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抱怨“最近没有听到什么好的新乐队”时，大概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最近确实没有什么好的新乐队；其二，也许只是他们还没有被我们所发现。考虑到新乐队的基数，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中，答案是后者——甚至有时，当“好的新乐队”已经解散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就比如 The Beneficial Society，这支来自杭州的“短命”乐队。唔，如果你认为他们不算好乐队，倒也可以换成你觉得合适的例子。

不知道是由于算法助推的信息茧房，还是场景发展必然会经历的过程，国内的音乐场景在最近两年愈发的碎片化，逐渐围绕特定的风格形成较为封闭的圈层，其中就包括 The Beneficial Society 被归纳的 emo 即情绪摇滚的小场景。对于置身其中的乐迷来说，这是近年最激动人心的风格，但对于大多数乐迷而言，这不过是一群小众乐迷的小打小闹罢了：不就是 emo 嘛，早就经历过了。

成立于 2024 年底的 The Beneficial Society，当初只是为了一场校内社团音乐节临时组建，名字是一次打趣，取自香烟品牌“利群”的直译。但他们却误打误撞，在杭州创造出一种新鲜的、青春的、充满能量的声音。一年的时间，他们完成了一张同名专辑的发行，完成三十七场大小演出，其中包括一次日本的四站次巡演。然而，正处于上升期的他们，在去年底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解散。

2025 年 12 月 27 日，The Beneficial Society 在杭州结束了最后一场演出。

这个决定和乐队鼓手 lomo 有直接关系。刚高中毕业的他，其实已经 gap 半年，即将、也不得不在今年的春季学期开始前，回归学业。而他同时也是乐队所在的厂牌快乐唱片的主理人——这是一家由他发起的 DIY 厂牌，截至目前已经发行了三十余张实体专辑。快乐唱片的实体空间，已经先于乐队在去年 10 月的房租到期后，宣布停止运营。

在 lomo 联系《進化耳朵》，问是否能帮忙宣传他们的广深双专场演出时，我们借此机会和他约了一个采访，只不过演出当日并没有找到时间。深圳演出的场地是一间排练房，只能容纳 50 人左右的，当天挤满了年轻观众。乐队所展现出来的对于现场技术和情绪的把控，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支成立仅仅一年的乐队。他们彻底将 no stage 的演出化作一场乐手和乐迷共同参与的游戏，调动起每一个人的感官和身体。

如今，The Beneficial Society* 已经如约解散，lomo 也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那天，打电话采访时，lomo 正在机场候机，准备回到学校，他找了一个地方，戴上耳机，与我们开启了这份对话。

*后称 T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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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舒：原本第一个问题，是想要问你最近在做什么？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顺着聊下去的话题。但你刚说正在广州转机，去新的学校念书，想来之后的生活应该会发生很大的变动。

lomo：是的（笑）。但其实最近发生了相当多的事情。首先就是乐队的解散演出，12 月 27 日，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也是乐队第一场演出一周年的日子。

同步在进行的是，我在和一帮朋友在做一个新的小场地，叫“La Garage 车库”。之前快乐唱片在杭州有一家实体店，是一个比较复合的空间，既卖唱片，也供乐队排练、录音，甚至演出——我在那做了快二十场演出。今年因为租约到期，就没有继续做。车库可以算是快乐唱片的延续，更大也专业。

除此之外，我还在跟另外一帮朋友做一个新的厂牌，叫“Aftersound 后声”，应该这两个月就会有第一张发行。这个厂牌想要聚焦的是亚洲地区的以嘻哈为主、融合多样化风格元素的音乐。

最后，就是准备上学，疯狂地收拾行李，趁着剩余的时间，疯狂地和朋友出去玩。

艾舒：简直可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了。不过，听说你刚高中毕业，我会很好奇，你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可以放在音乐上？

lomo：在高二的时候，我退学，或者说转学了，之后以线上的形式念完的高三。我原本应该在 25 年的秋天去上大学，后来申请了半年的 gap，就是为了能做完这些事情。于是，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差不多半天时间在上网课，剩下的时间在玩乐队和做厂牌。等到结课之后的这半年，我基本算得上是“全职”在做音乐相关的事情。

艾舒：另一个让我觉得惊讶的事情是，你在初三的时候，就自己 DIY 了一张实体的发行，是一张叫做《新课标初中必读书目》的 beat tape。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

lomo：现在回头去听，当时做的东西其实非常不成熟。不过想法特别简单，就是想把那一年我做的嘻哈 beat 给硬塞一个概念，然后变成一张专辑。那时候很孩子气，想象用这样一些应试教育的必读书名来做歌名，觉得特别讽刺，特别酷，有种“嘉豪”的感觉——总之就是为了好玩。

