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们应该如何讲述非洲？

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带着欧洲式的头脑而力图重新建构面向本土的视野，结果变成了一种东施效颦和故作姿态。他们试图将非洲框进西方的印象中：诽谤非洲的落后是在迎合西方，称赞非洲人的淳朴是在迎合西方，面对非洲的景色张大嘴巴也是在迎合西方。对非洲人来说，高原、大湖、面包树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朋友和母亲，仅此而已。

我们不应凝视非洲。我们不应用形容词来描述非洲。我们不应评价非洲。我们不应试图给非洲以定义。我们与非洲的对话，如同我们与母亲的对话。我们讲述东边的故事，是为了讲述自己的故乡。我们不是外乡人。我们是离家出走太久的孩子。

01

2024年12月3日凌晨2点，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住所。我太久没有睡觉了。从北京到亚的斯亚贝巴的路程花了40小时，这让我的脑袋里如同在搅拌岩浆。但我担心当我醒来时会把更多的东西忘记。

亚的斯亚贝巴博莱机场与上次来时差不多，但wifi的质量有了飞升，在到达区域的一个多小时从未遇到断网的情况。英语、汉语和阿姆哈拉语的引导文字还是贴在墙上，汉语文本以宋体写就，春联是不见了。它像一座以小学里通用的白色粉笔雕成的建筑。

埃塞俄比亚的签证系统是一个巨大的诈骗网站；它承诺在三个工作日内给出结果，而我办理了两次，它给出的结果都是“重新上传照片”，而这就是最终的结果了——任何进一步的动作都会石沉大海。有人抱怨这不是个例。所以我对埃塞俄比亚海关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令我惊讶的是，海关没有给我制造任何阻碍。刷完电子签后，薄玻璃围成的小亭子里的两人笑着对我说welcome。

轻声细语是埃塞俄比亚人说话的特色，他们的舌头总是保持最低限度的运动，这使得说话者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其中包括在机场办理电话卡的女性穆斯林柜员，摆渡车里的人群，以及在机场外等候多时的黑车司机。他们开着标准化涂装的黄车，而我情愿叫他们黑车司机，因为他们显然对我报了高价。司机的共同体安静地站在停车场前，轻声细语地招呼，彼此光明正大地交流，然后由作为代表的黑衣瘦高个彬彬有礼地报出一个3000比尔（约150 rmb)的天文数字——准确来说是先在键盘上敲出一个300，然后想了想不对，加了一个零。我说这太贵了，在北京可以跨城走一遍；交涉代表则强调生活不易，几年前可以收1000，现在不行了。但这不是他收10倍价格的理由。中国人在这方面有天然的劣势，因为国内的手机即使有本地号码也无法注册当地的打车软件ride，没有与他们交涉之外的退路。我不得不支付2000，令他们含泪赚了6倍。

黄色涂装的出租车内部的门把手已经损坏变成了无法操作的碎片，必须里面的人先按下窗边的按钮解开锁，再从外面找个人打开。玻璃是完好的，但显然急需擦拭，布满的水渍好像有小人在上面滑了一整天的雪。亚的斯亚贝巴的街道相当干净，布局与西非很不一样。它不再是由土制平房密堆积无限平铺而成的二维城市；它的街道宽敞且空旷，路边灯火在物理上连成一线——灯带绕着每一棵棕榈树，贴着每一座建筑的屋檐，构成了街道的轮廓。亚的斯亚贝巴城市公园和4kilo公园的塑料大字立在草坪上，与广场、形状规整的灌木丛和对面带有发光边缘的高楼一起炫耀着这座城市经过了精心的规划。它不逊色于北京的任何一片郊区——如果你没有觉得这是什么赞美的话，请记住，北京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郊区。

Robel是一个瘦削的黑人青年，担任房屋管家的职责。他同样拥有埃塞俄比亚人平稳清晰的咬字方式，穿着黑色长衫，表情动作像在公园里漂浮的小船。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他是个圣职者。他问我飞机怎么样，说他不久前刚去过广州。我们住在楼顶的一间拥有两个卧室、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的公寓里，客厅的陈设让人觉得像个咖啡馆，适合举办沙龙。这里唯一看起来不太现代的地方是水利系统：每当卫生间需要用水时，需要去楼道里按下电源开关，装在铁皮箱子里的水泵会呼呼作响，这才会为卫生间降下甘霖。

