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篇内容是我，何长青（机核笔名西川Joachim）的长篇观察报告系列《文化论》的第二篇，第一篇《文化论(一)：性焦虑、宅文化的困境与二次元的末日钟》2024年4月24日全网首发于机核网。《文化论》致力于挖掘、探索、思考、 质疑、批判当今世界上热门的流行文化与亚文化，从不一样的角度对我们赖以为生的精神家园提出诘问。本文于2024年12月29日完成后投稿予触乐网，因未被征集而在机核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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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但凡你是个资深的二次元/亚文化爱好者、资深文本剧情类游戏玩家或者单纯的是个宅男，你都应该在QQ群聊里、B站上或者其它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五官姣好的蓝发女孩。

这款游戏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同，甚至在信息科技发达的2024年，UI和场景制作的似乎有些太简陋。但如果你只是停留在此，没有进一步往下玩，相信我，你一定会又后悔又庆幸，为什么？因为，这款游戏的内容有着大量极其精神污染的剧情和场景画面，而且美术风格运用了大量梦核、阈限空间等后现代亚文化美学：

而更加令人感到不适的，远不止这些。剧情中女主人公米塔，是一位游戏里的主角（是的，剧情采用了画中画模式的反套路开场）。而游戏玩家扮演的是一名都市里平凡无奇的社畜，在友人推荐下安装了一款名为《MiSide》的手机游戏并开始体验。 游戏的主角是个叫米塔的可爱女孩，开始的玩法很简单，就是打扫房间并陪她玩。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玩家扮演的男主与其暗生情愫，但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很容易发现一些违和的地方，比如这个可爱女孩的家里居然藏着一把电锯，而且她把电锯置于烤箱里，还特意嘱咐你不要去偷看。而到了第37天时，米塔突然对男主开口：“想看到活生生的你。”

随后玩家被卷入游戏世界，顷刻间，玩家已经置身于手机游戏场景之室内。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好，只是米塔此刻正站在你面前。好像就和开始手机游戏的那一刻一样，你逐渐陷入了进去，温柔体贴的米塔会拿着橙汁给你喝，你感到不适，她会拿药给你吃，像以前一样陪你玩乐，甚至会做一些……（是的，这是一款申明的18+游戏），一切似乎都像世外桃源一般，但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而这是一款元游戏。里面致敬了大量的经典古早游戏，它们也同时起承转合，暗中推动着剧情发展。而每个版本都有属于自己的米塔。在《米塔》的世界里，每个玩家下载游戏时都会创造出新的“版本”。而每个版本里又好似不同的平行世界一样，米塔的性格各不相同。她有时候很忧郁，有时候活力四射，有时候在沉睡，有时候天真纯洁…但不变的是，她们最后无一例外都会陷入疯狂的病态，追逐着感情，希望将玩家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里。

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并非是单纯的性格展现不同，而是仿似有着真正的人格，每个人即使陷入疯狂时的表现也是大相径庭的，但目的都是追求“被爱”，说到这里，不得不开始进入正题，即：游戏对“病娇”属性的重构演绎。

传统作品中，“病娇”往往被简化为“因爱生恨的疯狂角色”。但在《米塔》中，米塔的扭曲与狂热并非源于简单的占有欲，而是来自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否定。因为她一开始就认识的到自己是不完美的，也并非真实存在之人物，可二次元世界里的少女角色，偏偏却容不得不完美。对自我不完美的担忧，逐渐一点点演变成焦虑，恐慌，厌弃，最后变成了一台被混杂着无力感，负罪感与占有欲等极端负面心理驱动的欲望机器。

而这样的设定叙事风格，又与俄罗斯文学的泰斗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1846年出版的知名小说《双重人格》极为相似。《双重人格》中戈利亚德金是一个自卑、敏感、多疑的小人物，他在一次参加上司的女儿生日宴会时被拒之门外，感到极度失落和不甘。在归途中，他偷偷返回宴会，却屡屡出丑，最终被抬走扔出院外，精神极度崩溃，分裂出另一个自我化身。这个新的化身在上流社会处处得志，却又对戈利亚德金进行嘲弄、挖苦和诽谤。戈利亚德金内心极度矛盾，一方面渴望出人头地，另一方面又极度自卑，周围的人和事都让他感到充满阴谋和危险。最终，戈利亚德金在自我陷害中崩溃，被医生强行带走。