后来我做了 100 张实体 CD，都是自己找打印店打印，买盒子，找地方刻录，然后动手把它们组装起来。这样做的成本非常低，于是就把多出来的小一千块利润捐给了希望工程。包括后来快乐唱片也是如此，我自己一分钱不赚，利润大部分都捐给了公益项目，比如壹基金这种。

艾舒：你是从那时候开始，想到要做快乐唱片的吗？

lomo：当时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是后来我做了另一张 EP《你不需要听清》的三寸 CD，西红看到了觉得很有意思，就问我能不能帮他的《秽语综合症》也做一些。我就说可以，这张是 001，你的就是 002，往上面加编号，以此类推。快乐唱片的 discography 是这样建立的。

艾舒：你在初三就能自己做一张专辑，而且是一张完成度蛮高的作品。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创作音乐的？

lomo：小学六年级，一开始做的也是嘻哈音乐。当时先是下载了个采样包，然后再 Adobe Audition 里把 loop 和鼓拼起来，就做成了一个 beat，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笑）。但后来我发现身边的音乐人起步都非常早；像 TBS 的贝斯手钛德，也是小学初中就开始做音乐，快乐唱片的最早几张发行就包括了他的《逃出一米》和《十七岁通俗演义》。我们的主唱布的在玩乐队之前一直也玩嘻哈，我还帮他和梨朴发过一张《验光↺》。

艾舒：你是从嘻哈开始，接触到流行音乐，后来才转向摇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lomo：当我最早做嘻哈音乐的时候，对摇滚乐的态度甚至是嗤之以鼻。初三时，我的语文老师，给我推荐了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现在想想，那位老师应该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个人之一。我是从那张专辑才开始挖掘摇滚乐：由魔岩三杰到中国摇滚乐，再到国外的摇滚。后来的每一年我都换着风格来听，比如前年听盯鞋、后摇，后来听 emo 等等。

艾舒：刚才给你拨电话发现，你的微信电话铃声是 Slowdive。

lomo：对，他们是我听的第一个盯鞋乐队。

艾舒：之前我翻快乐唱片的公众号推文，看到你是在 2024 年开了一家唱片店？

lomo：那是 2024 年初，当时我还在学校。我一位高中的朋友租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底商开书店，而我借来了书店后面的房间，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多功能的空间。但其实我不太想把它看成是一家“唱片店”，而是更倾向于把它当作快乐唱片的总部或者办公室，以及是大家来玩、来聚一聚的空间，就像是谁家的客厅一样。

因为要做实体唱片店的话，保本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也基本上是在往里面贴钱。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期望的是创造一个场景的枢纽，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排练、录音，或者做其它想做的事情，这就够了。而且我自己也玩得很开心。

不过，后来那个书店荒废了。等到我高二离开学校之后，我就把店搬到家附近的一个写字楼里，在杭州的滨江区。

艾舒：快乐唱片办的第一场演出是什么时候？

lomo：是 2025 年 3 月 1 日。不过那是在快乐唱片对面，我跟物业借来的一间空办公室。那天是 TBS 在浙江传媒学院后的第一场演出，在那之前，我们高强度排练了一个寒假。作为一支名不见经传的乐队，当时的现场出乎意料地来了一百多人。也正是那场演出让我意识到，玩乐队，办演出，建立一个“场景”这些事情在杭州貌似是可行的。

艾舒：从总结的角度来看，TBS 成立到解散的这一年时间，做了相当多的事情。一张专辑的发行，三十多场演出，其中包括一次日本巡演，许多乐队可能要花上两三年才能完成的目标，你们一年就完成了。你在组乐队之前对此有什么规划和期望吗？

lomo：这说起来很好玩。因为我既是 TBS 的鼓手，又是制作人，也是经纪人，但在这之前，我又完全没有运营一个乐队的经验——因此我把它当作一个实习项目在做。只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在在第一场演出的一年之后会再演一次，然后就解散。

接着一年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既是大家的努力，也真的是靠运气。就比如，刚好这两年 emo 取代后朋克成为了新的潮流，我们恰恰好做的又不是刻板印象的 midwest，或者 twinkle emo，因此能给大家一种新鲜的感觉。这可能是让我们的现场录像，或者音乐能传播出去的关键。

