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06年，美国记者兼小说家阿尔弗雷德·亨利·刘易斯说：“人类距离无政府状态只有九餐之隔。”

120年后，在这个高度一体化的时代，2026年2月28日爆发的美以伊战争，不仅令中东多国身陷战火，也产生了从迪拜奢华商业区一路震荡到首尔街边咖啡馆的全球性供应链冲击。

当霍尔木兹海峡被紧紧扼住，世界多国的饮食就会受到牵连。这场战争印证并强调了一种流行的地缘政治理论：在当今全球化经济中，“咽喉要道”至关重要。

牛津大学教授保罗·贝伦斯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提出：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将再度促使我们思考农业能源自主和饮食结构的改革。

新的旅行地理也在形成。耗费多年打造的迪拜等中东航空中转中心，由于空域关闭和油价飙升，游客流量暴跌“八九成”。另一些拥有“航线灵活性”的亚洲城市意外暂时获利。

曾象征奢华与繁荣的帆船酒店在导弹袭击引发火灾后关闭，计划进行18个月的翻修。与此同时，海湾国家正面临漫长的等待——等待“安全信心”的回归。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Z世代共和党支持者卡森为给特朗普拉票曾挨家挨户敲了3000扇门，现在他告诉我们，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已成经济负担：汽油价格上涨似乎比伊朗核计划的影响更直接。

这种情绪进一步加深了跨大西洋裂痕。波兰右翼人士大卫向我们抱怨，“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从高油价中获利，而欧洲人却承担飙升的能源账单。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绑定，正在欧洲变成一种“有毒的政治负债”。

第一次海湾战争曾因电视直播被戏称为“视频游戏战争”，而美以伊战争作为AI时代全球爆发的第一场重大战事，已在互联网上发展出“梗文化竞赛”，进一步消解了战争的严肃性。当AI被用于混淆真相，对现实世界的伤害更将难以追责。

战场残酷的另一面是对杀伤力成本的计算。一名工程师仅需10小时就能组装12架“沙赫德-136”无人机。一架这样的无人机成本仅为2万-5万美元，但用于拦截它的导弹，每次发射成本却高达数百万美元。

当对手只需买一辆豪车的钱就能发动一轮无人机蜂群攻击时，他们施加的就不只是物理压力，更是一种经济消耗战——持续掏空世界最先进军队的财政与导弹库存。这将从根本上颠覆现代军事战略的逻辑。

3个月过去了，美以伊战争是否改变了世界，或只是集中凸显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改变？我们尚无法轻易得出结论。贝伦斯历数了人类在遭遇危机后即将推动结构性改革，又因为渡过危机而回到原状的例子，提醒我们：“改变并非必然”。

但我们希望记录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些改变及其启示。

制图 彭玉洁

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助选的卡森，如今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2020年美国大选，15岁的卡森·卡彭特曾帮特朗普拉票。进入大学后，他建立校园共和党人组织，影响力迅速扩大，这一成绩甚至得到了特朗普的亲自背书。但在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卡森犹豫了。

“我认为本届政府过于专注外交政策，而非国内议程。很多我的同龄人希望看到经济转好，政府真正为此制定计划。不幸的是，这场战争拖延的时间比许多美国人希望的要长。”自称“美国优先”主义者的卡森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战争爆发以来，房价、能源价格都在不断上涨，这只会导致美国民众收紧自己的经济产出，从而抑制美国经济的增长。

裂痕并不仅仅存在于美国。自称“亲欧右翼人士”的波兰人大卫·皮奥特罗夫斯基向澎湃新闻抱怨，开战后欧洲能源价格上涨尤为明显。他认为这符合右翼民粹主义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一贯做法，即“美国优先”导致挤占他国利益。