这里给人的印象过于像东亚和欧洲了。直到第二天阳光照在窗对面被挖掘机翻起来的红土地上，小孩子的喧嚷声一浪一浪涌来，街边缠头巾的妇女提刀敲打起木薯块，居住在这里的人才会意识到，我们再次回到了人类的故乡。

即使是白天的街道，也与西非有很大的不同。在西非难得一见的商店在这里比大草原上的斑马还要密集；他们紧贴着占据二层楼的每个房间，人群在图书店音像店咖啡厅打印店之间挤来挤去。白色的公寓楼侧面的楼梯间暴露在外，穿着整齐的年轻人鱼贯而出。这里的人的衣着也与西非不同。在西非，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写有各种互不相关的logo的文化衫，大抵是在市场上有什么就淘什么回来穿上，形成了一种极具多样性的混搭海洋；而在这里，所有人的衣装都是成套的。几乎见不到文化衫的踪影；走在街上的人除了传统服饰外，最酷爱的是西装、纯色大衣或格子衫。

上午的亚的斯亚贝巴人潮涌动，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建筑工人，三分之一在行走，还有三分之一在路边摆摊。摆摊的人取代了西非随处可见的顶着商品在路中间推销的人，构成了路边经济的主流。他们在地上铺一块纯色的布，在上面摆开各式农产品：洋葱、大蒜、绿叶蔬菜。卖菜的商贩坐在摊位边，而擦鞋的人周围总站着几个伙伴，围着两个水桶彼此聊天。街上竞争激烈，擦鞋的摊位每个几步就有一个。在以劳动为生的出摊人之间，总有穿着长袍的老妇人靠在电线杆上，请求路人施舍一顿饭钱。

整个亚的斯亚贝巴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每一处的马路两旁都有高高的土堆，工人推着车走来走去。路口处总有未完工的建筑，正处在热烈的施工中。这让路过的外乡人感到一种朝气，但本地人并不这样想。Daniel是个穿着橘色冲锋衣的青年，自称今年七月刚刚大学毕业，学的是四年制历史专业。他对满大街的建筑工地很有意见。他说，修这么多楼，只是为了卖给有钱人，跟普通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向我说明了为何所有的马路都在开挖：政府准备进行绿化工程，要一口气在所有道路两边种植绿化带。当和我同乘一辆车时，他和司机齐声抱怨：这些绿化带施工队简直是无法无天，遇到什么拦在路上就拆什么，甚至把教堂都拆了，将来肯定要爆发冲突。的确，坐落在红土中间的，经常是只剩底座的房屋遗骸。

作为人类起源地，埃塞俄比亚有光辉的历史。公元前7世纪的住民已经留下了大量带有成熟文字的考古遗迹。阿克苏姆帝国、分散各地的基督教王国、以及18-20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延续着发端于东非高原的人类文明主支。作为最早信仰基督教的文明之一，埃塞俄比亚全境最不缺的就是教堂。但埃塞俄比亚的教堂很不寻常，在天花板上，除了基督教传统的绘画外，还有讲述埃塞俄比亚士兵与意大利人交战故事的壁画。Daniel相信是基督保佑了埃塞俄比亚人，使得他们能够靠着落后的武器击败了意大利殖民军。在教堂的地下室里，珍藏着意大利被击败后作为赔偿而送来的欧洲名画，以及法国政府和俄国皇室送来的礼物。整个欧洲都在为意大利摔的跟头而叫好。

我问Daniel，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年轻人对意大利是什么态度？他说，大概75％的人讨厌意大利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另外25％则欣赏与意大利的贸易。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人没有特别的感情，但为欧洲人对其他非洲国家的殖民行为感到愤怒。他认为，埃塞俄比亚之所以成为了唯一没有被殖民的非洲国家，是因为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牢固的文化纽带。埃塞俄比亚确实是非洲中极为特殊的一个：辉煌的历史让它早早完成了民族建构，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谈话中，Daniel每每提起海尔塞拉西，就会赞叹一句英雄。纪念抗击意大利战争的雕塑耸立在市中心的路口，顶部是狮子，底座则是塞拉西时期的战士。