艾舒：说到“复盘”，在我们之前和这次采访的沟通过程中，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感觉你平时就是会在心里考虑很多和乐队以及其它音乐相关事务的规划，对吗？

lomo：是的。我觉得自己还挺擅长把某件事情拆解，然后再系统地告诉大家怎么做。但在我们乐队刚组建，这样的方法也带来过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同名专辑发行之前。就像刚提到的，我们的运气确实很好，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很多认可，也跟圈子里知名度很高的乐队同台演出过。于是，大家对我们的期待非常高，专辑就必须尽可能地做好，起码能够得到及格线。

所以，在我们早期集中创作的时候，我会给我的团员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想认真把绝对做好，就应该把态度拿出来，排练不要迟到，不要走神，不要瞎弹。当时的压力确实挺大，但专辑发完之后，大家也意识到，有时为了达到预期的目标，确实会经历很痛苦的过程。

一个例子是 25 年 3 月 9 日我们和 v 是兔子的演出。当时他们已经很火了，而那却是我们第一次在正经的 Livehouse 里表演。因此和他们同台的压力很大，我们也想着一定不能出错——结果就不出所料地演砸了。

下台之后我特别生气。但那次之后，大家坐下来聊过，一致觉得如果照这样的压力做下去，大家都会不太想玩了。从那时候开始，大家互相调整沟通方式，找到彼此沟通都比较舒服的状态，让后面的事得以进行下去。

艾舒：刚才你有提到这两年国内流行的 emo 标签，许多乐迷和媒体会把你们归在这一波新的所谓的 emo 场景里，你们自己会如何看待？

lomo：我们乐队不同的成员会有不太一样的看法，但总的来说，我们不太在乎这种标签。但我确实有留意到，主办在做演出的时候，总是把我们几个类似的乐队放在一起演。不过话又说回来，可能也是借了这个标签的福，TBS 才吸引到一定的关注度。

艾舒：你们日本巡演的契机是什么？因为我看到 ungulates 厂牌有给你们的专辑做一张日版的发行。

lomo：6 月在杭州有一场拼盘演出，当时 soccer. 也在，当时的鼓手中川航是 ungulates 的主理人，看完我们的演出觉得很棒。演完我们在后台聊天，就聊到有没有机会去日本演，以及让快乐唱片和 ungulates 做一个联合发行。在这之前，ungulates 就已经给广州的乐队 Bennu is a Heron 做过发行。

原本我们是打算和 soccer. 一起在日本巡演，但后来他们的巡演计划放到了今年的 1 月或者 2 月——那时我们应该已经解散了。而刚好菲律宾乐队 Irrevocable 十月要在日本巡演，中川航就问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日巡就这样发生了。

和国内巡演很不一样的是，日巡的每一站都是一个单独的大拼盘，这些拼盘串起来就成了一场“巡演”——这对小乐队真的非常友好，但国内似乎很少有主办这么做。而且演出场地多种多样，比如排练房、电子俱乐部，当然也有标准的 Livehouse。最后一站就是在东京的一间大排练房里，我们和 ungulates 旗下的十来支乐队一起表演。

艾舒：我记得你在一篇采访里提到过自己很喜欢枕头人乐队，而他们也来自杭州，也是在发行了一张专辑之后，选择解散。

lomo：是的，他们称自己是“自杀型”乐队。其实说起这个，我一直觉得自己对 Sarah Records 有着某种迷恋，不管是做乐队还是做厂牌。对我自己而言，解散乐队和解散厂牌，都相当于是在一件事物最美的时候将它毁掉，就像烟花，绽放之后结束就够了。

这样做，你可以说是希望在大家心中保留它最美的样子；然而换个角度，你也可以说是自己太懦弱了。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你会做得更好还是更差，所以便选择在它上升，看起来还不错的时候，让它定格。

艾舒：这之后你还会继续做什么音乐相关的计划吗？

lomo：我想先歇个半年，把我自己的个人项目做好。我现在正在做一张另类民谣专辑，以吉他为主导，又有很多 lofi 和慢核元素，有点像爱尔兰的 Dead Calm。我还在跟一位漫画家 Rice Being 合作一张专辑，她会为每首歌画一个漫画。

另外，我还可能会考虑再做一张嘻哈专辑。在 2024 年的时候，我出过一张叫《十五元盒饭》的说唱专辑，制作人溏心蛋是前面说到的新厂牌“后声”的主理人。当时我在学社会学，就把与之相关的内容都写进去了，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在考虑要不要再做一张续集。

艾舒：看你列举的这些计划，怎么休息得了？

lomo：其实做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休息。它跟做乐队不一样，做乐队考虑的是五个人的意见。而我的个人计划就是对自己当下心情和想法的捕捉，就像是写日记一样，是一种完美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