再回过头，我们得以再次审视米塔，这时我们方才发现，原来米塔不就是我们的另一面吗？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在冷漠又纸醉金迷的物质社会中生活着，有些人玩弄感情，有些人迷失在自以为是的付出中；有些人从不为撒谎与剥夺感到哪怕片刻的愧疚，有些人因为他人的错选择结束自己。但这本质都是我们缺乏爱又渴望爱，又害怕失去荣誉，又厌恶着不完美。而俄罗斯文学深厚广博的精神土壤，有幸催生了这款游戏，当然也催生了现在笔下这篇文章。以至于我看来，俄罗斯文学向来是存在主义的文学，探讨“我是谁”的先锋。这个简单三字的问题，却成了上千年以来所有民族，所有宗教信仰，所有人类都在思考探索的问题。而到了20世纪上半叶，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于弗莱堡大学诞生于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教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海德格尔是西方存在主义的奠基人，但这个学说真正进入大众普遍视野，要等到50-60年代的法国，由萨特真正的去引出：

有一次，萨特在巴黎演讲的时候，被学生问到很多关于人生困境的问题，萨特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去创造，这是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核心。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这一核心，叫作“存在先于本质”。什么叫作“存在先于本质”？譬如，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善于沟通的人，那么你可以学着去沟通；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赚钱的人，那么你可以学着去赚钱。你没有一个所谓的本质，叫作“不会沟通”或者“不会赚钱”。

说到这里，“存在先于本质”就是存在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什么是存在主义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很难被真正的定义。一位一辈子从事存在主义心理学治疗的医生说，他说自己至少有三个感悟：

第一个是栖居；第二个是旅伴；第三个是临在。栖居是什么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目的，不是为了占有地球上更多的物资，而是你知道你生活在这个地方，你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个存在，这是第一条感悟。旅伴？就是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治疗师和他的患者之间不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是一个人在指导另一个人，治疗师是一个陪伴者，是患者的伴侣。临在？怎么能够展示出你对你爱人的爱，你对你家庭的爱？

答案是你的存在，你临在，在现场。你们有没有见过父母陪孩童玩乐，但是父母根本心不在焉？当他心不在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不在场了，只有他在场的时候，孩子才能够感受到这份爱。

到这里，存在主义这个词至少有三个层次：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治疗。这篇文章讨论的显然是前两者（主要是第二者），那么它研究什么？研究每个人最基本的生活困境。

欧文·亚隆（Irvin Yalom, 1931-）是美国最有名的精神病学家，存在主义心理学非常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根据欧文·亚隆的总结，他认为人类有四个难以处理的基本困境：

第一个，“我们终有一死”。即使你赚再多的钱，即使你是住在皇宫里，你也终有一死。第二个困境，“在决定性的时刻，我们是孤独的”。比如，身边有朋友最近被查出来得了癌症，这时候你会发现，再多的安慰、再多的鲜花送给他，去看望他，他都会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在决定性的时刻，我们永远是孤独的。第三个，“我们不得不选择自己的生活”。就是你有自由，你不能够完全被别人安排，你跟动物不一样，你是可以选择的，这也是一个困境。第四个，“我们要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努力创造意义”。

这是欧文·亚隆提出的人的生活的四大困境。我们先逐一检视这四个困境，再论证它们分别与今天的终极话题－我是谁的关联：

我们终有一死，便由此催生出第一组对立：做自由人还是做奴隶？或者说，死的光彩，尊严，重于泰山，还是死的毫无价值，苟且偷生，遗臭万年？斯巴达克斯的一生中从没有其它答案，他只会选择前者，匈牙利诗人裴多菲（Petöfi Sándor, 1823-1849）在《民族之歌》中如是言道。显然，今日世人记住了他们，歌颂他们，而没有记住无数贪婪的富翁，奸诈的政客。因为他们在奴役别人的同时，自己本身也是金钱与权力的奴隶。