20岁的卡森和28岁的大卫背后，是美以伊战争对美欧右翼阵营风向的扰动。他们并非个例，以美国右翼播客主持人塔克·卡尔森为例的MAGA运动支持者已选择和特朗普“割席”。在欧洲，越来越多的极右翼政党把和MAGA结盟当作负担，选择与之保持距离。4月12日，特朗普的盟友欧尔班在匈牙利大选中落败，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点。

有分析认为，当出现社会问题时，西方国家往往会寻求更保守的解决方案。对美国来说，本世纪初的金融危机和恐怖袭击事件，滋生了当下的右翼情绪。在欧洲，2015年移民危机带来的文化、经济后果延续至今，演变成政治格局版图的变化。

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左翼领先杂志《异议》的名誉联合主编迈克尔·卡辛对澎湃新闻分析称，美欧右翼都通过反进步观点赢得支持。但如今，从自身利益出发，这些欧洲人不愿在伊朗问题上协助美国，同时也在顺应“特朗普在欧洲不受欢迎”的民意。

极右翼问题专家、巴黎左倾智库让·饶勒斯基金会激进政治观察所主任让-伊夫·加缪则对澎湃新闻表示，美欧右翼的起源并不相同，前者更多富有宗教含义，后者则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党派有关联。未来，欧洲的极右翼仍将因移民问题、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而活跃，这些因素与特朗普无关。

右翼势力跨大西洋滋长

卡森成长于亚利桑那州人口约4万人的小镇普雷斯科特（Prescott），全家人都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我爸爸是特技演员，我妈妈在一所私立大学工作。我想和他们不一样。”卡森认为，15岁时帮特朗普拉票是他能介入政治的最快方法。在2020年大选期间，为了拉票，他敲了3000扇门、打了15万个电话。

自那时起，卡森开始和政治人物近距离保持合作。他曾为一位国会议员候选人工作，也为参议院候选人筹款，高中时就在美国众议院实习。

卡森·卡彭特少年起就立志从政。

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习政治学后，卡森在校园内组织了共和党运动，担任大学的共和党人协会主席。6个月内该协会的成员发展到超过250人。2024年大选前，特朗普前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竞选集会，并公开表扬了卡森的做法。

卡森提到，正是因为像自己这样的Z世代参与了政治，才助推特朗普赢得那届大选。当时，Z世代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率相比以往高出了18%。

卡辛指出，MAGA运动源于特朗普2016年的首次竞选活动，主要由对特朗普及其言行忠诚的人士组成，也是对小布什政府及此前“建制派”共和党人失败的回应。和MAGA相比，早期的右翼运动在不依附于任何特定政客的情况下自发形成并运作。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社会危机引发的不安全感会导致出现一些更右翼、更保守的政治解决方案。一战和二战前夕，这种右转的倾向曾导致纳粹主义兴起。在美国，进入21世纪后，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民众对政治和商业精英产生不信任感、2001年“9·11”恐怖袭击等多重因素，滋生了反移民、反精英的右翼思想。

加缪表示，右翼民粹主义认为，民众作为一个整体群体（即没有阶级、性别、年龄或宗教特定利益的群体），天生就懂得什么对他们有益。因此，其政治主要是关于“倾听民众的意愿”并将其作为政策来实施。

卡辛进一步定义称，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往往把自己定位在政治、文化精英阶层与以非白人移民为主的底层群体之间。这些人往往声称，移民正在密谋损害这个庞大中间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观。

右翼运动并非美国特有的现象。在大西洋另一端的欧洲，英、法、德等大国的极右翼政党势力明显扩大。在5月7日的地方选举中，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得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冲击执政党工党、最大反对党保守党的多个传统票仓。

但加缪提到，美欧的右翼思想根源并不相同。“在美国，民族主义与宗教的相互交织程度远大于欧洲。美国宣称（自己是）‘上帝庇佑下的一个国家’，且这种信仰至今仍很普遍。人们仍坚信美国肩负着某种使命。但欧洲并非如此，欧洲的民族主义仍与20世纪20年代至1945年间存在的法西斯主义流派相关联。”