然而Daniel也认同，塞拉西在抗击侵略方面的贡献难以掩盖他在内政处理上的失败。尽管他带领埃塞俄比亚赢得了第二次意埃战争的胜利，他在二战期间流亡英国的经历让许多人放弃了对他的追随 而他回国后的治理则是完全失灵的。早在1948年，就出现了反对加税的大规模抗议，这种抗议持续了20年，直到塞拉西的死亡。但当今的埃塞人，似乎十分怀念塞拉西，这要归功于门格斯图和继任者的衬托。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是不断跌落的历史。门格斯图的军政府导致了50万人的死亡：“你若要子弹，我便给你子弹”。Red Terror博物馆是一位四个孩子被门格斯图政府杀害的母亲自费建立的博物馆，旨在揭露门格斯图的暴行：军队对平民、抗议者、宗教人士、乃至受过教育的人的酷刑和屠杀。博物馆里对门格斯图的定性十分混乱，一会说是法西斯，一会又说是社会主义者。博物馆里的向导是一个自称亲历过门格斯图时期的老人，痛斥门格斯图是个社会主义者、大独裁者、杀人魔，而塞拉西一切都很好。他说，门格斯图确实实现了塞拉西时期人们想要的宗教平等，但方式是无论信仰什么宗教通通打死。

对于此，Daniel对我解释，埃塞俄比亚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门格斯图受到了苏联大量援助，因此大家就认为他走社会主义路线。与博物馆的老人不同，他说他更喜欢“社会主义”时期。在Daniel的讲述中，门格斯图时代没有人特别富裕，大家的日子都还能过得下去，但谁敢对他有任何意见，那就要吃子弹了。我问，那现在呢？他悄悄对我说，还不如门格斯图。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货币有如废纸，物价涨了三四倍，搞不清楚政府在做什么。底层人们想活下去十分艰难。尽管门格斯图背叛了掌权前的承诺，变成了独裁者和战争狂，但至少那个时候人们还有活路。他进一步感叹，埃塞俄比亚现代历史上的所有人都是这样：他们曾经亲身参与反对旧政权的斗争，提出各种口号，然而一旦上台，就立刻把先前的立场忘得干干净净。门格斯图如此，提格雷人如此，现在的政府也是如此。

我问，至少在疫情前，人们都说埃塞俄比亚发展迅速，是这样吗？他说，都是政客的游戏罢了，他们天天说发展快，来为自己邀功，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政客的游戏还包括民族问题。埃塞俄比亚人和提格雷人本来不分彼此，意大利人占据厄立特里亚后，支持提格雷人，将他们分化了出来，影响直到现在。哪怕是理念相同，只因为一个是埃塞俄比亚人，一个是提格雷人，他们就要成立不同的政党。他们不喜欢这样，但政客并不在意。

Daniel是我在路上遇到的人。但在临别时，他却说为我当了一天的向导，要我给他150 usd，为此我们吵了一架，最后以给了他50 eur告终。在最后一次一同挤在大巴车里时，他说他的弟弟肾脏生了大病，透析需要很多钱，小声嘀咕着能不能再给点。我不敢看他脸上失望的表情。他的背后，是宽敞的马路、汉堡店闪着光的招牌、吱吱呀呀叫着的大巴车、穿着体面挤在路边排着几十米长队等着上车的年轻人、在道路中央踢球的小孩子，和向我讨要200比尔饭钱的小女孩。