已经说完了第一点，那么此时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已经看的足够清楚。而投射到存在主义精神心理学的治疗上，又引申出一个新概念：从容快乐的平静。

王阳明临死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小船当中问他还有什么话可说？王阳明说：“我心光明，亦复何言？”为什么？因为他的人生是充实的，他的人生实现了，所以他不惧怕死亡。正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所言，一个真正的超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死去，他都是死得其所，因为他的生命是绽放的，他是在努力地生活，很投入地存在、生活，随时随地可以死。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已。所以，“‘从容欢乐的平静’正包含了精神性层面。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关于存在的平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平静。”

曾获得诺贝尔奖的黑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在《悉达多》当中有一段描写：悉达多向辞行者深深鞠躬。“我知道了，”他轻声说，“你要走进这片树林？”“是的，我要走进这片树林：走进万物的统一。”瓦酥迪瓦身上笼罩着光芒。瓦酥迪瓦走了。悉达多注视着他，只见他步伐平和，容光焕发，满身华彩。【1】这就是一个人走向死亡时候的样子，因为他的人生得到了充分的实现。雅斯贝尔斯对此有一个惊人的表述，叫作“死亡随我而变”。真正怕死的人是那些没有真正活过的人。所以所谓的深度幸福，就是你能够接纳这些痛苦，并且把它视为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完满的一部分，而不是试图去回避这些痛苦。这是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精神。

回过头再看，我们此刻是不是已经能够清楚，米塔，或者说亚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病娇”、“地雷”、“抑郁者”们身上存在的问题呢？没错，他们的问题全部在于过于执着虚无缥缈的恐怖，却忽略了珍惜他们已经拥有的当下。这种焦虑广泛的存在于当代社会的任何人身上，即使折射出来的表象各不相同。我在上一篇《性焦虑》中同样给出了类似的观点论述，在上一篇中我已经提到，亚文化中广泛流传的病娇等本质上都源于两种galgame里存在的爱：癔症的爱与偏执的爱【2】。癔症的爱即得不到，偏执的爱即摸不着。后者自不必多言，需要详细展开说说的是前者：

“‘爱’无疑在这个领域，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全部，无论是肯定(积极的，普世的)、否定(圣愚的，神性的)，还是僵局(封建的，包办的)，上述三者始终围绕着禁令做着无限涌动的符号学运动。在这种符号学运转中，“爱” 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这意味着:我们一直在尝试摆脱什么东西，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把太多的精力花在“我不要”上，我们没有认真思考“我真正想要的爱情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用拉康的话语表述的话，我们直接身处于“大他者”之中，这个“大他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

毫无疑问，当代乃至后现代的原子化社会中，情绪继续统治着每一个人，并且愈发变成了一个肆意的独夫，一个真正的“大他者”。而对于病娇者（Yandere, ヤンデレ）而言，神化、封圣爱情、感情、另一半乃至性行为的举动与思想，其本质仍是为了取悦自己，即使这些举动言行可能从各种层面上更多的伤害了自己。

而虽说这个问题作为一种人格属性无疑在人类诞生出情感与社会关系时就存在了，但Yandere一词开始广为人知，是得益于2005年发售的一款日本成人游戏《School Days》以及同一年上映的动画《SHUFFLE!》的推动。在这两部作品中，有关角色分别是桂言叶（かつら ことのは）和芙蓉枫（ふよう かえで）。

而在游戏剧情中，男主伊藤诚（いとう まこと）因自幼家庭环境黑暗，生活不幸福致使其十分热衷于玩弄女性的感情。最终因为与其他女子有染，被后者杀死后由前者分尸。

也就是这部狗血十足的文字影视类游戏，做为病娇属性在二次元领域的开山鼻祖由此闯入了人们的视野。也得益于此，我们很轻易便可以判断，“病娇”们爱的本质上还是自己，他们倾慕于另一半，本质上只是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审美与性格偏好。虽然严格意义上讲人皆如此，但毫无疑问，病娇将这一深层的利己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而同样作为一种偏执，同样性格忧郁深沉的俄罗斯人却在传统文化里便发扬光大了另一个极端－圣愚文化。

