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书本的一刻，竟然有种罪恶感，觉得自己仅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就读完了作者数十年的心血，简直就是一种掠夺，一种合法的犯罪。

这本书的史料极尽详实，连统计火枪和火炮都精确到了个位数，几乎是在纸上重演了一遍鸦片战争及其带来的后果，并且分析了主要当事人的背景、立场、心路历程，相当于一场大型沉浸式历史剧的剧本。严谨的学者跟淘金的矿工何其相似啊，在一条漆黑的无人甬道里，举着镐头沿途一点点搜集材料，经过漫长的冶炼，最后才能得到一星半点的金子。

也是在本书中，第一次认识到了“道德史观”与“考据史观”的区别。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人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伊里布的行为进行深层的思索，这是另一种不幸。”

（这一段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对《方方日记》的批判。）

把整个体制的问题，归结为几个具体人物的的道德问题。而一旦被归结为道德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了。因为道德无法证实或者证伪。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端，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战争到来了！前方主帅没有发出战争警报！林则徐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林则徐思想只是浮于表面，更为深谋远虑的其实是刘韵珂，但他是典型的明哲保身派，看破不说破，提出了问题，但并不想、也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想到了，恐怕也不敢说出来。

何况，林则徐再强硬，硬得过海瑞吗？而纵有一千个海瑞穿越时空来到天朝，救得起这艘破败不堪、即将沉没的大船吗？

琦善不忠亦不奸，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庸臣，一个小人物站在了历史转角处，仅此而已。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强大的力量。

比起其他人来，杨芳才是真正的玩忽职守，最“负圣恩”，既蠢又坏，妄图用妇女溺器对付英军，中饱私囊，狎妓…可以说是真·奸臣。而他的结局比琦善、比伊里布、比林则徐都要好，仅仅是因为他擅长写工作报告。最大的赢家永远是最懂得揣摩圣意的人，而不是真正做对了事情的人，做对了事，反倒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积极主剿派们处于盲目自信和极度自卑两个极端。典型人物裕谦，根正苗红，代表皇族利益出征，政审过关，基本没有“奸”的可能，他全力主剿，道德上也没有多少瑕疵，生活作风端正，对夷人俘虏剥皮凌迟，手段毒辣。而这样一个狠人，在第一场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就吓破了胆，知道自己无法交代，直接投水自尽了。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那个时代的调兵速度：邻省30-40天，隔一二省50天，隔三省70天……

从四川到浙江调兵2000，竟然用了110天。

战争早已结束，战士还在路上。

天朝就像一只反应迟钝的庞然巨兽，腿部受了伤，痛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由神经传递给头部，然后再由头部发出讯息，命令其他肢体伸向腿部去反抗。这个漫长的过程，足够它被打死几百次了。

英军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船坚炮利”能概括的！

美国外使准备的礼物，那些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科技水平的产品，反倒被以“奇技淫巧”一词轻飘飘地拒收了。

可以说，西方一开始真的抱有平等外交通商的想法，法国甚至建议清朝派遣留学生去巴黎，可天朝太“匪夷所思”，在一次次试探和交锋中，他们也逐步改变了主意：你傻，不欺负你欺负谁？

其实，英军每次都是同样的战术，不从正面进攻，而是两边夹击包抄，每次都大获全胜。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清军吃了数次败仗，依然有那么多人坚信英军“不善陆战”？

英军病死人数是战死人数的数倍，清军几次所谓的胜仗要么是因为天气助攻，要么是因为敌方生病，真是啼笑皆非。

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

文官治国，儒学治国，遇到了真刀真枪，自然是一击即溃。我大天朝果有一将乎？果有一战乎？自始至终，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一个能合格担任将领的人物，没有一场真正可称得上战斗的战斗，如作者所说，真正的战斗只有一天。

天朝是一个务虚大国，文治大国，本书中最高频的词汇恐怕是“情词恭顺”，只要嘴巴甜了，拿多少钱，割多少地都是可以的。此次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无一人心中有“国”，连作为一国之君的道光帝也没有。

对事实的描述和辞令如何，比事实本身更重要。因为在这样一个大国，言论传播的威力确实大于某个具体事件的威力。这个国家的内忧永远重于外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普。一个个的人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其中每一个人又都反受“大”之所累。“人多力量大”，这里的力量并没有涉及方向，如果是向外的，自然所向披靡；而如果是向内的，必然是极大的威胁。大，既是优势，又是问题，这是大国国民的“原罪”。

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

官员们一个比一个狡猾，先斩后奏，奉旨不遵，甚至自作主张代表皇帝去求和，集体接力捏造了一场弥天大谎。道光帝一直到死，也不明白鸦片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昏君养奸臣，地大物博中的“地大”，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给了他们的谎言以足够的温床，各人自扫门前雪，反正广东不行就往江浙推，江浙不行就往天津推，直至推到皇帝本人头上，退无可退。

战争打输以后，其中“出力的”文武员弁兵勇共计554人竟然得到了"优叙、升官、补缺、换顶戴“的待遇！

丧事变成了喜事。奕山的谎言，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人和还包括了道光帝。万万没想到，最后皇帝本人竟也跳上了舞台，跟这些小丑同台出演。

其实，从经济上算，以天朝国库之虚空，也完全应付不起这场仗。

本书中提及的官员少有不贪的。道光帝自己就是个大贪，一开始对军费抠抠摸摸，到了后期情势危急了，不得不批了颜伯焘300万两银子的军费，后面赔起款来更是大手笔。

如果说那些海战是一场明战，那么签订条约就是一场暗战，在这里，中国输得更惨，未做反抗就拱手相让，甚至倒贴。

但是本书的后1/3，列强纷至沓来签订条约的部分，我并没有细看，因为觉得以近代外交理念来分析道光帝和耆英等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意义不大。一个猿人尚未开始直立行走，就以正确穿衣的礼仪来分析它，感觉实无必要。那些被我们取笑或诟病的做法，在当时所有人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

这次战争带来的正面影响，好像仅仅体现在魏源、徐继畬等几位思想家身上，魏源可谓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海国图志》可谓天朝第一书。

魏源曾经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加过抗英战争。如果他当时能得到重用，也许还能从细节上作出一些补救，不过如果一个人既拥有卓越的政治思想，又有高超的领军作战技能，就必然成为皇帝的心腹之患，时刻提防，不会令其壮大，所以天朝出不了强悍的将领，文官不带兵，武官不读书，这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为什么日本仅仅是看到了几只黑船，就促成了明治维新，而中国被打得这么惨，后续却没有任何动作？

个人想到的原因，一是，清朝本身就是外族入主中原，一直有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慌张和局促，对自己政权的正统性缺乏自信，所以始终认为更大的忧患在于内，而不是外，也把绝大部分兵力用于维持治安，而非边防。

二是，开放口岸都在南方，只要没打到皇城根下、扰了皇帝的清梦，没有直接侵犯到统治集团的利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反正赔款也都是从百姓头上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