02

2024年12月4日11点，在汉堡店。我有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大约24小时前，我招待了Daniel一顿饭，作为他带我找餐馆的报酬。他向我推荐了Beyenet，是一种煎饼打底的冷食。煎饼富有弹性，布满网格状的纹路，如果不是知道这是素菜会以为是牛肚。在圆形的煎饼的中央摆着红色的豆酱，围绕着它若干种其他酱料和腌菜摆成一圈。无论是面饼还是配菜，口味都偏酸。我对又酸又冷的食物兴趣不大，到了晚上又在选饭店这件事上犯起了愁，索性就没有吃东西，这也是我的常态。到了第二天，来自肌肉的信号告诉我，人不吃饭可能真的不太行，只好钻进了街角处的一家汉堡店。我要庆幸这里是东非：想要找餐馆，总是能找到的。汉堡店位于商场的一层；这里商场的定位类似于国内20年前的百货大楼，排列着电子产品、打印复印的小店。对中国人来说，汉堡的价格并不算奢侈，个头巨大，塞满空了一天的胃绰绰有余。看得出来，埃塞的电力供应并不充足。当我一边吃450比尔一个的汉堡时，店里的灯光和音乐突然中断了，这种情况在前一天也遇到过：在被工地包围的埃塞国家博物馆展厅内，正当我蹭听隔壁十几个人的团的讲解时，整个博物馆陷入了漆黑。自己租住的房子里所有的电器都插在了ups上，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Beyenet不能代表埃塞俄比亚饮食的全部。每当早晨醒来，走出房门，总会闻到一种极为热烈的香气。它从楼下邻居的厨房、对岸的公寓里飘来，这是埃塞俄比亚身上的香水味。小孩子的欢笑声以绵长的圣歌声为伴奏，被挖土机塑造出来的红色的人造高原在同时迎来阳光，这是当地人为非洲大陆设定的闹钟。搁着汉堡店的玻璃，街上将头发扎成许多细细的辫子的女青年向我招手，不远处警察在驱赶一辆停在路中间的老式汽车，穿着格子衫和牛仔裤的青年坐在了栅栏底下，两名头巾彩衣的妇女躲斜立在地上的遮阳伞后方，年轻人三五成群摆动着肢体有说有笑。写完这一段时，现场炸制的汉堡的余温尚在。

走在亚的斯亚贝巴南向的街道时，我意识到先前对城市的赞美过于保守了。亚的斯亚贝巴各处都有公园，而这里是公园的集大成之地。四千米公园、友谊公园、团结公园和其他不知名公园聚集在这里，远处是高楼和群山。这里有设计极为精美的图书馆，对公众免费开放；在图书馆的门前，鲜花和灌木间坐满了打发时间的人。蓝花楹出现在一街之隔，将这里的人与建筑工地荡起的尘土分隔开来。绿色比所有的颜色都更加夺目，被刨送的红土地像粼粼的水波，热带灌木如同千帆竞发。蓝色的火箭隐藏在绿色的浓雾中，是给儿童的滑梯。亚的斯亚贝巴的大部分公共场所都要收费，这座“友谊公园二号”入场费为100比尔。在它的对面是友谊公园一号，在入口处的中文标记了它是一处援建项目。

在友谊公园的不远处是团结公园（Unity park）。它的围墙上有周期性的岗哨，红色贝雷帽的士兵举着步枪，禁止任何人靠近，行人必须在马路对面行走，入园必须经过指定的入口并支付20 usd。但若是没有被士兵吓退，就会发现这座公园值得它的票价。它集合了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公主行宫、大会堂，单单动物园就有两座。已经在野外绝迹的狮子栖息在园内的山中，游客穿过隧道可以一窥他们的身影。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大会堂是皇帝接见贵宾的场所，随后被门格斯图用于召开大会。这确实是一个可以停留一整天的好地方。我很清楚，城市的风貌并不代表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但必须承认，如果单看城市的外观，一个对埃塞俄比亚一无所知的游客可能会相信它是个发达国家。

亚的斯亚贝巴不是只在最近几十年才这么繁华。它的现代化开始于帝国时代，而在门格斯图时代达到了高峰。喜欢门格斯图的不只有Daniel一个。Solomon是我在路上遇到的建筑工程师，他对我说，门格斯图是地地道道的好人；尽管他杀了很多人，但亚的斯亚贝巴这座城市就是在他的统治期间繁荣起来的。他用子弹强迫人民去上学，实现了小学教育的全面普及。当我说作为中国人在我的心中门格斯图只是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军阀时，他表示了反驳：他坚信门格斯图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当地人回想起门格斯图时代，会将它称为Red terror. 而他们同样会把反对门格斯图的活动称为white terror：门格斯图爱用子弹，反对派同样热衷于暗杀。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现代史上，暴力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西部，坐落着名叫merkato的集市。这里的集市与西非也很不一样：大部分店铺都有铁皮棚子支撑，道路宽似广场，运输货物的人或是推着小车或是领着驴子，看店的人沿街叫卖，听不到在西非处处都有的嘶嘶声。但宽敞的道路并没有让集市显得空荡：面积大了多少倍，人数也增加了多少倍，甚至更多，这使得在其中移动成了难事——当地人显然早已熟悉其中要领，我像是挤在一堆玻璃球中间的小石头，走得磕磕绊绊。这里是最大的香料市场、农产品市场、牲畜市场和手工业坊：尽管他们从事的门类，即金属加工、塑料回收、电器处理，看似属于工业，我更愿意将其称为手工业，因为他们采取的完全是作坊式的手工劳动。在铁匠的街中，道路一折一折，每走一步就要转一次身；路中间摆放着回收来的废铁，工人将它们弯曲成适当的形状。墙角处电锯和钢铁摩擦，火花喷到路对面，落到地上流动的水里。在以塑料回收为主要产业的巷子里，铁皮棚子就像在西非随处可见的顶着高高隆起的货物的老人，用它们的屋顶承担着高度几乎与房屋相等的旧瓶子的小山。烟雾从上方飘起，是有人在点火焚烧垃圾。只需多转几次身，就会重新回到高楼大厦中去，这些散发着香料、动物粪便和烧着的塑料味的铁皮屋无法摆脱摩天大楼的遮挡，唯有天空中的烟诉说着农民、手工业者、牲畜贩子的呼吸。

