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越来越热了，减肥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于是鬼使神差地选择多吃黄瓜和番茄，有时候当做中午和晚上的主食。买完看着袋子里的红绿，发了半天呆，才慢慢想起来，原来不是鬼使神差，是有来处的。

那味道从很久以前就种在了舌头的记忆里。

那是在舒城的一个夏天。妈妈决定给哥哥陪读，我便跟着转进了旁边沙埂小学。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全脱产"，只知道妈妈每天都在，不再需要等她到过年时才从远处的工地回来，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我高兴一阵子了。

往大了说，我也不太明白那些和妈妈一样的女人们是怎么想的。她们放下了自己的活计，跟着儿子或女儿租住在学校附近，把日子缩减成一间小屋、一口铁锅，每天的全部意义就是送孩子去上学，然后等孩子放学回来吃饭。她们说起这些，脸上并没有多少委屈的神色，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好像女人就该这样把自己折叠进别人的命运里，不声不响地燃着。

我那时候只有小学的年纪，不懂这些，也没想过要去懂。

房东奶奶就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说是奶奶，其实和妈妈年纪差不多，只不过嫁给了一个大上许多岁的房东爷爷，辈分便跟着拔高了。她是那种走路轻、说话也轻的女人，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始终是模糊的背影，在菜地里弯腰，或者端着盆从屋里出来，或者什么都没做，只是站在院墙边上晒太阳。

我和她并不熟。

但是每到夏天，她总会送来蔬菜，装在一个旧塑料袋里，或是敲门递到手上，或是悄悄放在门口，也不说什么话。黄瓜是带刺的，有时清晨太早还沾着露水，掐一下还会往外渗水；番茄是那种大大的、圆的，皮薄，一口咬下去，汁水会顺着手腕流下来，红彤彤的，像小娃娃的脸。

就是这样普通的东西，但我始终记得那个味道。

那时候不知道，现在想来，那大概是土地的味道，是人与人最朴素善意的味道。

妈妈偶尔会拿番茄拌糖给我吃。白糖撒下去，番茄出水，盘底汇成甜甜的一汪红。我觉得那是人间美味，比什么都好吃。哥哥身体不好，经济也紧，好吃的东西总是先紧着他。我偶尔也会觉得妈妈偏心，但说不出口，或者说了也没用。那个年纪的孩子，委屈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就被一盘白糖番茄哄过去了。

现在再想，那哪里是偏心，不过是一个母亲在有限的东西里，竭力向每一个孩子伸出手。她能给我的，是陪伴，是每天放学回来她都在，是夏天切开的凉黄瓜，是院子里种出来的、房东奶奶悄悄送来的那一点新鲜。

那些全脱产的陪读女人们，我不知道她们后来怎样了。只记得有的关系很好的阿姨，我喊大姨娘、二姨娘的，但是后来几乎都没怎么多说话。大多数也许跟着孩子回了城里，也许还在某处的小城继续折叠着自己的日子。她们的名字我大多叫不出来，只记得她们常常聚在门口说话，声音不算大，夏天的蝉鸣比她们响得多。

房东奶奶的菜园子，我其实也没有仔细看过。只知道那块地就在外头，种了许多东西，到了夏天绿得很旺。阳光很大，菜叶被晒得发亮。

这些年走了不少地方，吃过不少东西，但黄瓜和番茄这两样，每回吃起来，总觉得不对劲，太干净，太没有土气，也太不带刺了。我总在寻找那熟悉的味道。超市里的黄瓜常常是光溜溜的，一点刺都没有，掰开没什么味道，像是用水养大的。番茄也是，整整齐齐码在架子上，颜色漂亮，咬一口却是面的，汁水也少。

我明白，那不是黄瓜和番茄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就这样，是我固执地把某种东西放在了那个味道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天气越来越热了。我啃了几口黄瓜，吃得满嘴番茄，因为也没人给我做白糖拌番茄了。

吃了几口，想起那时候的夏天，想起菜园，想起妈妈，想起那些弯腰在地里的女人们，想起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房东奶奶，她端着一袋蔬菜，轻轻放在我们的门口，然后转身走了。

她大概也不知道，十几年后，会有一个人，因为黄瓜番茄想起了她，但世界就在这因果里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