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著名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说道，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诸多矛盾：专制理念、膨胀的国家意识，和无政府主义、恣意妄为；残酷、暴力倾向，和善良、人性、温和；信奉礼仪和寻求真理；个人主义、敏锐的个性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我吹嘘，和普世主义、全人类理念；末世—弥赛亚宗教观和表面的虔诚；对上帝的寻求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和放肆；奴性和反抗。别尔嘉耶夫的这个评价，不仅很多外国的俄罗斯研究者经常引用，俄国内不少思想家、文学家也颇为认可。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国家？很多人喜欢从东正教和地理角度去分析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这无法解释其文化中的矛盾、冲突和极端。同样信奉东正教的国家，比如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等国，就跟俄罗斯人的性格迥然不同。对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影响最大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直到2022年我才找到，就是“圣愚文化”。

美国学者埃娃•汤普逊（E.M. Thompson）曾经写过一本书《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在这本书中，他系统性的研究了沙皇俄国时代俄国民间风俗文化，得出了很多在此之前从未被世人注意到的结论。

“圣愚”(Юродивый )，是俄罗斯东正教一个独有的奇特现象，字面意思是“神圣的愚者”，英文翻译为Foolishness for Christ（为基督的愚痴），他们是极为虔诚的东正教信徒，类似于中国济公和尚的游僧。他们通常蓬头垢面、愚痴癫狂，有时甚至半裸身体，脚套镣铐。他们时而给人治病消灾、占卜祷告，时而诅咒下蛊、坑蒙拐骗。他们游弋在城乡，也栖身于宫廷，成为平民与贵胄的座上宾。在民间，圣愚被视为精神权威，备受崇仰和敬畏。人们相信他们具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能够辟邪驱灾、通灵、预知未来，他们所有毫无逻辑的喃喃话语都会被当作“神谕”。在宫廷，圣愚受到历代沙皇的推崇和重视。从伊凡雷帝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都对圣愚推崇备至。莫斯科红场著名的洋葱头拱顶——圣瓦西里大教堂，就是伊凡雷帝为纪念圣愚瓦西里而命名的。瓦西里被当时的俄国人奉为守护圣人，常常赤身行走、忠诚于基督与国家，曾反击鞑靼人的袭击，拯救了莫斯科，死后伊凡雷帝亲自扶灵，封其为圣徒。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则把圣愚拉斯普京请到宫中议政。圣愚现象，在整个沙俄时代一直长存不衰。在沙俄，如果说东正教牧首是教徒的精神领袖，圣愚则是世俗生活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影响力遍及全俄，不只是贵族与平民，连知识阶层都大为推崇和提倡。

（注：俄罗斯东正教与其他地区的东正教有较大的差异，因为俄罗斯幅员辽阔，横跨欧亚，境内有萨满教、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以及对自然力、非理性、神秘性的推崇为根基的斯拉夫异教，各种文化、宗教与东正教杂糅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俄罗斯特色的东正教，而且圣愚只出现在俄罗斯，没有出现在其他东正教国家。）

1916年，俄著名画家米哈伊尔·涅斯捷罗夫（Mikhail Nesterov, 1862-1942）创作了油画《在罗斯》，这是一幅象征性的写实作品，画中是俄罗斯社会各类典型人物，其中包括大公、军人、神父、农民等，还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但是，画中走在人群最前面的却是一个赤身裸体、须发皆白的圣愚。从这幅画我们可以体会到圣愚在俄国的崇高地位。十月革命后，圣愚崇拜受到无神论的排斥和抑制。然而，作为长达几百年的心理积淀，圣愚崇拜很难从广大民众心中被彻底铲除，甚至在苏联时期圣愚也并未绝迹。托尔斯泰就说过，圣愚并不随政权更迭而泯灭。

其实，就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换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一个圣愚呢。

以上是背景介绍和普及圣愚，下面进入重点，为什么说圣愚文化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民族性？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了解圣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这样评价圣愚：“疯癫般的忘我，对自己心理身份的彻底弃绝，一张活人脸上的木乃伊面具，选择活的死亡方式。”这个描绘有些抽象，但细品，就是这么回事。