03

2024年12月5日13点，在城市西南的亚美尼亚餐厅。寻找这家餐厅是我今天的任务：在今天夜里我会乘坐大巴前往肯尼亚，在此之前我不想饿着肚子。亚美尼亚菜快有5年没有尝过了。这家餐厅以阿拉丁为名，与住所距离为7.1 km，很适合以这段路程打发时间。

向城市西南角的路程几乎所有的部分都被建筑工地围绕，这是亚的斯亚贝巴的普遍特征。高楼的水泥毛坯被绿布盖住，遍及道路的两侧，打着花伞的当地人和我一起踩着铺装的道路，紧贴着它的是被翻起的碎石。这里的城市化程度比西非国家高出太多。前城市化的景象同样存在，并且就出现在高楼大厦之间。若是从主干道转身而出，进入被大楼的影子覆盖的小巷，就会发现这一点。如果说这些小巷子的土路和由瓦砾搭成的小小的栖身之所是工地的延伸的话显然是倒置了因果：是工地侵入了原本里在这里的小屋子，如果它们能被称作屋子的话。它们由碎砖块、瓦砾和铁皮搭成，与“建筑”这一概念有相当远的距离。石头从天而降，绝大部分混入泥土，三两个侥幸搭在一起，创造出小小的空间，它们仿佛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样说属于对居住在这里的人的不敬，因为这些住房本是他们用自己的手建成的。驱使我这样形容的是几米之隔的大楼。这些房屋里相当暗，从敞开的大门几乎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可能有一张立起来的床，可能有一点餐盘和几个洋葱，唯一能带来确定性的线索是我确实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在这些小屋子延伸的方向相交处，住在这里的人聚在一起，环绕着一个容纳着几瓶不到2 rmb的汽水的铁皮大盆，坐在铁皮的阴凉中。不远处，四只左右的大黄狗在土路和石块中间躺成一滩。只需再穿过一座土堆，就能重新回到大街上，这里是银行和政府机关的聚集地，在崭新的路灯下车来车往，士兵站在每一座建筑的门前，注视着满街衣着光鲜的人。我不知道在门格斯图时代是否能见到这种景象。

对门格斯图的怀念不仅存在于当地人的耳语中。在南下的道路上，可以遥望到五角星的塔尖，它是纪念门格斯图时期与古巴的友谊的雕像。在纪念塔和士兵雕像的两侧，门格斯图和农民、士兵一同出现在壁画上。年龄各异的人坐在雕像旁的长椅上，他们的身边鲜花盛开。

我无法同意门格斯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革命需要的是被说服到人民，而非被征服的人民；用子弹驱赶人民的人，早已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但在埃塞俄比亚这部不断跌落的历史里，人们总是有理由追忆过去。