欧洲右翼势力增长的催化剂是2015年的移民危机。当时，共有超过130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移民申请庇护，结果导致文化和经济焦虑，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

28岁的大卫来自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因工作原因移居至比利时布鲁塞尔。他自称支持传统右翼理念，包括反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具有社会保守主义倾向，支持市场经济和务实的外交政策，而非理想主义、人权倡议。

大卫·皮奥特罗夫斯基自称支持传统右翼理念。

但和传统欧洲右翼有所差别的是，大卫形容自己秉持“亲欧右翼主义”，希望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专注于地缘政治和经济，让成员国处理各自的社会政策。

“本质上，我认为政治身份包含三个层面：地域、国家以及文明。每一个欧洲人都首先是所属地域的一员，然后是所属国家的一员，最后是欧洲（文明）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超越了传统的右翼政治，因为这些人忽视了他们置身的地区、民族和文明。”大卫说。

MAGA“内战”

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本·安塞尔认为，虽然民粹主义政党自称反对现状和主流，但许多成员持有多元且分歧的观点。

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本就不稳固的右翼阵营对特朗普和MAGA的看法开始改变。

5月11日，路透社/益普索的民调数据显示，约66%的受访者，包括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和几乎所有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没有“清楚地解释美国在伊朗军事介入的目标”。5月19日，该机构的民调数据显示，52%的受访者认为这场军事行动“不值得”。

一些MAGA阵营中的知名人士开始选择与特朗普保持距离。曾在2024年大选期间为特朗普助选，曾盛赞特朗普为“全国领袖”的右翼播客主持人卡尔森4月公开称，后悔支持特朗普，也为“误导别人感到抱歉”。

美国右翼播客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左）曾坚定支持特朗普。

加缪认为，卡尔森对自己的言论深信不疑，因为他和保守派中最极端派别的观点一致，包括相信所谓“犹太游说集团”具有异常大的影响力。如今，部分MAGA派坚信，美以伊战争、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不利于美国的政治理性和经济利益。

“特朗普的问题在于，他不听从军方高层的建议，而是错误地认为伊朗是一个尚未充分发展、一夜之间可能会崩溃的国家。另一个问题是这场战争有多个战场，即伊朗和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黎巴嫩。就连美国国内那些真正支持以色列的人现在也批评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盲目支持。”加缪说。

在卡森看来，卡尔森等知名MAGA意见人士的态度转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驱使。但卡森自己也因这场延宕至今的战争，改变了对特朗普的看法。

早在战争爆发前，卡森就预测到美以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对此一直持坚决反对介入的态度。他希望美国政府能更多关心内政和经济增长，而非外交政策，也不满意政府不经民众同意就卷入战争的做法。

“我认为，这场战争在很多Z世代中不受欢迎。很多我的同龄人都希望看到我们的经济转好、可负担性更持久、医疗保健扩大，且（政府）真正为此制定一个计划。否则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选民将投票支持替代方案。”卡森说。

由于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汽油价格飙升。美国汽车协会5月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1加仑约合3.78升）4.49美元，较战争爆发前高出50%以上。

路透社/益普索5月19日公布的民调显示，73%的受访者对特朗普处理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表示不满意。这个数字创下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反映出油价暴涨对日常开销的“涟漪效应”已经让选民极度焦虑。受此拖累，5月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暴跌至44.8，刷新了历史最低纪录。

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 5月26日最新发布的民调，由于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通胀，目前全美已有三分之二（约66.7%）的消费者报告他们已经开始全面削减家庭整体开支。

“商品越来越昂贵，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做出牺牲。如果你买不起东西，你就不得不欠下信用卡债务，被迫做出不负责任的财务决策。人们正在收紧自己的经济产出，减缓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卡森说。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尔巴尼，壳牌加油站的标识牌显示汽油价格。视觉中国 图

