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莫名其妙的结束，似乎对一些人来说还“意犹未尽”，不仅仅是指钱还没有赚够，而是这样的PTSD就这样结束了，似乎还不足以让这三年的折腾变成祥林嫂一样的“资本”存在。

简单来说，就像是我提到过的那位朋友，在经历去年四到六月的上海封城之后，疯狂地寻找另一个能够和自己一起挞伐疫情政策的“受害人”。但尊重契约精神的上海，被去年那场当面撕毁契约的事件折腾以后，谁都不愿意再提起这件“丢脸的”事。

不过，今天404接待的这位客人，有点特殊，她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来回望过去三年的疫情，以及这个疫情留下的所谓的“正确记忆的PT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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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整个三年都在疫情前线工作的医务工作者。

这是非常难得的样本，因为我们很少能从这个视角去理解疫情到底给这个社会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她从给人们接种疫苗开始，直到后面的全面爆发，她几乎无时无刻都在对抗疫情。一周最多的休息时间是“一个下午”，所以她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持续了3年，以至于她的心理层面积累了太多的负能量。

她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此之前，如果有人想要和她聊起疫情三年的话题，她一定是头也不回地离开——因为这段经历对她而言是一场噩梦。

当然，她们作为医务工作者，也自然不能对这些政策和号令有任何的怀疑，所以这种对权威的无法对抗，将她围困在了一个“社会规则”里面。所以当她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提出了第一个也是她对自己最大的怀疑——是不是这个社会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以至于自己根本融入不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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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和“接受安排”几乎是贯穿那三年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当这种“顺从”与自己的意愿越来越违背的时候，这股负能量必然需要另一股与之对抗的能量进行对冲，否则她就会像是在深海失压的潜水艇一样，在临界点突破的那一刻灰飞烟灭。

而这一股对应的能量，就是与“服从”完全相反的“控制”，她的内心需求是找到一个人可以无条件顺从他，而这股能量恰好能平衡她不得不接受医疗工作上面的那些“不近人情”的安排。

所以，我很真诚地建议她去尝试BDSM，去充当SM里面的性施虐的角色，既能找到一个百依百顺的受虐狂来服从她的一切口令，同时又能从满足性欲的方式让她获得更具有刺激性的掌控感，以发泄她即将临界的攻击性——同样，性欲本身也是发泄攻击性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很可惜，她并没有采纳这个“有些不太道德”的建议。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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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疫情到底给人留下了什么——再过几年，这大概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禁忌话题，因为还记得那些“原罪”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还有些人，就跟今天来的这位客人一样，她并不是忘记、也不是被纠正成了一个“正确的集体记忆”、而是她彻彻底底地因为心灰意冷地释怀了。

因为，不可能有人为他们的这三年回应什么——有人会说“他们是伟大的”，但这些口号只是这场政治游戏的附属品，这些人并没有被当成人安放在这场疫情之中——他们不过是工具，然后运用着功利主义的精髓，将每一个工具都发挥出他们最大理性的工具属性。

我想，让这些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的人站出来说出他们在这三年的遭遇，是对“施害者”的一种惩罚、是对“受害者”的一种赎罪、也是对整个游戏规则最直观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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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可惜，这种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在这样的游戏规则里，统统都会成为符号，取而代之的是给他们粉刷上各种精致的、美妙的、却毫无实际意义的词汇，都不如她亲口说出的“有气无力”的台词：

“我他妈再也不想经历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