亚美尼亚餐厅位于名叫Mekanisa的小镇，在到达前，会从一片村庄中穿行。楼房完全消失了，包着头巾的村民坐在路边，孤单的鸡和无人看管的羊群在路边散步。但我知道这不是欠发达的标志，因为就在这片地区同样坐落着高墙大院，这是各国使馆和欧盟代表团的驻地；真正的欠发达地区在其他地方。我从未想要以大篇幅描述一个国家的贫民区：这不地道，当地人与贫困作战的艰辛不是我们能体会的。但亚的斯亚贝巴的贫民区让我认为有必要多加叙述。它们与洛美、科托努等地全方位延伸覆盖天地的前现代化景象不同，是隐藏在极为光鲜的城市里的。它们像在建筑工地的夹缝里生存的野草，像在政府机关的墙下剥落的灰尘，像空气，像丛林里野牛的长鸣。在前往亚美尼亚餐厅的路上，我时常有意脱离大路，每每这样总能走进一小片贫民区。连成一片的铁皮屋里透不进什么光，一些上世纪超市促销风格的塑料圆凳摆在地上。方形的铁皮粘在开口处作为出入口。在铁皮屋的餐厅里偶尔摆着酒柜，三两村民聚集在里面，当我走进去时要花许多秒眼睛才能适应黑暗。乞讨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其中有许多刚到我的腰间，穿着校服。就连建筑工人在打完招呼后也会请求施舍。在亚的斯亚贝巴现代化的夹缝里，潜藏着许多洛美——在洛美，我也从未见到过如此多的乞讨者——被城市化抛在身后的人。

在回家路上，我很想给乞讨的孩子一点面包，但他们的态度让我感到了抗拒。他们会下命令似的对我喊money money food food，会追着我，堵在我前面；在我没有反应时，他们会发出“uh？”的声音，让我感觉受到了挑衅。有的人会上手扒拉我，我只好对他喊出fuck off。我很清楚这不是他们的错，同样很清楚一个人如果连眼前的人都不能伸出援手，是不可能去帮助更多人的，因而对自己产生了厌恶。乞讨的儿童可能存在着组织：当我将一块面包递给一名只有我膝盖高的小男孩后，他手中的食物眨眼间就不见了。我不知道这面包最终缓解了谁的饥饿。

在路过一处嵌在铁皮屋里的小卖部时，我买了2瓶苹果味的美年达。它可能是我喝过最难喝的甜味饮料之一，有呛鼻的香精味。店主收了65比尔，大约3 rmb。根据埃塞俄比亚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一个“平均人”一天能买40瓶这样的饮料，但我从没见住在这里的人喝过。

↑亚的斯亚贝巴的贫民区

↑亚的斯亚贝巴的城郊

04

2024年12月6日3：16，在亚的斯亚贝巴东部的Lamberet车站，准备前往肯尼亚。为此，需要先乘坐12小时左右的大巴车到达边境城市Moyale，随后跨越边境到达肯尼亚的同名城市，再搭第二辆去内罗毕的车。

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凌晨出行并不容易。第一个问题是天气很冷，如同国内的深秋。当地人用披肩将自己裹起来，而我无此条件。Robel听我起床，也立刻起来，帮我叫了一辆ride。这个时间点不好打车：尽管Robel早先表示肯定能叫到车，当我看到他手机屏幕上不断提示的“无司机”时还是紧张了好一阵。这种紧张最终以大约15 min后Robel尝试给认识的司机打电话时来自ride的提示告终。临别前，跟遇到的每一个人一样，Robel嘱咐我一定要当心：紧紧带好全部物品，不要轻信任何人。埃塞俄比亚的陆路不太平。此次去南方还好；如果要陆路去北方，将经过数不清的、隶属于互不相同的地方势力的检查点，每次都能被吃掉一层皮。

这段车程只花了325比尔，说之前机场的司机试图收10倍价格不过分。两点半的亚的斯亚贝巴街道空无一人，只被环绕建筑物边缘的金黄灯光填充。出租车被手拿长枪的警察拦了一次，他们只对司机进行了例行搜查。在放行时，戴着三角形兜帽的警察隔着玻璃向我问好。

两点五十的汽车站大门还没有开，二十辆以上的大巴车贴着门外的路沿排成两线。三点钟时，看门人推开门，大巴逐个进入，同时进入的还有提着大小塑料袋或背着编织袋、一律穿着斗篷的乘车人。时钟来到四点三十分，比原定的开车时间迟了一个小时。车上乘客已满，我坐五号座位，显示屏上红色字体指示着当前气温为11度，车要开了。