但一些迹象表明，特朗普仍然拥有坚实的支持者基本盘。路透社记者近日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东北部拥有1400名居民的农业小镇威金斯及其周边地区探访。在沿着52号公路进行的20多次采访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们都呼应了他的战争逻辑。

特朗普曾表示：“我不会考虑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我谈到伊朗时，唯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在摩根县和韦尔德县，受访选民们表示，如果能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可能性，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汽油价格。许多人还指出，在前总统拜登执政期间，能源价格也曾飙升。

65岁的退休人员米勒回忆起二战期间美国人展现出的韧性，当时物资实行配给制，家家户户生活拮据。“我和其他人一样，也会遇到困难，但我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在这个国家，人们的这种牺牲精神已经完全消失了。”他说。

在美国右翼意见领袖群体中，包括播客主持人马克·莱文、本·夏皮罗和劳拉·卢默在内的亲以色列人士，仍然对特朗普保持着坚定的忠诚，称赞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护美国和全球的安全。

加缪认为，MAGA阵营内部的分裂正在加剧。若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裂痕会越来越大。卡辛则认为，目前难以判断MAGA中的批评者到底能产生多大影响。

“如果战争很快结束，且伊朗同意大幅缩减其核计划，特朗普将宣称这场战争取得了成功，虽然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这么说。”卡辛表示，“只要他仍获得大多数共和党选民（以及几乎所有共和党公职人员）的支持， MAGA阵营难以产生足够的实质影响以示反对。”

而正在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的31岁共和党人詹姆斯·菲什巴克指出：“共和党内部现在正发生一场真正的内战。有人说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与‘美国优先’运动之间的对立。”他曾是特朗普的铁杆粉丝，如今却给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打“C+或B-”。

欧洲同样面临这场战争带来的冲击。4月底，按照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说法，“仅在60天的冲突中，我们进口化石燃料的费用就增加了超过270亿欧元，却并未增加任何额外的能源供应。”

即使大卫是右翼人士，但“亲欧右翼主义”中亲欧的那一面，让他一直对MAGA和特朗普持负面看法。

在大卫看来，MAGA中“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等同于美国会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之时把自身利益置于欧洲之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欧洲则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之一。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从高油价中获益，忽视了欧洲的利益。”他说。

欧洲新闻网此前报道称，欧洲亲MAGA、亲以色列、反伊斯兰的极右翼政治力量，不能公开支持一场可能对欧洲公民产生负面影响的战争。虽然这些政党对伊朗表现强硬，其中一些仍在努力平衡对特朗普的支持，但欧洲的这些民族主义者显然处于两难的境地。

欧美右翼渐行渐远？

一些欧洲人认为，和MAGA结盟已成为一种负担。

尽管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和特朗普阵营在移民、加强边界控制、担忧欧洲文化遭到侵蚀等关键理念上观点相似，特朗普阵营还曾为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等背书，但最近的匈牙利大选却令人察觉到了一股风向。

在4月12日的匈牙利大选中，特朗普的盟友欧尔班败选，结束了16年的执政。而4月7日，美国副总统万斯曾高调访问布达佩斯为欧尔班助选。

即便卡森转变了对特朗普的看法，他也不相信全球范围内的特朗普主义开始失败，而是坚持认为，在许多欧洲和以白人为主的国家，右翼势力将继续崛起。欧尔班面对的是一场“独特的失利”。

“人们这么说，是因为特朗普支持维克托（欧尔班），且与他关系非常密切。我认为，欧洲正面临意识形态的摇摆，选民对匈牙利一直孤立于欧盟感到厌倦，且匈牙利人认为本国经济没有充分发挥潜力。”卡森表示，“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特朗普主义的失败，特朗普对这类选举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特朗普开创的许多右翼理念正继续在其他欧洲国家蓬勃发展。”

