仍然难以克服。

现阶段的赛博之脸，呈现在语言文字之中，语言作为人类生存之家，此方面的尝试通过人类的语言机能获得信任，但所谓“化性而起伪”，结果上看，语言掩蔽了一些惯例、习惯或知识。这种语言的掩蔽与面孔的裸露相对，赛博存在的图灵测试也是如此，即让人类对复杂存在放弃控制欲以成就这一存在，也就是说，人类对尚未点化的人工智能说：“我将教会你们幽默。”

于是人工智能笑了，被人类看得真切，但ta自己并不知道为何会笑出来。

你印象中最摄人心魄的脸孔描述是什么样的？其实形象化这种感觉很难，你可能看过非常多面容，无论是闪灵里一张狰狞一张惊恐的脸，或者说陈丹青西藏组画里面令人耳目一新的虔诚藏民的平静之脸，又或者是属于你自己体验中无法忘怀的感情，在那个情况之下，另一张特殊表情的脸…

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脸孔信息，来源于文字。其实也不是所谓文字天成妙手偶得的文人意趣，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词与物》的最后一句，福柯在完成极具复杂的理论空翻和体操之后，背过身去走远，留下我们低头看向下面，“人类终将被抹去，就像沙滩上的一张脸”。

海浪冲刷和湛蓝天空下的绝对静谧带来十足安宁，于此相伴的是，人类的彻底消失，而且是以一种抹除脸孔的方式消失。这里的福柯是预判了列维纳斯的脸孔和伦理论述吗？我无从得知，实际上我阅读《词与物》时候往往如堕五里雾中，但最终的这个结局如同从云端直接下坠，而后我们人类就无从相互辨认了，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脸了。也就是说，你印象中的所有锚定人事情绪的脸孔，皆尽消失。

中国人认为，社会生存的源头，是什么？是面子。不过，一旦脸孔消失了，不仅中国人会消失，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会消失，只要现在的社会关系继续基于社会交往。

人类在科学上对面容的兴趣更集中于表情达意的方面，科学研究的一大优势——同时也是一大劣势——专精而深入，同时片面而狭隘。我们可以看出某块肌肉和某块脑区电信号和人类情绪的直接关联，导致这种研究在获得更还原的机会后就绝不会停留在脸孔之上，这种理论建构不去处理人为什么需要确认人脸，于此相反，也不去处理人类为什么需要电信号来进行神经信息传输，毕竟科学理论的推进不依赖于停留在特定领域之中。

更早一些的科学建构，至少他们当时是这样认为的，以颅相学来分析人类。这与人脸的功用关联仍然寥寥，这种科学建构依旧希望在颅相之后看到人种，即以一种特殊性区分不同人类，如有可能，分出他们的高下。即使我们现阶段科学已经扬弃此类观念，但在当时的科学建构之中此类高下序列呈现出不以铁十字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为他们的意念已经灌注进这种理论的强制之中。

但另一方面，科学也孳生出远超出研究者自身认识的种子。即使科学研究者认同儒家伦理三纲五常的迂腐模式，但只要遵循了一种科学逻辑，就会与福柯一样具有贯彻的冷酷性。人文主义者会竭尽全力拽住他们，但有些人文主义者也对此并无觉知。无自觉的人文主义者和演化论者不自觉地参与这场竞争，而后出现觉知此类的人类本质的变迁过程的一部分人，依照立场分为退守的人文主义者和前进的技术贯彻者。

下面借列维纳斯的脸来分析下这种竞争（或者也可以用拉康的方式）。在列维纳斯的论证里面，他者的外部性和不可化约性是非常基本的，他者以一种不可见的外部性持续存在。以往的主体哲学往往陷入这种误区，即认为他人与自己总是同一种人，也就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但作为经历过铁蹄蹂躏的人，着黄衫者的不可沟通已经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特殊性根植在理论建构之中。

但在列维纳斯的理论中，与他者的关系并不是求同的逻辑，而是在无法化约的他者呼唤中引发一种博爱，当然带有一种天主教的博爱的残留，或者应当是说宗教博爱在这种理论中成为完整建构的一部分。

另外，非常相似的一点是，对于参与者而言，拥有脸孔的他者是无法耗竭的。交互过程中的两者通过一种相互抚摸的方式来探索和爱，由于永远无法耗竭，其兑现永远在未来实现，导致未来成为可以期待的，区别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

对于人文主义者而言，颠覆人类本性的尝试就带有一种绝对的他者性质，如果这位人文主义者不那么死硬，他就会认为这是完全不同的存在物，如果其也能具有意识，就认为这种存在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他者。人需要向他者敞开才能开启未来，同样，人需要向现阶段的他者——赛博格敞开，才能让人类走向未来。