离开亚的斯亚贝巴后，城市化的消退是缓慢而明显的。车程共计12小时，从亚的斯亚贝巴东部出发一路向南直到边境，期间将穿越交替变化的草原、树林、草原、半荒漠、树林和草原。在大约一小时车程出，尚能感叹首都之外的城镇同样有不错的外观：马路两侧的铺装道路，水泥制成的房子，这些都与典型的非洲村庄不同。马路有两个车道，被道路中央线状的绿化带分隔。在西非时，几乎没有见到过带有这样绿化带的道路。这些城镇散落在草原里，由这唯一的公路与首都联系。一旦离开城镇区域，车子就会被平坦的橙色大地包围。这土地并不荒凉：橙色的底料上是密布的深绿色斑点；不是枯草的黄绿色或春天的嫩绿色，这是只有在万物繁荣的盛夏才能见到的深绿色。深绿色向上生长，以猴面包树的形态形成了突出部。日出时分，在猴面包树间静止的湖水闪烁起成片的波光。我从没有觉得非洲国家国旗上的橙绿配色好看过，而当大地呈现出这番色彩时，我意识到大自然的美感不是人类设计师能比拟的。

↑草原日出

水泥房和绿化带绝不是散落在大自然的人类聚居地的全部。尽管一开始会发现乡镇的风貌与西非相比现代不少，随着行程的进行，这种区别最终消失了。铁皮棚子重新出现在路两旁，它们在后半段车程中会持续驱逐着任何城市化的景观。每当有人出现时，总会进入一段只有裸露的橙色大地的区域，尘土被吹得满天。车一旦放慢速度，等在路边的人就会聚集起来。与西非不同的时，在这里聚集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商贩；见不到头上顶着货物、伸长手向车玻璃推销的人，取而代之的是乞讨的孩子。不同村落的待客方式也有所不同。在中南部村庄Dila，临时停下的车辆两侧围满了孩子，伸直了手，对着车窗索要food。抱着婴儿的母亲站在旁边，投来渴求的眼神。而当我递去一块面包时，接下它的少年立刻走到视线盲区处，再回来时手里已经空了。而越是往南走，水泥房子越是稀少，乞讨者的比例却开始下降了。尽管没有顶着货物的流动摊贩，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支着摊位，将装着卡特草或香蕉串的篮子摆在地上售卖。看来城镇化是乡间传统经济模式的大敌：恰恰是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原始的村社内部农业交易模式较少地受到冲击，人们反而得以依靠劳动和贸易生活了。埃塞俄比亚的物产并不丰饶；尽管此处的咖啡冠绝全球，但咖啡毕竟不能解饿，而当地能出产的农业作物极为有限。这体现在惊人的水果价格上。在前一天的路边，携带装在塑料盆里的菠萝的街边小贩给出的报价是每个菠萝200比尔，是西非地区的5倍，而且这菠萝小得可怜，比拳头大不了多少。并不只是他一家独小；在超市里，在集市上，在拦路的村民手中，菠萝都并不比他的更大。在超市里买来的苹果约合人民币7元一个，打开包装后发现个个贴着法国进口的标志。在农村，苹果是完全见不到的，只有小小的菠萝、小小的香蕉和小小的西红柿。

↑沿街集市

尽管如此，当地人对我展现出的远不只是乞求。当汽车停在一处饭店时，所有人都下车吃饭，唯独我对过于酸的煎饼提不起兴趣。旁边的人说，如果你没钱吃饭，我来请你。在我谢绝之后，他又说无论如何买点碳酸饮料，他来付钱。不远处一个穿着破了好几个洞的红色衬衫的老人说他就来自我的目的地，祝我一路顺风。

苹果在当地人眼中是十足的美味。当我将吃剩的苹果核扔到窗外时，立刻就有孩子跑过来，将沾满泥土、几乎不剩什么肉的果核捡起来塞到嘴里。他不像其他村庄的孩子那样主动要食物，但这样子更让人心酸。我取出一个面包，小孩子们却迟疑了，不像是习惯于乞求食物的样子。那个小男孩用右手抓着苹果核，用左手胆怯地接过了面包，塞进嘴里，然后比了一个大拇指。在这里，切实存在的饥饿比任何地方——比多哥，比布基纳法索，比这些经济数据不如埃塞俄比亚的地方，都更加赤裸。它广泛存在于一亿人口之中，在他们中间，能够居住在有超市的花园城市里的只有一百万。