大卫不这么想，他认为特朗普对欧洲愈发不敬，不论是欧洲领导人访问白宫时像孩子们一样坐在他面前，还是美国扬言要夺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停止援助乌克兰、美国企业试图在欧洲逃税，都让他心存芥蒂。更重要的是，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人做决定时根本不和欧洲人商量。

白宫去年8月发布的这张照片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欧洲主要领导人会面。

大卫同时承认，欧洲一些普通民众、保守派人士、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仍倾向于支持美国，无法一概而论。

但即使是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前，根据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在2025年12月进行的一项民调，特朗普就在欧洲选民中不受欢迎，包括极右翼选民。像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巴尔德拉这样的领导人意识到，为华盛顿摇旗呐喊可能会损害他们的政治前景。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欧洲高级研究员莉安娜·菲克斯和凯南研究所所长迈克尔·金梅奇撰文称，历史上，欧洲极右翼政党一直将美国视为对其主权和文化认同的威胁。德国选择党历来将美国在欧洲扮演的角色视为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所说的“外来权力 ”（raumfremde Macht ），即不应干涉欧洲事务的异己力量。

“在像德国、法国这样的国家，50%的右翼选民对美国持负面看法。即便是我的祖国、欧洲最亲美的波兰，你可以称之为美国的‘第51个州’，大多数民众也不认为美国是可靠的盟友。因此，欧洲的右翼势力至少应该避免让人觉得他们与外国结盟。”大卫说，匈牙利大选表明，过度依赖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糟糕的选举策略，因为选民认为这是“外国干涉行为”。

越来越多的右翼领导人正在牢记这一教训。被誉为“特朗普低语者”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伊朗问题上和英国、法国等中间派欧洲领导人一样，阻止美军利用其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进攻性打击。

德国选择党的联合领导人蒂诺·克鲁帕拉公开称赞西班牙左翼政府拒绝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的决定。该党还呼吁美国从德国撤军。3月，德国选择党的另一位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批评美国在伊朗的“冒险主义”，并敦促该党领导人限制与MAGA共和党人的高调会面。

即便是海湖庄园的常客、一直以“特朗普在英国最坚定的盟友和挚友”自居的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自美以伊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飙升、英国选民对特朗普的厌恶感达到新高后，公开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4月接受采访时承认，已经“几个月没和特朗普说过话”。英国媒体讽刺称，法拉奇和特朗普从“知心好友”变成了“偶遇的熟人”。

卡辛认为，包括梅洛尼在内的欧洲右翼阵营通过捍卫他们界定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反移民、反堕胎等进步观点来赢得支持。如果选择派军协助美国，对一个不威胁欧洲、却会阻碍石油及其他重要物资自由运输的国家发动战争，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于4月29日的文章写道，美以伊战争揭示了当代跨大西洋关系的两个真相。其一，欧洲极右翼政党并非特朗普在欧洲的战时盟友，意识形态上的契合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政治上的忠诚。其二，美国政府公开支持欧洲右翼政党和候选人，损害了华盛顿与非极右翼欧洲领导人的关系。如果华盛顿更重视尊重和维护这些关系，许多欧洲领导人或许会象征性地支持这场战争，或者至少会缓和公开批评的语气。然而，如今整个欧洲都弥漫着对华盛顿的不信任。

在大卫看来，跨大西洋关系出现很大变化，唯一的应对办法是，欧洲有足够实力和规模抗衡美国。与此同时，欧洲的保守派人士正逐渐接受与第三方力量（比如中国）合作的想法，以对抗美国极端且鲁莽的政策。

“毫无疑问，整个极右翼群体都曾因特朗普当选感到高兴，但这非常短暂。梅洛尼和特朗普渐行渐远，法国国民联盟在美国强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公开反对这一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加缪指出。

“但即便欧尔班落败，欧洲的极右翼仍会作为一种动态存在，和特朗普无关。原因在于本土文化和移民价值观的冲突、恐怖主义威胁、人口结构老化、社会底层群体和主流进步价值观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