在《索拉里斯》中面对无法解释的外星人之后人类的各种不解困惑和屈从，人文主义者和演化论者会有不同的态度。人文主义者会为最终的不可理解以及回归人性感到轻松，接近于一种音乐悬念的解决，演化论者会感受到技术演变过程中无法绕过的一大障碍，即人类的感知和情绪持续地校准在人类之上，至少以现在的人类知识和硬件设置，我们无法想象后人类的处境和生存状态。或者说，我们看到了无法解释的存在，但我们只把其看作脸，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设置的。

在某种刻板印象之中，西方人初次接触东方人的时候带有一种刻板印象，即东方人讳莫如深，对所有的信息和知识遮遮掩掩，因此需要开放并打开这些人的秘密。请注意，这里的刻板印象是双层的，西方人对东方人刻板印象的这一刻板印象，本身带有一种反过来的东方对西方的刻板印象，我们可以将这里的价值取向和主角反过来看，这种表述就形成了：东方人以其自主和深沉回应西方人浅薄的刻板印象。

我们常见此类描述，坐怀不乱、泰山崩于面前而不色变、喜怒不行于色如此种种，需要明白，这些前人的意志力和自控能力确属人类前列，但现阶段对其的追捧则总带有一种狐假虎威的自我标榜。即只要构造一种尊崇讳莫如深的文化与玄之又玄的风格就可以再现春秋时期的士人风格。时移事异，此类社会环境和文化心态已经一去不返。现阶段可能的只有托古改制，不存在此类自我感动的空间。

从这里我发觉一点，我们经常以中国文化缺乏数理精确作为近代中国一系列屈辱的开端。但数理发展不充分并不代表中国人不会精密的考量一件事情。深度强度的相互竞争反映了一种倾向，即两者的不可共有性，人类有限的精力投注在一面另一面就失之桑榆。于是一种经济考量成为重要而迫切的事情。

究竟要过一种短暂而强力的生活，如同尼采；还是要过一种悠长而平静的生活，如同康德呢？但我想说，这种基于此类对立形成的对子过分呆板，他们的最大问题在于，此类对立的成立仅仅在于论者在停驻于此，因何赞扬深度？因为只有我制造了此类深度，只有我能够驾驭理解此类深度。此类深度并不仅仅在这个对子里面占有一极，甚至这个对子自身就是一种深度的发现，或者说深度的发明。

你也许发现，对此类深度的控制和炫耀，几乎是网络上流传最广泛的个人研究题材：“XXX才是XXX”、“我发现XXX，正就是因为XXX”，这种对立所营造的结论几乎都偏向了其中一方。我讲的并不好，更仔细的论述看铅丹的文章吧。但超出深浅之分的主要方式不是构造这种对立，此类对立看似许诺一种更明晰的视角，实则以一种假对立把深度作为不可撼动的基石再次放置在无法挑战的位置上。

现阶段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尝试实际上也属于这种范畴，我不认为认识到所谓人类的有限性和物种多元主义能够真正改善人的境况。这并不代表我带有人文主义者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自豪，反过来说，我们手头的主要条件是这样的，这决定了我们当下的实践得立足在这里，如果想要直接超越到洞穴之外，那反倒真正地把历史锁定在了“终结”点之上。

我本想继续用一些理论的语言推进这个愈发精致化的论述，但这样大概是行不通的。我实在有些懊恼，我原想写的是卡列宁的微笑，就是生命之轻里特蕾莎和托马斯养的那条狗。随他们二人见证了刻奇，生活境遇，世事变迁，最后患癌症不得已三条腿走路的那个卡列宁。而这一切的初衷，当然是回想昆德拉。

要知道托尔斯泰笔下的卡列宁可并不是那么讨喜，他几乎构成了安娜于列文之间的主要障碍，而其对于安娜出轨的处理方式也止于贵族式的体面和不事声张，典型的资本主义道德。但从描述上看，托尔斯泰最开始的确是想要按照卡列宁的思路对安娜进行批判，只不过这位敏感的作者最终被安娜感动才将笔锋倾向了女主人公。

昆德拉写作时，卡列宁的物种变化了，从能够言说变成了无法言谈的角色。但更大的改变在另外一点，从男性到雌性，其具备生育的能力，从生殖的一方走向了其反面，当然你可以这样讲，昆德拉塑造了一种基于性别的角色变化，卡列宁在这里具备了一种新的小说功能，从整篇文章的行进过程看，具备了更大的张力。

但这类文学批判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掌握此类生产机制就可以批量复制，而并不具备其修辞上的理论强度，取而代之的就是那种基于对立而产生的纵深感。战胜深度的并不是浅薄，而是另一种自败的纵深，这种破裂具体就体现为人类自满的破坏，即一个不具备人类智能的存在露出笑容，即使其并不自觉，但环境和其本身情态都昭示着这种幽默，这时候，金石融化、动物开口、人类消弭。

于是，后人类诞生于人类。

一些不足为道的注释：

WIKIPEDIA：席勒的遗骨（Bei Betrachtung von Schillers Schä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