这种街边集市不全是自发行为。许多集市的前方是用绳子拉成的路障，由持枪护卫看守。货车一来，他们就会松开绳子放行；而客车来时，他们大概就会利用路障让客车多停留一阵子，以拉动本地消费。拖着长枪的村民走上前来，司机下车交谈，乘客前去购物或休息。在乘客的体验里，一切都很和平，村民的枪从来没有指向天空以外的地方，但我不知道司机是否这样想。每次穿过这样的集市后，人类定居的痕迹会在几百米内消失，两侧只剩下树林、山地、牛羊，以及蚂蚁包。

蚂蚁包是红色土地伸出的手指，高度可以与猴面包树比肩。它们的分布并不规则，有时十分密集，有时几百米不见一个，但当它们想要出现时，谁也拦不住它们。它们出现在草原上、树林见、农田中央、牛羊身旁。草原上稀释分布的盖着锥装茅草的圆屋与它们对视着。事实上，我想偏偏是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村民的生活质量更高：只有当人口密度较低时，并不富饶的物产才恰恰可以供养与世隔绝的生活。圆屋的墙壁上点缀着色彩鲜艳的图画，有人在门外画了两颗淡蓝色的心形。就连蚂蚁包也可以成为发挥艺术灵感的对象，不知是谁在蚂蚁包上绑了树枝，使得它活像张开双臂的稻草人。

12月6日19时41分在Moyale的旅馆。作为这条公路的终点，Moyale是一个规模稍大的城市。它继承了亚的斯亚贝巴的风格：在无数铁皮棚子中间矗立着一座未完工的大楼。它只有一条主干道，一路走到头就是边境，道路两侧极为拥挤，想要走路必须不断在人行道上下穿行，绕过来往的人、三轮车、摊位和更多的人。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村落以蓝色涂装的三轮车为标志，铁皮将车辆上方的空间包裹，将它装扮成了甲壳虫汽车。在Moyale，这种车一辆接着一辆，可以挤进去4个人。当我走在路上时，几乎每一辆路过的车都会大喊come on。同样喊着的还有兑换货币的商贩，他们没有固定的位置，行走之处就是业务所在地。加之戴头巾的妇女、站着谈话的青年、坐在铁皮棚子餐厅里的食客、站在少有的小楼房的窗边的人会争先恐后地大喊white、China、你好等任何他们认为可以表达惊异之情的词汇，街道显得极为喧闹。而我为了赶在边检下班前通过边境而跑起来，更加剧了这种混乱。但事实证明我没有必要跑：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边境几乎是开放的。在这里没有任何人在排队过检，分隔边境的铁门常开，数不清的行人自由穿行。在铁门边只有一个办公室，其中的人没有穿制服。我问他们是否这就进入了肯尼亚，他们连护照都没有看一眼，告诉我宾馆和下一程的车站就在前面。

肯尼亚一侧的城镇同样以Moyale为名。在这里，三轮车不见了，但换钱的商贩特别密集，无数双手向我招呼着，数不清的how are you重叠在一起。山羊从身前走过。宾馆和车站如同边检所说立在唯一的大路中间。当我购买第二天前往内罗毕的车票时，售票的中年人和另一个站在柜台前的帮手嘱咐我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财物，不要相信任何人。他们知道我需要换钱，叫我不要走动：在这里没有人会拿着美元出门，绝对不要把这些大额钱币露出来。接着，他们打电话叫来了换钱人；那位帮手不断暗示我不要轻举妄动，特别是别掏钱，只有当换钱人把他应给我的肯尼亚先令清点好送到我手上时，帮手才示意我可以把美元给他了。接着，卖票人叫我跟紧，转身走进了隔壁的旅馆，这同时也是边检推荐的镇上最好的旅馆，一晚上需要3000先令（约150 rmb）。在我办理入住时，卖票人在门口向我招手道别，并再次重复了那句他和其他人说过无数遍的话：照顾好自己。这里是东非，是人们口中的非洲明珠和发展新希望，是非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大湖区的入口，是人类的摇篮，是承受最多苦难、最多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的地区之一，是拥有最多嗷嗷待哺的饥饿人口的地方。