再来看美国学者埃娃·汤普逊对圣愚的精准画像。她认为，圣愚的行为准则，是由五组“二律背反”组成的，即：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3】。

意思是说，圣愚大智若愚；外表污秽，内心纯洁，即使是行为不检，酗酒纵欲，仍然可以被人视为圣洁；他们代表着俄国文化的传统，却又居于体制外，到处流浪，因而无根；他们既谦卑温顺，却又对其讨厌的人强横粗鲁；人们对圣愚既崇敬又嘲讽。

再细想一下，沙俄和苏联都是从庞然巨物转眼灰飞烟灭，这与上面所说的俄民族性格不无关系。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彻底否定，苏联解体前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略带极端的行事风格，解体后俄罗斯对西方态度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等等，都是如此。究其根源，圣愚文化的长期存在和浸淫，使得圣愚的行事风格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一种行为规范。或者也可以说，圣愚的双重背反特征，就是俄罗斯的民族特性。而对于本篇文章而言，重点就是这样的思维范式如何深刻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

别尔嘉耶夫在另一部著作中还说道：“比起西方人，特别是已经定型的拉丁文化中的人来说,`自然性、原始的力量，在俄罗斯人身上更为强大。”所谓“自然的、原始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无疑就是圣愚文化。

类似地，俄国作家什缅廖夫说，俄国人喜欢走极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倾向、完美主义、缺乏克制的倾向，是俄国人最突出的特点。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圣愚行为的高度一致性，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极端性、非理性、神秘主义、无政府精神、崇信暴力、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苦难的独特态度等，都与圣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创造的多个角色中，也有圣愚的形象。最典型的例证，就是2014年出版的近年来最佳俄罗斯文学力作《回到潘日鲁德》。在这本书中，命途多舛的老人在一路的行走中怀着极大的耐心，向少年向导舍拉夫坎讲述他充满磨难的人生故事和对人类信仰的认知，并由此衍生出他的家族和中亚王朝更迭、民族兴衰的历史变迁，呈现了历史的政治力量与族群的血缘力量交融的民间情景，这是一个文化人物的一次悲剧性的历史行走【4】。

距今1156年前，在中亚的沙漠与草原上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波斯和塔吉克诗人与智者，他的名字叫扎法尔·鲁达基(858－941)，对于塔吉克人和波斯人来说他毋庸置疑的文化地位相当于荷马之于古希腊。久远的历史虽然已渐渐地将他的生命真实模糊、斑驳、失落了，但他的文化影响力却依然强劲。如今，他的头像印刻在了塔吉克的硬币和邮票上，他的名字成了杜尚别中心大街、撒马尔罕广场和街道的名字。而用宏篇巨作的文字体量描绘了这些故事的长篇小说《回到潘日鲁德》曾于当年获得俄语文学界最高奖项之一的俄语布克奖。

在故事中，年事已高、双目失明的扎法尔被从布哈拉的牢狱中提出，发配到故乡潘日鲁德，一路上他行走，记述；扎法尔以研究伊斯兰教义开始他的人生，却在人类一切宗教的真谛中寻找着生命的归宿，小说是寻找信仰的“真经”之行。命途多舛的老人在一路的行走中怀着极大的耐心，向少年向导舍拉夫坎讲述他充满磨难的人生故事和对人类信仰的认知，并由此衍生出他的家族和中亚王朝更迭、民族兴衰的历史变迁，呈现了历史的政治力量与族群的血缘力量交融的民间情景，这是一个文化人物的一次悲剧性的历史行走。

俄罗斯文学中从来不缺少悲剧人物，但惨烈如扎法尔的还不多见。他从显赫的贵族弟子沦为身无分文的乞丐，从宫廷宠幸的诗王变成被关进地牢的囚犯，直到被剜去双眼，最后被逐出首府布哈拉，发配原籍。《回到潘日鲁德》无疑是一曲悲歌，作者通过塑造主人公坚守正义、抗拒封建统治者的决心而必然被裹卷和淹没的命运的书写，传递出一种悲壮苍凉的宿命感。在这个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中，作者沃洛斯与其说营构了一个时代的对抗主题，莫如说展示了历史进程中消逝的个体命运，人的一种伟大灵魂的被扼杀，表达了作家个人诗意的忧伤，他所热爱的和虚构的大地——自然生存理想——在叹息和痛楚中的断裂。

而在俄罗斯文学中，类似扎法尔一样的人物塑造简直不胜枚举。单个人物性格往往混合着多种因素，如虔诚和放荡，谦卑与骄傲，温驯与狂暴等等。某些人物身上体现着由一极向另一极的跳跃，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由一个杀人凶手，在捧读《福音书》的瞬间皈依基督。这种瞬间的转变、突变、跳跃，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其根源，就是圣愚性格的极端性。

正如埃娃·汤普逊所说：“圣愚最为突出的特征，大概是对极端行为的嗜好。节制不是他们追求的美德。事实上，在他们代表的价值系统中，节制不是美德，而是罪恶。自满得意地犯过错，又同样自满得意地悔过，或者说伊凡雷帝式的行为，都是圣愚们的习惯作法。”再举个例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描绘了一个纯洁的革命家。某日他的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原来他为了砥砺自己的革命气节，特地制作了一个钉床，毫不犹豫地脱去衣服，赤身露体地躺在那些尖锐锋利的钉尖上。这种自虐似乎很极端，不禁令人想起在冰天雪地中衣不蔽体甚至赤身裸体的圣愚们。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著名小说，《苦难的历程》的题记里引用了一句俄国谚语，也很有代表性：“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干净了。”

此外，俄罗斯人其实骨子里非常蔑视和不认可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物质倾向”。这源于他们对神秘性的推崇和敬畏。神秘性，恰好也是圣愚文化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神秘性是无法诉诸理性的，无法通过常识逻辑来加以理解。他们相信事物两极之间的自由相通，如神界与人世、罪孽与救赎、善与恶等。这种两极间的无序过渡、跳跃式过渡，可以说是俄罗斯性格的根本特点。

如前所述，在那些圣愚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肮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这种相悖的俄国人，自然会形成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圣愚文化最严重的恶果，还是它哺育出了俄国知识份子一种畸形的“辩证道德观”。在那些“神圣的疯子傻子”的身上，愚蠢和智慧、丑恶骯脏和美好圣洁、谦卑与横暴、忠于传统与背弃社会人伦等一系列彼此背反的品德，都“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习惯了这种吊诡现象的俄国人，又自然而然的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亦即把罪孽视为美德，把杀戮当成催生，把破坏视为建设，把自虐视为牺牲，把苦难视为洗礼……一切的一切，集中在一起，融合荟聚到一起，便终于有了俄罗斯历史长河中无数的经典艺术作品，当然，还有今天开篇便谈到的《米塔》，也许在俄罗斯人创造出的女儿米塔看来，所谓“病娇”在她的身上不是极致的利己，反而是最为虔诚的，愿为之付出一切的精神信仰——她苦苦追寻的爱。为了追求这种认可，她不惜一次又一次跳出次元壁，去毁坏自己的世界，毁坏自己的挚爱，也许在她看来，新生只有从灭亡中才可以诞生。

最后，说些我想说的话，俄国人很有意思，他们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对苦难，受难文化的痴迷，极为深刻，圣愚的独特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这个问题所在。但是他们的历史，又显现出他们对生命本身极端的漠视，死亡很多时候仿似只是个增长的数字了。诚然，传统的俄罗斯人不害怕牺牲，不害怕死亡，他们对信念有着近乎苦行僧的执着，朝闻道，夕死可已，所以“病娇”，真似天生配俄国人。

那有没有反对呢？更进一步，有没有解决方法呢？自然是有的，陀翁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告诉了大家如何摆脱这种影响：“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所以，永远别恐慌未知，永远别害怕失去，现在就是最好的，珍惜当下，去活好现在，先从你身边的人与事爱起做起，不要空谈那些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更不要为自己的狭隘与妒忌筑起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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